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明報變“色”引公憤
社評引起學生義憤
我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做健康版編輯,到一九九一年,一共四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明報成立了明報集團有限公司,包括了明報,明報周刊,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和翠明假期(旅行社),明報也一步步開始完善起來。
其中比較明顯的變化是明報專用的信封信紙,以前用的是白紙黑字,上寫“明報有限公司”,顯得十分樸素,像個素麵朝天的村姑。
成立明報集團以後,不論信紙和信封都改成淡黃色,紙質也比以前高級了,用M和O特別設計成的明報標誌,以紅色和黃色嵌入,看起來就像一輪紅日傍著一彎月亮。
查老闆也有了他專用的信封信紙,一種是在明報有限公司的擡頭下,寫有:LOUIS CHA ,下麵則是一行小字:Chairman & Publisher, 沒有中文;另一種恐怕是他私人用信箋,隻有英文:LOUIS CHA ,下麵是英文的明報地址。
大概是查很喜歡金色和紅色,我曾提到過他的辦公室就是用這兩種顔色作其主要色調的,改革了的信紙上端和信封下端也印了金與紅兩色行線作裝飾,信封與信紙的質量都是上好的。
信封信紙換了新裝,明報對外形象也逐漸改變,不過,從查先生擔任基本法草委以來,政治舞臺上的表演,也不斷令香港市民一個驚嘆接著一個驚嘆。
還記得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方委任了查良鏞作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在草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查登台發言,以【一國兩製和自由人權】為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發言完畢,掌聲熱烈,中方的草委雷潔瓊拉著查良鏞的手,稱讚說“你的發言好極了”。
雷潔瓊的話當然不是客氣話,事實證明,中共的統戰非常成功,這在八十年代的查良鏞身上表露無遺。一九八八年,怎樣設計香港未來的政製模式,北京視為非常敏感的問題,各方各派意見不一,政製方案花樣百出,群雄並起,如何找出一個吹鼓手提出一種政製方案,既符合中方利益,又可以被港人接受,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查先生就在那個時候,提出了保守的政製方案。
消息傳到香港,輿論嘩然,多家報紙批評他的方案過於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責他出賣港人利益,在一次廣州草委會結束後,查剛步下九龍火車站,就遭到抗議者和記者的包圍,一名記者問道:
“全世界民主國家的行政首長,都是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的,為什麼你要逆歷史潮流,提出如此保守的方案?”
查的回答是:
“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國家的行政長官是真正由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
另個記者問:
“查先生,有人說你們的方案實際上等於出賣了香港下一代人的政治權利,你是怎麼看的?”
查坦然回應道:
“下一代的事自有他們去管,我們現在所需做的,就是盡力維護現在香港六百萬人的利益和權利。”
明報內部很多高級編務人員其實也不同意他的觀點,明報督印人兼社評主筆吳靄儀,曾發表【主流方案引起的猜疑】等文,“苦心太息少人知”應該是查良鏞先生當時孤立處境的真實寫照。香港媒體紛紛就此展開討論,“主流方案到底是怎樣出來的?是否有什麼背景?起草者想達到什麼目的?是不是接受了別人的授意?查是否想當政壇盟主?想做第一屆行政長官或立法會主席?”等等,不一而足。
別忘了查先生是明報的老闆,麵對潮水般的批評與質疑,他通過明報的社評為自己辯護。從八十年代中以後,查已經不再天天寫社評,而是由他自己和吳靄儀,還有徐東濱輪流執筆。雖如此,一旦涉及中英、中港之類的敏感議題,便需要“照顧”查老闆的立場,有時到了緊急關頭,社評員甚至不敢貿然下筆,非要查老闆自己親自出馬不可。他自己後來還做出過有關民主要求、基本法問題等,均要由他本人執筆的指示。
當查先生寫下社評【沒有一國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後,以為可以平息主流方案引起的風波,哪裡想到更加引起港人的憤怒,尤其是大學生們,他們曾是金庸武俠小說的熱烈推崇者,但是那天他們責問:
“這個查良鏞不再是那個寫武俠小說的金庸了,那個金庸冷靜、追求人間正義,如今這個金庸老眼昏花、不辨是非!”
但查先生不為所動,不慌不忙,又寫了【直選首腦,少之又少】和【民主國家如何選出行政首長?】但他的解釋猶如火上澆油,港人對他的抗議進一步升級,嶺南學院、理工學院、樹仁學院的多名學生代表,打著"你有強詞奪理的自由,我有火燒明報的道理"、"歪曲事實引得人人憤,斷章取義必須引火燒"兩個橫幅,在圍觀群眾的簇擁下來到北角英皇道明報大廈門前,他們一遍遍地高呼"維護香港人利益"、"要公理"、"不許出賣香港利益"等口號,並當眾將發表那三篇社評的明報和放大複印的社評燒毀。
學生代表在演講中說,查良鏞身為草委會政製小組的港方負責人,本應一切從維護香港人利益出發,他不但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受中方的旨意,一味迎合中共的要求,不惜出賣香港人的利益以謀自己的私利。"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他在《明報》一貫標榜"自由、公正",在這次"主流方案"風波中不僅沒有站在公正立場為民請命,以中立、客觀的態度報道事實真相,反而將明報當作了個人狡辯的陣地,成了他的私器。
學生界認為查已不能持公正的立場,應辭去政製小組負責人一職,以卸香港之民憤。同一天,不斷有學生和民主派人士遊行到明報大廈門外,遞交抗議查良鏞的信件。
我至今仍記得學生們在明報大廈前火燒明報的情景,回想查先生六十年代與中共左派論戰之勇,有誰知道查此時的內心真實感受?
