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傍晚,正要做晚飯,雷叔叔來了,他跟父親在河北省同一醫院工作,家也在北京,據說他也是屬於在什麼政治運動中犯錯誤,被逐出北京的。每次他回家,不是受父親之托給我們帶回點鄉下的食品,便是母親托他帶給父親一些日常用品。
可這次雷叔叔來,手上空空的,什麽也沒拿,跟我打了個招呼,便徑直去找母親了。
房管局收房之後,隻配給我們一大一小房間,大的不足一百呎,小的不足五十呎,大的我們用來會客、吃飯、睡覺、看書,小的則用來做飯,堆雜物。雷叔叔來的時候,我正在小房間,母親將雷叔叔讓到大房間說話。
已是傍晚掌燈時分,母親卻沒有開燈,我不知雷叔叔會不會在這兒吃完飯再走,便欲推大房間的門問母親,卻聽到雷叔叔的聲音:
“唉,老楊也是,怎麽也不能幹出這樣的事啊。又拖累家裏人,對自己也不好。”
我心中納悶,父親幹了什麽啊?上封信說是被揪出來群眾監督勞動,這回又幹出什麽事了呢?
雷叔叔又接著說:
“我跟老楊算老朋友了,運動一開始,我就勸他小心一點,別多說話。他確是沒說什麽話,可是醫院的造反派還是把他當大右派揪出來。當晚他就跟我說:每次運動一來,他就這樣遭人踐踏,心中十分難過,不如一了百了。我馬上勸他不能這樣想,他不說話。
過了一個星期,我看見老楊躺在急診室,手腕上血流如注——他想割脈自盡,但還好被人發覺,救回來了。”
大房間裏沉寂了好一陣子,天越來越暗了,母親仍未開燈,雷叔叔又接著說:
“唔,我也該走了,不能在這兒留時間太長。以後有什麽消息,我再告訴您,您可要多保重,看在孩子的麵上,多保重。”
雷叔叔推門出來,我忙鑽進小房間-----我不想見到他,真的,父親手腕血流如注的情景,久久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
母親送客回來,坐在大房間裡,一聲不出,我忙進去,扭開了電燈,輕聲地問:
“咱們吃飯吧?”
母親緊抿著雙唇,臉上的表情不是悲傷,卻是憤怒:
“你爸就是這樣不負責任,一受不了就要自殺,他死了倒輕鬆,我們呢?我們背了他這麽些年的右派家屬包袱,已經夠瞧的了,這回他要真死了,那壓力還不是我們來受?”
我把做好的飯菜,默默地一一擺在那張“書、飯合一”的小桌子上。
電燈泡明晃晃地掛在屋頂下,飯菜都涼了,但母親未曾吃過一口。我的喉嚨感到梗噎,知道吃了東西也咽不下去,便也不舉筷。母親以為她不吃我也不敢吃,便說:
“吃啊,再不吃都涼了,快點!”邊說邊往我的碗裏夾菜。我的淚水湧在眼眶裏,但我絕不能在母親麵前掉淚,惹她心中不快,便急起身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一夜無眠,腦子裏淩亂極了,一會兒閃出父親躺在急診室急救的情景;一會兒又想起他每次回北京探親時,帶著我四處去玩的舊事;一會兒閃出學校的教師、團支書喋喋不休的“忠告”-------你要跟家庭徹底劃清界限;一會兒又憶起邊秀珍的父母雙雙自殺的事情。
對父親的情,恨愛交織,令我痛苦之極,但,無論如何,我絕不會在同學麵前透露一句的,絕不會!我把它壓在心的最底層,即使那是極痛苦的過程,我也將咬牙自己承擔。否則,換來的,絕非是同情與安慰,反而會是嘲笑與蔑視。
一夜沒睡,頭重腳輕地回到學校,楊玉凡第一個見到我便叫:
“喂,你的眼睛怎麽那樣腫,是不是昨天晚上哭啦?”
這家夥一說便說到我的痛處,雖然我並未流過淚,但昨夜的心像是被鏹水腐蝕過似的,留下深深的傷痕,比流淚更痛苦。她這樣一說,我反倒淚水盈眶了,我望著別處,使勁將淚水忍下去,裝得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誰哭啦?別胡扯了!哎,林湘子要請假,現在老師都不上課了,應該跟誰請假呀?”
