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貫強調“忠信”；我要說孔子沒本事，很多人尚勉強可以接受。假如我敢批評孔子不講信，也不講義；說孔子虛偽，搞兩麵派，不誠實負責；而且不僅他個人如此，還教唆全國人民都虛偽，不承擔公民責任；我說這些，恐怕會被國人的口水淹死；他們會舉出很多【論語原典】的例子來批駁我。
是的，我知道；孔子的相關語錄我也讀過。但是大家先別著急罵我：我今天的這個判斷，也是依據孔子的語錄做的。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說這話，估計是因為當年被人騙了之後才悟出來這個道理，我覺得這種思考反省很有智慧，就跟著孔子學了。
我對這句話的理解就是：剛開始的時候，聽到孔子說了什麽，我就相信他一定是按照他的話去實行的，很佩服他。後來呢，就發現這樣太傻了，很容易被忽悠，是自己不成熟的表現。因此，以後對孔子說的話就小心了一些，不敢隨便相信了；我不僅僅要看他“在這裏”是怎麽說的，還要查查他“在別處”又怎樣說；同時還要看看孔子的實際行為是不是與他說的一樣。這樣，我才能保證自己“正確理解了孔子”。
因此，讀者諸君，您在下結論之前，是否也應該學學孔子的智慧---“聽其言而觀其行”，多角度地思考一下，最後再決定要不要罵我？
一：孔子真把“信”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嗎？
先對“信”的概念界定一下。我不敢把“信”拔高到“真理”一個級別，隻賦予它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言行一致”，“前後相符”，“真誠實在”，“可以信賴和托付”。另外，“信”應該與“直”相關，就是“坦率和不掩飾”的態度，似乎孔子也是強調“直”的。其實從內心出發來理解“信”，就是言行舉止“忠實於自己的立場”。大家同意以上對於“信”的基本理解嗎？
表麵上看起來，孔子是很重視“信”的。甚至他有一次還表示過：“信”比生命更重要。參見【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在“為政”三個條件，兵-安全保衛，食-生存條件，信-誠信。社會運行三要素中，孔子堅持“信”是寧死也不可放棄的。這雖然與大家普遍認可的馬斯洛“人類需要層次理論”有些出入；不過也反映了孔子對於“信”的捍衛程度之堅強。這可能迂腐了一點，但是也說明孔子對“信”的信仰很堅定。
在另外的一篇論語中，他還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矣”。這些言論，足以讓人們“相信”孔子，認為孔子把“信”看得很重要。可是，真的是這樣的嗎？
案例一：孔子鼓勵公開欺騙和說謊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原文的意思就是：葉公很自豪地告訴孔子“我們這裏的人，非常誠實而正直。如果父親偷了羊，兒子知道後會公開作證，不隱瞞其劣行”。孔子不知是不是有點不服氣，就說“我們這裏的人也很正直誠實，隻是和你們不一樣；我們的兒子犯了罪，父親會幫他欺瞞過去；父親幹了壞事，兒子也會幫他欺瞞過去。我們認為這就是真誠正直的美德”
看見沒有，沒冤枉孔子吧？這裏黑字白紙地證明了孔子認為在某種“特定人際關係”掩護下，犯罪和欺騙行為，就可以是“合理”的，甚至成為“美德”。這顯然是體現了儒家“關係第一”的原則，此原則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依然有效，使得我國的“法律條文”往往成為虛設。
