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即領袖的製度在從學校畢業後就戛然而止了，這已經成為在亞裔美國人的生活中苦澀暗流的一部分。
有時候，我會向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影子投去一瞥，然後驚訝於自己的所見。漆黑的頭發。斜長的眼睛。像煎餅一樣平坦、黃中帶綠的皮膚。類似爬行動物的漠然表情。我曾竭力讓自己相信，這張麵孔和其他任何麵孔一樣美麗。但這樣想的時候我又覺得這張麵孔很陌生。這是我的麵孔。我沒法否認這一點。但這張臉和我有什麽關係呢？
有時候，我懷疑我的這張臉在其他美國人眼裏顯示出的是：一個隱形人，很難在一堆和他相似的麵孔中將他辨認出來。一個站在在人群中頗為顯眼但毫無個性的人。一個美國文化貌似非常推崇但實際上是在鄙視與剝削的偶像。不隻是那些“擅長數學”、會拉小提琴的人，也是一大群被憋得不行、被壓得要死、被虐得快殘了的循規蹈矩的半機器人，在社會與文化層麵都沒什麽重要性。
讓我總結一下我對於亞洲價值觀的感受：操他*的孝道；操他*的追分少年；操他*的常春藤盟校之癲；操他*的順從權威；操他*的和諧關係；操他*的為未來而犧牲；操他*的中產階級奴性。
幾個月前，我收到一封來自年輕人傑弗遜•毛的郵件。他先是進了史岱文森高中，最近則剛剛從芝加哥大學畢業。
現在他更清楚自己高一的時候要做些什麽了：“學習上隻要有一半的努力就夠了，但在其他方麵要做得更成功。”
史岱文森是美國競爭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完全依據考試成績招生。這就是結果：僅占紐約人口12.6%的亞裔在這所學校中占據的比例高達72%。
在史岱文森念到大概一半的時候，一種隱隱約約的不悅之感開始侵蝕毛的內心。他一貫都覺得自己是一群“沒有名字、沒有麵孔的亞裔小孩”中的一員，這些小孩不起眼得“就像房間的裝飾物的一部分”。他一貫都滿足於埋頭苦學，朝著史岱文森學生們共同的目標而奮進：哈佛。但是大約在他畢業班那年剛開始時，他開始懷疑這場通往學業成功的路是否是唯一的、或者最好的路。
“你忍不住會覺得肯定還有其他的道路，”他邊吃米粉邊解釋，“這就像是我們這群人被按著頭和彼此較勁，而中西部的孩子卻可以做著少得多的功課，還可以在車庫玩玩樂隊什麽的——如果他們的智力還可以，在學校也還算努力的話……”
傑弗遜•毛
我們見麵幾周後，毛讓我和他在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爾•朱聯係。朱去年從威廉姆斯學院畢業，他的詩歌還贏得了一個創意寫作比賽的獎項。他從18000美元的獎金中拿出一部分用於到中國旅遊，但現在他回到布魯克林的唐人街和他父母住在一起。
朱記得他在威廉姆斯的第一學期時，他的大三學生輔導員時不時地會把他拉到一旁問，覺得一切都好嗎，有沒有遇到什麽煩心事。“我還在適應這個地方，”他說，“我不是完全開心，但也不是完全沮喪。”但那時他新交的白人朋友也會說出相似的話。“他們會說：‘丹，有的時候，有點難看出你在想什麽。’”雖然朱有著一張好看的麵孔，但將他的行為定位為保守不算個錯誤。他聲音輕柔，沒什麽音調起伏，麵部表情也很少變化。他把這一切歸咎於家庭氣氛。“如果你在一個中國家庭長大，”他說，“你不會怎麽說話。你會閉嘴聽你的父母叫你做什麽。”
在史岱文森，他完全處於一個亞裔的圈子， 和誰交朋友是由你乘哪條地鐵線來決定的。但當他到了威廉姆斯之後，朱慢慢地意識到一些奇怪的現象：在新英格蘭地外走動的白人總是麵帶微笑。“呆在這樣一個地方，每個人都變得很友善。”
