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美教授痛斥貶低毛澤東的中國官員
紐約大學在曼哈頓的百老匯大街上，往北徒步二十分鍾是第五大道，往南徒步二十分鍾是華爾街。下午跑步鍛煉身體，經常遇到遊客打聽帝國大廈怎麽走，回答就是“請跟我來”，因為我跑步的起點是位於八街上的華盛頓廣場，再以第五大道與三十四街交匯處的帝國大廈為轉折點折返。住在曼哈頓這種地方，其實隻能以阿甘那種自虐的方式來鍛煉身體，即如同被狗攆著一般在大街上跑動不止。
帝國大廈(EmpireState Building)建於1930-1931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作為刺激就業的凱恩斯主義危機應對政策之一，帝國大廈與同時開工的洛克菲勒中心為當時的幾十萬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也創造了“十天建十層”的摩天大樓建築史上的神話，但建成之後帝國大廈卻曾空置多年，成為中看不中用的擺設，直到1933年好萊塢大片裏的金剛被攆得爬上去又掉下來，帝國大廈管理者終於找到了媒體時代裏新的生財之道。由於位於華爾街入口處的世貿中心大廈已在9 11中灰飛煙滅，帝國大廈依然是今天紐約的最高建築，至今它已接待了一億五千萬遊客爬上爬下，真不知道大家都爭先恐後急著上去幹什麽。
當然，比建築神話更神奇的事情，說出來隻怕大家不信：好像事先接到了上帝、白宮或者拉登其中一個通風報信的秘密電話一般，世貿中心大廈的那位擁有者、超級大款Larry ASilverstein不早不晚，恰好是在9 11之前一個月，——給世貿中心上了三十五億美元的巨額保險，也就是說，三十五億美元的巨額保單剛剛生效，這世貿中心就禍從天降般自我爆炸了。而與此同時，9 11發生前一天，美國航空股被大舉拋售，交易量比頭一天增加了十一倍，今天看來，甚至傻子也該在事後想一想，9 11發生前一天拋售航空股的先知如果不是上帝的話，那一定是另有其人。
當然，絕大多數善良淳樸的美國人民事後都沒有往這裏想，而是輕而易舉地被布什總統的慷慨陳詞忽悠到伊拉克戰爭那個大泥坑中。這當然不是說世貿大廈就是開發商自己炸的，換上王石、潘石屹這幫猛人或許還真沒這個膽子。但如果要說曼哈頓的大款們連這點氣魄都沒有，那你就實在是看貶了美利堅，看小了曼哈頓。
2002年秋天，我曾經在上海遇到過一位中國的超級富豪，他的一席話如今想來依然值得玩味。他說：從房地產商的角度看，毛澤東完成了“拆遷”，鄧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蓋樓、裝修”而已——搞房地產的都知道，拆遷比建樓難，因此，如果沒有毛澤東鬧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國有化，你就是在城市裏動一寸土都得流血，更不要說搞什麽奧運會了，所以今天搞房地產的，第一個最應該感謝的人就是毛澤東。——我想說這些話的人的學術水平，肯定大大超過了各類胡言亂語的經濟學家。這再次表明：書生——包括學院裏的經濟學教授，眼光肯定高不過真正的資本家，而用另一位紐約超級富豪廖子光先生的話來說，當今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們若來紐約曼哈頓做生意，一定會賠得底兒掉，這位廖子光是洛克菲勒投資委員會的理事，據說是少數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賺到錢的紐約投資家之一。不過在我看來，說學院裏的資本主義吹鼓手都不過是鼠目寸光紙上談兵，這一點恐怕中美兩國皆然。
開發商們要建樓當然首先就要拆遷，拆遷自然包括要炸樓，舊的不去新的自然不來，這其實根本沒什麽可奇怪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許多文化人卻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從房地產開發商和拆遷行動中認出了資本主義的原初麵相，在波德萊爾和尼采，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就是“創造性的破壞”或者“在破壞中創造”，而開發商的品質就是酒神迪奧尼索斯精神的對象化：不破不立，不打碎雞蛋就不能煎蛋餅，這就叫“現代性的邏輯”。在盧卡契和馬歇爾，伯爾曼那裏，第一個資本家開發商的原型就是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為了未來的發展藍圖，浮士德無情地推平了海邊一對恩愛老夫妻的小屋。