我非常願意相信孔子當時隻是嘴硬，為了麵子強詞奪理，也沒有多想後果。可是不幸的是：從此“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就成為儒家的傳統。欺上瞞下，也就成為中國人的“特有美德”了，因為孔子的“一句等於一萬句”，其實還不止“一萬句”，曆朝曆代每一個讀書和不讀書的中國人，都把孔子的這種“深刻邏輯”不斷重複和積累，一直深入到骨子裏麵。在孔子哪裏，為了“禮教的立場”而欺瞞的實例，尚可用“親情難舍”來解釋的話。後世的儒家就變本加利，演變成了儒生們麵對無可否認的清晰事實，依然可以睜眼說瞎話，還要表現出一副站在“道德至高點”的嘴臉（比如前文提到的非要把“爸爸叫成叔叔”之類的故事）。
孔子這種隨意曲解“公平正義”（直）的行為，與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先進文化價值觀差距有多大？他認為這種“欺瞞”，“欺騙”這種不“信”的行為，因為“有特殊關係”就居然變成了“美德”（直）？他對犯罪行為的容忍和鼓勵，與“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公民觀念差距有多大？這是“真誠”嗎？是“信”嗎？
後世的儒家常常信口胡言，不為自己的事情負責，欺上瞞下成為習慣，不就是直接來自於孔子的親自教誨嗎？
如果你還是不服氣，說孔子隻是這裏隻是說說而已，表示對人類自然感情的理解；隻是這句話被後世的儒家利用了；他自己並沒有做什麽欺騙的事情。好，我就再拿出別的證據，表明孔子本人的行為，也一樣是“虛偽”的，“言行不一”的，“立場不堅定”的，表裏不一的。
案例二：孔子虛偽的“禮節”和言行不一。
『17.1』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在儒家們看來，這個陽貨顯然不是什麽好人，理由就因為孔子不肯見他，不過我沒有查到曆史上這個陽貨到底幹了什麽壞事。從他跟孔子說的話來看，還是很有思想，也很有修養的。對於孔子，似乎也沒有什麽惡意，他對孔子的評價還不錯（懷其寶），好心地勸說了幾句話，就走了。
不過，就算是陽貨“是個好人”，孔子不肯見他也很正常。什麽理由？管他呢，這是孔子個人的自由意誌，我們需要尊重孔子的個人喜惡和自由選擇的權力。但是，孔子在這件事情上的處理上，表現出來的不就是十足的“虛偽行為”嗎？故意在別人不在家的時候假模假樣的跑去“問候和感謝”；不幸在路上遇到了，隻好假模假樣的說一些違心的話來“虛與委蛇”。僅僅因為“禮節需要”，孔子就違背“內心的信念”去做事，虛偽地說一些違心敷衍的話，證明孔子不是把“禮”放在“忠信”的上麵嗎？孔子為何能說“信”比生命更可貴呢？孔子虛偽的承諾（子曰：“諾，吾將仕矣”），離“一諾千金”的信用典範差距有多大呢？我當然可以把孔子的這種行為理解為“辦事靈活”的機巧，但卻無法理解為“信”，無法承認孔子是“忠實於自己立場”的。相反，他另外還有一次背叛公開諾言的行為，弟子們都覺得他怎麽不守信用；他解釋說“在脅迫的情況下的承諾違背了本心，因此不必遵守”。我認為倒是可以算是他“堅持自己的內心立場”的表現，就沒有在這裏作為孔子“不守信”行為的舉證。
可是，在陽貨這裏，誰強迫他必須這樣虛偽地應對？不就是擔心“失禮”而不惜“失信”嗎？
另外，“言行一致”也應該是“信”的範疇吧？偏偏孔子常常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孔子掛在嘴邊的一句重大原則，就是“邦無道則不仕”，“邦無道，富且貴，恥也”。陽貨可能是“亂臣”吧，但是邀請他去“出仕”的“邦”，就是你的母邦魯國；有道還是無道呢？有道，為何你不去？無道，你孔子為何又要迎合陽貨，承諾要出仕做官？幹嗎不“邦無道，乘桴浮於海”去？留在這裏等什麽呢？是不是在“熬身價”，嫌棄陽貨當年給的官不夠高，所以故意做點清高的姿態給人看？後來，孔子不是就接受季恒子的邀請，高調出任司法部長嗎（魯司寇）？這算是什麽呢？