他決心要開始多微笑。“這是我必須通過積極練習的一項技能。”他說，“就像你在商業中進行一筆交易時，把錢交給對方———然後你微笑。”他說他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但還是任重道遠。“我正在試著清空18年中國式教育。在威廉姆斯的4年有幫助，但是還不夠。”他的父親，一位IT經理的遭遇讓他很在意。“他是辦公室裏最優秀的程序員，”他說，“但他的英語說得不太好，升職的時候就永遠沒他的份。”
精英即領袖的製度在從學校畢業後就戛然而止了，這已經成為在亞裔美國人的生活中苦澀暗流的一部分。
“我猜，我想成為在某方麵特別擅長的人，那樣我在社交方麵的缺陷將不再重要。”他告訴我。朱是一個聰明、勤奮、文憑無可挑剔的在美國出生的年輕人。他對於憑借自身能力贏得世界尊重這一點充滿信心，但他懷疑自己永遠無法感受到那種在威廉姆斯的白人同學身上看到的自在。那種自在，他說———“我覺得離我還有好幾代遠。”
上個世紀90年代，當詹姆斯•洪還是伯克利一名電子工程專業的學生時，他到IBM公司進行了一係列的麵試。一位年長的亞裔研究員看了看洪的簡曆，問了一些程式化的問題。然後，他一言不發地站起來，走去關上辦公室的門。
“聽著，”他告訴洪，“我會很坦白地跟你說。我們這一代來到這個國家，是因為我們想給你們這群孩子創造更好的條件。我們用盡全力，離開家國，來讀研究生，那時連英語都還說不溜。如果你得到了這份工作，你將會和我們這一輩遭遇同樣的‘天花板’。他們隻當我是一個亞裔的博士，而永遠不是做管理的料。你將會得到一份工作，但是你不要接它。你們這一代必須比我們走得更遠，否則我們的所有努力都白費了。”
這位研究員談的正是一些人所說的“竹製天花板”——種隱形障礙，用於維係美國大公司金字塔狀的種族結構，在其中，許多亞裔位於金字塔底層，少數位於中層，而幾乎沒有人位於高層，掌控領導權。
這是亞裔美國人生活中苦澀暗流的一部分：眾多名牌大學的亞裔學生發現，他們所熟悉的精英即領導的製度在畢業後便陡然終結。如果每個美國常春藤盟校畢業班學生中亞裔占15%至20%，如果常春藤盟校是美國社會領導人的孵化器，那麽推論說亞裔將在公司領導層中占據相應的比例應該是站得住腳的。
然而，統計數據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事實。根據最近一項調查，亞裔在美國人口中占大約5%，但在企業管理層中僅占0.3%，在董事會中還占不到1%，在大學校長中占約2%。在財富500強企業中，僅有9名亞裔CEO。在一些亞裔集聚的特殊產業，情況也大體相似。矽穀中1/3的軟件工程師為亞裔，然而在聖弗朗西斯科灣一帶的25所最大型的公司中，僅有6%的董事會成員是亞裔，僅有10%的公司管理人員是亞裔。根據2005年的一項調查，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終身聘用的科學家中有21.5%為亞裔，但實驗室或分部主管中隻有4.7%是亞裔。在一個名叫Yellowworld的網站的評論區中出現過這樣一條簡潔的感慨，概括了這個現象： “如果你是東亞裔，你需要上一所頂尖的大學來才能獲得一份高薪工作。但即使你獲得了一份高薪工作，那個全家都是普通州立大學畢業的白人可能不知不覺就爬到了你上麵，僅僅因為他是白人。”
竹製天花板一部分陰暗叵測的本質在於它看起來並不是由公然的種族歧視引起的。這種數據上的不平衡更有可能是由無意識的偏見導致。比如，沒有人會肯定地說個子高的男人天生就是更好的領導。不過，盡管身高6尺以上的男性在美國男性人口中僅占15%, 他們在美國公司CEO中占到了58%。相似地，沒人會說亞裔不適合當領導。但是在最近發表的一項心理學實驗中，受訪者一致認為，即使能力相當，那些有著白人名字的假想雇員也比那些有著亞裔名字的假想雇員更有領導潛質。
