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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三)

(2015-06-29 10:25:45) 下一個


第三章 
三反運動遭誣陷


 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年會結束後,有關領導(具體姓名已無從查起)找到父親,不無誠懇地邀請父親到北京工作,說首都缺少醫生,特別是像父親這樣年輕,而有能力、有經驗的院長級別人士,又說這也是支援首都的建設,雲雲。父親聽罷,幾乎是馬上點燃了他心中報效祖國的那股熱情之火。

另一方麵,父親一向患有支氣管哮喘,在上海居住的那些年,時常喘息不止,可能與上海的氣候有關,說來也怪,他到北京後,竟一次哮喘也未曾發作,其實這也是過敏性哮喘異地治療的一種典型表現,但父親認定北京將會是他人生中下一個驛站,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個決定將帶給他一生中難以想像的恥辱與痛苦。

父親說到做到,跟母親商量之後,第二年(1951年)便攜全家搬到北京,據母親回憶說所有搬遷及交通費用,都是由北京民航局負責的,原因是民航局下屬的民升醫院聘請父親作院長。母親說,上海家裡的的家具如大床、沙發、鋼琴等全搬到了北京。連母親當時的護士曹青霞女士(後來成了我的舅媽),也隨我家移居到了北京。剛到北京時,我們住在景山後街三眼井,那是民航局提供給我們的一處很寬敞的四合院,父親上下班還有汽車接送,這是當時民航局跟父親講好的條件。

我想這並非父親自己提出的條件,解放初期中共對知識分子還很倚重,對於醫院院長這一級別的知識分子,更是優待有加,他們給父親的工資待遇是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幣),作為醫生,他被定為醫務五級,這在當時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隻可惜這份待遇隻維持了兩年,1953年發生的一場三反運動,便將這一切改變了。

民升醫院隸屬於民航局,當年座落在弓弦胡同,不過很快民航局便被歸屬於空軍,在父親1953年的工作證上,工作部門一欄寫著:空軍直屬衛生處民升醫院;而母親1956年的工作證上則是:軍委空軍後勤民升醫院。三年之中兩易名稱,恐怕是解放初空軍內部大事改革之故吧。
 

五十年代位於弓弦胡同的民升醫院,乃空後總院前身。
雖說父母當年都在空軍隸屬下的民升醫院作醫生,父親更曾擔任過民升醫院的院長,但他們卻不是軍人,也從未穿過軍裝,更未享受過軍人的任何優待。據母親說,那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情況,他們不是軍人,卻根據他們的醫務級,相應授予他們校級軍階,並允許他們作為非軍人在那裡工作。民升醫院大約在1955年前後結束了它的使命,被正式歸入空軍後勤部醫院,而民升醫院在弓弦胡同的舊址,幾年後也因中國美術館的興建被拆除。

父親從1951年到1957年,在民升醫院(後來歸屬空軍後勤部醫院)工作了前後六年,卻經歷了幾次政治運動,也就是1953年的三反五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一次比一次來勢兇猛,以全國範圍來看,這也是毛澤東與中共一步步打擊、羞辱、矮化知識分子的一係列行動,父親隻是一介書生,隻懂治病救人,對政治,特別是共產黨的政治,一竅不通。

中共自從奪取政權以後,就不斷製造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其目的就是為了全麵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集權製度,1950年開始的鎮反就是鎮壓反革命,包括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俗稱“社會上的反革命”,說穿了,就是中共眼裡看不慣的人,就要鎮壓,即“處決一批、判刑一批、管製一批”。據文獻報導,在這期間,中共殺了七十多萬所謂反革命分子。

這個鎮反運動還沒有完全結束,在1951年和1952年之交,又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展開“對違法資產階級的大規模和堅決徹底的鬥爭”。毛澤東指示說“應把三反運動看得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甚至還表示“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汙犯才能解決問題”。

三反運動之風很快就波及到了父親工作的民升醫院,當時的父親擔任院長和外科主任職務,運動開始的時候,醫院黨支部先從一個會計下手,非說他有貪汙問題,但這個會計跟父親說,他從來沒有貪汙過,說的時候神情非常沮喪,父親勸了他幾句,誰知道次日這個會計就上吊自殺了,整個醫院上下沒有一個人替他說一句公道話,反而在他死後,開批判會,說這會計是畏罪自殺。這是典型的共產黨搞運動的誣陷手法,從延安時代便已開始,但父親對此很不理解,既為這個會計感到難過,也對這種恐怖氣氛非常不滿,認為醫院本是醫治病人的地方,為什麽要搞這些逼死人的什麽政治運動。