可見，這件事情，用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信用”來解釋，就完全無法自圓其說。還有，這一章裏麵，也記錄了另外幾個孔子想要“出仕”的事件；其中有兩次子路和弟子們反對他去應聘的記錄，最難以理解的就是，當年的陽貨請他出去，別人起碼還是季恒子的官方發言人身份，可孔子不肯見麵；而後來真正的“亂臣”，居費地作亂的叛臣公山弗擾邀請他去做官，孔子麵對弟子的反對和質疑居然還是想去，這又是怎樣的“信念”和“一致”的態度呢？因此可見，孔子對自己說的“邦無道則不仕”這一原則自相矛盾，根本就沒有打算遵從，【論語】居然說“言必信，行必果”，孔子此言此行，何“信”之有？
他還抱怨因為弟子們的反對，讓他沒有機會去做點大事，就像是一隻老匏瓜一樣無用。這種言行，如何解釋把“信”放在比生命還高的的孔子，居然具有“有忠信如丘焉”的美德記錄？
其實孔子言行不一，讓人糊塗不解的例子還有，隻是限於篇幅，就不多說了；我的目的也不是要開孔子批判會，隻是借此說明儒家的問題，破除儒家信徒們對孔子的盲目膜拜而已。
在孔子這裏，這些疵瑕尚可以理解，孔子還不失為一個好人；可是後世的儒家，則把這種常常根據“位置”來改變“立場”和“語言”甚至“行為”的特色行為模式，就幾乎成為了中國人的“特點”。
案例三：孔子缺乏起碼的學術真誠；編篡史書“無信”可言。
孔子最偉大的功績，就是“編春秋，刪詩書，定禮樂”，後世的儒生們肉麻地吹捧孔子編的史書【春秋】問世之後，“亂臣賊子懼”；似乎這一部書，就奠定了萬世偉業。更肉麻的吹捧，是說孔子這些書價值高到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地步。弄得我一直以為孔子的媽媽當年做姑娘的時候，一定是天天舉著蠟燭出門的。這也反映儒生們腦子的確像是灌了水的，沒有一點正常的思維和邏輯；豈不知這句話在吹捧孔先師的同時，也在狠狠地打孔子的耳光---孔子明明一直在推崇早古時期的“三代之治”的輝煌，對周朝的“禮教”如癡如醉。這些孔子眼裏輝煌的，堯舜禹湯等千年難遇的聖賢不斷湧現的“遠古黃金時代”，怎麽就變成了“萬古長夜”般黑暗蒙昧的時代呢？想象一下孔子最崇拜的周公，居然隻能夠在黑暗的山洞裏寫【尚書】裏麵的政府文告，然後打著火把宣告給白癡一樣的臣民，這場景是否太可笑了？【詩經】裏麵美麗的情歌，都是男女們半夜裏出來歌唱的嗎？讓孔子“三月而不知肉味”的美好【韶樂】，難道是在原始部落暗夜裏的篝火晚會上演奏的？【易經】難道是愚昧民族寫成的愚人大作？這些著作，可都是儒生們天天要讀的聖賢之書--【五經】呢？怎麽敢說是在“萬古長夜”中誕生的“黑暗作品”呢？而且，孔子明明說自己是“述而不作”的，意思就是這些作品並非孔子的“原著”，他隻是“編輯處理”而已。何來的“萬古如長夜”？
所以，儒生的話，實在是信不得的。他們的“偉大真理宣言”基本上不會經過大腦的思考，更缺乏實踐的驗證。
不過孔子“述而不作”的【春秋】，卻把中國傳統上一貫強調的“直筆”和“信史”，變成了“春秋筆法”；也就是說，可以根據著作者的意願和價值觀來描述曆史。孔子對於編篡刪定【春秋】的要點，就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簡單一點，就是孔子認為“曆史事實到底如何不重要，保住某些重要人物的麵子更重要”，要把曆史上這些偉人名人們不光彩的事情，做錯的事情，以及缺點缺陷等，統統隱瞞起來不讓人民知道，這就是孔子在中國人編篡曆史中的“創造性行為”，誰說的“不作”？；他在【春秋】就把“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這個成語中，造成魯國很多無辜殺戮和流血的，殘暴無情，民怨很深的“慶父”事跡輕輕帶過，弄得當時的人就頗有爭議，來責問他為何這樣“曲筆寫曆史”。孔子的解釋就是要“給人民留有一點希望，不能夠把殘酷的現實讓他們了解太多”。簡單一點，這就是說，不需要讓老百姓們知道真相，隻需要給他們學習的榜樣以及“一切OK”的太平表象就行了；因此權力階層可以因為自己認為的“好意”，來愚弄和欺騙人民；這甚至還是一種孔子推崇的“美德”。這與他宣稱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立場一樣，典型的愚民政策。我可以同意這是一種統治權術和手段，但是這是“信”嗎？他編寫的是“信史”嗎？作為搞學術的人來說，孔子具有“真誠的學術態度”嗎？孔子的這種榜樣，不也是後世統治者以各種“安定團結”的需要，來封鎖人民“知情權”一樣的借口嗎？