也許這隻能歸咎於傳統的亞裔成長環境。要成為領導需要個人主動，需要思考一個組織可以采取怎樣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搭建人脈關係、自我推銷和自信的主張。如果斷言任何亞裔都不擅長創造性思維或不願承擔風險，顯然是種族主義的觀點。但如果說一個在教育上向來注重死記硬背和填鴨式灌輸的群體，在整體上不大可能造就很多傾向於挑戰當權者、或打破傳統行事方式的人，那麽這隻是對一種文化現象的觀察。
Sach Takayasu曾是IBM紐約市場營銷部升遷最快的成員之一。但是大約7年前，她覺得自己的晉升慢了下來。“我超額完成任務，工作很長時間，但這樣的努力就算再多也無助於我向上走。”她說。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她參加了由一個名叫“亞太裔領袖才能教育”的機構舉辦的研討會。
Takayasu在2006年參加了為期一周的課程培訓。最初的練習中有一項是由小組教員請大家列表展示他們所認同的亞裔價值觀。學生們的回應包括：光宗耀祖，孝敬父母，克己慎行。接著教員讓同學們列出心目中的領袖要具備的品質，然後提示他們注意到：兩個表格鮮有交集。
法律教授兼作家蒂姆•吳在加拿大長大，母親是白人，父親是台灣人，這使他在白人與亞裔如何看待彼此的問題上能夠獲得一個有趣的見解。 “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在亞洲人天生適合做‘辛苦工作’”，他說，接著他定義了“苦力”，也就是中文裏代表“辛苦工作”的詞。“在這種古怪的自我選擇現象，亞裔員工總是向那些最艱苦繁重的工作部分遷移。”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師總是擅長把自己描繪成高人一等，超越“苦力”。“白人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直覺：要給人一種他們隻會去做真正重要的工作的印象：你就是一個四分衛。這種傲慢卻是亞裔在不曾被灌輸的。在搬到紐約後不久，有人告訴我，要成功，你必須了解什麽樣的規則是你要打破的。如果你打破了錯誤的規則，就完蛋了。因此，最簡單的就是遵守所有的規則。但這樣一來，你就把自己困在底層。真正的訣竅在於懂得哪些規則不是為你製定的。”
這是一種由規則來管理的規則打破遊戲——在規則手冊並未提及，但是在內在的文化意識中代代相傳——這也許是我聽過的對於竹製天花板如何在現實中運作的最好解釋。
你要如何清空18年的中國式教育？
J. T. Tran
這是J. T. Tran在Silliman College的名人茶話會上向一屋子的耶魯本科生提出的隱形問題。他的給出的典型的亞洲式回答：練習。Tran是個泡妞大師，人稱“亞裔花花公子”。他環遊世界，舉辦“訓練營”，主要麵對亞裔男生，傳授吸引女人的藝術。今天，他應亞裔美國學生聯盟的邀請來到耶魯。
“猥瑣是可以修正的，”Tran對一群隻能站著圍觀的聽眾說。“很多男生隻是沒有意識到要如何表現自己。”Tran每周都會到一個新城市會見一群新聽眾，這些聽眾都是好男人，聰明男人，有上進心的男人，隻是從沒搞懂如何與女性成功相處。他們的媽媽當年把他們都留在家裏學習，而不讓他們出門約會或社交。現在Tran的公司，“吸引力ABC”，提供的就是這方麵的補救性教育——包括三場四小時的研討會，接著是一個晚上有指導陪同的“實習”，Tran的助手加雷斯•瓊斯和一個高挑的金發女助手薩拉會逼著學員接近女性。學費是1450美元。
