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驚心動魄的破四舊

      學校裏並沒有人正式宣布停課，但不約而同地，全北京市的小學、中學、大學都前後停了課，從七歲的小學生，到二十幾歲的大學生，每個人都在認真地參加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文化大革命，無暇顧及自己的學業，國家都要變成修正主義了，黨內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國都要亡了，還上什麽課呢？

 

隨著趙同慶校長被揪出，我們那所中學的黨支部其他五、六個人，也都靠邊站了，理由很簡單，趙同慶是黨支部書記，書記“黑”了，下麵的人哪有個好的？

 

黨支部黑了，附屬它的人事科、總務科、後勤部的頭頭也不是什麽好東西，學生們轉瞬就把它們都“占領”了。這其中，人事科存著全校師生員工的所有檔案，是最重要的部門。

 

沒過幾天，幾名出身不好的老師，或以前加入過國民黨的老師，也被寫上大字報，貼在學校醒目的地方，那些老師立刻成了縮頭烏龜，跟趙同慶一樣穿上破舊的衣服，在學校掃院子、掃廁所，幹最勞累的活兒。

 

文化大革命像洪流一樣，勢不可擋地在全北京市開展起來，我真是慶幸自己生得那麽逢時，能親身參加這麽一場偉大的革命，當然我也時刻都沒忘記我那可詛咒的出身，我在心中暗暗祈禱著：

 

但願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令我與我的家庭徹底劃清界限，令我自己脫胎換骨，成為黨的忠實好女兒！

 

我們學校在東城東安門大街上，從學校回家，須經過東華門大街、王府井大街。那天，下學回家，經過王府井，赫然見到一大群人圍在“亨得利”鍾表店前，一個穿著黃軍裝、束著皮腰帶的中學生說：

 

“什麽‘亨得利’，就是一哼就得利嘛，一付資本家的嘴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怎麽能允許資本家一哼得利？拆了它！”

 

這時已有幾個人爬到“亨得利”的招牌上麵了，叮叮當當地敲打起來，不消幾分鍾，亨得利的招牌已被拆下來，扔在地下。

 

“踩它！踩它！”一個女中學生用穿布鞋的腳在“亨得利”上踹了幾腳，立即有很多人出來響應：

 

“我們讓它永遠不得翻身！”

 

這時，亨得利鍾表店的店員拿著一張寫著“紅旗鍾表店”的大紅紙出來，恭敬地說道：

 

“我們非常歡迎革命小將的造反行動，這是我們新改的店名。”

 

“好，貼上去吧。”那個穿黃軍裝的中學生走出幾步，忽然想起了什麽。“哎，你們這兒名兒改了，裏麵賣的貨也得改改，不許賣外國表！那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隻許賣咱們的上海表天津表。”

 

“是，是，一定照辦！”那店員順從極了。那中學生領著一大群人走了，我跟在人群的後麵，心裏激動得要發抖——這是一場多麽偉大的、蕩滌舊勢力的革命啊。以前我每天都經過“亨得利”，從來也想不到這名字原來含了那麽反動的意思。

 

人群向前移動，在“全聚德”燒鴨店前停下了，黃軍裝中學生往店門一站：

 

“你們經理哪兒去了？”

 

“我在這兒，我在這兒。”一個五十多歲，穿白短袖衫的男人，一邊跑著一邊擦汗一邊應著。

 

“你們這全聚德，聚得是哪家的德？是封建主義的德，還是資產階級的德？”

 

“這名兒不革命，不好，我們改我們改，馬上就改。”

 

“改成什麽？”

 

“改……”經理想了一會兒。“叫北京烤鴨店吧！”從此，全聚德真的在北京消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直到八十年代中，才改回全聚德的老字號。

 

如此這般，北京協和醫院改成了反帝醫院，王府井大街改成了人民路，我們家住的那條幹麵胡同則改成瑞金路十六條，瑞金，是當年的革命根據地。北京市所有街道名稱，全部改為革命名稱。還有人建議“天安門”改為“革命門”，隻因毛主席不同意，未有改成。現在想來，“天安”真的好過“革命”呀，雖然“天安”有些唯心論、唯神論。

 

記得有天給朋友寄信（北京電話少，通訊隻能靠寫信），寫了她的未改的胡同名——馬大人胡同，結果信給退回來了，郵遞員拒絕投寄這樣的“封建”信件。

 

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其浪潮席卷著每一個角落。

 

