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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耕：一個環保主義者的節製生活
穿過市聲如潮的北京南城，向南，再向南，一直雜亂無章地顛簸下去，公共汽車最終在一個名叫舊宮的地方停住不動。在那裏忐忑地等上5分鍾，便有一輛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小巴呼嘯著衝到麵前，不由分說捎上你，然後半路將你扔下，揚長而去。環顧四周，是清秋特有的荒蕪與蕭瑟，躍過路邊那道顏色、氣味皆十分可疑的水溝，橫亙在眼前的又是一條能使你發瘋的羊腸小道……而就在這塵土飛揚、宿命一般的道路盡頭，郭耕正貓在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的樹叢裏快樂地觀鳥。
5年來，他幾乎每天都樂此不疲。
“我每天都與大自然交流，日無虛度。”郭耕洋洋得意地說，“如果你的工作與你的心智相符、意趣相投並富於創造力，這種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
從1987年的1月到1998年的8月，郭耕服務於距此不遠的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擔任那裏的靈長類研究室主任和動物保護教育基地主任，並完成了《世界猿猴一覽》一書的寫作。
1998年9月以後，郭耕獲得了在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暨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館專事環境教育的工作機會。他在這裏先後完成了“世界滅絕動物多米諾骨牌”、“動物行為模仿遊戲”、“動物之家係列”等創意，編著了《滅絕動物挽歌》、《為保護環境隨手可做百件小事》等書籍，其中《鳥獸的絕唱》於2001年獲得全國科普優秀圖書一等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這使得他在某種程度上更願意被人稱為“科普作家”。這位精力充沛的知識分子還為中央電視台“動物世界”、“人與自然”欄目譯寫節目腳本，頻繁利用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進行動物保護科普宣傳，在大、中、小學講台上聲情並茂地進行題為“生態、生命、生活”的科普講座，因此他有一副好口才，名言警句出口成章。
事實上，不甘寂寞的郭耕最近還打算寫一篇文章，兜售自己這些年來在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獲得的秘密的快樂。“我看見過一隻白色的麻雀！”他迫不及待地說，眉飛色舞。
“我蹲在草叢裏觀鳥，一隻野兔徑直走到腳下，它將我當成了一棵樹。”他又說，這叫“守足待兔”。
“麋鹿苑裏還有狼！”他故作神秘地擠眼睛，將自己舒舒服服地埋在椅子裏，雙手一攤，“不過是黃鼠狼，一隻大的，帶著三隻小的，在清晨露水晶瑩的草叢間魚貫而行，簡直妙不可言！”
這種“妙不可言”的生活是否真的給予了郭耕獨特的感受和心態，我們無從得知。2003年10月的最後一天，動物保護主義者郭耕安靜而愜意地窩在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二層小樓朝南的一間辦公室裏，單人床、辦公桌、書櫃，還有五花八門的擺設使得這間本來就狹小的屋子更顯得淩亂和擁擠。陽光斑斑駁駁地照進房間，窗外的霧尚未散盡，樹林間鳥雀的啁啾清脆而動人。郭耕戴著寬邊眼鏡，躲在光影裏，這使他看上去酷似老電影中經常出現的那種知識分子。
然而，對於混跡在城市裏的人們來說，這裏更像是一片道德上的無人之地。人們一方麵像躲避流感一樣遠離這個偏僻之所，心靈空虛的時候偶爾來到這裏，迫不及待留下某些溢美之詞，然後心滿意足地離開。偌大的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郭耕和他的夥伴們，還有中心聘請的二十幾位臨時工，每天在此工作，寂寞喧囂，喧囂寂寞。在中心沒有開通到市區的班車之前，郭耕必須像文章開頭寫到的那樣，每天來回花上至少4個鍾頭擠公共汽車。
“我每天都與大自然交流，日無虛度。”郭耕洋洋得意地說，“如果你的工作與你的心智相符、意趣相投並富於創造力，這種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