“我在亞洲學生身上發現的最大問題之一是麵部表情變化少，我稱之為‘亞洲Poker Face’”， Tran說，“這種情況有多常發生在你身上？”他問圍觀的聽眾。“你可能和白人朋友出去，然後他們會問你——“老兄，你在生氣啊？”聽眾哄堂大笑。他解釋說，這種狀況有一部分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他回憶起他教過的一個韓裔美國男生。這個學生對一個很照顧他學習的學校老師十分鍾情，但是這份鍾情誰也看不見。“薩拉試著幫他，她說：‘快啊，笑一笑，笑一笑。’而他卻像是……”這時Tran 做出一種貌似咧嘴歡笑，但又慘不忍睹的麵部扭曲。“他在微笑方麵實在是完全沒有經驗，真的就是笑不出來。”不過最終，這個學生排除萬難，攻克了這個問題。“而當他真正自然地微笑時，嗯，非常有型。”
Tran接著講了一個故事來揭示美國亞裔男性的低落情緒。他講的故事是關於美國亞裔男性在性愛市場上的劣勢的，而他自己畢盡一生致力於扭轉這個劣勢。沒錯，就是關於怎麽泡妞的。沒錯，就是關於怎麽吸引那些頭發的顏色像正午的太陽般絢爛、眼睛的顏色像大海般蔚藍的女人，而且還關於怎麽和她們上床。他毫無打算為那些在他的網站上掛得七葷八素的金發女照片而道歉，因為那正是他所偏愛的東西，他所代表的東西，以即他所推銷的東西：無論是誰、想追就追的勇氣；而他自己也會這麽做。
但事情又不是這麽簡單。它還和改變世俗對亞裔男人的看法有關——這種看法紮根於這些亞裔男性的行為舉止，而這些行為舉止又紮根於他們的成長方式——要改變這些成長方式，就要通過一係列行為的修正課程，目的是為了把他們教育成社會上的主流人物，盡管現在沒人會這麽看他們。他後來對我說，這就是個“通過教人泡妞來變革社會”的培訓項目。
Tran講了他作為一個典型的亞裔劣勢男的個人故事。個子矮，不夠帥，社交無能，性愛白癡。“如果我得了個B，我就得挨打。”他回憶起童年。大學畢業後，他在波音和雷神公司擔任航空工程師，但辦公室內部政治始終不待見他。入行五年，他所有的白人同事都晉升到了他頭上。“我知道我必須學學社會動力學，因為隻會埋頭苦幹沒有用。”
他在約會方麵的努力就是“一個痛苦的杯具”。於是那時他轉身投入“誘惑社區（the seduction community）”，一個像alt.seduction.fast那樣的男性網絡論壇。剛開始，那隻是個“失敗
者的親友團”，但後來變成了一個自我提升的項目。魅力是一種教得會的東西嗎？自信可以簡化成什麽公式嗎？自信僅僅是一種你要麽就有、要麽就沒有的東西，就像從人生經曆中提煉出來的一種功能，還是從一些特殊的行為模式中衍生出來的？這些小組成員將他們用來思考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問題的大腦應用於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們對自己的約會經曆作詳細冗長的記錄，然後交給全體組員審查分析。他們在原始材料中尋找固定模式，用社會心理學研究過濾這些約會經曆。終於，他們建立了一個模型。
剛剛過去的這個情人節，這個模型在一個由“吸引力ABC”主辦的紐約周末訓練營上推出了。Tran和瓊斯正在教他們的學生一個阿爾法男士要怎麽站（雙肩往後甩，脖子完全提起來，兩腳分開，比肩膀微微寬一些）。“你可能會覺得非常奇怪，因為你已經習慣了聳肩駝背，，但這才是正確的姿勢。”瓊斯說。他們也解釋了一個阿爾法男士要怎麽走路（鞋子不要拖地，抬起腳，完全離開地麵；肩膀微微晃動）。他們還指出和站立時和談話對象的恰當距離（一個微曲的手臂的距離）。他們解釋了“進挪升高”的重要性（你必須碰到她。不要害怕做出這個動作。）他們傳授了“亞傳播”的重要性：在一字未說前，你傳達了什麽信息。他們揭示了語調的重要性。他們還解釋了什麽是語調。“你的語調高低起伏，是為了傳遞各種情緒。”
所有的這些都是通過一係列的練習來教授的。“這可能感覺很假，”在第一天的訓練中瓊斯說。“但是我要你們作出有生以來最大幅度的、像吃屎一樣的咧嘴笑。”薩拉站在角落，背對學生——三個印度男人，包括一個戴穆斯林頭巾的，三個華裔男人和一個柬埔寨的男人。這些男人都得用阿爾法男士走法穿越房間，然後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有力但又要溫柔——接著將她扳過身，給個大大的微笑，大到今生之最。之後拿起酒杯，作祝酒狀。盡可占滿所有空間，絕不要客氣。這就是一個阿爾法男士的會做的事。
