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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王叔趙姨(中)

(2015-06-20 20:17:16) 下一個

 王十川和太太趙世燕,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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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隻有一條腿,閒談中他也毫無顧忌地告訴了我,他是怎樣失去了那一條腿的。那是一九四九年,王叔二十六歲,有天左膝痛得難以忍受,經協和醫院醫生檢查後,宣布他患了骨結核,於是決定高位截肢,用王叔的話來説,進醫院的時候還是國民黨傅作義的天下,等出了院,就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了,一進一出,竟跨了兩個時代。也因此,王叔常以獨步人自稱。

其實,王叔自己也覺與常人不同,他曾指著他的眼珠叫我注意觀察,果然,他的眼球外周竟是一圈灰藍色的光圈。王叔說他晚上不開燈都能看見,連趙姨都在一旁打趣:是啊,一到晚上你王叔眼睛就變綠了,跟狼似的。他們兩夫妻時常開玩笑,從不把我當外人。

說王叔是異人,還要說說他精於命相學,不僅善觀麵相,更常以諸葛亮馬前課為朋友事前估算,我本人便是一例。一九七八年底我父親突然去世,母親很快得到批準去了香港,北京隻剩下我一個人,前途暗淡,我的心情就如跌到穀底,王叔便對我說,你別著急,一年之內你就會成行,那時是一九七九年中的樣子,我說王叔您真會安慰人,王叔也不多說,隻說那你就等著吧。結果,果不其然,年底便獲批準,一九八零年三月我正式移居香港。二十多年後,在溫哥華認識一位北京來的女士,八十年代她在北京的時候,經人介紹見到王叔,跟我一樣,王叔用馬前課掐算,竟準確算出她的移民大約時間。由此可知,在我離開北京以後,王叔的馬前課預言能力在京城很有些名氣了。

七十年代,王叔趙姨是我關係最近的朋友,我跟他們可以無話不談,全然不必顧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畫麵就是:在那空曠的大北房,孤燈之下,王叔一刀一刀在那堅硬的青田石上麵恣意遊仞,刀鋒刻在石頭上的那種尖利聲音回蕩在破舊的空房子裏,我看著他一點一點地刻完,然後又刻上邊款,將石頭放在小爐子上麵稍微加熱,再塗一層薄薄的蠟,最後用一塊軟布擦,直到擦得精光閃亮。這最後的步驟,如果我在他的家裏作客,我便會攬過來幫他做,一邊做一邊聊,王叔也趁此機會告訴了我一些關於石頭的知識,如何鑒別,如何欣賞等等。那個時候,因爲他們倆的敏感身份,來南竹竿胡同拜訪他們的客人不多,而我同樣出身黑五類,我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所謂敏感身份,如此,才有這樣特殊的機會,與他們結成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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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王叔趙姨用他們的四合院換了一套和平裏的單元樓房,雖説四合院的麵積比單元樓大得多,但單元樓勝在方便,尤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有暖氣裝置的單元樓是當年很多北京居民的夢想,我實在替他們高興。新單元在二樓,他們添置了新家具,更將文革中抄家退賠的一個帶玻璃門的展示櫃,擺在客廳靠窗的墻邊,他們指給我看裏麵的東西,有古董有藝術品,但東西太多顯得有些繁雜,看了多少遍也沒有什麼印象。

兩年以後的一九八零年,我離開北京移居香港,臨行之前,王叔送了我一塊田白石,雖然沒有田黃石的名氣大,但也是貴重如同黃金的石頭,他在上麵淺淺地刻了長樂吉三字,也沒有刻邊款,意思是叫我時常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另一塊石頭也很名貴(忘了叫什麼名字),則刻了日初,大概意旨我移居香港一如一日之初,重新開闢另一種生活。

此後,每逢我囘北京必定去探望他們,有時索性就住在他們的小單元裏麵。八十年代以後,王叔在北京篆刻界的名氣越來越大,甚至有日本人聼聞王十川的大名,也來特別登門拜訪,請王叔為他們刻銘章,我所記得的便有西園寺公一和日本皇族嵯峨。當年中國人大多經濟拮據,請王叔刻章的,大部分都是不講金錢隻托人情,但日本人卻是真金白銀地給王叔,而且價錢不菲。於是,王叔就請他們將款項寄到香港,由我來替他存在銀行。我跟王叔真的是百分之百地互相信任,我特別到香港的一間日本銀行開了戶口,專門存王叔的錢。每年囘北京,我便帶上所有銀行給的單據收據等等交給王叔。大約一九八九年前後,王叔可能覺得沒有必要再將這些錢放在香港了,我便將那些錢連本帶息還給了王叔。

自從八十年代後,因改革開放,國門大開,北京政策多少有些鬆動,他們的朋友明顯增多,王叔的名氣也開始越來越大,我去北京去拜訪他們,常常會踫到他們的朋友來訪,王叔乾脆就這樣介紹:這是我們的乾女兒,剛從香港回來。我笑笑,也不去解釋,就算默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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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一九八五年,我囘北京,又到和平裏去探望王叔趙姨,王叔給我講了個故事那天來了個老頭兒,還跟著一個年輕人,那年輕人畢恭畢敬地介紹,這位是李政委,我請他落座後,便跟他說您是戎馬中人,職務政委,但我並非您的部下,稱政委恐怕不妥。然後我問了他的貴庚,便說您長我兩,我就叫您李大哥吧。李政委聼了起初一怔,緊接著露出政委式的笑容,好,好,直爽,痛快。王叔說完,仰頭哈哈大笑,我跟他說,您也不怕人家說您翹尾巴了。王叔挺直了身子,微笑道:

