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貝的天空
靜心如水 怡然自得 清風匝地 花開花落
離開北京到香港之前，除了擔憂不知何以為生之外，還有一個隱憂，那就是從小就害怕鼠蛇之類的熱帶動物，香港地處熱帶，並無冬季，會否時常見到這些令我望而生畏的小東西呢？35年前資訊不發達，我有此種顧慮，應該不稀奇。
哪裡想到，初到香港的我卻遇到完全料不到的事情，比遇到蛇鼠還令我不可理解，以致35年後的今天，當時發生的事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那是我抵港的第一天，從羅湖搭火車到九龍，拖著兩個大行李箱，終於抵達我姐姐和母親同住的大廈，疲憊不堪，見到中風後不久的母親，雖已能行走，但左腿仍不良於行，心中感慨萬分。母親是在父親1978年年底去世後赴港的，我們其實分開隻有一年多的時間，她次年在香港突然中風，“生老病死”這人生規律竟在這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叩響了我家的門扉。因此，母親見到我顯得有些激動，拉著我的手，淚水止不住流下，連說“不管怎樣，能來就好”。
接著，母親就帶我參觀這小小的公寓，這個隻有六百多呎的公寓，姐姐姐夫和兒子還有母親同住，加上我就是六個人了，母親不停地叮囑，這是你姐的家，有空要多幫他們做家務，這不是我們北京的家了，一麵說著，一麵不可掩飾的透出無奈與失落。
因姐夫是東南亞華僑，1974年便被批準全家移居香港，我抵港那年，他們已經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小外甥離開北京的時候僅3歲，滿口北京話，如今9歲，卻是一句北京話不懂，變成一口廣東話，這還不打緊，小外甥對我的到來似乎非常抵觸，我特地從北京買了一個大大的風箏送給他，這孩子麵無表情地接過去，轉身就走了。母親叫他帶我下樓看看，下樓後這孩子突然走得飛快，故意把我甩開，我不認路，不敢走得太遠，回家後母親說了他一頓，我心裡卻納悶：這孩子以前不是這樣的啊，為什麼對我有這種情緒呢？
姐姐在香港從事語言教學工作，每天早出晚歸，是一家人的頂樑柱——唯一經濟來源，姐夫因文革中被整肅，受了刺激，左側顏麵神經抽搐，導致臉部左右側不僅嚴重失衡，更時不時抽動，不知道的人見了他會嚇一跳，所以很難找到工作，整天呆在家裡，愁容滿麵。我抵港的那天，他特別到樓下迎接我，六年沒見，他沒有表示非常興奮，反而顯而易見他的情緒低落，甚至無精打采。
晚上姐姐回到家，稍微問了一下我一路上的情形，便到入寢時間了，兩間房中的一間是母親和小外甥的，另間是我和姐的，姐夫當“廳”長。後來才聽母親說，她來的時候，姐夫已是“廳”長，意即他倆已經在一個屋簷下分居經年了。
那天晚上雖然我很累，但一年多以前父親去世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我覺得要馬上告訴姐姐才好，因她當時說工作繁忙，不能請假回北京為父親送葬。於是，我開始跟她講起來，哪知才說了沒兩句，我姐非常不耐煩地打斷我的話——我明天還要上班呢，沒時間聽你說這些，說完翻過身就不再理我。
我一直認為父親是這個時代的悲劇人物，因熱愛新中國，才從美國回來，之後因支援首都醫療工作，不惜辭去上海肺病醫院院長一職，可僅僅幾年的時間，父親就被人誣告打成大老虎（貪汙分子），再過幾年又被打成大右派，並逐出北京，五十歲不到，正值壯年便遭到妻離子不理（劃清界限）的境遇，因病退休後回京，卻被告知“摘了帽子也是右派”，拒絕為他登記北京正式戶口。父親得知簡直萬念俱灰，他患帕金森症和心臟病多年，卻不願醫治，跟我透露“根本不覺得這世界有何留戀”的話，結果，才67歲便驟然離開了我們。
為了父親的離世，我的眼淚幾乎流乾，將心比心，父親的大女兒，我的大姐也應該很想知道當時發生的一切吧，但她的反應令我吃了一驚，那晚，英皇道上的路燈透過窗簾白慘慘地擠滿一屋，有軌電車叮叮噹噹的響聲，跟夾雜著車輪和鐵軌的軋軋聲，聲聲入耳，那是我走出國門的第一晚，腦海中閃過這些年來我家的變故，徹夜無眠。我這樣想，也許我這個姐真是為了明天的工作，不想跟我多談，不想影響睡眠，她可能也有她的道理吧。