每個男生在這間城中小白屋的地板上穿堂而過前，Tran都會吼道：“人生樂事是什麽？”
那個男生會用他能發出的最洪亮、最有力的聲音答道：“摧毀我的敵人，看著他們在我麵前被拖走，然後聽到他們的女人痛哭——在我的床上！”
針對語調練習，學生們會用各種情緒重複同一句話“我做我想做的事！”
“用快樂的語氣說！”瓊斯吼道。（“我做我想做的事。”）用傷心的語氣說。（“我做我想做的事。”）用你剛贏了五百萬的語氣說！（“我做我想做的事。”）
Raj是個26歲的印度處男，在語調訓練中幾乎沒法做到變換語氣。但在一個周日的晚上，也是訓練營的最後一天，我看著他在甘斯沃爾特旅館和一群素不相識的女人搭訕調情，長達半小時。他還沒法做到在對話結束時索得電話或香吻，但是他做到了一些大多數男人做不到的事。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和成打的亞裔美國人交談，他們大多是成功的藝術家和科學家；或是長相好、人緣好的領導型人物；或者是威猛、彪悍、敢冒險、充滿小道智慧的企業家。當然這些人遍地都是——我還需要指出這一點嗎？他們並不比其他任何一種亞裔男人更正直，但他們發現了一些有用的東西。
如果竹製天花板有被衝破的可能，那將和任何形式的行為同化沒太大關係，而取決於冒險者的出現和他們在顛覆亞裔迎合他人行為標準方麵取得的成功。就像Youtube創始人史蒂夫•陳、或是吉他英雄創始人凱•黃和查爾斯•黃那些人所做的那樣。還有Zappos.com的創始人托尼•謝，他在2009年將這個網絡零售鞋店賣給亞馬遜，賺了十個億。謝是個矮個子、少話、缺乏明顯魅力的亞裔男人。沒人會想象出他在美國公司裏被提拔的樣子。但他證明了一個貌不驚人的亞裔男人可以成為一位令人敬畏的CEO和最難想象的管理大師。
謝從來不屈從於西式的行為規範，因為他很早就奉行了西方的冒險價值觀。成長過程中，他會在早上播放自己練習拉小提琴的錄音來蒙混過關。他認為自己在哈佛做匹薩餅生意時學到的經驗比在任何課上學到的都多。他能直覺地領悟到現實社會對他有何要求，而且他明白父母的任何教導都無法幫他達到目的。
蔡美兒 （《虎媽戰歌》的作者）在漫長而累人的巡回售書活動後回到耶魯。圍繞這本書的很多對話都聚焦於她個人的為母之道。但同樣有趣的是她的父母對她的教育。蔡本身就是中國式強力教育的產物。《虎媽戰歌》中囊括了很多父母對她的教誨。“要謙虛，要低調，要樸素，”她的媽媽告訴她。“決不能抱怨，也決不要找借口，”她的父親教導她。“如果學校裏發生什麽看似不公平的事， 隻管加倍努力，變得加倍優秀，以此證明自己。”
蔡的中國式教育使她進入精英學校，但卻沒有幫她為進入現實世界做好準備。她一點也沒有隱藏這一點。她曾解釋說，她就是要放手寫一部“叛逆性的自譴”回憶錄——而結果是一團亂糟糟、自相矛盾的情緒大雜燴，一部分是挑釁，一部分是自我批評。西方讀者隻是漫不經心地駛過這個由亞裔吟唱者似的蔡美兒創作的悖論。但最關鍵的一點是，《戰歌》其實是非常典型的美國製造——傳統的中國人絕不會想到寫這麽一本書。“就算你恨這本書，”蔡指出，“你也沒法否認它夠有種——它絕不文弱！”
她這種囂張的叛逆中有值得崇敬的地方。雖然她引發的這場關於亞裔美國生活的辯論還有待商榷，但是我們需要更多擁有這種叛逆精神的人——他們願意將自己推向鎂光燈，製造一些喧囂，打趴一些人，引誘女人，犯犯錯誤，做做企業家，拒絕將個人價值頑固地寄托在官文公章上，拒絕相信任何人的幸福可以由一堆文書來維係，然後鼓起勇氣去做個有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