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好漢混蛋同冶煉

八月，應該是秋天了，太陽還是灼灼地烤著北京城，今年的夏天熱得人心煩，秋風卻遲遲不願吹來，北京人說這叫“秋老虎”——比夏天熱的時候還令人不舒服。

 

這個時候，每年應該是放暑假的日子，但這一年——一九六六年，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一年，好像誰也沒有想起還有放暑假這回事，我們都照常回到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今天起了個大早，翻箱倒櫃找那件哥哥穿舊的黃製服——現在學校裏流行穿舊軍裝，洗舊的、泛著白的土黃色軍服，不論男女，腰上束一條腰帶，顯得英姿勃勃。

 

但我們這種家庭怎可能有解放軍的舊軍裝？惟有找出哥哥的那套黃顏色的製服頂替，也可暫時彌補一下心中的缺憾。

 

黃製服找出來了，穿在我瘦弱的身上，晃裏晃當的，又沒有腰帶束身，哎，反正聊勝於無。走到鏡前，將本來就不長的短發攏到腦後，學趙曉莉的樣子，一邊梳起一個“小刷子”。黃製服、小刷子、藍布褲，我覺得我跟班上很多同學都一樣了。

 

今後，打死我，我也不再穿母親給我的呢子外套和絲絨小夾襖了——那麽資產階級化。

 

心安理得地走出大門，騎上自行車，街上好像比平時熱鬧了很多。

 

原本灰白色的胡同牆上，塗上了鮮紅色的油漆，白色的宋體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胡同裏的惟一的政府大機關——北京紅十字會，門口圍了一大群人，其中一人正舉著一個油著紅漆字的牌子，另一人取下掛在門口側的黑字招牌——北京紅十字會，那紅字的牌子上寫著：

北京紅十字會革命委員會

胡同西口有個小門臉兒，原來是公共傳呼電話所在處，也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辦公地，今天早上也顯得特別熱鬧，一堆老頭兒、老太太吵吵嚷嚷地爭執著，一個操山東口音的老太太說：

 

“哎，三兒他叔啊，你有文化，還是你來寫兩字兒吧！”

 

“三兒他叔”是老北京，回道：

 

“胡大姐人家當了二十年小學校長，那字兒寫得別提多帥啦，讓胡大姐寫！”

 

“哎，三兒他叔啊，這你可別推了，你是工人階級，寫革命委員會最合適，得，就是你了！”說著，把毛筆交到“三兒他叔”手中。

 

小桌兒上鋪了張腥紅的紙，“三兒他叔”架上老花鏡，歪歪斜斜地在紅紙上寫上：

 

幹麵胡同革命居民委員會

 

從家到學校，短短二十分鍾的路程，雨後春筍地成立了數不清的革委會：

副食商店革委會；

糧食店革委會；

煤柴鋪革委會；

婦女聯合會革委會；

警察大隊革委會；

 

每個鋪子、店子、機關、單位、學校、工廠的門口，全豎起了“革委會”的牌子。

 

回到學校，校門口也貼了一張大紅紙：

 

“北京紅衛中學革命委員會”

 

以前的六十九中學，也嫌不夠革命，改成了紅衛中學。

 

門口擺了幾張課桌，學校的兩扇大門，關上了一扇，另一扇雖敞開著，但被那幾張課桌堵塞著，隻餘下一個人走路的通道。幾個看似麵熟卻又不認識的高年級同學，在課桌上記錄著什麽。

 

我推著自行車，打算穿過這條通道走到學校裏麵去，有人從課桌後麵問道：

 

“喂，站住！什麽出身？”

 

我的家庭情況是我最不願提起的事情，見他這樣問，心虛了一下，支吾道：

 

“職員。”

 

職員，這個家庭出身成份可以說是最廣泛的，銀行業務員、教師、醫生、護士、會計等等，皆可以職員稱之。而職員的文化程度，多比工人、貧下中農為高，高到什麽程度？自中學至大學至博士，皆可作職員，因此，職員的成份，用當時的話來說是最複雜難測的。

 

我回答了出身“職員”後，那問我的同學以很懷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掃了幾眼，加了句：

 

“職員？是真的嗎？”

 