“她幹嘛要請假?”
“她病了唄。”我決心守口如瓶,湘子和我爸的事都不能隨便講出來。
“病了?哎,她家……出事了沒有?你知道她媽是日本人。”楊玉凡仍死咬著不放。
“問這麽多幹嘛?狗拿耗子,多管閑事!我問你應該跟誰去請假呢!”
楊玉凡見我什麽也不說,隻好答道:
“現在都亂套了,既沒有班長,也沒班主任,嗯,國振強應該算是現在的頭兒了,要不你跟他說說,唉,其實現在請不請假就那麽回事,學校也不上課,咱們又不是紅衛兵,沒人管你的!”
“那不行,林湘子叫我幫她請假,我就得幫她請。”我心裏很明白,我們這些黑五類的子女,雖平時不受重視,但一旦無故不到校,便立刻有人注意,弄不好,給你扣一頂無視文化革命的大帽子。
楊玉凡於是隨了我一起去樓上及校園找國振強。
樓道、走廊、院子,是有牆的地方,都貼滿了大字報,除了揭發趙同慶的大字報外,還多了許多揭發、批判其它老師的大字報,還有從北大、清華、航空學院轉抄來的大字報。
我們從看大字報的人群中尋找國振強,但找不到。
上二樓,原校長辦公室,現已成了紅衛兵總部,我敲門,門被猛力地打開:
“找誰啊?”語氣頗不客氣。
“找國振強!”
“他沒在這兒,以後也不在這兒了。”說完,門在我們麵前“砰”地關上。
“怎麽回事?”我跟楊玉凡幾乎同聲問道。
楊玉凡突然叫起來:
“你看!”
紅衛兵總部門邊的一張紅大字報紙上寫著:
“本校紅衛兵總部大隊長由郭秋生擔任,自今日起免去國振強在本總部的一切職務,並免去國振強的紅衛兵資格。”
我倆看得都傻了,大字報上的字跡尚未幹,想是剛剛貼上去的。
國振強,全校頭一個起來造校長的反,是所有同學心目中的英雄、革命造反派,怎麽才作了這麽幾天紅衛兵便被開除了呢?
“我去找郭秋生請假吧。”
“他剛才在樓下大字報區,我看見他了,你自己去找吧!”楊玉凡說要去廁所,走開了。
“什麽事啊?”
找到郭秋生,他麵無表情地瞥了我一眼,問道:
“我是替林湘子請假的,她這兩天病了,不能來上學。”
郭秋生那狐疑的眼光好像要把我看透,他一字一頓地問我:
“你去她家,看見她病了嗎?”
我心慌了,當然不能把真相告訴他,隨即撒了個大謊:
“我在胡同口買菜,正好碰見她媽,是她媽讓我幫她請假的。”
“請幾天?”
“嗯,她媽沒說,過兩天好了就來了。”我緊張得額頭直冒汗。
“唔,知道了。”郭秋生終於將他那死魚似的眼珠轉到別處去了,我鬆了一大口氣。
回到教室,李鐵城正在黑板上方掛毛主席像,講台上站著好幾個同學,指點著掛像的中央地方,他們手中每人拿著一個紙剪成的葵花,花盤上寫著大字。
李鐵城掛好毛主席像,又將葵花們貼在像的兩側,原來是“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十二個大字。
“這才突出我們班的政治氣氛。”一位榜上有名的紅衛兵大聲說道。
“這還不夠,應該每天在黑板上寫一段語錄,針對我們班出現的活思想,這才作到活學活用。”一位女同學應道。
楊玉凡扯扯我的衣角,把我拉到最後一排座位上,說道:
“剛才我在廁所聽到國振強為什麽被開除的事了。”
“廁所情報局局長開始辦公啦?”我嘲笑她。
“哎,說正經的,國振強本來不是說他是工人出身嗎?還說他爸爸入了黨,當了工廠黨支部書記嗎?你猜怎麽著?全栽在他姓國上麵了。”
“姓國又怎麽了,姓什麽都有罪呀?”