然而,父親完全想不到的是,下一個打擊對象就輪到了他。醫院組織了所謂專案組,誣告父親,說父親在上海貪汙錢財,這真是莫須有的事,父親當年在上海不僅沒有貪過一分錢,甚至組建上海肺病醫院時的多筆款項,都是出自他自己和親友的捐款,更何況父親從美國帶回來的那個縮影X光機,也是父親花錢買下的。如此不白之冤,父親當場給予否認,但是專案組的人不相信,他們採取各種刑罰,目的就是要逼父親承認他是大老虎(貪汙犯)。

父親始終不屈不饒,這是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氣節,沒有做過的事,當然不能隨便承認,特別是這種侮辱人格的指責,更是不能低頭。於是,專案組就採取車輪戰術,即不同的人從早到晚連續審問父親,見父親沒有認罪的表示,便將父親關入牢中。當然父親入獄之前,完全沒有正式的法庭審判,在牢中,父親被告知不準說話,不準隨便行動,也不準和家裡通信,還有四個人監督他。

父親從來沒有跟我談起過這一段坐牢經歷,原因是當年我尚年幼,不可能跟我談這些事情,57年以後他又被逐出北京,父女連在一起生活的權利都被剝奪,更何況一起談心了。而母親也沒有跟我講過,這是當年我們這種家庭背景的一種普遍現象,大多數父母都不願將這些受共產黨侮辱和冤屈的事情講給子女聽,一來怕子女說出去會惹出更大麻煩,二來父母認為這是一種恥辱,索性不講給子女聽。

我之所以後來了解一點關於53年父親的這段經歷,是1980年3月我離開大陸赴香港定居之前,到空軍後勤部跟他們討要父親的平反改正意見的文件,那時父親已經去世一年零三個月了,我提出要他們賠償,起碼賠償當年他們無理扣押父親的工資,但他們說這個很難辦到,隻能給我看文件,但他們沒有影印機,於是我一字一句地將這份文件抄下來。

這份文件羅列了父親對三反肅反運動的不滿,我也得以了解父親當年的遭遇。至於父親提到那些人將他囚入牢中的“監牢”,我懷疑是醫院私設的牢房,專門關押這種“不服管教”的嫌疑犯,這並不出奇,當年(以至文革時期)中國大陸很多地方的學校機關單位都有這一類的私設牢房,甚至私設刑室,大搞逼供,甚至嚴刑虐待。

中共雖然獲取政權,但思想意識上與封建君主並無異樣,他們誣陷完全無辜的父親貪汙,強逼父親低頭認罪,豈知遭到父親的反抗,於是他們惱羞成怒,將父親關入那所謂的牢中,連正常人的生理反應---大小便,都要管製,每天隻準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每天隻給兩個窩頭吃,這窩頭是北方人用粗糙的玉米麵製成的食品,一般隻有很貧窮的人家才吃這種東西;當然洗澡也是不準的,洗臉則是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父親的腿腫了,但不準去看醫生,不僅如此,連放風的權利也被剝奪最令父親心痛的是,專案組的人令當年隻有十二歲的女兒(我的大姐)給他寫信,讓他交代,說不承認就永遠不釋放。

在這種沒有尊嚴、沒有人格的情況下,被屈辱的父親悲憤莫名,他想到結束自己的生命,對於一個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輕鬆。他設法找到一瓶安眠藥,和水吞了下去,準備以死向人們證明:他,是清白的,即使自我了斷性命,也不會屈辱地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但是,當年46歲的父親未能踏上黃泉路,他被人發現,並搶救過來。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個多月,終於有一天,專案組的人來找父親,說要押著他到上海對質。原來,全國各大城市都在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每個單位都要抓出一批大老虎(貪汙犯),抓不出來的就採取逼供信的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上海肺病醫院的一個職工被逼急了,便寫了誣告父親的信,妄說父親有貪汙問題雲雲,他以為父親全家已經遷居北京,遠離上海,他這樣說說隻不過為了過關,想不到,這封誣告信很快到了北京,竟成為父親的罪證。