我跑回家去，望著家裏的鋼琴、沙發、硬木桌、大櫃發呆，我想起家裏還有十幾本厚厚薄薄的相冊，那上麵的“四舊”簡直數不清。但母親還未下班回家，按我一貫的教養，是不敢隨便輕舉妄動的，但毛主席說過：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

 

現在要破除“四舊”，其實就是在進行一場革命，我怎麽能“那樣文質彬彬”呢？

 

想到此，又想到毛主席前幾天接見紅衛兵的時候，問那女紅衛兵叫什麽名字？

“宋彬彬。”

 

“哪個彬字呀？”主席問她。

 

“文質彬彬的‘彬’。”

 

“不要文質彬彬嘛，要武嘛。”

 

這位女紅衛兵從此變“宋彬彬”為“宋要武”了，毛主席的話雖隻兩個字——“要武”，但已把文質彬彬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了，多麽大快人心。

 

對，要武，要武，對反動的東西、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定要“武”，“武”得它們無地藏身。我轉身跑到房間裏，打開那個有花梨木雕花門飾的大立櫃……。正在這時，院子裏有響動，我猶豫了一下，向窗外望去：

 

“啊，二姐回來啦！”

 

一個月沒回家的二姐，臉瘦得拉長了，但卻顯得精神奕奕，見我飛奔出來，一麵將自行車放好，一麵問我：

 

“現在中央號召破四舊，咱們家破得怎麽樣了？”

 

“我正在破呢。”我興奮地回答。

 

“好，咱們一塊幹！我正是為了這，才回來的。”

 

大櫃的東西全被我們翻出來了，全是舊衣服，有些是母親解放前穿的旗袍，七改八改改成了我們的小棉襖，這不能算四舊吧，要算也得算艱苦樸素啊。

 

掀開大櫃的底蓋，我伸手向深處摸了摸，一個長長、硬硬的圓棒子。把它扯出來，原來是一幅水墨畫，一幅著名畫家吳作人的金魚圖，紅與黑的配搭，寥寥幾尾，卻恍似金魚在魚缸中遊水。

 

“這是吳作人送給爸爸的，”二姐告訴我，“吳作人現在受到美術學院學生的批判——專門以畫花鳥魚蟲來惡毒攻擊黨，他送畫給咱爸，說明爸爸與他的黑關係不同一般。”

 

我聽到這兒，簡直恨死了父親——你怎麽還跟這種反黨人物來往，黑畫家畫黑畫，這就是四舊嘛。

 

哧，我把這張北京美術出版社，曾以此作為新年賀年卡的金魚圖一撕為二，哧，一撕分四……。那幾尾新鮮活潑的金魚，立刻“癱”死在我的腳下。我的心裏有說不出的痛快。

 

街門響，母親回來了。這些天來，即六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母親的血壓一直在一百八十到二百之間，耳朵總是嗡嗡作響，聽力越來越壞，我每每要大聲嚷她才聽到。

 

父親走後，北京的形勢幾乎一天一變，但母親的神色卻越來越暗淡，問她怎麽不開心，這麽偉大的革命沐浴著我們，黨內又揪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不開心？母親隻是推說她頭痛，血壓總是降不下來。

 

我對剛邁進房門的母親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們正在咱們家進行一場破四舊的行動呢。”我幾乎是帶著驕傲的神情向母親宣布。

 

母親看著淩亂的房間，怔了一會兒，疲乏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然後對二姐說：

 

“敏敏，回來了！”

 

“嗯，回來了！”二姐頭也不抬地應付道。

 

母親忽然發現腳下的“金魚”碎片：

 

“你們怎麽把這張畫也給撕了？”

 

“四舊唄，不撕怎麽行？”二姐的口氣冷冷的。

 

我趕緊把吳作人是黑畫家的事，告訴了母親，母親木然，說不出一句話，我們便以為母親默許了。

 

“相片簿呢？”二姐問媽。

 

“要那幹嘛？”母親一臉不解。

 

“那裏麵有好多是資產階級的。”我快步走到帶玻璃櫃門的櫥櫃前，把那幾本三、四十年代上海精致的相簿出來，“啪”地扔在地上，散落的相冊中跌出幾張發黃的舊照片。

 

“這是什麽？”二姐眼急手快，一下子就把一張照片拾起來，我湊過去看，是一張父親與一個外國人的合照。“這洋鬼子是誰？”二姐質問母親。

 

“他是你爸爸當年留學美國時候的導師。”母親不動聲色、又無可奈何地答道。

 

“我不信，他一定是個特務！”

 

“別胡扯了。”母親這時也有些動怒了，想跟二姐要回那張照片。“把它給我，我把它撕了還不成？”