“不是,‘國’是滿族旗人的姓,他們家就是旗人,國振強的爺爺從前在皇宮裏給太監聽差的,他奶奶是選進宮的宮女。現在紅衛兵的出身要三代紅,查到國振強的爺爺那輩兒,說是封建遺老遺少,雖然窮得叮當響,也算是侍奉過封建王朝……。”
“那國振強他爸不是黨員嗎?算他爸爸的成份,他也不應該落到這步田地呀!”
“現在的話不是這麽講啦。”楊玉凡似是洞悉一切。“連國振強他爸也在工廠揪出來了,說他是工賊、封建遺少、隱瞞階級成份、混入黨內的反動分子。國振強這紅衛兵還能當得上?”
教室裏的黑板上,一位女生正在抄寫毛主席語錄: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劉創國這時走進教室,正坐在我和楊玉凡不遠的座位一,看到教室前麵的布置,嘟嚷了一句:
“Formalizm!”
“什麽?你說什麽?”李鐵城正好走到教室後麵,想審視一番他布置教室的成績,恰好被他聽到。
“我沒說什麽。”劉創國雖有些窘,卻故作鎮靜地答道。
“我聽見了,你說Formalizm——形式主義,是不是罵我們掛毛主席像、寫語錄是搞形式?劉創國你這小子膽子不小哇!”
“我就沒出聲,怎麽隻有你一個人聽見我說話了?”劉創國漲紅了臉辯解,假如這句話真的說出去,劉創國的罪過確是不小。
“楊玉凡,你聽見沒有?”李鐵城找“同盟軍”。
“沒聽見。”
“楊貝,你聽見沒有?”
“沒,沒有。”
“哼。”劉創國頗有得意之色,望著李鐵城。“有憑無據,你能誣陷我呀?”
“劉創國,你他媽小子等著。反動軍人的狗崽子也想翻天了。”李鐵城罵罵咧咧地走出教室。
楊玉凡與我對看了一眼,劉創國正要起身走出去,楊玉凡叫住了他:
“喂,你說話小心點好不好?”她壓低了聲音,“你看見操場西邊那間小屋關著好些人嗎,那些人好多是說錯一句話就給關進來的,紅衛兵又踢又打,嚇人著呢!”
“我怕什麽?我才不怕呢,大不了不就是死嗎?死我都不怕!”劉創國的口氣很硬,當然,他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在班上功課又是最好的,怎麽也不能輸在我們這些女生手上。
趙曉莉背著書包走進教室,從紅衛兵成立的那天就沒看見她,今天國振強被開除出紅衛兵,她卻出現了。
幾天不見,趙曉莉顯得很疲累的樣子,但精神卻很好,見了我們還跟我們打招呼:
“外麵有好些新大字報,你們去看了嗎?”那時的同學之間問候,大字報是主要內容之一。
“看了。”
“哼,國振強也有今天!”
我們沒有人出聲------不知如何回應她才好。曉莉嘴角掛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得意神情,當時------才不過一個多月以前,國振強因趙曉莉的父親問題,而不讓曉莉加入紅衛兵,結果,如今國振強也因出身問題,被人家踢出了紅衛兵組織。
今天要聽憶苦思甜報告,所有同學都要準時到校,現在,教室裏的人已坐得差不多滿了,嘰嘰喳喳的說話聲不斷,大家在交換各自的“情報”。
郭秋生走進教室,他現在不僅是紅衛兵的頭頭,還是我們班的文革小組長,他左臂戴著通紅的袖章,上麵三個黃色的毛體字------紅衛兵,身穿一套軍裝(沒有領章),神氣十足地走到講台旁。
“全體起立!”所有同學都站起來,不敢再講話了。郭秋生手上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捧在胸前,轉身向著李鐵城他們貼上去的毛主席像:
“首先敬祝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萬壽無疆!”