最終，對經濟學家熊彼特而言，企業家正是迪奧尼索斯和浮士德生下的英雄子孫，為了推動社會和技術的創新，他們無情地發動經濟危機，以將千百萬人投入苦海的方式來毀滅“舊的生產方式”。多年以來，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一直力圖用“現代性的矛盾”這個曖昧不明的詞將企業家階級打扮成“浮士德式的悲劇英雄”，並自作多情地認為這些“酒神般”的英雄們在創造了現代新世界的同時，卻給自己的心靈留下了一片荒漠或者“荒原”，因而隻能通過在夜深人靜時胡作非為以及支持現代藝術來為心靈的荒漠、荒原提供慰藉。這就是為什麽，學院裏或者學者們嘴裏的資本主義總是帶著“現代主義”、現代性這頂高雅的桂冠。
紐約號稱現代主義藝術之都，但對於什麽是現代主義，能說清楚的人實在不多。紐約大學東亞係的老係主任羅伯特 摩西(RobertMoses)大概算是研究紐約現代藝術的鼻祖之一，早在年輕時代研究二戰後紐約的建築與文化的名著中，摩西就指出：“西方現代主義關於浮士德的神話根本不是真的，‘現代主義’和‘現代性’這些說法也隻不過是軟弱的知識分子的幻覺”，在羅伯特，摩西看來，所謂“發展的荒漠”、所謂精神的孤獨感，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自我”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自作多情，因為這種“浮士德式精神的荒漠”，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存在於那些叫作“開發商”的心狠手辣者的心靈裏，真正的“發展荒漠”其實隻存在於兩手空空走向黑暗的失業者、失地者和第三世界老百姓的現實處境中。
八十高齡的老摩西是個奇人，他每天堅持徒步走到位於百老匯大街的辦公室，閉門工作九小時以上。除了以研究現代主義聞名之外，摩西教授還是《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譯者，也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譯者，他是翻譯家，版本考訂學家。不過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主要該算是個“經學家”。第一次承他教誨，就是關於馬克思的著作版本問題——說出來大家也許還是不一定相信：今天我們看到的《資本論》其實應該叫《論資本》，它隻是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小部分，馬克思的《資本論》原本的寫作計劃是，第一部分叫《論資本》，第二部分《論地產》，第三部分《論工資勞動》，第四部分《論國家》，第五部分《論國際貿易》，第六部分《論世界市場及其危機》。而現在公開出版的三卷《資本論》，實際上僅僅是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部分即《論資本》的“編輯版”。馬克思活著的時候自己看著出版的，其實也隻有第一部分的第一卷，後兩卷分別是由恩格斯和考茨基這兩位“親密戰友”，在馬克思身後爭作馬克思遺產代理人，通過整理、編輯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所謂《資本論》“原文”，其實隻不過是個“殘篇的殘篇”，充其量僅僅隻是全書的理論導論部分而已，而且主要部分還不是馬克思自己編的。
對老摩西來說，真正的“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據說被封存在德國一個小城博物館中的大批馬克思從未出版的手稿——關於這個世界，關於資本主義的最終命運，馬克思究竟寫了什麽?是什麽迫使某個強大的勢力對這些殘稿如此恐懼，從而不得不將其長期囚禁封存，以防其得見天日?在摩西看來，這個強大的勢力既包括馬克思的敵人，也包括馬克思的繼承人，特別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編輯者和遺產管理人。“人們通過編輯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馬克思”——老摩西說，這就是雅克，德裏達在他臨終前的著作《馬克思的幽靈們》中要揭示的一個驚心動魄，但又盡人皆知的秘密。於是，當前保衛馬克思遺產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打破“馬克思的著作和遺產已經客觀全麵地存在那裏了”的假相，回到斷章殘簡的馬克思，回到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寫一部重讀毛著的書。