他不認識我，當然不知道我有個右派父親，但他這樣問我，我馬上有無地自容的感覺，我既不能在他和其他一大群不認識的同學麵前，表露我那罪惡的父親，又不能否認我剛才回答的話。一時之間，竟不知做什麽才好。

 

“她爸是右派！”我的臉刷一下白了，聽得出來，那是我們班的郭秋生的聲音。

 

“我爸六二年就摘了右派帽子了。”我不知哪兒來的勇氣，大聲辯解著，雖然我心裏明白這辯解是徒勞的。

 

“摘了帽子，就是摘帽右派，你懂不懂？”還是那個剛才問我話的那位陌生同學，“你要好好跟你父親劃清界限，別跟我們耍這種態度……”話還沒說完，又叫郭秋生打斷了：

 

“她家還有海外關係呢！又是香港，又是美國的。”

 

當年，在北京有海外關係的人極少，香港和美國被視作敵對地區和國家，誰家的親戚有在港或在美的，就會被人懷疑有作特務的嫌疑。

 

聽到郭秋生的揭發，我簡直如同被人剝了衣服似的尷尬無比，無地自容，我不能反駁，因這些都是事實，但旁觀的同學那鄙視的眼光，令我失去了最後支撐著的一點自尊。

 

我推著自行車幾乎是跌跌撞撞地走出人群，扔下背後議論著我的一片嗡嗡聲，走到教學樓前，一幅巨大的對聯陡然出現眼前：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橫批是：基本如此

鬥方的大字，霸道地貼在樓門口每人必經之地，很多同學圍在前麵議論著。我當然沒有心情去聽他們的議論，悲哀而又孤獨地走回教室。雖然早已過了上課時間，但教室裏沒有什麽同學，教師也不來上課，教室，成了“革命”之餘，同學們回來歇息的地方。

 

我走到我的座位上，坐下，強忍著淚水，喉嚨梗塞得幾乎透不過氣來，臉脹得發熱，我對自己說：

 

“我不能哭，不能讓他們看見我態度不好，誰叫我出身不好呢，我得下決心跟這個家庭劃清界限。”之後，我又在心中千百次地詛咒我的家庭，右派的父親。“何必要生我呢？假如我誕生在我們下鄉勞動的貧農馬大爺家，雖家徒四壁，我也免了受這些罪啊。”

 

胡思亂想之際，忽聽教室後麵傳來一陣強壓製下的嚶嚶哭泣聲，我轉過頭，見邊秀珍正將頭埋在圈起來的手臂中，肩膀哭得一抽一抽的，旁邊楊玉凡正在安慰著她。我忙走過去，問邊秀珍怎麽回事？

 

“她爸媽全自殺了。”楊玉凡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耳語道。

 

我愕然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原來，邊秀珍的父母解放前是開小雜貨店的，解放後，便劃了個“小業主”的成份，文化革命一來，小業主也成了剝削人的小資本家，也是雙手沾滿勞動人民鮮血的寄生蟲。

 

前天，街道革委會通知邊家附近的中學紅衛兵去抄這小資本家的老窩。邊秀珍的父母本來就是一對安分守己、膽小怕事的夫婦，紅衛兵來了，抄了半天，也沒抄出什麽“罪證”來，一夥人把邊家折騰個天翻地覆之後，就走了。

 

紅衛兵走了，把這一對老夫婦嚇壞了，他們怎麽也想不透自己觸犯了哪條法律，而且，幾十年和和睦睦的街坊鄰居，一下子都鄙視地疏遠起他們了。

 

於是，老兩口想了個通宵，就在昨天，邊秀珍放學回家以後，二老拉著她說這說那，又塞給她一百多塊錢，說日後留著用，接著，就讓女兒上街買些醬油、醋、鹽之類的雜貨。當邊秀珍回家之後，發現爸媽已雙雙自縊在堂屋的房梁上，手上的醬油瓶、醋瓶“啪”地都掉在了地上，紫黑色的醬醋湯，泛著又酸又鹹的怪味，在磚地上麵流淌。

 

邊秀珍淒厲的喊聲驚動了鄰居，鄰居們這才紛紛走來，將二老從房梁上解救下來，但邊秀珍與她的父母已成了兩個世界的人。

 