氣功大師引爭論
儘管查先生對外忙於香港基本法草委會政治小組的工作,又要跟不同政見者筆戰,然而,查先生對報館內部的編務工作卻依然不會掉以輕心,下麵是查曾經給編輯部所有編輯的信件:
編輯部各位同仁:(收到此件之同仁,可複印交有關同事參閲,但通知不可外傳)
近日來新聞版麵佳作曡見,大放異彩,可喜可賀,而副刊亦正開始積極更新。唯副刊依賴外稿,不完全受編輯控製,玆再將本報副刊方針重行一提。這些方針並非新訂,乃行之已久者。但一來許多新同事不知道,二來副刊組一向消極被動,並不主動與作者聯係。以極禮貌之態度,告知本報方針,因之距“生動活潑,吸引力強”之特點越來越遠。現奉上數紙,請予注意。
在與各位作者聯係時,隻可告知我們的希望與要求,不可將我們的方針原文全部內容和盤托出,因此係本報重大業務,不能讓競爭者知悉。
周刊大致上一向做到,此為周刊長期成功之原因之一。但周刊之副刊中,以不免時有“長籲短嘆,風花雪月,艱深晦澀,讀之無味”之專欄,似亦可參考。
月刊之編輯隻能大致參考,有些學術性文章,滔滔雄辯在所不免,但一般上亦以刪短之去蕪存菁爲宜。
新聞之取材與編寫方式與副刊有異,但大致而言,“新聞副刊化,副刊新聞化”可作爲一種粗略的方向。
查良鏞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
那時,香港刮起一陣特異功能和氣功熱,斯其時大陸正推崇氣功,說氣功可以健身,可以治病(特別醫治不治之症),特異功能者可以耳朵認字,還可以意念“移物”等等。前前後後,大大小小,來了許多的“能人”,引起了香港一股氣功“騷動”。
對於氣功,有健身功能我相信,但説到氣功的某些超人之功,或特異功能,我就不那麽相信了。
當時,香港分爲“信”與“不信”兩大派,甚至有香港大學的教授走上電視臺,跟氣功大師驗證一番。明報副刊的一些作者當時也在各自的專欄擺起了擂臺,對氣功及特異功能的可信與不可信展開激烈論戰。
查先生信中的副刊“不完全受編輯控製”,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因爲同年同月正是氣功在香港引起激烈論戰之時。
一天在一個飯局中恰與查先生同坐一桌,大家又談起氣功一事,我表示了我的不信,查卻很認真地說:
“你不能輕易地說你不信啊,這可能是存在的。”
我有點驚異地問:
“您還真信這玩意兒?”
查一臉認真地一邊從褲袋裏拿出一個黑色的錢包,一邊回答說:
“你看,我這個錢包本來是好好的,結果給一個氣功大師用手指在上麵發功,竟燒出一個洞來。”
我湊近一看,果然,那個還算新的黑色錢包上麵,真的有一個泛白的破損處,大約有一個指甲蓋那樣大。至於是哪一位氣功大師親自為查發功的,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但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
我還在跟查辯論,這錢包是否以前曾經損壞過,或裏麵放了什麽硬的東西,致使表麵磨損,等等。但查先生一一否認,對氣功大師的發功深信不疑。
後來我轉念一想,查先生是寫武俠小説的專家,早在他的作品裏麵就有各種各樣的功法,以至特異功能者。如今的氣功大師在此表演,極力證明那玄妙的東西確實存在,間接地也可以證實金庸小説裏麵情節的合情合理性。我還跟他爭個什麽呢?
另外,查年輕時代學習的是文科,近代科學的東西他接觸得並不多。五十年代,他凴著一些歷史故事,天馬行空地創造了金庸武俠小説,後來開創了明報,作了老闆。對於氣功和特異功能,他的深信不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回想起十幾年前(一九七六年),他的大兒子突然在美國自殺,查悲痛不已,最後認命,因爲早有相士告訴他命中隻有一子。
查先生是成功的報業巨子,又是成功的武俠小説家,但是這都不妨礙他對命理相朮、氣功及特異功能抱有“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他的另一方麵隻是個普通人,他一樣有很多得不到解釋的現象和懸念,那麼,他對那些不可知的事務寧可寄信於相士和氣功大師,我想,旁人無可非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