 北京方麵收到此信後,不做任何調查研究,就將無辜的父親打成大老虎,豈料父親性格堅強,拒絕低頭承認這個無中生有的罪名。一個多月以後,專案組的人發覺父親一直不肯認罪,更以死明誌,可能這裡麵有問題,因此,提出與父親一起去上海對質。

 對質,本意是要找出問題的真相,對質之前父親應該是屬於無罪的,但專案組卻強將父親戴上手銬,如同罪犯一般押到上海,在火車上,專案組的人大模斯樣地坐在車廂座椅,可憐的父親連座椅都不能坐,隻能戴著手銬窩屈在座椅下。

 到了上海,父親回到了上海肺病醫院,周圍的同事非常詫異:歐陽醫生兩年前為支援首都去了北京,如今怎麼這樣子被押送回來?那個誣告父親的人見此場景嚇壞了,立刻跪地求饒,說他隻是被人逼急了,才胡亂講的。

 好了,對質的結果顯示:父親確實是無罪的,專案組給他解開了手銬,一起回到了北京,一路上有說有笑,還跟父親說“你看,對質完了,你就沒有問題了嘛”,父親沒有說話,沉默著,一直到火車駛入北京火車站。

回到北京,父親很快回到醫院上班,以為一切照舊,哪裡想到他的院長和主任職務被無故撤銷,所有人都用異樣的眼光望著他。父親本是胸外科醫生,但手術室不準他進去,理由是怕他手持手術刀,實行階級報復,他被毫無理由地降為普通醫生,卻不說明他應該在哪個科室工作。

不僅如此,醫院領導認為父親雖然不是貪汙犯,但態度惡劣、抗拒運動,並降其薪、撤其職。這真是荒唐之極,明明你共產黨搞政治運動,誣陷好人,人家不承認就說人家態度惡劣,抗拒運動,世界上還有這樣不講理的事嗎?這隻能說明中共一直都把暴力和高壓,變成它一統天下的不二法門,也成為它專政獨裁的法寶。近年來,關於中共迫害知識分子的史料中,多數顯示是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其實,從父親的遭遇來看,這種迫害從1953年已經開始了。

不久,本由民航局安排我們住的那個景山後街的四合院,也被收回,理由則是:你們(指父母)高職高薪,現在國家困難,你們還是自己買房子住吧。由是,父母買了東城區中石槽(後改為東石槽)胡同裡麵的一個小四合院,想不到的是,全家人在這個小院子僅僅生活了五年,父親便被逐出北京,這是後話了。

三反運動後,父親變得沉默了,他在思索,作為一名醫生,沒有了手術刀,進不去手術室,莫非就不能治病救人了嗎?經過長久的思考,父親想到了祖國寶貴的醫學財產---針灸,僅憑一根銀針,便可以活人無數,他決定去嘗試這個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領域。父親恐怕沒有想到,三反運動對他的誣陷與不公平對待,竟然令他下半生成為一名成功的針灸醫生。

那時,父親的從醫歷史一直沒有離開過西醫,先是在廣州的夏葛醫學院接受七年完整的西方醫學教育,然後在北京協和醫院實習,畢業後去上海,開創上海肺病醫院,並兼任胸外科醫生和院長十年之久,其間還被派到美國進修學習。對於中醫針灸,父親以前從來沒有任何涉獵,而且二十多年的西醫經驗,令他曾有西醫比中醫更科學的看法,但他卻沒有因此有一點介懷。他找到針灸大師朱璉的著作“新針灸學”認真研讀,並在自己身上試針,力圖親身體驗到針在進入人體後的感覺,更走出醫院,到北京中醫醫院親自請教院長王雪苔先生。

五十年代初,中國正處於建國初期,全國醫療係統都是以西醫為主導,絕大部分醫生對中醫不僅完全不了解,更帶有一種鄙視心理,認為中醫是不講科學的,而父親以一個相當有經驗的西醫身份,不拘一格向中醫針灸大師請教,在那個時代是非常難得也非常少見的。“中西醫結合”這一口號是五十年代末才開始出現的,父親實際上比這句口號的出現還早了將近六年,可以說,父親是上個世紀中國的中西醫結合的領軍人物,此話一點都不為過。