1985年夏天，郭耕出差去內蒙古，適逢一位大學教授帶領一群學生考察昆蟲。他興衝衝地加入到這支快樂而富有詩意的隊伍中。那次經曆使郭耕童年時代某些已然模糊的記憶仿佛蘇醒過來，那一刻，他激動得幾乎跳起來……
在成為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之前，郭耕擁有3年零3個月的商業經驗。作為中國人民大學一分校商業經濟專業經濟學學士，這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順理成章地對商業產生了興趣，畢業後他進入北京農工商開發貿易公司所屬北京正大進出口服務公司，從事著那個年代十分時髦的進出口貿易工作，並在兩年之後因工作業績出眾而獲得了“北京市新長征突擊手”稱號。
但這位“新長征突擊手”很快對紙醉金迷式的庸俗商業文明產生了不可遏製的厭惡，在那些近乎奢侈的商業宴席上，他表現得更多的是尷尬而不是高興。在頻繁的出差中，商業上的交往與遊戲漸漸成了附屬性的活動，他開始沉迷於遊山玩水、到處亂跑。盡管如此，他最後仍能想辦法完成任務。1985年夏天，郭耕出差去內蒙古，適逢一位大學教授帶領一群學生考察昆蟲。他興衝衝地加入到這支快樂而富有詩意的隊伍中，在夜晚的草原上打開手電筒，吸引來各種各樣的昆蟲，圍繞光柱熱烈地飛舞，郭耕看得目瞪口呆，童年時代某些已然模糊的記憶仿佛蘇醒過來，那一刻，他激動得幾乎跳起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急劇變化的社會進程，生活的場景也隨之變得讓人眼花繚亂。這位血氣方剛的青年在這一時期開始嚴肅思考起自己的誌趣與未來，並時常悶悶不樂地發現它們並不像原先設計和預期的那樣。郭耕的內心陷入兵荒馬亂，如同經曆了曆史上的“安史之亂”。雖然，在某些人眼裏，他不過是一個看上去有些大大咧咧的聰明的家夥。
1987年1月，郭耕所在的公司與林業部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共同籌建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郭耕做下了青年時代最為重要、但也足以讓熟悉他的人目瞪口呆的一個選擇——26歲生日那天，他來到北京南郊大興榆垡一個叫東胡林的地方，成了一名動物飼養員！
這些年來，郭耕的角色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1995年以前，郭耕是以人的身份麵對動物；1995年以後，他代表動物麵對人類。
郭耕在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的11年裏，每天的工作是看籠子裏的猴子，而猴子們也齜牙咧嘴地看他。11年的時光就像是一根猴皮筋，被一天天地抻長，晃晃悠悠，無塵無埃。郭耕日複一日地為這些靈長類動物切香蕉、蒸窩頭、撮糞、衝洗籠子、打掃衛生，然而愛心、細心總有敵不過耐心的時候。天長日久，單調、重複的日常生活漸漸替代了當初逃避商海、親近動物、解脫自我的那種原始快樂，寂寞像黴菌一般開始在內心滋長。當郭耕如監獄長一般在一排排鐵籠邊巡視，慈眉善目地看著這些衣食無虞、慵懶無聊的囚徒，他覺著自己的青春也被這些模樣討巧的家夥囚禁了。每到這時，他都忍不住皺眉，轉身迅速離開。
值得嗎？！
不光郭耕在捫心自問。他的親戚朋友，包括妻子、女兒也感到納悶。畢竟，在一個物欲、功利的世俗社會，一個人——尤其有家室責任的成年男人，是不可能披發入山、坐享無事之福的。清教徒一般的隱士生活，難道是郭耕所追求的快樂和幸福麽？
一天，郭耕照例背著手巡視他的囚徒們。當走到一隻養黑猩猩的籠子前，他看到它長久地注視著其他猴子在枝頭上跑上跑下，然後低下頭來，孤獨而煩躁地塗抹起自己的糞便。郭耕心裏很不是滋味，他理解黑猩猩的感受，它是在以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極度無聊。特別是當他看到黑猩猩在囚籠裏向他伸出企求的雙手，嘴裏不停發出“哼哼哼哼”的聲音時，郭耕突然明白過來，自己絕不能隻做一個單純養籠中動物的飼養員，而應該成為一個野外動物的研究者、教育者、保護者，盡自己最大努力為動物們爭取最起碼的生存權利。
一種要為動物們切切實實做點事情的責任感油然而生，郭耕鬱悶已久的心情豁然開朗起來。