於是，四天之後的禮拜天早上，母親自己去了附近的教會敬拜，家中隻有我和我姐，看她沒什麼事，便小心翼翼地重提父親去世前後的事情，令我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是，我這位姐姐突然惱怒起來，一字一句地正告我：你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你現在已經來到香港，應該想想怎麼掙錢，想想怎麼學好廣東話，告訴你，再提這些事，讓媽聽到引起高血壓心臟病，你負得了責嗎？麵對這種嗬斥、指責，我無語，我像被人打了一悶棍，跌坐在椅子上，不知說什麼才好。
也就是從那一天起，至今，我再沒有跟她說起過關於父親去世前後的事情，而她也從沒有問過。一個對自己的親生父親如此漠然、冷酷的人，夫復何言？
我這個姐比我年長很多，印象中我小的時候，她愛笑愛唱，既會拉手風琴又會彈鋼琴，常帶同學到家裡玩，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學校的活躍分子，在家裡也是大姐姐的樣子，時常嗬護我又哄著我玩，隻是當我長到十幾歲，情況開始轉變，特別是文革爆發之後。那年我家被抄家，糧票和錢都沒有了，我隻好搭車到城外她的學校宿舍去找她。當她得知情況後，雖然給我一些應急的糧票和錢，但留下這樣一句話：咱家抄家了，我不會再回家了，我不願街坊鄰居在我背後指指點點。我忍著就快流出的淚水離開了她的家，但心裡沒有恨的感覺，我覺得她有她的難處吧。政治把人變得冷漠，我小時候的那個大姐姐離我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
我們分開六年，當我再度與這個姐姐在香港見麵時，想不到她完全變了一個人，是金錢，是社會環境，還是家庭變故導致？無論如何，我始料未及，看來當初我在北京時本不想移居香港的預感是對的，但是命運把我推到了這一步，我隻能繼續想辦法走下去。其實，剛抵港我便將美國兩間護士學校的錄取通知給母親看了，母親哭著求我不要再離開她，就在香港找份工作算了，看著母親中風後的虛弱身體，我隻能順從地答應了她。
然而，本來很愛說話的我，從此變得沉默起來，未免母親操心，我也沒有將我姐如何叱責我的事告訴她。不久後的某天晚上，因失眠多日，我半夜起來找安眠藥，驚動了睡在沙發上的姐夫，當他知道我在找安眠藥時，不無關心地說——不要想不開啊（他以為我想自殺），我一麵說“沒事”，一麵感覺淚水就那樣順著麵頰無聲流下，於是趕快回到房間。這個姐夫心地非常善良，關於他的故事我以後再講。
當年我們北京的家，雖然政治壓力很大，但我們卻是一個有難同當、相互支持的溫暖家庭，因父母都是醫生，街坊四鄰關係都非常好，加上朋友多，母親又善烹飪（我也是不錯的小徒弟），所以經常高朋滿座，一啖母親的廣東菜，聽聽音樂，傳傳小道消息什麼的，熱鬧得很。哪裡想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出國門，到了香港，見到親人，卻是如此欲哭無淚的境地。
不管怎樣，對我而言，找一份工作才是迫在眉睫的，可我的廣東話還不行，當年在香港不懂廣東話，可以說寸步難行，而且遭人歧視。就在這時有位親戚的朋友，說有位私家醫生正在請護士，不必有正式文憑，但卻要求懂國語，也要懂英語，因為這醫生本身是北方人，並講國語，他的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但在香港請的護士絕少懂得講國語的，而我似乎十分符合這個條件，於是便安排我去麵試。
而這之後，想不到又是一個命運轉折點。
寫得真好，血淚斑斑的家史。深有同感，願博主的用心能感染更多的人。
挨千刀的毛賊，禍害了多少中國人啊！更可氣的是，到現在了還有大量或無恥或無知的人為這個萬年出一個的大魔頭歌功頌德。
社會主義給了一些東西，又拿走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資本主義給了一些東西，又拿走一些很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