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眼看王叔操刀治印,是很長見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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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一九九一年,我去美國留學兩年,九三年回到香港,其間,我們的通信很少。九四年我又回到北京,畢竟老朋友一場,我還是去和平裏探望他們二老。那天到他家的時候已經是接近吃晚飯的時間,電話中説好請他們二位出去吃個便飯的,哪裏想到他家裏還有幾位客人,王叔照例熱情為我介紹一番----這是我們的乾女兒,剛從香港來的。
坐了一會,忽有人打電話來,王叔接聼,邊笑邊回答:好,好,別客氣,謝謝了。放下電話,王叔對我說,走,咱們吃飯去。我馬上明白是有人請他們吃飯,便說,有人請你們吃飯,我就不去了。王叔拿起雙拐,有點嗔怒地跟我說:哪能說走呢,咱們還沒說兩句話呢,走,咱們一塊吃飯去,我給你介紹介紹。我見推託不下,隻有跟他們去了。
一張大圓桌子坐了十幾個人,除了王叔趙姨是我認識的,其他人全沒見過。王叔很熱情地介紹:這位是張總,那位是李經理,這位是胡秘書長,那位是方主任,這位是林董事長,那位是。。。。。。我側過臉望著王叔,隻見他笑意盈然地端起茶杯,向各位首長們致意,然後就跟他們很起勁地談著我全然不知道的事情。
我那次回京,是經歷了在美國兩年留學生活以後的第一次,除了敍舊情,還想跟他們聊聊我在美國的趣聞和感受,但是,我發覺我好像成了局外人,完全插不上嘴,王叔還不無熱情地把我“推薦”給那些幹部和首長,說我若想做生意,可以跟他們多聯係等等。我無言,對著那一桌的美味佳肴,腦海卻漸漸浮現出當年我在南竹竿胡同看望王叔的情景,同樣的臉,卻好像兩個王叔,我似乎很難將他們重合起來。
一九九五年春夏之間,偶然從報紙上見到一則新聞,說中殘聯和北京殘聯組織的認識中國訪問團抵達香港訪問,王十川的名字赫然在內,但我在香港並沒有收到王叔的信或電話。我想了想,還是選擇靜待,靜待王叔的消息。雖然,凴我在香港的人際關係,我可以很容易找到他們下榻的酒店,但我不想這樣做。結果,一直等到這個訪問團結束香港的訪問,我也沒有收到任何來自王叔的消息。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登載了這樣一條消息----
王十川一方“繁榮昌盛”印章,被拍賣了五萬元港幣,並由陳玉書收藏,而王十川將全部所得當即捐贈給中國殘疾人事業。
陳玉書是香港繁榮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早年由北京移居香港,自稱與鄧小平兒子鄧樸方交情不淺,還有生意來往,後來,陳想方設法以香港人的身份,當上了北京政協委員,被香港人稱之爲紅色資本家。我與陳玉書在香港也曾有過來往,後因“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想與此人共事而不再來往,想不到王叔首次來香港,便認識了他。這世界真是不大啊。
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的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又去了一次北京,見到王叔和趙姨,但想不到那是我最後一次和他們在一起,王叔少不了又幫我用馬前課算了一命,說我移民加拿大將會一路順暢,雲雲,我隻當是他對我的祝福。
多年以後,我在唐瑜所著的“二流堂紀事”中看到這樣一段話:忽一日,遇到北京名金石家王十川,並約我去他家。我到他家剛坐下不到十分鈡,他已經刻好了一隻像“皇帝之寶”那樣的大印。十川兄是個奇人,日本商人自薦為他當經理人,他婉拒了,他卻叫我把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名字都開給他,他都送他們一隻石章。
這就是了,我曾經聽到王叔多次提到唐瑜,雖然唐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但我始終無緣與唐見麵。隻是這一段文字,記錄了唐瑜與王叔的一段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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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我已經定居溫哥華,年底的時候家人突然打電話告訴我,說趙姨去世了,我簡直不能相信,忙問什麼時候,家人説不清楚,聼這個消息時已是兩三個禮拜後的事了,具體時間也弄不清。我立刻打電話到北京,鈴聲響了很久卻沒有人聼電話,我又打給另一個跟王叔熟悉的朋友,他告訴我:你就別打電話了,王叔自從趙姨辭世後,大受打擊,不吃不喝,話也不多說一句,連最心愛的篆刻也放下了,整個人恍恍惚惚,電話也不接。
原來,出事的那天晚上,趙姨胸口覺得不舒服,王叔想叫樓下的鄰居幫忙找輛車,把趙姨送進醫院,但一向客氣的趙姨無論如何不願麻煩別人,說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説,便又躺下去,結果,早上王叔發現趙姨已經昏迷,送到醫院後再沒有醒過來。王叔一直苛責自己,如果當晚堅持將趙姨送往醫院,也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可是,人生哪裏有也許呢?