同學們揮動手中的紅色語錄本,跟著喊:
“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本來班上有五十人的,現在隻剩下三十幾個同學,那十幾個人中有些去大串聯,有些是家中變故不能來上學的,如邊秀珍、林湘子,還有些不知去向,文革一開始已失了蹤影。
我們那所中學,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帶,師資相當不錯,收進來的學生,大多是家境比較好的,如出身職員、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的占了大多數,也有出身高幹、革幹家庭的,但不多,完全清白如工農兵者,每班隻有一、兩個。
為了這一“不公平”現象,趙同慶校長還挨了好一頓的批鬥——為什麽不揀工農兵子女入校讀書,一定是有險惡的居心,雲雲。
現在留下的三十幾人,出身職員、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的,因那條“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都成了黑五類,也因家庭受到文革的衝擊,一個個變得垂頭喪氣。
即使是出身革命家庭的,此時也因幹部受到大規模衝擊而靠邊站了,這些同學成了新生的“黑五類”,神情落寞,無精打采,趙曉莉也是其中之一。
郭秋生的父親聽說是中央軍委的,在林彪的手下做事,軍銜是中將,後台硬,至今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報紙上還不時見到他爸陪著林彪出席各種會議的照片。
郭秋生因此“氣粗”得很,十分驕傲他有這樣一個令他自豪的爸爸------別人皆被打倒、批鬥,惟有他爸屹立不倒。
“現在,我們一起唱【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預備,唱!”郭秋生挺著他那矮小的身子在講台上指揮著。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喲……。”全班同學跟著唱起來,但歌聲一點也不高亢,顯得懶懶散散,每人都在想每人的心事。
“停!”郭秋生聲嘶力竭地喊道。“唱得這麽沒精打采的,算什麽呀,啊?歌頌咱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曲,你們就唱成這樣兒?階級感情都到哪去了?再唱一次!”郭秋生頗有其父之風,個子雖小,中氣卻十足,站在講台上,倒也像個指揮官似的。
歌唱完了,全體坐下。
郭秋生望了一眼他腕上的手表,那時學生戴表者極罕見,而郭的手表,據說是他爸五零年在朝鮮戰場上從美軍那兒繳獲回來的。
“現在,憶苦思甜報告就要開始,大家注意聽,聽完了討論!”
每個教室都裝了一個一尺見方的喇叭箱,廣播室在二樓,作報告的人,如校長、教務主任、苦大仇深的農民、解放軍等等,隻須坐在二樓的廣播室,聲音即可傳播至全校每個教室了。
這時,喇叭箱“哢啦哢啦”地響了一陣子,接著,有清喉嚨的聲音:
“咳,咳,俺們那個家鄉呀,過去可窮著哩,一畝地打不下二十斤糧食,哎,還得養活妻兒老小……。”這苦大仇深的憶苦人,是河北人,口音濃重,加上喇叭箱的噪音,簡直聽不出這老農民在講什麽。
我坐在課椅上,不由得又想起了父親,父親現在也在河北,一個小城中,雷叔叔說的“手腕流下汩汩的鮮血”的情景,又閃現在腦海中。求死不成,懲罰將比死更難受------
以死來對抗文化革命運動!
以死來威脅黨和人民!
北京也有很多自殺未遂的人,那下場簡直是比死掉還不好過。爸爸呀,你就忍著吧,媽那天發了那麽大的脾氣,也是無奈何的事,我不怨她,可是爸你也要多保重,你一個人牽著我們全家五口人呢。
奇怪,文革雖然才開始了幾個月,我覺得好像已經過了三、五年那麽長,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發生,而我自己也在這幾個月裏長大了許多,每天的事情-----校內校外,家裡家外-------都逼著我不能不思考、再思考。
想著想著,突然發覺教室前麵的喇叭不響了-------憶苦思甜報告結束了。糟糕,我什麽也沒聽到,耳朵裏隻覺嗡嗡一片。
“你們這是什麽階級感情?人家王大爺在舊社會賣兒鬻女,窮得三分地都沒有,你們連一滴的同情眼淚也掉不下來,啊?”郭秋生中氣十足的聲音,孤單地回蕩在教室裏。
我不敢抬頭,卻未想到郭秋生一個個的點名,叫到名字的,必須站起來——郭秋生要檢查誰沒有流下“同情的眼淚”。
我斜眼望了楊玉凡一眼,她把頭埋在兩肘之間,好像是哭了的樣子。咦,好多同學都是這樣姿勢,噢,我明白了,我趕忙將手拿到桌上,正準備俯首下去,郭秋生點名:
“楊貝,站起來!”