他的工作方向隨之發生了改變。從那時起，郭耕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動物保護實踐和環保誌願活動中，多方麵地與國內外自然保護同仁合作、交往，加深對中國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和社會、環境狀況的關注，同時積極推動生態旅遊、動物認養、媒體報道、國際合作以及組織青少年參觀等活動，來進行自然保護宣傳教育。在進修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函授課程的同時，郭耕幾度赴秦嶺、岷山、邛崍山等地進行野外考察探險，先後赴愛爾蘭、美國、印度、德國進行動物展覽、繁育及生態教育的考察。1994年，他發起創立了動物保護教育基地，主持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遷地保護中的公眾教育”課題，後來被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推薦在印度進行環境教育國際培訓與交流。
郭耕說，他將自己的工作分成了兩個階段：1995年以前，他是以人的身份麵對動物；1995年以後，他代表動物麵對人類。
在一篇寫給報紙的文章中，他寫道：“現在很多人都以為我們這些動物保護宣傳者目的是拯救動物，其實不止是這樣，而是我們把動物的故事和境遇告訴世人，反過來拯救我們。還有一些人認為，我們保護動物就應該把它們關進籠子裏保護起來，研究它們。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保護野生動物的根本途徑其實不是把它們籠養起來，而是把人類自身的行為管好。不是管它們。而是管我們，用一句話說就是‘愛它就別理它’……”
這位自詡為“全天候”科普工作者、被同事戲稱為“環保神父”的知識分子，甚至將自己也比喻成“四不象”……
南海子，位於北京南郊大興區，曆史上曾是清代皇家獵苑“南苑”所在，水草豐茂，鷗鷺翔集。1865年，即清同治4年，法國神父阿芒·大衛在此發現民間俗稱“四不象”的麋鹿，次年偷運標本至巴黎自然曆史博物館，經鑒定為新屬新種，遂轟動西方世界。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生靈塗炭，明清時已屬罕有的麋鹿被搶劫一空，徹底從中國領土上消失。後英國烏邦寺主人福特公爵將世界上僅存的18頭麋鹿集中收養，使瀕於絕跡的麋鹿奇跡般地逐漸繁衍起來，至二戰時已逾200多頭。
1956年，英國倫敦動物園曾將兩對麋鹿作為禮物贈送北京動物園，未能繁育後代。1985年8月24日，經多方呼籲、促成，22頭僑居海外的麋鹿還鄉，重新落戶闊別近1個世紀的南海子。目前全球麋鹿總數已達3000多頭，已無絕種之虞，其野化繁殖堪稱全球攜手拯救瀕危物種最成功的案例，也是我國迄今惟一一項成功的“重引入”工程。
1998年9月，郭耕進入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暨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館專事環境教育工作。他敏感地注意到，當年這片皇家園囿的“海子”（水窪），大部分已被改做養魚池，僅剩960餘畝的泥沼荒野還依稀保留著濕地風貌。然而，隨著國家當初特設的“麋鹿苑派出所”於2001年1月1日撤消，麋鹿苑周邊生態退化和環境汙染現象開始與日俱增，水源匱乏、植被枯萎、濕地幹涸、地表沙化……麋鹿的生存質量正每況愈下，每年都有數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發生。
“這960畝麋鹿苑，可以說是中國960萬平方公裏陸地麵積生態狀況的一個縮影。”郭耕舉例說，土地荒漠化這一世界性生態災難正在危害我國的國家生態安全，它以每年2460平方公裏的速度在我國境內由西向東擴展，而河北懷來縣南馬場的沙丘距北京天安門僅72公裏，而且每年還在以3-5公裏的速度南推！
在麋鹿苑內，有一片“世界滅絕動物墓地”，在一個蒼涼的十字架上，排列著近300年來已經滅絕的各種鳥類和獸類的名單。在這清涼蕭瑟的秋天，一座座具有象征性的墳塚、橫斜的枯木、低飛的寒鴉，將整個墓地籠罩在一派悲哀、肅穆的氣氛中。“當‘森’變成‘林’，‘林’變成‘木’，繼續砍伐下去，就隻剩下‘十’字了，這是人類為自身奏響的挽歌！”郭耕說。這是他一手策劃和設計的。