 
 我做人一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獨立不慚於影。五七年反右派時如是,文革中被迫勞改也如是,今天封了個大師號,我仍如是。

 
 那一年,中國書法家協會贈與他篆刻大師的稱號,我們這些看著他從潦倒中一步步走過來的朋友,無不唏噓。而看到王叔麵對名利的那種瀟灑,更令我敬仰不止。

 
 過了那個令人難忘的天安門六四事件,來年的冬天,即一九九零年冬天,我和一位香港太太搭伴去了北京,這位太太對骨董藝術甚感興趣,聼我說起王叔,馬上來了興趣,非要跟我一起去北京見見王叔。說起這位太太,還頗有來頭,她就是當年香港正當紅的鄭姓電視藝員的繼母。那次,我跟她住在同一間酒店,但不同房間,她比我來早幾天,已經拜訪過王叔。然而,就在那次在北京的日子裏,發生了我怎麼也想不到的事。

 
 那是我下榻酒店的第三天晚上,已經是深夜了,忽然電話鈴大響,我拿起電話,電話中是一陌生男人的聲音,很客氣,跟我核對了名字以後,便説:

 
 請你出來一下,公安局的人要跟你談談。

 
 在那個時候,六四事件剛剛過去一年,我又是香港報紙專欄作者,寫過許多篇抨擊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大開殺戒的文章,心想這囘一定是他們要給我點顔色看看了,當然心裏十分害怕,又不能打電話到香港求救,也不可能逃走,唯有硬著頭皮上了。我在電話中告訴對方,我穿好衣服便出來,心裏麵卻是撞鹿一般忐忑不安,我慢慢地穿戴起來,雖然酒店房間很熱,我還是穿上了出外的大衣和圍巾,誰知道他們把我拉到哪裏去呢,也許扣留幾天都有可能的,我心裏這樣想著,將我的香港證件小心地藏在大衣內側的口袋裏,深深呼了一口氣,再一次鎮定了一下我自己,擰開房間的門把手,原來門外已經有一個人在等候我了。

 
 去哪兒談?我問那個人,心裏出奇的平靜。

 
啊,就在那邊的房間。那人向前方用手指了指。

 
 那個房間顯然沒有客人住,床上的擺設基本沒動過,裏麵有個人見我進來,馬上站起來打招呼,一口的北京話:

 
 您來啦,沒什麼,就是想跟您打聽個事兒。是啊,這麼晚了,不好意思啊。

 
 剛才在我房間門口等著的那個人,也隨著我走進來。聼口音,兩個人都是北京人,帶著濃厚的北京人説話的語氣。我問他要不要看我的證件,他說不用了,然後就問起我是哪天到北京的,又問這回來北京有什麼特別事沒有,準備待多久等等,最後話題一轉,問我會不會去看王十川,我說當然會去看他,心裏奇怪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和王叔的關係,還沒等我把這事情猜測出個輪廓來,那人突然擡起頭望著我問道:

 
你知道他們家失竊了嗎?

 
 聽到他這樣問,我心裏的石頭反而一下子放下了,他們是爲了問這個問題而來的。我便開始從容地問他們王叔家失竊的前後,他們倒是很坦白,説是王叔報案的時候告訴他們,我這次來京是跟另一位太太來的,他並不認識這位太太,而這位太太在我來京前一天,便去拜訪了他,就在那天,王叔發現放在客廳玻璃櫃裏的一件古董瓷瓶不見了。於是,王叔便懷疑是我夥同那位太太,偷竊了那件古董瓷瓶。

 
 心裏大呼冤枉的同時,也怪罪王叔怎麼居然向公安舉報我可能是疑犯之一呢?這麼多年了,難道王叔你還不了解我,信任我嗎?再説,王叔也知道我在香港從事筆耕工作,比較敏感,好不容易囘趟北京,還把我往公安局推。越想越生氣,回到房間,一夜未眠,第二天我做了決定----這次不去看望王叔了。一位北京朋友得知,勸我不要意氣用事---王叔明知你回京,卻不去看他,有可能更加深他對你的懷疑。說的也有道理,於是我挑了一個快離京的日子去看他,但心情卻是我認識他十幾年來最差的。在那間熟悉的和平裏單元樓二樓,我像往常一樣問候他們,也談起失竊的事情,王叔仿佛很輕鬆大度地說道:

 
 這事你不知道就算了,我們也不知道是誰幹的。

 
 接著,他又描繪了一番那瓷瓶的樣式顔色等等,但我表示我完全沒有印象。確實是沒有印象,我隻知道那個玻璃大櫃裏放的大多是文革抄家退還回來的東西,因爲擺放的雜亂無章,我也從未細看過,當然沒有印象。其實,八零年以後,王叔家裏賓客不斷,人多手雜,真的説不清是誰幹的。不過,此事竟懷疑到我的頭上,我冥冥中有種感覺:王叔對於香港來的人,即使熟識如我,也跟政府一樣綳緊階級鬥爭的,懷疑一切,覺得壞蛋都是從香港那邊來的。那一次囘北京,我真是失望極了。雖然失竊一事跟我無關,但畢竟我和王叔之間有了隔閡,而且這隔閡難以愈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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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頤和園 回複 悄悄話 原來石姐姐是專欄作家,難怪文筆這麽好!

王叔因為一個古董瓶子就這樣亂懷疑人,而且心裏懷疑一下就行了,他還居然告訴了公安局,這也太有失做人的基本準則了。他等於是看你成長長大的,按他的閱曆,應當能夠準確判斷一個人的基本品行,怎麽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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