我的心狂跳,哆哆嗦嗦站起來,郭秋生比我高不了許多,我一站起來,他已見到我的臉上沒有淚痕了。
“我聽憶苦思甜報告後,心裏特別難受,隻是,嗯,隻是……。”我企圖解釋清楚這件事。“其實,我們應該化悲憤為力量,把壓迫王大爺的地主階級永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
我籲了一口氣,背上的汗濕透了衣服,幸虧平時看的都是這些東西,講起來也特別順口,就算過了關。
郭秋生示意我坐下,他接著說:
“對,我們就是要化悲憤為力量,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我“砰砰”跳的一顆心,這時才慢慢平複下來。
教室的門被輕輕推開,有人探頭進來,像是要找什麽人。
“幹嘛的?”郭秋生厲聲問道。
“在那兒呢,在那兒呢。”門外幾個聲音同時叫著。
郭秋生猛一下子把門拉開,門外幾個外班的男生慌慌張張地站在門口,郭惡聲道:
“你們想幹嘛?吃飽撐的上這兒搗什麽亂?”
噪雜的人群後麵擠上來一個高大的學生,他一抬頭,我們楞了------是國振強。郭秋生十分蔑視地望了他一眼,沒說話,仿佛不屑於與這個新生的黑五類、被逐出紅衛兵之列的人講一句話。
國振強的臉上顯得很焦急,完全不顧郭秋生滿臉鄙夷的神色,把郭秋生拉到教室門外,耳語了一番。當郭秋生再走進教室的時候,神色顯得有些不自然,國振強也隨他走進教室,朝著坐在牆邊的曉莉說:
“曉莉,你出來一下!”
曉莉用眼角斜睨了他一眼:
“我不出去又怎麽樣?”
“真的,有急事,你快點出來。”國振強的神情越來越焦急。
曉莉冷笑了一聲,旁若無人地說:
“喲,這回你著急啦,嘿,你急我不急呀。告訴你,我偏不出來,你能把我怎麽樣?”
國振強急得臉都紅了,與郭秋生交換了個眼色,郭秋生看了看表,說道:
“憶苦思甜課現在就上到這兒,下課。”
同學們紛紛離座,走到教室外麵。國振強一個箭步跨到曉莉麵前:
“曉莉,快,你爸出事了,在後麵小院。”
曉莉聞之,開始是驚詫,瞪大眼睛說不出一句話,約摸半分鍾,她又恢複了剛才的神情,歪著頭問:
“真的假的?你別造謠!”
國振強急得一手拉了曉莉的手,一邊往外走,一邊說:
“我再神經病,也不能造這種謠哇……。”
我們在旁聽了這話,全跟著他倆走出去,國振強說的“出事”是什麽意思呢?反正一定凶多吉少。
校園裏的同學,三三兩兩,都在議論著什麽,見到趙曉莉被國振強拖著,都投以異樣的眼光。曉莉像是受了這些目光的感染,一路上不再說話。
我們那所學校,隻有一幢樓房,所有年級和圖書館、教務處,都包括在裏麵,樓前是一個小院子,有時便在這裡舉行大會,後麵小院很小,多是用來堆積雜物,或供工友休息的。趙同慶校長自從被揪出來以後,便被紅衛兵安排到後麵小院,與學校工友們一起打掃院子、清潔廁所等等,我們常常見到他彎著腰弓著背,在後麵小院做這做那。
當我們轉到後麵小院的時候,靠近圍牆的地方站了一大群人,一雙穿著布鞋的腳,從這一群人的腳“叢”中伸出,軟弱地貼在地上。
曉莉一見到這情景,立即鬆開國振強的手,急步衝向那一群人,別人見是曉莉,忙給她讓出一個空檔。
“爸爸!”曉莉尖聲叫了起來。
趙同慶穿著洗白了的藍製服和藍布褲,仰麵朝天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沾著細碎的土疙瘩和枯樹枝,臉上全沒有了血色,額頭腫起青紫色的一大塊,手肘怪異地扭轉著。
曉莉掩麵大哭,泣不成聲,國振強默默地站在她身邊。
“死啦?”李鐵城不知從哪兒鑽出來的,臂上套著鮮紅的紅衛兵袖章,手插在褲袋裏,用腳踢了一下趙同慶的腿。
校工崔大爺這時拿了一塊氈布走來,聽李鐵城這樣講,便對他諂諛地說道:
“哎,是這麽回事啊!今兒個早上聽憶苦報告,我也跟(在)樓下聽聽,咱們也得受受教育是不是哇?正聽著咧,‘咚’的一聲,我當是誰從樓上往下扔磚頭呢,忙急忙火地就往外跑,誰知道敢情是他呀。”說到這兒,崔大爺指了指趙同慶,又接著說:
“哎喲,這份量可真不輕啊,把地都砸出個大坑來,你不信,到樓前邊看看。我把他抽起來,才知道他早沒氣兒啦,估摸是從五樓跳下來的,哎,哪條路不想,非想死路不行?”