他甚至改編了“新保衛黃河”歌：“風在吼，沙在叫，/黃河斷流了，黃河斷流了。/河東山崗萬丈焦，/河西河北森林砍了，/萬山叢中水土流失真不妙，/母親之河欲哭無淚憔悴了。/揮起鐵鎬鋼鍬，/快快護樹護草。/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每當前來參觀的青少年學生們集體宣誓，唱響這首歌時，百感交集的郭耕幾乎熱淚盈眶……
這位自詡為“全天候”科普工作者、被同事戲稱為“環保神父”的知識分子，甚至將自己也比喻成“四不象”：在講壇上人稱“教授”（像老師不是老師），在編輯部人稱“作者”（像作家不是作家），在媒體上人稱“專家”（像專家不是專家），在麋鹿苑對遊客講解時人稱“導遊”（像導遊不是導遊）。2000年4月，郭耕入選“第4屆北京市十大傑出青年”，同月獲得全國環保界著名獎項“地球獎”的教育大獎。
從一個動物保護主義者到一個環境教育工作者，郭耕渴望實現一種節製的生活，自2002年以來，他甚至開始食素。
16年動物保護生涯，郭耕看到了無限的自然之美和野獸之美，他同時也感歎起人類殘暴自私的一麵。在他的辦公室書櫃上，寫有一行字：“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是什麽？”
“是人！”郭耕說，“在動物眼中，人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他甚至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以示強調，雙手揮舞作演講狀，語速驚人。“人自身也是動物，可是人是惟一會製造汙染的動物，是惟一在製造生態失衡的動物，是惟一以所有動物為敵的動物，難道我們成了萬惡之源了嗎？不！我深深地感到，人類不應該是這樣……”
在郭耕看來，西方強調敬畏生靈，東方強調厚德載物，二者異曲同工。當我們在向孩子們灌輸科學知識，揚言戰勝自然、征服世界時，其實更應該提醒他們，如果自然被征服、被毀壞，那麽，我們實際上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說，“我是一個環境教育工作者，西方叫Environment Educator，我們環境教育不同於其他教育的是，我們不僅要把孩子培養成一個有才有識、合格的社會公民，更要把孩子們培養成一個有德有情、合格的地球公民。德才兼備是我們的期望；無德無才，是我們的失誤；但有才無德則是我們的悲哀。因為，科學知識掌握在有德者手中，會造福；科學知識掌握在缺德者手中，就會造孽。”
從一個動物保護主義者到一個環境教育工作者，郭耕渴望實現一種節製的生活，自2002年以來，他甚至開始食素。對於常人眼中這種近乎自虐的生活方式，郭耕列舉出了自己的幸福公式：幸福=物質占有/物質欲望。每次談到這個問題，他都喜歡引用他所崇拜的聖雄甘地的一句話：“作為人類，我們的偉大之處與其說是能夠改造世界，還不如說是能夠改造自我。”
最崇拜的一個人：聖雄甘地
最喜歡的一句格言：“睡去，感到生命之美麗；醒來，感到生命之責任。”
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唐錫陽的《環球綠色行》
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有幸見到天際飛過的雁行
出生年月：1961年1月
畢業學校：中國人民大學一分校
學位：經濟學學士
目前所在單位：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
現任職務/職稱：副主任、高級經濟師
我想，郭耕的力量，或者說，象他這類人的力量，都來自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愛心和責任心。
郭耕的話語很能打動人心，但更使人清醒，振作的，是他堅持不斷的為大自然的付出！
好文!
踏實地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自始自終， 很難得的。
這片文章讓我想起了第九世界及其誌願者們 -- 雖然說的不是一個事情。
一個有責任心，有愛心的人，腳踏實地做著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多年如一日，無論是孤獨的一個人，還是身邊有很多的同行者。
我敬佩這樣的人！
以後，我會放一些他寫的有關動物保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