我站在邊秀珍身邊，無話可說，捉住她那隻冰冷的小手握著，邊秀珍抬起哭腫的眼睛看著我，我們相視無言。

 

趙曉莉走進教室來，我忙迎上去跟她打招呼。曉莉原來在我們班是很驕傲的女生，父親是學校校長，又是革命幹部出身，曉莉很早便入了共青團，是班上、學校裏的紅人。

 

以前，我和趙曉莉的關係普通得幾近冷淡，因我倆的出身、處境相差實在太遠了，趙曉莉惟有教育我的份兒，而我，惟有聽教育的份兒，連普通朋友都算不上，更遑論莫逆之交了。

 

而現在，趙同慶校長自從在學校被批鬥以後，不知為什麽，我感覺上覺得跟曉莉似乎近了很多：

 

“趙曉莉，你來啦！”

 

我那感覺中，曉莉已成了我們這一“族”中的人，什麽“族”？地富反壞右——黑五類一族唄，曉莉前幾天還是堂堂正正的革幹出身，趙同慶一被打成黑幫人物，她立刻便成了我們的“族類”了，說起來頗令人有唏噓之感。

 

趙曉莉聽見我招呼她，臉上並沒有表現出相應的熱情，隻衝我點了點頭，那種矜持的樣子仿佛她老爸沒出事似的。停了一會兒，她走到我桌旁，輕聲說道：

 

“以後叫我趙黨生，我已經改名兒了。”

 

我怔了一下，隨即馬上領會到她這是在跟家庭劃清界限——我們這一族人的一生使命，於是很心領神會地點點頭。

 

忽然，我想應該把我們這一族人的最新“情報”通知給她，便扯了她坐在我旁邊，很小聲地告訴她：

 

“你知道嗎？邊秀珍的父母都自殺了。”

 

“她父母有什麽問題？”

 

“是解放前做小買賣的，人家說是小資本家。”

 

“噢，這樣啊。”曉莉邊說邊站起來，臉上不但沒有一點兒同情，反倒有一撇輕蔑與不屑。

 

雖然曉莉並沒有說什麽，但我立刻後悔告訴了她邊秀珍的事。

 

“國振強，你等等。”曉莉突然看到國振強從教室門口走過，忙叫住他。

 

國振強雖不是我們班的，但素來與曉莉來往密切，學校同學都在盛傳他倆搞對象（拍拖），但自從趙校長被國振強貼了大字報，又開了一次批鬥會之後，國振強與趙曉莉的關係似乎有了微妙的轉變。

 

就拿最近學校裏成立紅衛兵團的事來看，國振強一下子就成了紅衛兵頭頭，而趙曉莉怎麼爭取也爭取不上，據說就是國振強堅持原則，不讓父親已成黑五類的趙曉莉加入。

 

聽，曉莉一個箭步竄出教室，跟國振強大聲吵起來：

 

“你憑什麽阻撓我參加紅衛兵？”

 

“你聽我說，參加紅衛兵得是紅五類出身。”

 

“我怎麽就不算？”

 

“你……你原來是，前幾天，嗯……你爸出事了，就……”國振強礙於與曉莉的感情，吭吭哧哧說得不清不楚。

 

“我不是那天宣布跟我爸趙同慶脫離關係了嗎？他是黑幫是他的事，我還是我。”

 

“你怎麽不講理？紅五類出身是爸媽都沒有問題的，你爸是有問題的，你再怎麽脫離關係，他也是你爸！你也是受過他影響的。”

 

“他三二年入黨，一直跟黨幹革命，跟地富反壞右怎麽能一樣？我跟那些黑五類的狗崽子也不能歸成一類。”

 

聽到這裏，我立刻明白了剛才曉莉的那種輕蔑與不屑目光的全部含意了。

 

“好了，我們再去討論討論。”國振強扔下這一句話，撇下曉莉一個人倚著教室門框。

 

突然，一個冷不丁，曉莉被撞了個趔趄，抬頭一看，原來是劉創國，曉莉沒好氣地罵道：

 

“討厭，沒長眼睛啊？”

 

“你才沒長眼呢，好狗不擋道兒！”

 