崔大爺一口的天津口音,像說書似的把趙同慶跳樓自盡的經過說出來。
“少廢話!專政小組的人都死哪去啦?”李鐵城不耐煩起來。
立刻有兩個瘦瘦高高,身穿舊軍服的學生走出來,站在李鐵城麵前,誠惶誠恐的。
“你們倆怎麽回事?就這麽執行任務?讓反革命份子自殺,就是縱容他們以此對抗黨和人民,就是放了他們一條生路,懂不懂?”李鐵城無限上綱上線的能力,顯得比別人都高。
曉莉的哭聲由強變弱,那股強烈壓抑下的嗚咽聲,讓人聽了更難受。
崔大爺走過來把氈布蓋在趙同慶身上,趁未蓋上趙同慶臉的時候,對曉莉說:
“唉,閨女,再多看一眼吧,再不看就沒的看囉!”
曉莉又禁不住大哭起來,我在一旁看了都心酸,我扯扯楊玉凡的衣袖:
“走吧,別看了。”
“哎,你知道嗎?”楊玉凡的新消息永遠比我知道得多。“曉莉她媽前年就病死了,她隻有一個哥,在外地當兵,北京就剩她父女倆,這下,趙校長死了,曉莉怎麽辦?”
我腦海陡然出現父親“躺在急診室,手腕上血流如注”的情景,心裏像被人抽緊了一樣透不過氣,曉莉的哭聲惹得我的鼻子也開始發酸。
迎麵走來一隊人,郭秋生打頭陣,全是我們學校的紅衛兵,袖子上套著通紅的袖章,邊走邊唱:
“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大革命當闖將。
殺,殺,殺!嘿!”
他們操到趙同慶身旁的時候停下了,郭秋生中氣十足的聲音又喊起來:
“紅衛兵們入列!沒事的全站一邊兒去,別站著礙事!”
看郭秋生那個凶樣子,圍著趙同慶的人群一下子都散開了,隻剩下蓋著氈布的趙同慶,一雙穿布鞋的腳無力地貼在地上,手肘怪異地伸出氈布。
崔大爺不知什麽時候離開了,誰也不敢揭那塊氈布。
郭秋生帶領著紅衛兵,站成三排,他拿出毛主席語錄,紅衛兵們也都跟著紛紛掏出帶在身上的語錄本。
“現在讓我們學習最高指示,翻開毛主席語錄第一百四十九頁,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所有紅衛兵都跟著念: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郭秋生放下語錄本,義憤填膺地說道:
“趙同慶畏罪自殺,他根本沒有好好交代他犯下的反黨罪行,反而以死來對抗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該萬死,死有餘辜!
打倒趙同慶!
趙同慶死有餘辜!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這個教學樓背後的小院子,平時人跡罕至,此時口號聲此起彼伏,倒給這秋風蕭瑟的小院帶來一些生氣。
曉莉倚在不遠的一棵樹下,國振強站在她身邊,曉莉已停止了哭泣,臉上的淚痕卻未拭幹,木無表情地望著這一切,頭上梳的那兩個小刷子不知什麽時候散開了,齊肩的頭發散亂地披落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