在他座無虛席的“重讀毛澤東著作”課的講壇上，老摩西先從“發展”與“平等”這現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或者說先從這兩個詞的起源和曆史沿革說起：自由、平等和博愛是啟蒙的理想，而“發展”卻是1945年之後才出現的新目標。盡管如此，1945年以來，人們卻普遍相信平等與發展並行不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發展”，而後三十年中國人則是相信越“發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今天，是“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要求我們去重讀毛澤東主席的著作，特別是要求我們回到毛澤東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發掘和重讀毛主席未發表和未經整理的談話、文稿和“殘篇”。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是“尊馬讀經”、“尊毛讀經”而不是什麽“尊孔讀經”，——而不“讀經”怎麽尊馬?離開了馬克思的原著，我們又到哪裏去尋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所謂“讀經”，就是考訂文本，解釋文本，一個字一句話，老老實實讀下來，以這樣的方式與馬克思和毛一起思考下去，因為“揭發這個世界的秘密”與“破譯導師們的殘章”實際上是一個同步的過程。
毫不誇張地說，對於我這個初來乍到者而言，進入紐約大學東亞係位於百老匯大街的教學大樓，特別是進入東亞係老係主任摩西、現任係主任張旭東、曆史學家麗貝卡，卡爾座無虛席的課堂，第一感覺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時代的“抗大”和“馬列學院”一般。
而最令摩西老頭不忿的一件事，是紐約大學的中國中心邀請某前中國文化高官演講，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蓮花謳歌林肯、華盛頓之餘，終沒忘記口吐白沫大罵毛澤東為秦始皇，老摩西忍無可忍，當場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諒您對林肯、華盛頓一竅不通，但不可原諒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澤東就是您自己的華盛頓和林肯!勃然退場的老摩西還沒忘了交代：演講結束後絕不準用公款請此前高官吃飯。
你說聽了人家這番教誨，誰還敢再跟老頭子理論馬克思、毛澤東?再就更別提講解什麽林肯、華盛頓了。所以說，來曼哈頓做生意、抄美國人的底、救華爾街的市，就是來曼哈頓賣嘴賣舌頭，專門販賣咱們自己家祖宗那點事，你一不留神也怕在曼哈頓碰得頭破血流，弄不好就得留一堆學術笑話給人家當佐料。
其實，“郡縣”與“封建”、“公田”還是“井田”、“科舉”還是“選舉”，這些問題是中國幾千年來政治生活的核心，恐怕也是中國社會政治之根本，這大概就是為什麽：幾千年下來，中國的學者們爭來爭去，也大致都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在爭個不休，至於它是否可以叫作“儒法鬥爭”自然可以另說，但如果看不到這些問題，甚至完全拋棄了這些問題來袖手空談或者清談，則必然如瞎子摸象，而倘若簡單地把中國的問題認作根本在於“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恐怕就更是流於道聽途說、緣木求魚、無的放矢了，在我看來，郡縣與封建、公田與井田、科舉與選舉，——這些問題如果放在今天中國的語境中，說它也就是宏觀調控與“放權讓利”之爭、是維護土地集體所有製與土地私有製之爭、是建立現代公務員製度與實行多黨競選之間的論爭——這恐怕也不能說是牽強附會吧。隻不過，如今看明白這一點的人之所以不太多，恐怕還是淡忘了毛主席的教導：割斷了曆史，也就沒有了未來。更有甚者，邯鄲學步，西洋的沒學會，自己根本是什麽也忘記了。
說完了“經學家”就該再說說“經濟學家”了，下麵要說的這位和摩西教授一樣有趣的老頭名叫皮大衛(David M Pidcock)。認識了許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這種人混才知道學問少，聽皮大衛“爆料”方知道資本主義水深。