“什麽？你罵我狗？你才是狗呢，標準的狗崽子。”趙曉莉毫不客氣地罵道。

 

劉創國的出身在我們班屬最糟糕的一個，他爸解放前在國民黨軍隊任軍事工程師，軍銜是少校，剛解放就被鎮壓，關在監獄裏，劉創國和他妹妹幾乎一生下來就沒見過他爸，但在他們住的街道受人監視，在學校受人歧視。

 

不過，劉創國的學習成績卻是全班第一，數理化好，中文、英文也一樣好。班上那些共青團員，學習不如劉創國的，都十分不服氣這個出身黑五類的“狗崽子”竟然功課會好過他們，趙曉莉也是其中一個。

 

劉創國聽了曉莉的罵聲，非但沒有惱怒，反麵詭秘地一笑，低聲而又清晰地說道：

 

“喂，趙黨生同誌，如今您跟我一樣啦，咱們全是狗崽子！”

 

曉莉氣得臉發白，指著劉創國：

 

“你個臭不要臉的，誰跟你一樣？”

 

劉創國又是一笑，背著他那大書包走出教室。

 

不知怎的，邊秀珍的家變總是盤旋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似有似無地籠罩著我。

 

放學了，“預感”莫名其妙地使我不想回家，推著自行車走出校門，騎上車，在街上胡亂逛著。穿過破了“四舊” 的王府井大街，不，此時已改成人民路了，向東一拐，進了東單三條，赫然見到一大群人圍在一個鐵柵門前。

 

這裏，是東單三條三十三號，羅馬天主教聖心會辦的聖母院。

 

大門與修道院的主堂之間，有一個很寬敞的院子，裏麵樹林參差，綠蔭處處，以前，我常和同學來這裏扒著鐵柵欄門好奇地往裏望，聽著裏麵傳出來伴著風琴的聖詩音樂，好聽極了，披著白巾的修女在院子裏匆匆經過，見到我們這些小孩子，總是友善地笑笑，打個招呼。

 

今天這兒是怎麽了？凶多吉少吧，幾天來的“經驗”已使我變得聰明了。

 

果真，院子裏變得七零八落，亂七八糟地堆著糊大字報的漿糊桶、油漆罐，還有木棍、繩子……，滿院子都是人，有學生，也有工人，鐵柵欄門半開著，似乎並不阻止人進去。我擠到前麵，走進院子。

 

這是平生第一次走進修道院，但心中卻完全沒有小說中描寫的那種聖潔感。主堂的大門敞開著，裏麵傳出嚴厲的訓話聲，我從人群裡鑽進去。

 

那是一間典型的羅馬式木結構穹頂教堂，聖壇空著，一無所有。聖母瑪麗亞的雕像被棄置在旁邊，頭頂觸地，還被人用墨筆塗了個大花臉。

 

長條木椅，一律都搬到牆根下，主堂中間空出的地方，站著一排掛著木牌子的人，那木牌子上有的寫“現行反革命×××”，有的寫“國民黨特務×××”，五花八門。

 

另一邊則跪著一排修女，她們的牌子寫著“我利用宗教反黨”、“我罪該萬死”、“我是吸血蟲”……。

 

幾個穿著黃軍裝的中學生，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口中大聲說道：

 

“你們這群吸飽了人民血汗的寄生蟲，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宣揚反動宗教，帝國主義向來就善於利用宗教來侵蝕中國人民的靈魂，你們，就是充當了帝國主義的走狗！”

 

那些掛著牌子的修女和反革命，低著頭，一動都不敢動，瑟縮地望著腳下的一片地。

 

一個中學生一邊說著，一邊解下腰中係著的棕色皮帶，不緊不慢地將皮帶的頭尾疊在一起握在手中，巡視著修女和反革命們。

 

突然，他走到一個滿頭白發、頭頂略禿的老頭前麵，我透過人群，看見那老頭左搖右擺地似乎站不住的樣子，但看不清他掛的牌子上寫著什麽。

 

“啪”的一聲，中學生的皮帶劈頭蓋臉地落在老頭身上，人群中有幾個女人“啊呀”了一聲，我的心跳得很厲害，但卻沒“啊”出來，中學生馬上回過頭，向著我們這群人大吼一聲：

 

