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梁實秋的不解之緣
魯迅梁實秋的論戰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一件“熱鬧事”。一位文壇泰鬥，氣勢正盛；一個後起之秀，鋒芒畢露，但無疑都有過人的傲才。
1926年梁實秋回國，看了盧梭的一篇關於子女教育的文章，覺得不能認同，同年12月15日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論子女教育》的文章在《北京晨報》副刊上。
一年後，梁實秋又將此文發在1927年11月的《複旦旬刊》創刊號上，當時魯迅已定居上海，讀到了這篇文章，看到梁實秋對盧梭提出了這番不同見解，就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支持盧梭意見的文章《盧梭與胃口》，發表在《語絲》周刊上。於是文壇上著名的“熱鬧事”開始了，兩位年齡懸殊的辯友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事情或許到此應該為止，但是魯迅接著又寫了一篇文章《文學和出汗》，對人性進行了拷問，其實就是暗含對梁實秋的拷問。魯迅的兩篇文章發表後，梁實秋並沒有立刻做出回應，直到1928年3月25日，梁實秋在《時事新報·書報春秋》上發表的《關於盧梭——答鬱達夫先生》中，第一次對魯迅做出了還擊。4月10日，魯迅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頭》。
麵對魯迅不客氣的文風，梁實秋在深感震驚之餘，不能不接受這一嚴重的挑戰。
多年以來，魯迅在文壇上以一支筆橫掃千軍，所向披靡，一直慨歎碰不上一個像樣的對手而感到孤寂無聊。現在，憑借直感，他明白終於碰上了一個理想的辯手，先生的情緒立即亢奮起來。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寫出了一大批火藥味更濃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彈般朝對方擲了過去。
但總的說來，論戰還是在文藝範疇之內進行的。但是，由於這場論爭是在範圍更廣闊、也更複雜的文學運動背景下展開的，隨著論爭的深入，範圍在逐步擴大，論戰也逐步升級漸入高潮。
1929年9月，梁實秋在《歲月》雜誌上發表了《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兩篇文章，梁實秋在用這些文字來反駁魯迅關於文學有階級性的思想。連續兩篇文章沒有得到魯迅的回應，梁實秋或許有些對著空氣打拳的感覺，大約由於不甘心，10月10日他又發表一篇《“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
這一次魯迅開始回應了，魯迅連續作了兩篇駁文，一篇是《好政府主義》，針對梁實秋早先的那篇《“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另一篇則是標誌著兩人論戰進入高潮的，鼎鼎大名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看到魯迅的回應之後，因著編輯《新月》的便利，梁實秋一口氣發表了數篇反擊文章。
這場曆時8年的辯論，在魯迅逝世之後落下了帷幕，沒有輸贏與高下之分，倒是給無數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展現了兩位文豪的才華與智慧。晚年的梁實秋在回憶當年這位辯友的時候，也給予了中肯的評價，言語間充滿了敬佩與懷念之情。
梁實秋的女兒梁文薔在回憶父親時這樣說：“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台灣，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麽‘過節’。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麽？”父親回答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麽仇恨，隻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