皮大衛是一位特殊的銀行家，號稱能夠“玩轉資本主義”的高超的投資人，一頭專挖華爾街和倫敦股票市場牆角的老鼴鼠。而與一般妁經濟學家“隻說不練”不同，皮大衛先生則是“又說又練”，而且是“練得比說得更精彩”。皮大衛皮老頭創立的“理性經濟研究所”(TheInstitute For Rational Economics)分別在英國倫敦和印度新德裏設有分支機構，而該機構的工作中心，就是揭發資本主義運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專門分析和揭發金融市場上的黑幕。匯豐銀行董事局主席斯蒂文，格林先生來中國訪問，不幸與皮大衛狹路相逢，格林主席甚為狼狽：皮大衛!怎麽哪兒都有你啊?皮大衛則皮笑肉不笑道：應該說我們形影不離，而且我的消息比你還快啊!(與皮大衛這種“野路子”不同，斯蒂文。格林出身於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現任教於該校政治學係的林春教授曾經告訴我說，格林先生自從學生時代起就一向彬彬有禮，屬於那種典型的老英國紳士教育的產物。)
像馬克思自稱是叮在資本主義軀體上的牛虻一樣，皮大衛是不折不扣的叮在華爾街大鱷們身上的螞蟥。他之所以深深愛上這種密探式的經濟情報搜集工作，理由非常簡單，即作為投資人他必須確保自己投資的成功，而這種投資的成功則基於他對資本主義的清楚認識：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是特殊的“人脈”，而根本不是什麽理性的市場交換。他主持的“理陸經濟研究所”的工作目標，就是對主宰經濟和投資活動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社會關係作精密研究和調查，甚至是不擇手段地掌握、揭發和洞悉權錢交易的關係網，而不是去埋頭研究什麽市場的理性模型。在他看來，資本主義一定是權錢勾結，一定是最大利益集團的操縱，如果從抽象的市場理性角度看，資本主義的盈利活動恰恰是高度非理性的，資本市場從根本上說是被社會關係和階級關係、被最大利益集團的利益所支配和操縱的。因此，如果說華爾街是世界資本運動的心髒，那麽皮大衛這個七十老翁則是在此區域幾十年長期蹲守的“老片警”，而他的葵花寶典，就是懷裏揣著的世界金融大鱷們的社會關係聯絡圖和活動時間表。
馬克思說商品社會是個謎，資本主義除了秘密之外什麽都不是，而皮大衛之所作所為就是專門刺探情報、揭發投資秘密。皮大衛長期熱衷於“爆猛料”揭發華爾街管片的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據說還是由於他的贖罪意識。——在這一點上，皮大衛也算是個銀行家中的例外，那就是他賺錢賺多了，心靈裏確實還真有了點荒原感”，即他這個人還真有點“現代主義”式的雙麵性格。大衛出身銀行世家，他的祖上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重要股東，參與了對印度的殖民活動和對中國的鴉片戰爭。研究亞洲曆史、亞歐關係史，特別是金融史、殖民史，這對皮大衛來說簡直就是“家學”，關於1840年前後那段曆史，皮大衛查查家譜就能明白許多咱們不了解的真相。從小就“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他恐怕比胡繩以來一切中國曆史學家都明白鴉片戰爭究竟是怎麽回事。
在皮大衛看來，鴉片戰爭當然不是中英兩國之間的戰爭，而是中國與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主導的倫敦金融市場之間的戰爭。1830年以降，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通過公司股票和期貨交易，重新組織了一個聯係英國－印度－中國－美國和美洲－非洲的新的世界經濟結構和世界貿易體係，這個體係中的棉布－茶葉－白銀－棉花－奴隸貿易，都是由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的股票、期貨交易所支配的，也就是說：在這個體係裏麵，除了英國是“管賬的”之外，其餘的各位全是“跑腿的”。表麵上看中國是被英國的武力打敗了，而實際上是整個亞洲經濟貿易體係被英格蘭銀行主導的新的世界經濟體係徹底征服和邊緣化了。軍事技術的欠缺使中國和印度被武力收編進英國主導的世界地緣政治體係之中，但更為重要的則是：軟實力的欠缺使得中國和印度無法形成強有力的貨幣信用製度，從而在跨國的區域性貿易中不能形成獨立的區域性貨幣，轉而就不得不依靠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的匯票和股票，這才是亞洲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皮大衛的結論是：西方最厲害的不是大炮，而是銀行——是股票、匯票、期貨有價證券這一係列信用工具。而這個東西其實就叫“資本”。