“亂叫什麽？你們這叫什麽階級感情？他是專門傳播迷信的反動會道門的黑頭頭，把他揪出來，他當然心懷不滿，想伺機報複……”

 

正說著，那白發老頭“撲通”一聲歪倒在地上，中學生立刻提起手中的腰帶沒頭沒臉地又一頓抽打：

 

“帝國主義走狗，你別裝死，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痛打落水狗’，你起來不起來？你不起來，我今天就打死你這條落水狗！”

 

老頭蠕動了一下，慢慢從地上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半邊身子沾滿了地上的灰塵，另一邊蒼白的臉上，從太陽穴“爬”下一條深色的“蚯蚓”，彎彎曲曲地直延到腮旁。

 

那是血！

 

我覺得有些暈，透不過氣來，心臟狂跳，像是要跳出嗓子眼一樣，於是便退出人群離開了東單三條三十三號——聖潔的聖母堂。

 

太陽已經西斜了，血紅色的夕陽把整個東單三條染成了昏黃色，“呀呀”叫的烏鴉低低地掠過灰色的四合院房頂，北京這幾年不知哪兒來了這麽多烏鴉。

 

天都快黑了，是回家的時候了，但我真是不想，也不敢回家，邊秀珍父母雙雙自殺的事，跟剛才那個白發老頭的影子，像陰霾似的攪得我心神不安，萬一我回到家，見到……

 

我不敢想下去，故意哼著一首剛學的毛主席語錄歌：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拐進幹麵胡同，我的心都提起來了，遠遠望去，家門口似沒有什麽動靜，把自行車停下，掏出鑰匙開門，院裏也沒有異樣，將車放好，推開屋門——平安無事！我心中模仿著電影“平原遊擊隊”裏打更老頭的叫聲“平安無事囉”，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母親還未回，今天有政治學習，要十點才到家。信箱中有一封父親的信，等媽回來再拆吧。

 

草草吃了晚飯，歪倒在沙發上，心裏想著今天一天發生的事，不禁感到有些迷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豈不是要把我們的這些出身不好的全罵成“混蛋”，我們就不能走革命的道路嗎？如果這樣，我們還一天到晚地發誓什麽“與家庭劃清界限”？

 

怎麽我隱隱約約覺得這對聯與黨的一貫政策不符呢？黨？學校的校長趙同慶是黨員，也給揪出來了，聽說市教育局局長，北京市委好幾個幹部也揪出來了。對了，毛主席當然代表黨，毛主席知道不知道這個對聯呢？他老人家能同意嗎？

 

腦子裏麵混亂一片，今天發生的事情，太突如其來了，簡直不知如何理順它。

 

時鍾指到十點，十一點，母親還沒有回來，一定是在醫院出事了，怎麽辦？家裏沒有電話，公用電話早已停止營業，再說，即使打通了電話，醫院能告訴我什麽？“你母親有政治問題，需要審查”，“你母親抗拒思想改造，情節嚴重，暫不能回家”……

 

一驚之下，醒了，原來是一場夢。

 

堂屋的燈亮著，睡房的燈也亮著，母親不知什麽時候已經回來了，正在翻什麽東西，我走過去，一邊打嗬欠一邊說：

 

“媽，你什麽時候回來的？我都不知道。”

 

母親仍低頭翻找著什麽，沒理我的話，卻說：

 

“今天我們醫院傳達了文件，所有擁有私房的，一律要將房產上繳，明天就得繳，我現在就得把房契找出來。”

 

“明天？你上班我上學，誰去繳呀！”

 

“我明天早上走得早，我把要上繳的東西全放在這信封裏，你上學之前交給大媽，請大媽幫我們去上繳。”大媽是我們多年的鄰居。

 

“好哇。”我並沒覺出有什麽大問題。

 

“唉，以後這房成了公房，可能我們娘兒倆就不讓住那麽多間房了。”母親憂愁地說道。

 

“怎麽會呢？繳房就是把房產權交給公家，我們就沒有私產了，那還不好？再說，不讓我們住那麽多房，那才好呢，我們就不是資產階級了。”我心中頗為得意，甚至連“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陰影也消散了一些。

 

母親瞥了我一眼，一聲不響走進洗澡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