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畢業分配，這用語本身就帶有時代特色。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生，轉業軍人，頂替父母而接班的工人等，皆由政府負責統一安排工作，那是計劃經濟的一個特征。國家分配的確使人省心，因無論如何保障有一個工作，也叫鐵飯碗，不過也失去了很多個人選擇的自由，離開個人檔案，除了當農民恐怕無立足之地。
畢業前，按慣例係領導召開會議，無非老生常談教育大家要服從國家需要，聽從分配，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沒有太大的懸念。分配的指標雖不公布，大家也私下基本知道，政府部門有多少名額，大學和科研單位有多少名額，除去這兩大塊，所剩無幾，因那年頭，文憑青黃不接，政府還提出幹部隊伍的知識化年輕化，大量大學畢業生被充實到政府部門。
不少同學做了行政，大學文憑那時仍物以稀為貴，是當官仕途的敲門磚。雄心勃勃的青年學子占有天時，立壯誌要頭戴烏紗帽，為官一朝，造福一方。看如今，公務員考試擠破人頭，各種學位漫天飛，含金量遠非昔比。當然套句老話，文憑帶進門，修行靠自己。回頭看，人的塑造空間極大，有些同學的仕途預料之中飛黃騰達，有些則跌破眼鏡大器晚成。
文學大革命中十年無高考造成大斷層，恢複招生後大學急需充實新生師資力量，本科畢業留校任教為對策之一，不少同學本科畢業就成為大學教師，走上高級知識分子的道路。放在今天，恐怕是癡心妄想，博士學位者在大學也難求一職。
人沒千裏眼，沒想到大學擴招如雨後筍，學位泛濫，水漲船高，靠本科學位在大學混混處境艱難，學位不高就被政策劃在圈外。當年的老友們也不甘示弱，先嚐試進修提高，後邊工作邊讀在職碩士博士，滿足提職條件。甚至有的同學以教授之身貴為博士導師，但也不得不一邊指導博士一邊自己讀博士，掙得博士頭銜，使簡曆齊全，名片亮麗，仕途更順利，見教授院長校長精彩紛呈。
幾個同學天生遺傳有商業基因，畢業不久竟下海經商或棄職到外企，邁出這一步，需要勇氣，搶得了頭潮，一帆風順，賺的盆滿缽滿。富商同學倒也慷慨，每每有同學聚會，好吃好喝，免得大家斤斤計較了。
出國是當年人心所盼，到國外走一遭回去就四大件（電視，冰箱，洗衣機，錄音錄像機）齊備，在國內奮鬥不知猴年馬月才能實現那樣的小康，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也是人之長情。費九牛二虎之力，或公派，或自費，或移民，條條大路朝向幾個西方國家。真應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既來之則安之，不再問西東，安居樂業為上。
生活是萬花筒，大學為我們構織了一個特殊的群體，珍惜同學情，人各有誌，天性不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我們就用一生去觀察體驗，做學問的，當官的，經商的，出國的，不得誌的，還有英年早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