撫今迫昔，在皮大衛看來，無論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是否完成了軍事上的革命，無論這兩個國家是否正崛起為世界經濟貿易大國，而隻要他們在亞洲和世界貿易活動中還不得不依賴美元和歐元，隻要中印依然還是所謂的“金磚四國”的主要成員，中國還是擁有美元最多的國家，那麽它們的命運就必然依賴於紐約華爾街和倫敦股票交易市場，他們就依然還是被剝削的對象和西方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的基本目標，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印兩國其實從根本上還並沒有真正走出鴉片戰爭(所造成的世界體係結構)。——除非它們有朝一日，能夠在亞洲各國之間形成一種不同於美元和歐元的區域性共同貨幣。——而這又談何容易。
由於馬克思《資本論》特別是其第四部分《論國家》的隱而不彰，我們今天恐怕已經很難全麵地了解馬克思關於現代國家的起源與資本主義之關係的論斷了。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列寧、布羅代爾等人的論述中看到馬克思的思路的沿展，正像馬克思首次提出了長途貿易與信用製度、與匯票的關係，而布羅代爾等人則發展了馬克思這一論斷一樣，列寧指出了中世紀以降，歐洲國家間頻繁的戰爭與資本主義製度形成之間的關係。正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這位對歐洲現代國家製度的形成有著精深研究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歐洲現代國家製度是在歐洲中世紀以來長期的軍閥混戰中產生的，這特別意味著——歐洲現代國家的規模、現代歐洲基本的政治單位，是由“在彼此毀滅中建立起來的武力平衡”所決定的。他進一步指出：在1490年，歐洲的8000萬人被分成200個國家，而今天的約6億人則生活在不到30個國家裏，而決定現代歐洲政治單位大小的不是別的，正是這種“彼此毀滅的武力平衡”，這種平衡使得歐洲既不可能分裂為中世紀的城邦，但是卻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歐洲”。而正是戰爭——彼此毀滅的武力平衡，使得“現代民族國家”成為歐洲基本的政治單位，它同時也更深刻地決定了資本主義製度與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查爾斯蒂利這樣寫道：
從曆史上看，很少有歐洲國家能夠從當下的財政收入中支付它的軍事開支。於是，他們必須以各種形式的借貸來應付軍事開支的短缺：讓債權人延期受付(由於不得不從客戶強行貸款、向銀行家借錢，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讓銀行家獲得分享未來政府財政收入的特權)，促使了跨國的資產階級的形成。毫無疑問，貸款的可利用性取決於資本家的存在和出現。資本家正是作為貸款的籌集者、償還貸款的政府財政收入的管理者來為國家服務的，更為常見的是，資本家作為作為公債的組織者和持有者出現，而他們的活動促進了國家的貨幣化。
因此，現代西方政治學的核心與實質在於：戰爭的規模決定了歐洲政治單位的規模，而歐洲戰爭的規模又是由戰爭貸款的直接提供者——歐洲銀行家和資產階級所決定的，正是這一點，可以最為簡捷地說明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及其與戰爭之間的關係。也隻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像皮大衛那樣深刻地揭示鴉片戰爭的實質。
作為華爾街最討厭的人，作為一個老鼴鼠，作為叮在華爾街拓荒牛身上的老牛虻、作為一個遊走在紐約和倫敦股票交易所之間的老偵探，皮大衛在9 11之後點的第一炮針對的就是安然公司(Enron)，而實際證明，安然破產案是一個典型的近乎完美的金融危機案例。按照他後來的說法，9 11之後一個多月就爆發的安然破產案，才是當前美國金融海嘯的真正先聲。
