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第八章

第八章 大刀闊斧改革明報







1986年底，查先生在明報的聖誕聯歡會上與女職員共舞。



改革報紙增銷量

查先生大力改革明報，當然也是爲了增加銷量，明報當年是知識分子報紙，香港很多中學規定學生看的報紙就是明報。但查老闆並不滿足於此，他說：

        “讀者就像金字塔，所謂知識分子隻在金字塔最上邊的那一層，我們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讀者。”

         於是，在總編輯王先生的策劃下，明報增加了很多彩頁，最令人注目的是每個星期天推出的彩色粉紙版，叫明虹版，整頁粉紙一麵是性感美麗的女明星照，另一麵是廣告和優質生活介紹，夾在報紙中隨報贈送。當時，不少明星被請到明報拍照，將明報大廈六樓一個房間設置成攝影沙龍，好多年輕記者也趁機一賭明星風采。

        據説很多原本不看明報的讀者，衝著每個禮拜天的彩色明星照，也會去買一份明報，更有不計其數的打工仔將這明星照貼在床前，每個禮拜換一張，很是過癮。這大概就是查先生所說的---爭取金字塔下麵的那一大片讀者了吧。

       至於明報那時究竟增加了銷量沒有，我不清楚，但查先生看起來很高興，他跟我說：

  “做報紙跟做其他生意一樣，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

 這一句話真是點醒了我，以前我喜歡看明報，就是喜歡看明報的那股知識分子味道，原來，查先生要改革的就是明報的知識分子味道。同時，我也明白了報紙雖然是跟文字打交道的，但辦報紙卻是要跟錢打交道的。

       我們在報館打工，老闆說怎麼做就怎麼做，可是，社會上的讀者不能理解。記得當年明報幾乎每天都收到電話或來信，質問明報為什麼要改變編輯方針，為什麼要走性感路綫，等等。

       過了幾個月以後，傳出有幾間學校因不想學生遭受“精神汙染”，竟把訂了幾年的明報停掉了，以示抗議。盡管如此，明報的改革在查老闆的統領下，依然搞得轟轟烈烈。

 賣掉報紙立論改

十幾年以後的一九九九年，也就是查老闆將明報賣掉了八年以後，香港也回歸了兩年，香港的各大報章開始充斥著色情，暴力和揭人隱私的專題報道，很多市民強烈批評主流媒體，有記者爲此特別訪問了查先生，查先生卻是這樣回答的：

        “彭定康來港後，有大衆化報章不斷罵中國，拚命罵新華社，同時鹹溼下流，有專版作妓院指南，但社評罵中國，捧彭定康。彭定康就說‘這報紙好，不要告不要告’，於是越來越放肆。。。。。。現在特區政府要管，又會被罵是幹預新聞自由。”

       將報紙的色情暴力傾向歸咎於彭定康，不能不說有些莫名其妙。至於罵中國罵新華社之“罵”，不過是自由社會中傳媒對社會不公的批評，香港報紙不但敢“罵”新華社，也敢“罵”香港政府，這就是香港的可貴之処。想不到查老闆爲此這樣大動肝火，想想當年的明報，六十和七十年代不是也以“罵”中共贏得了香港讀者的歡迎嗎？

        查先生對於辦報也有他的看法：

       “我辦明報時，明報周刊登了香港小姐的情書，我找編輯來罵，説是人家的私隱，不能登。如果傳媒隻為賺錢，到不如開個舞廳，妓院賺得更多。那時人家買明報，便是因爲它不鹹溼，不下流，不侵犯隱私。如果其他報紙也不鹹溼，不下流，不侵犯隱私，明報還有什麽特色，人家為什麽還要買你？”

 一席話說得正氣凜然，理直氣壯，卻令我回想起八六年的時候，查老闆費盡心機改革明報，還創出了一個禮拜推出一名性感女郎的彩頁，精心地將本來以知識分子的報紙麵目出現的明報，用性感妖艷打扮一番以後，躋身於香港大衆報紙之中。所有一切，為的就是增加銷路，説白了就是為賺錢。

 查先生爲此還教育了我一番，令我茅塞頓開，想不到十幾年以後，當查不再做報紙老闆，便又“回復”了韋小寳之身。

 我惹怒了查老闆

 八六年中，查先生找我談話，說想讓我接管副刊編輯的工作。所謂副刊就是兩大版麵的專欄，本來是由一位姓蔡的編輯負責的。我剛開始在明報寫專欄時認識了他，從此將他看作我的師傅。聼查先生說完，我馬上說：

       “這不太好吧，蔡是我的師傅，我不願搶他的飯碗。”

       查先生身為老闆，大概還沒有見過像我這樣不識擡舉的，他有點不太耐煩地說：

       “我是老闆，我自然會安排他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搶飯碗的問題。”

       我又推搪了幾句，因蔡先生正患眼疾，若真把他炒魷魚了，他到哪裏去工作呢？查先生跟我正色道：

  “我是明報的老闆，你到底聼不聼我的話？”

 嚇得我不敢再囉嗦半句，就這樣口頭應承下來。可是心裏總是覺得對不起蔡先生，雖然這件事責任根本不在我。如是這般，我就靜等著查先生和編輯部的安排，包括通知蔡先生，並安排何月何日我去跟蔡先生交接副刊的工作等等。

 豈知此事不知道為什麼竟不脛而走，報館裏的同事跑過來問我，報館外麵的朋友碰麵的時候也來問。

實際上，我自己從來沒有向人透露過查先生要我做副刊的事，但如今這事傳得沸沸揚揚，卻沒有人正式向蔡先生證實過，這對蔡未免太不公平。我於是在一天下午的時候，跟蔡先生說請他去報館對麵的茶餐廳喝杯咖啡。

 在茶餐廳裏，我告訴了蔡先生所有事情的全過程，並好心地囑咐他，要有所心理準備。當時，蔡沒有說什麼，臉色卻不太好看。

誰知道我對辦公室政治的一無所知，卻為我鑄成大錯。蔡先生不但沒有理解我的好意，反而誤會是我要把他從副刊“擠”出去，然後由我來做副刊編輯。真是冤枉冤枉，誤會誤會。

       從一開始，我就不是很情願接副刊，是查老闆非要我接這個攤子。說實在的，副刊編輯每天就是催稿，清大樣，充其量也就是高級校對而已，我至今都不明白為什麼很多人都覬覦這個位子。

        第二天，查先生在七樓傳見我，有點氣急敗壞地對我說：

       “唉，歐陽小姐呀歐陽小姐，你怎麼搞的，你怎麼可以將編輯部還沒有公佈的決定告訴蔡先生？要告訴他，也是我們來通知他，輪不到你啊。”

 我囁嚅著說：

 “我告訴他，是想讓他有個心理準備，再説，報館內外都傳開了。。。”

 “算了算了，你也別做這個副刊編輯了，我另外給你安排。”說實在的，我那是第一次見到查先生説話不是笑眯眯的，我的“好心”真是把他氣壞了。從此，查老闆算是領教了我的“零蛋社會經驗”。

 兩個月以後，查先生找我要我接下健康版，他說：

 “健康版現在做得不好，稿子都是copy（轉抄）人家的，編輯是港聞版的一個編輯，兼職編健康版，你去替代他的工作，不會存在搶飯碗的問題。你如果不做的話，我就把健康版取消了。”

於是，我接下了健康版，一直做到我離開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