我想起在北京的時候,聼他們兩個互相逗趣的情景,趙姨說你可別死在我前頭,我怕看死人,王叔就說我隻要活一天,就把你侍候的好好的,到我不行的時候,找個沒人的地方往地上一躺,就算完了,你也用不著害怕。當時,我就覺得這兩位可真是思想開放,連這種事情也拿來逗趣說笑,真是豁達到了極點。可是這事竟讓趙姨不幸說中——她真的走在了王叔前麵,但王叔卻是如此的痛不欲生,則是他倆未曾預料到的。
雖然很想跟王叔親自聊聊,但苦於他不聼電話,我又因剛移民加拿大,很多事急著要辦,抽不出空到北京去一趟,心裏既傷感又有說不出的遺憾,結果半年後,竟然又傳來王叔過世的噩耗。據朋友輾轉告之,趙姨走了以後,王叔痛不欲生,整個人一下子就垮掉了。這一點,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們夫妻倆儘管結縭之時已是人近黃昏,但感情卻非常好,特別是王叔,常以“趙大姐”對外稱呼他的太太。一九九四年北京日報刊載了一篇他倆的故事,標題便是“獨步人與趙大姐”。(據我所知,趙姨比王叔年長十歲。)
據知王叔悲傷過度,甚至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他的大兒子(王叔有三個兒子)便幫他從和平裏的單元樓搬出來,他生命最後的半年就是跟這個兒子同住,不過,王叔再也恢復不到他當年的風采。一九九九年,為邵華澤先生篆刻的“熔古鑄金”一印,成了他的封刀之印。幾個月後的八月三十日,王叔壽終,得年七十六歲。
後記
王叔王十川(原名王荷)和趙姨趙世燕,曾經是我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我們曾親密如一家人,我們也曾因社會的變遷而感覺彼此陌生,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二位仍然在我心目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
從電腦上查詢有關王十川的資料,得知王叔在生之時共積累篆刻作品三萬八千餘方。
一九八二年參加首屆中日書法交流大會;
一九八三年中國青年報連續發表他的作品;
一九八七年,赴日參加日中書法聯展,與楚圖南,歐陽中石同獲特邀獎;
一九九一年,為轟動一時的百米中國書畫治印兩方,一為---弘揚民族文化,二為-----振興民族精神積壓角印一方;
一九九二年,被美國傳記學會收入“本世紀最受尊敬的人”一書;
一九九三年,北京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分別訪問王叔,介紹他自強不息的精神;
一九九四年,北京日報刊載“獨步人與趙大姐”,介紹王十川的藝術生涯;
一九九五年,隨代表團訪問香港;
一九九七年,鄧小平死後,王十川以“致敬禮”爲主題,將鄧的一生濃縮在七方五字印中,“表達對縂設計師的無盡懷念”;
同年香港回歸,王十川所刻“賀香港回歸”套紅印,再次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電腦資料上還附了這樣一句話,頗令人玩味----(王十川)多年來應邀為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衆多省部級領導幹部,社會政要,文化名人治印。
算起來,我跟王叔趙姨結交僅僅五年而已,但那五年的時間,王叔那種藝術家獨特的豪邁氣質,令我印象深刻,永誌難忘;自八零年我離京赴港之後,直到他們二位先後離世,那十八年之中,中國社會有了幾乎是天翻地覆的變化,除了政權和政府沒變,所有人的生活,包括行爲舉止,情操道德,思維模式,價值標準等等都發生變化。至於王叔如何?
王叔固然還是篆刻大家,但跟以前不同的是,王叔成了名人,時常都要接受媒體訪問;王叔也不再孤獨,家裏賓客不斷;托王叔治印的,也非尋常之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省部級領導幹部,社會正要名流等等。
王叔啊,我去北京探望您的時候,您忙著社交,沒有時間跟我這個七十年代共過患難的忘年之交,多說幾句話,隻留下我滿腹的惆悵。不過,無論如何,您二位的身影及談笑風生的樣子,將永駐我心間,我永遠會記得那難忘的五年。
真正遺憾的是,有一天我去北京,卻不知去何處去為您二老獻上一束鮮花,是和平裏呢?還是南竹竿胡同?抑或八寶山的一隅?
(2007年8月)(2010年1月最後修改)
王叔除了花瓶失竊,冤枉了作者,欠了人格,失了大家風範之外,沒有什麽證據說他屈之於威武、淫之於富貴。但是,作者的寫法確實容易使人誤會。這應該是一個心誠的友人不應為之的,但願是無心之失。
讀完掩卷,不由長歎:“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僅為理想境界,做人能做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獨立不慚於影” 又哪裏是件容易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