安然公司是美國的能源巨人，其自有資產為九百億美元，每年經營收入過千億美元。這個1985年成立於布什總統老家德克薩斯的小公司，利用美國政府1980年代後期以來的能源開放(即將能源私有化)、解除管製(即股份化)的政策，迅速壟斷了美國能源(包括電力、石油和天然氣)供應，並將能源供應引入股票和期貨交易市場。在十年的時間裏，安然公司迅速爆發，其業務遍及美國和全世界，公司股票由數美元上升為八十九美元每股，這種令人歎為觀止的股票增值，不但在知識經濟的泡沫時代壓倒諸IT企業而獨領風騷，而且，在9 11之後美國經濟低迷的狀況下，安然更是一枝獨秀。吸引大批股民在9 11之後追捧能源類股。
安然迅速崛起的秘密究竟何在?這是皮大衛長期探索的課題之一，對安然的研究和偵查費了他許多腦筋和金錢，而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安然的經營實際上近乎一塌糊塗，它爆發式崛起的真正秘密不在於產品的先進性和經營理念的創新，而在於它背後無堅不摧的關係網：安然這個私營的能源巨人公司其實是美國政治經濟統治的工具，在所謂“自由市場”背後有一個鋼鐵般的武士為其站崗守夜，而安然公司的守夜人就是CIA、五角大樓和美國財政部。
按照皮大衛搜集掌握的材料，安然公司CEO“雷總”(Kenneth Lay)本人係五角大樓官員，在越南戰爭期間供職於此。而安然董事局另一個重要成員“魏總”(Frank Wisner Jr.)的老爹，即CIA前總負責人“老魏總管”(FrankWisner Sr.)，換句話說，“小魏總”其實是與小布什總統同為一個CIA大院裏玩大的“幹部子女”。而與此同時，“小魏總”還身兼多任，一一他同時還是美國保險業巨頭AIG的董事局成員，而AIG的軍方背景有目共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扮演的角色，包括與中國國民黨四大家族之間的財務聯係，均有據可查。還有，美國前財長魯賓(Robert Rubin)作為花旗集團的“獨立董事”，更是安然“雷總”的多年至交，而因為這層關係，安然與花旗集團、AIG成了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的表兄弟。而且安然的“表兄弟”企業還不止這幾個，更為著名的則是切尼副總統旗下的哈裏波頓(Hallibur-ton)公司——眾所周知，連美國打伊拉克的大兵的吃喝都是這家公司操辦的。
這才叫“賈不假，白玉為堂金做馬；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四大家族”背後站著五角大樓加CIA，用咱們偉大的《紅樓夢》裏那個包打聽小門子的話來說：無論你是奧巴馬還是奧巴牛，其實都不過是個新上任的賈雨村，如果你啥都沒整明白就想搞什麽大民主——那你就算是活得不耐煩了。人家壟斷了能源，更掌握著兵權和秘密警察機構，順理成章的想搞誰就搞誰，既然能把你“民主”上來，同樣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也是根據皮大衛無孔不入的調查，1998年，安然公司通過老布什總統的關係，說服小布什總統，強迫阿根廷政府將修建一條天然氣管道的合同包給安然，而作為回報，布什家族的一個密友當上了這個項目的總裁。1993年，布什政府成員、安然前財務部主管托馬斯，凱利迫使科威特政府將重建舒艾拜(Shuaiba)電廠工程的訂單交給安然，盡管安然的報價要大大高於其他公司，科威特政府也隻能照單認宰。1991年，安然拿下了印度大柏(Dabhol)電廠工程，成千上萬的當地居民因家園被毀而上街抗議，而安然公司的回應是雇傭印度軍警大肆鎮壓民眾示威，“世界人權觀察”對這種由美國政府背後支持的鎮壓大聲抗議，但布什政府對此充耳不聞。1992年，安然在大選中兩頭提供政治獻金——而結果證明它大筆的金錢沒有白花，克林頓政府上台後，立刻積極說服印尼蘇哈托家族將印尼最大的能源項目交給了安然。同年，也是在克林頓總統的親自說合下，安然拿下了由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管道的建設工程項目，於是，美國借助安然公司掌握了連接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能源通道，這合同一簽就是十年——鬧得普京今天想給天然氣管道改線根本就做不到。——而1998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安然“雷總”撫今追昔，壯誌淩雲地展望公司前景說：“我們對發生在蘇聯、東歐、中亞地區迅疾的市場自由化腳步樂觀其成，市場自由化將在能源和電力貿易方麵為我公司和整個世界提供更為誘人的發展機會，我堅信：中國隨後就會趕上市場自由化的步伐，如果它不想自外於世界的話。”
