斯諾眼中七十年代中國普通人的生活
埃德加·斯諾（美）
於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中。由於曆史本身的複雜性，今天即便是這場運動的親曆者，似乎也無法清晰地言說彼時的狀況。那麽七十年代的普通民眾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七十年代，普通民眾的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對於民眾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又意味著什麽？本文作者埃德加·斯諾以一個“外來者”身份觀察到：“隻有對文化革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廠、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農村公社、在衛生機構、在各種文化活動以及在軍隊中引起的組織上政治上的變化，是特別深刻的。”雖然斯諾的觀察與記錄不能構成曆史的全部，但仍然為我們理解那個年代提供了一些線索和途徑。
王某是我們在街上遇見的普通人，1965年以來，他頭上既沒有長角，也沒有一圈光輪。在一家工廠的幼兒園裏，一些幼小的孩子給我唱了《毛主席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的歌兒，這個幼兒園設有自己的防空洞－－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熱愛毛，看來沒有什麽理由去懷疑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說的不是真心話。可是，除了每個人都佩帶毛的像章外，公民們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見到的人，幾乎沒有什麽兩樣。
人們的衣著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藍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褲子，冬天則穿上棉衣褲，也有許多穿著陸軍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軍淡藍色衣服的人摻雜間。除了紅星帽和紅領章外，軍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來的。許多婦女在家裏穿色彩鮮豔和較好的衣服，幾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兩套絲綢或毛料衣服，準備在節日穿，但是現在街上看到的服裝式樣是無產階級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說，“你就能看到更多的變化了。看那邊的那些婦女，她們都披上了新式的頭巾，色彩更鮮豔了。這意味著一個馳緩的時期正在到來。”當我應邀去一個中國專業人員家裏作客時，我注意到他們的妻子正在仔細打量攤在桌上的幾段華麗的鮮花織物。她們正在專心看一本時裝書－－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裏，知識分子和農民或工人現在更難區分了。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一些架子，並且小心翼翼地在群眾中培養他們的謙卑作風。由於幾乎全部兒童現在都上了學，在五年裏已經造就了更多識字的人。在中國的城市裏，已經很難找到五十歲以下的“瞎子”（中國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舉止上，人們顯得更加莊重，彼此見麵時很有禮貌，具有一種沒有等級的新觀念。在新建的工廠裏，我發現現在的工人幾乎都是中學（高中）畢業生。
二十多年來的植樹造林，美化了城市和農村，對大地的全麵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舊貌煥然一新；看起來象新洗刷過似的。中國顯然從未這樣富裕過，但不是在私人財富方麵。
王某現在吃得很好，身體很健康，衣著合身，每周六個工作日都用在勞動、參加毛(學習)班和研究生產技術方麵。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時候是其他日子；為了減輕擁擠，休息日是錯開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遊泳池或江河湖海去遊泳－－遊泳在中國仍是一項新運動。在冬天，他可能參加在農村地區進行的行軍活動。他也可能自願去挖地道和造磚修建防空洞－－同一位醫生或一位教師一起勞動。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樣，屬於一個集體。在城市裏，他遵守執行黨的路線的居民委員會的紀律，居民委員會負責兒童的照管、衛生和汙染控製、調解糾紛、福利、保健以及對老年人和殘廢者的照料。在公社裏，這類工作是由村或生產隊分擔的。
我們沒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內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麽煩惱的話，那顯然不是食品價格上漲、醫藥費用或稅款增加。十多年來，物價一直是穩定或下降的，沒有通貨膨脹或黑市。王某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國家的收入，來自國營市場物價管製形式下所包含的剩餘勞動價值，這種管製把消費控製在計劃供應的必需品的範圍之內。王某的生活並不富裕，但他沒有向銀行抵押借款或負債，也不必擔心折磨過他父母的饑餓和貧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園、運動場、博物館，參加演講會、音樂會，收聽廣播，看電視和看戲，所有這些收費很少或完全不收費。1970年，他選購的書籍隻限於教科書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長波收音機，或者可以買來零件，裝配一架短波收音機，但是要有電視機是很不容易的。電視機相對地比國外要貴，而且通常是由一個團體或機關集體所有的。全部節目的政治宣傳色彩很濃，演戲也是如此。戲票和體育比賽的入場券需求量很大，實際上（雖然有少數票子是門售的）隻有通過自己的單位才能弄到。電影院很多，票價也便宜，但影片品種不多。
我們這位朋友所讀到的牆報，上麵登著毛的指示或教導；報紙通常貼在布告板上，供人閱覽，但刊登的隻是有關黨的路線的新聞。外國消息很少，而且都經過了仔細的選擇；人們讀不到能夠推翻下麵這樣一種觀點的東西；中國雖然在許多方麵仍然落後，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確的。另一方麵，王先生也不會為這樣的消息而感到煩惱；暗殺事件，市場投機，色情文學，種族騷亂，離婚醜聞，販毒集團，謀財害命，賣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對富人的妒忌。富人現在已經沒有了。貪汙的官員、盜賊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雖然階級敵人依然存在，但他們大都要由國外的罪惡活動負責。