如果沒有看到父親的手稿,我真是很難相信,他開展針灸工作竟然是在1953年的8月,那一年他遭到中共發起的三反運動整肅,被誣陷成貪汙犯,後來到上海對質,醫院才知道是搞錯了,豈知共產黨幹部冤枉了人,不但不賠禮道歉,反倒指責父親態度不好,撤銷了他的院長職務,薪金也隨之降低,連手術室都不準進,蠻橫地剝奪了父親做醫生的權利。

從手稿上的時間來看,父親被革職之後,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便自我完成了他的針灸進修,父親真是連悲哀、憤怒、自憐的時間都不給自己留,他的使命就是救死扶傷,無論什麽也阻止不了他,他是一名真正的醫生。必須說明的一點是,雖然父親沒有任何中醫基礎,但是針灸穴位在人體上的位置,對於熟知人體解剖學的父親來講,並非難事。他曾跟我說過,畢竟在大學受過幾年傳統的西醫訓練,比起完全沒有接觸過解剖學的初學針灸者來說,還是較為容易學習的。

當時父親工作的空軍直屬機關衛生處民升醫院,據當年在同一醫院工作的張淘醫生回憶,那時的針灸科僅有一位從北京郊區請來的針灸師,但沒有受過係統的醫療訓練,自從1953年父親開始試用針灸為病人治病,針灸科才開始有了正式醫療科室的雛形,而且父親還將普通針灸治療提高到理論水平,據父親報告手稿中所寫“掛號和轉科來就診的日日增加”,可以看到那是他將這個祖國淵遠流長的偉大遺產帶到了這間醫院(而此院即是空軍後勤部總院之前身),是被中共侮辱冤枉的父親創立了針灸科。

那時,父親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家裡總是聚了很多聞之而來的病人和朋友,圍坐在客廳四周,然後父親根據每人不同症狀,為他們施針醫病。來者之中的名人有民族學家費孝通、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孫曉邨、畫家吳作人,齊白石,作曲家章玫,甚至北京市市長吳晗,當然父親並不是為他們的名氣而為他們醫病,隻是因病人和朋友的口頭相傳,才一個個來到我家求診,父親完全是為了證明針灸治療的療效,才不辭辛苦地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在家接待病友,而且從未收受診金。


後排左起:吳作人,蕭淑芳,父親


大概因沒有任何金錢交易,我家那個時候的晚間“診所”非常溫馨,聊天的聊天,看病的看病,唱歌的唱歌,彈琴的彈琴,熱鬧之極。我那時還很小,大家都喜歡逗我玩,其中那位藝術家章玫給我印象最深刻,他的手指靈巧之極,背對燈光,將他靈巧的手指搭配在一起,牆上的影子便出現了小白兔、大灰狼,還有狡猾的狐狸,加上鉛筆、手帕做道具,便成就了一齣短劇。

齊白石究竟是來我家,還是父親到他家針治,我已不記得,隻是齊白石曾經送過父親一幅畫,畫的是兩隻和平鴿,上書“靜戈大夫清正 九十三歲白石老人贈畫”,那是1956年,齊白石被授予德國藝術科學院通訊院士,同年獲得世界和平理事會“國際和平獎”,那年的世界和平標誌即是和平鴿,於是白石老人為響應這一世界和平的號召,畫了這幅雙鴿圖。白石老人一生的畫作多為花鳥魚蟲,和平鴿大概是唯一與政治有關的作品,我曾在捷克布拉格的藝術博物館也看到類似的齊白石畫作,但遠沒有贈與父親的這幅富含神韻。

當年的費孝通和孫曉邨都是大學校長,都是四十幾歲,卻已患了哮喘多年,經西醫治療,病情依然反反複複,父親本身便患有哮喘,因此對此症有特別治療心得,這兩位經過父親四十多次的針灸治療,都恢復了健康。從1949年起便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也是父親的病人,在父親的病歷中看到,當年的吳晗受失眠和腸胃病的困擾,針治了不到四十次,已然可以擺脫病狀,後因工作太忙而停止治療。

父親與吳晗的關係隻不過是醫生與病人,文革中吳晗成了首當其衝的所謂三家村幹將,我們家莫名其妙地也受到牽連,據母親回憶,吳晗當年因病癒而感激父親,知道我的哥哥姐姐當時熱衷於拉手風琴,於是便送了一個小手風琴,那個小手風琴基本是個玩具,不能用來當作樂器的,大概母親又轉送給別人了,我完全沒有任何印象。就這麽一點事,母親也被迫交待了幾次,造反派恐怕也覺得實在沒什麽可以上綱上線的,這才作罷。