這企業家的口氣簡直比布什還大，但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官商勾結的精英利益集團本質，這其實就是安然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爆發的秘密。
不過，正是對安然的長期調查和跟蹤使得皮大衛認識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擴張的增長神話是靠它背後的社會關係來維持的，而維持這種社會關係則耗費了安然巨大的開銷，導致了大量的隱形財政支出，這使得安然的財務體係即使不是一塌糊塗，恐怕也是黑賬假賬一大堆，難得一見天日。而且，安然不但長期向民主、共和兩黨支付政治獻金，同時更要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製定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持，這就需要供養研究所、提供所謂“非政府組織”基金、支持包括“達沃斯論壇”這種資本家的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間機構”包括美國企業家協會、美國政策創新協會、美國“結構融資實體”，這些智庫既是安然和美國政府開拓世界市場的軟力量戰車，而隨著其分支機構遍及世界，其花銷和支出也日益龐大。——用皮大衛的話來說，隨著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來越多，它為了保護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來越高。他斷言：安然的財務報告必定不實，無論它怎麽遮掩，總會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
而且問題還不止這些，當皮大衛將目標盯住了安然的財務總監Andrew Fastow之後，令人震驚的一麵出現了。表麵上看，安然的這位財務總監安德魯，福斯托(Andrew Fastow)——我們簡稱其為“福總”——是個行事格外低調的人物。這個四十歲的律師，兩個兒子的父親，將主要的業餘時間用於充當兒子的體育教練，或徜徉於紐約的現代藝術畫廊，資助各種學術機構。他社交圈甚廣，但唯獨商界中人對他最為陌生，盡管養著一大堆媒體，這個大款的主要特點卻是從來不上電視——即使是安然事發之後，作為主要責任人，福總的律師依然援引回避法案，使他得以免除麵對電視鏡頭的曝光。但是，皮大衛的調查發現，如果說“雷總”等人代表著安然的公開的一麵的話，那麽正是“福總”這個神秘人物構成了安然見不得人的另一麵。這位神秘的“福總”實際上長期負責將公司財務變成董事局主要成員的個人金庫，並負責偽造公司業績報表。而通過這樣的手段，安然公司上層所分的不是公司的盈利，而是股民和銀行的貸款。——所謂無利不起早，安然的董事局成員當然一天都不會給資本主義白忙活。
9 11之後，當全球都在追捧能源股的時候，皮大衛果斷看跌安然股票，同時，他將自己所搜集的安然的秘密寫成一本名為《下一場世界大戰》的“非法出版物”，四處散發，見誰給誰塞匕一本——開始大家以為他是錢賺多了吃飽了沒事幹專門玩“惡搞”，始料未及的是，安然的命運不幸被他所言中。
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發布了第三季度財務報告，雖然表麵上安然的經營收入較上一年第三季度一舉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九，達到了476億美元，但是令投資者大跌眼鏡的是，安然居然一次性衝銷了高達10.1億美元的稅後投資壞賬，這筆巨額的壞賬衝銷不僅抵消了其在該季度的所有經營盈利，而且造成了6.18億美元的淨損失(折合0.84美元／股)。更令投資者震驚的是，在這筆壞帳衝銷中有3500萬美元，是由安然總公司與兩家名為LJM CAYMAN LP和LJM2 CO-INVESTMENTLP的有限合夥之間的套期交易所造成的，而這兩家“LJM合夥”一直是由安然公司的首席財務官“福總”所獨立經營和控製的。
在稍後舉行的與證券分析師討論季度財務報告的電話會議上，麵對證券分析師們的質詢，安然又進一步承認，由於“福總”的LJM合夥所投資的一家結構融資實體與安然之間所進行的一係列複雜交易，安然公司不得不回購了5500萬普通股股票，因此股東權益減少了12億美元。