一句話，正如一個聰明人對我說的那樣，中國是一個真正的道德的淵藪。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過去相同的以外，並沒有多少新的變化。工資方麵，除低工資職工和中等工資職工的工資略有增加，高工資職工的工資稍有降低外，也沒有多大改變。例如，高級軍官最近自願降低工資百分之三十，這是我在杭州遇見的一位將軍這樣告訴我的。高級官員也是這樣。（據說毛澤東把對他的津貼削減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廠中，學徒級以上工資的幅度是從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幣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齡、級別和經驗而定，但是少數高級專家的工資可能和一個少將的工資相同，約一百美元。一個高級幹部或陸軍上將每月約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沒有家屬要贍養，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給國家。農民的收入差別很大，現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資少得多，但是實物收入和副業收益，卻使公社社員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於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訪問過的十二個大城市以及許多城鎮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費必需品的售價比1965年稍低，但質量有了改進。可以舉出幾個實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計，折算為美元的售價是：到貨旺、品種多的當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馬鈴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豬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點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魚的中國人是比較少的；現在，魚類到處有售，甚至在內地也買得到，半公斤售價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誇脫賣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飲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紅的)每瓶五十美分；杜鬆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雞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應外國人的商店裏，可以略高價格買到特製食品，如上好的黑魚子醬，每磅售價為2.5美元。
街上的飲食店供應花卷、醬菜、香腸和湯的簡單飯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廠食堂裏，飽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數中國人穿的是布底鞋，每雙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雙六美元至十美元；膠鞋每雙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襯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現成的幼兒服裝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頂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種類的皮或布做裏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纖上裝和褲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糧食製品、食油和棉織品仍然定量供應。各人的定量根據工種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間，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應豐富，這就很夠了。中國是世界上生產棉布最多的國家，棉布是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匯收入的一個大項目。所以在中國國內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嬰孩在內，每人大約十八英尺。合成纖維和毛織品是隨便購買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過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費品都是隨便購買的。
私人汽車已經沒有了，但是城市內和城市的間的公共汽車的服務已經有了改進－－雖然公共汽車仍然很擁擠。中國的火車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車之一。交通費很低。
我們街道上（或農村小道上）遇見的人，他家裏也許至少有一輛自行車，價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間。他的房租（保養費）每間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類型很多，但一般說來都有了改善。在農村，農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納稅。工廠工人的醫療費用是由他們的組織支付的，公社也是這樣。藥品的售價隻占西方國家售價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過組織免費供應的。
除了這一切以外，隻有對文化革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廠、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農村公社、在衛生機構、在各種文化活動以及在軍隊中引起的組織上政治上的變化，是特別深刻的。在青年中間，參加海、陸、空軍是他們真正最為向往的事業，但隻有很少的有誌於此者被選上。毛的年輕接班人中的一種新的精神麵貌－－遵照“忘記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教導－－可以在醫療衛生工作從城市推廣到農村這一點上，最顯著地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