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回北京時,鄰居家還在用這種爐子。
冬天的腳步越來越近了,這些天來淒風苦雨,整個禮拜都鮮見陽光,遂想起當年在北京的日子,這個時候就是家家戶戶裝煤爐子的時節啦。當然,假如在北京能住在有暖氣供應的樓房,就不會體會到我們住在胡同裏的四合院異趣。
住在四合院,春夏秋三季確是很舒服,但寒冬臘月,傳統古舊的四合院沒有供暖設備,是很難度過漫長的冬天的,所以每年都要安裝爐子及煙筒。有人會問,何必每年拆了裝、裝了拆,放在那裡不動它,不是免去很多麻煩嗎?這就是沒在北京生活過的人問的傻問題。
其實答案也不複雜,北京住宅用的煤塊含有許多雜質,燒了一冬之後,爐膛和煙筒裡會留下厚厚的一層煙灰,不清理的話,下一年便很難再用。曾聽過有的人家硬是不“信邪”,燒了一年,第二年再接著燒,結果引起煤氣中毒-----因毒氣(一氧化碳)排不出煙筒之故。
幼時,家裡用的是那種大約四尺高的洋爐子,中間一大截,直徑約一尺,猶如砲彈般圓圓滾滾,底座是一個有三隻腳的鑄鐵支撐架,架上麵有一扇小鐵門,專門為排出燒盡的煤灰,而“砲彈”頂上則是爐口-----為傾倒煤塊而設。
這種洋爐子“吃”煤極多,但釋出的熱量也大。記得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坐在房間裡,聽著爐膛裡傳出嗶嗶啵啵的煤塊燃燒的聲響,心裡便有一種很靜謐的溫暖感。後來,革命就革到這大洋爐子上來了,倒不是洋爐子抗拒革命,而是這大傢夥吃煤太多,北京當年的煤緊俏得很,怎抵得它如此“胡吃海塞”?
於是,北京一位科學家冥思苦想之後,終於發明了一種省煤的火爐,因它既可供暖又可供煮食,老百姓贈名----兩用爐。兩用爐的樣子不那麼英俊,矮矮胖胖的,隻有兩尺高,爐台方方正正,取暖當然不如高大的洋爐子,但勝在“兩用”。這實用的爐子,並不用燒煤塊,而是燒蜂窩煤。這蜂窩煤是為兩用爐應運而生的,呈圓桶狀,直徑半尺,高約四寸,從上至下有16個孔洞,每次生爐子需用兩個到三個蜂窩煤。不過蜂窩煤的質地卻並非全煤,而是煤粉與黃土的混合。
這兩用爐和蜂窩煤的發明,確實為國家省了不少的優質煤,但這偉大的發明人卻在文革中被整肅致死,想起便令人唏噓。
記得當年為香港朋友解釋北京這特殊的民俗-----生爐子,曾費了不知多少唇舌,他們依然雲裡霧裡,一知半解。這生爐子的叫法為北京獨有,意即開始先將易燃物(報紙或木柴)在爐膛中點燃,之後將煤塊或蜂窩煤借火引燃,最後是把火種留在爐膛內燃燒,這一過程被稱生爐子。
光是一個爐子也就罷了,但除了爐子,還有少不了的煙筒。煙筒乃鐵皮捲成,表麵看起來猶如圓紙筒,其實一頭大一頭小,純是為煙筒與煙筒之間連接契合時的方便。北京人大多十分節儉,一節煙筒起碼要用幾年,每年拆下來,會將其內裡清洗一番,並放於陽光下晾曬,包以舊報紙儲存,留待下一年使用。
至於爐子的清潔也很有講究,除了拭去表麵的灰塵外,還需用豬皮將爐台、爐身、爐門仔細擦拭,豬皮上的豬油擦在鑄鐵的爐具上,不僅防止生鏽,次年使用時依然錚亮如新。當時資訊不發達,這種口口相傳的技巧,不知幫了多少人家。
記得在北京的時候,十月中便須安爐子了,“安”即安裝之意,以備寒流突然來臨。“安爐子”,即,將爐子移入房間,並把十幾節煙筒一節節契合起來,與爐子的出煙口連成一體,最後將煙筒尾部“送”出窗外,以便燒煤產生的煙霧可順煙筒飄出房外。為免煙筒在空中搖擺不定,還需以鐵絲固定之;又為免些微的煤氣由煙筒接縫處溢出,需以紙條將接縫處用漿糊封住。
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坐在爐火正旺的爐子旁,聽著爐子上“哼哼”叫的水壺,聞著爐台上烤白薯的香味,抱一本小說入神地讀,忘掉了外麵北風吹雪花飄,也暫時忘掉了貼在大門外已經被風吹得乾咧的大字報。
星轉月移幾十年後,定居加拿大,再也不用為安爐子生爐子費心,每家都有供暖設備,隻需一個手指便可將室溫調至所需,除此,我家還裝有壁爐,燒煤氣的,用遙控器輕輕一按就燃出熊熊火焰,無懼屋外風雨交加,坐在暖暖的家中,將遙遠記憶中的北京“爐情”,敲打成文字,為走過那個時代的朋友們提供一個註腳。
(全文完)
夜裏還要用濕煤封住,再紮幾個孔,第二天就不用再生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