10月17日，美國證監會致函安然，開始就可能存在的關聯交易問題進行非正式的查詢。與此同時，皮大衛所搜集的那些關於安然公司的小道消息部分內容開始在《華爾街日報》上以“消息人士透露”的名義刊發。也正是由此開始，“華爾街的9 11”——安然公司假賬案爆發，一個月後，美國能源巨人安然公司轟然倒塌。
事後證明，安然假賬案的細節極其複雜，但總體思路卻相當簡單：首先，“福總”實際上手下管理著三十多個小公司，LJM隻是其中之一，安然一方麵將其虧損劃到這些小公司賬上，而另一方麵再把小公司的盈利轉移到安然名下，而隻有這樣，安然公司的財務報表上才能長期紅旗飄飄。而隻要安然公司財務報表上紅旗飄飄，那麽安然就可以大肆利用這種財務報表上的“紅旗飄飄”以換取超高的信用評級，有了高的信用評級，安然就可以從股市上圈來大筆金錢，同時再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從而再反過來不斷衝銷小公司的壞賬。
實際上，從今天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安然所玩的遊戲，其實與2008年9月以來引發世界金融海嘯的華爾街上的大公司的所作所為一模一樣，但是，在當時安然卻僅僅被當成了一個個案來處理，沒有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視，這與其幕後力量的遮掩和“擺子”關係巨大。而玩安然這種循環遊戲的關鍵在於是否有人去爆料，如果沒有人去揭發秘密，遊戲或許將永恒繼續，而一旦有人嚷嚷，而且堅持不懈，終於嚷嚷得大家開始將信將疑，哪怕最終結果隻是導致證監會象征性的“非正式的查詢”，則遊戲立馬麵臨終結。因為這裏的關鍵是：哪怕隻是美國證監會象征性地過問，那也必將導致安然公司在標準普爾、穆迪這樣的評級機構那裏的信用評級下降，而一旦信用評級下降，則企業立即會麵臨三大致命後果：一，公司不可能再低息從銀行貸款；二，此前的貸款將提前到期；三，危害投資者信心，公司股票下挫。
而正是在資金鏈條斷裂、債務提前到期和資產縮水三重打擊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能源巨人安然就雪崩一般地暴露出巨大的壞賬和虧損，並使得任何妄圖挽救它的力量不得不望而卻步，最終不得不聽任其宣告破產。——與此同時，安然的大筆盈利不翼而飛，而包括“福總”在內的公司高層全身而退，並沒有受到任何追究，隻剩下大批悲慘的股民呼天搶地，隻能自認倒黴。
1990年代末，我由於在杜克大學的學術會議上宣讀關於廣東公行和鴉片戰爭的論文。而偶然結識了皮大衛先生，正是通過他無私的幫助，我得以查閱匯豐銀行史，了解了匯豐作為廣東公行的合夥人的發家曆程。如今想來，如果說老摩西給我的啟發是做學問如同考古，而皮大衛給我的啟示則是搞研究如同探案。
2008年9月13日是我來紐約的第二天，當晚皮大衛請客，酒足飯飽之後，同去哈德遜河散步，當年中國曆史學家黃仁宇在紐約一個偏僻的學校裏教書，大概就是長期徘徊於此，才寫下了著名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由於第二天就是中國的中秋節，背靠曼哈頓，麵向新澤西，我看來看去，便說這美國的月亮還確實真是不圓。皮大衛卻在一邊冷笑道：你這中國佬初來乍到，還倒是有騷情看月亮，我估計啊——你這一回能否拿到自己的工資都是個問題哩。
我說不會吧?皮大衛笑道：等著瞧吧一一兩天之內，華爾街必有大事發生。當時我還以為他喝高了，再說華爾街關我個屁事，除了買菜我根本就不會去那裏轉悠(曼哈頓的唐人街所在的Canal Street離華爾街隻有一街之隔)。
果然兩天後的9月15日，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當日美林證券和雷曼兄弟應聲倒下。人類曆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一個月後再見，是在42街有名的中國菜館“唐亭”。皮大衛問我中國對金融危機的看法，我自然語焉不詳，隻是據大家說這隻不過是“信心的危機”雲雲。皮大衛則一臉假笑，我問他笑什麽，皮大衛先是伸出一個手指頭：“第一，信用危機。資本主義的生命在於信用，而美國資本家恰恰最不講信用。”然後他又伸出第二個手指頭：“第二，階級鬥爭。少數人卷走了大多數老百姓的錢，而且是以他們永遠也看不明白的方式。”
好在多虧紐約大學當局的精明管理，我總算拿到了自己的工資，而我的美國同事們卻不幸損失了他們未來的保障——養老金。據說哈佛大學就沒有紐約大學這麽幸運，因為他們的校董把學校的經費投入了華爾街的股市。而這再次表明，學院裏的知識分子完全不是資本家的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