而吳晗這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在四年之後積極參加反右運動,並親自主持對儲安平的批鬥,而且在那一年火線入黨。父親醫治好了吳晗的多年痼疾,也受到吳晗的由衷感激,卻在那一年被打成極右分子,成為吳晗的敵對麵。這就是當年中國社會的畸形狀態,傳統中國的文化被充滿火藥味的政治鬥爭代替了。

當然,父親絕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平民百姓,他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家裡擠滿了經人介紹來的病人,病狀也是五花八門,從中風到小兒失語,從失眠到癔病,從顏麵痙攣到無名舌體腫大,不一而足,這也提供了父親豐富的針灸治療經驗。曾經在上海專攻肺結核病十年之久,熟悉所有有關肺病的西藥治療及手術治療的父親,自從親身體會到針灸治療的廣泛性之後,他開始嘗試用針灸治療肺結核,並到各處參觀取經,1954年在醫院就“針灸在肺結核病中的應用問題”做大型報告。在他的報告中可以發覺,父親對於肺結核的治療和研究,是結合了中西醫兩方麵的優勢,具體病例,具體分析,既用針灸解決病人的厭食、咳嗽症狀,又用鏈黴素注射在有關的穴位中,是真正的中西醫結合。

從1953年8月父親開始在民升醫院展開針灸治療後的兩年期間,他做了三次有關針灸的報告,兩次是在1954年,一次是1955年給衛生部高級針灸師資訓練班的講話,雖然父親是三反運動中被觸及、無罪卻被指態度不好、被降薪降職的前院長,那些年卻因在針灸治療上取得極好成績,在醫院表現非常突出,1956年竟然被評為空後直屬單位先進工作者,並授予二等獎。我還記得父親胸前戴著大紅花,笑著在醫院門口拍的照片。

1956年,大概是三反運動以來,父親最有成就感的一年,無論怎樣,三反運動已經過去,雖被剝奪了作外科主任和院長的資格,但父親卻因這一轉折,找到了他的新出路,那就是針灸,在這三年中,他的針灸病人有增無減,好評如潮,父親也因此重拾他的自尊,煥發了作為一名醫生的熱情。那一年,父親甚至將年邁的母親(我的祖母)從香港請來到北京小住。

大陸五十年代對邊界的管製還沒有那樣嚴格,不過那一年祖母其實身體已經很差,而且患有老年失智症,根本不能獨自走過當年的羅湖橋,父親則有他的辦法,他請我的三伯父將祖母送到羅湖橋頭,父親在國界的這一邊接應,雖然與三伯父遙遙相望,卻不準交談,在邊防軍的注視之下,父親將祖母攙扶入境,辦理手續,然後搭火車由深圳至廣州,由廣州至北京。

我想,父親將年老病衰的母親接到北京,隻不過是想盡一份孝心,祖母來到北京的時候正值隆冬季節,住進我們那個小院子的西屋之後,就再也沒有出去過,父母每天都要上班,請了一位會講廣東話的保姆專門侍候祖母,但父親工作繁忙,根本抽不出時間陪伴祖母,更何況祖母的老年失智症引來諸多不便,最後,祖母在北京隻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便由父親將她送回香港了。

雖然祖母來京未能長住,但父親畢竟圓了他的心願,盡了他的孝心,1956年在父親的一生當中都還算是不錯的:工作不僅順利,還相當成功;我們一家六口生活和美平靜,祖母的到來,令一家三代透著難得的天倫之樂。三年前的三反運動,父親彷彿已然忘懷,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父親,無論如何想不到三反的陰影其實一直沒有散去,達摩克斯之劍就那樣沉默而且無情地懸在他的頭上。那一年,也是父親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最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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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安雅雲 回複 悄悄話 您父親代表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英,無論中國共產黨怎樣打壓他們,他們始終如一的堅持想為國家盡心盡力。
overthrowccp 回複 悄悄話 "近年來,關於中共迫害知識分子的史料中,多數顯示是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其實,從父親的遭遇來看,這種迫害從1953年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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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準確地說:中國共產黨破壞知識分子是從該黨成立便開始了,尤其是從該黨在任何一個地方篡奪政權那一天便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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