 

“不行，我要拿回學校去，向組織反映。哼，我以前以為爸爸隻是個右派，沒想到他還隱瞞了這麽多的問題。要不是中央讓我們破四舊，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呢。”說著，又一本本的相冊翻查起來。

 

屋子裏沒有人說話，隻有“蟋蟋嗦嗦”翻相冊的聲音和“喀吃喀吃”剪照片的聲音——我們把所有照片裡洋人穿西裝的照片都剪掉了，好好的相冊剪得七零八落，露著一個個空虛的黑洞洞。

 

母親機械地剪著，將剪下來的“四舊”收集在一起，拿到院子南牆根下，燒。一股白色、刺鼻的煙味兒立刻騰然而起。

 

“哎喲，這是什麽味兒呀？”大街門是虛掩著的，鄰院的王大媽拐著一對小腳走進院來，她是街道的積極分子，平時隻管檢查衛生、熏蚊子、逮耗子的事，文化革命運動一來，她幾乎憑空多了好些權利——窺探人家家裏幹什麽，看看人家家裏來了什麽人，甚至還要打聽誰家裏炒雞蛋、燉豬肉之類。

 

母親一聽有外人來，立刻警覺起來：“誰呀？”

 

“王大媽。”我轉身向外麵大聲應道：

 

“王大媽，我們在家破四舊呢，中央不是號召破四舊、立四新嗎，我們先在家帶頭破，瞧，這些照片盡是四舊東西，我們把它燒了。”

 

“噢，這麽回事。”王大媽狐疑的眼睛在那堆化成灰燼的照片之中掃來掃去，一麵掩著鼻子，一麵嘮叨著，“哎，我當是什麽呢，這麽大的怪味兒，你們家的四舊還不少哩。”

 

“進屋坐呀，王大媽。”母親向王大媽招呼著。

 

“不啦，我還得回家做飯哩。”王大媽平時最愛往我們家走動，借著檢查衛生的機會，在我們家這兒看看、那兒摸摸，看不夠的樣子，這回，請都不願進來了。

 

二姐負責挑四舊照片，我負責燒，好大的一堆，藍紫色的火苗，蛇信子似的舔著那舊得發黃的黑白照片，舔到的地方，先是泛黃，旋即便烏黑一片。

 

我在那本封麵上印著毛澤東的親筆題字“向雷鋒同誌學習”的日記本上，記下了這難忘的一天：

 

“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我今天在家做了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把我的資產階級家庭破了四舊，心裏有說不出的痛快！我出生在這樣一個萬惡的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極右派，母親卻跟他劃不清界限，我們作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新中國一代，當然要與他們徹底決裂，脫胎換骨，做毛主席的好青年。”

 

二姐收拾好東西，背著書包又要走了，母親叫住了她：

 

“吃完飯再走吧？”

 

“不！”二姐的回答似沒有商量餘地。

 

“嗯，那張照片你還是別拿回學校了……”

 

“不行，我們要對組織忠誠老實，有什麽就說什麽，不能隱瞞一點兒。”二姐的眉頭皺得鎖成一堆。

 

“砰”的一聲，二姐關上大門，徑直走了，若大的北屋隻剩下我們母女倆。

 

“媽，咱們家幹嘛住這麽多房子，多資產階級啊，我們班同學出身工人家庭的，人家一家子六口人才住兩間房，多好！哪像咱們家住一個四合院，咱們把房子繳公吧，要不，人家該說咱們是房產主了。”我央求著母親。

 

“胡說，什麽房產主，我們家這房子是我跟你爸用工資攢錢買下的，自買自住，有什麽錯？”母親有些慍怒。

 

“反正你有錢買房，你就是資產階級，人家無產階級就沒錢買房！”我幾乎是哭叫著向母親撒潑。那時候，“有錢”是一種無名的罪惡，我恨我家有房子、有整個四合院、有比窮苦人家過得好的生活，甚至恨我自己從小被迫學了鋼琴——這資產階級的玩意。

 

天色黑下來了，母親一聲不響地走出去，沒有告訴我她去哪兒。屋子裏沒有開燈，清冷的月光，穿過院子的樹枝，斑斑點點地照進屋裏，我呆坐在椅子上，鼻子裏充滿燒焦照片的臭味，滿屋“破四舊”後的淩亂，我忽然覺得有些恐懼——母親不會出去尋短見吧？

 

想到此，淚水禁不住淌下來：我不是成心想惹你生氣的，誰叫我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呢，這樣一個整個社會都不能容忍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