因此，【曆史】就這樣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傳人們手中的玩物，我們這些後人，就隻能“仰慕上級，上司，貴人以及古人的偉大形象”，想象他們是“完美的聖人賢人”，而無緣“總結曆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了。時至今日，“新聞報道”和【曆史】及教科書，依然是中國充滿最多謊言的地方，這難道跟孔子當年自鳴得意的“春秋筆法”沒有關係嗎？後世的中國人一貫對於危機沒有“憂患感”，回避現實的責任和問題，不思進取和不斷墮落，難道與與儒家傳統這種一貫的“忽視現實，粉飾太平”行為沒有關係嗎？
實際上，從孔子開始，“諱”這種中國特有的欺人和自欺的偉大傳統，從漢以後，就成為一切權力階層表示特權的標誌；而且，他們會因為“忌諱”的需要，強迫中國人改變一切對於事實的客觀認知和評價。甚至於這種“諱”，居然還會延伸到文字之中，延伸到公然篡改古人的作品上來。比如【老子】的“道可道，非恒道”就被儒生們因為要“避諱”（漢文帝劉恒之諱）的需要，強行改為“道可道，非常道”，全然不顧在【老子】的語言體係中，“恒”和“常”有著“非常”不同的含義。後世儒家甚至出現因為父親的名字有“進”字，兒子就終身不能考進士的咄咄怪事。儒家的“罔顧事實和曆史”，隻管“立場”的特征，表現得如此的明顯和肆無忌憚，實在是令人驚訝，這都來源於孔子的偉大“諱”理論。讀者諸君，您認為孔子能夠回避這個“開創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新風”責任嗎？
至於孔子【刪詩書】的偉大功績，到底他選擇留下來的東西，是不是一定比他刪除的，我們今天再也找不到的東西更有價值？更值得學習？我們就無從知道了。孔子【定禮樂】定下來的“人類偉大行為準則”是不是真的很有價值？我也不敢確定；但是，依據他“缺乏可信度”，喜歡“偽飾”的習慣，我選擇保留的態度。
寫到這裏，我相信已經把題目中對於孔子下的“定義和判斷”論證清楚了。讀者如有不同意見，歡迎批駁（請各位不要把【論語】中孔子某些“好的言語和行為”作為例子來證明孔子的“正確”，就像是不要因為“孔子的皮膚好”就來“證明孔子肯定不是禿頭”一樣。這是毫無邏輯的。）
二：孔子和儒家為何必然走向虛偽和愚昧？
表麵上，孔子和儒家都提倡很多“美德”；這也是今天的人們支持孔子和儒家的一個理由；後世的儒家也把“信”列入了“三綱五常”的內容（仁、義、禮、智、信，又稱儒家五德）。這些當然是“好東西”，是“美德”。我也承認孔子【論語】中，有很多有價值的思想。我還承認孔子個人還是有魅力，有知識，有修養，有道德的，盡管他有上麵提出的一些缺點，但是不否認他“依然是一個好人”。但是，孔子和儒家的問題，就是如果一定要把“禮”作為最高價值觀，這些美德都將失去堅實的依據和基礎，全都會變成“假仁，假義，假禮（假冒假樣，裝腔作勢），假智真愚蠢，假信真虛偽”。因此，都會像上麵解析的“信”一樣，在“理性分析判斷”以及“生活實際的考驗”麵前轟然倒地！就像是孔子的“高大形象”在本文的分析中一樣倒下。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在儒家的語言解釋係統中，這“五德”都必須服從“三綱”的需要，三綱服從於“禮”的需要。其內含和具體的定義，都是可以根據某個人的意誌和想法隨時可以更改的。簡單地說，就是“隻要權威人物說了，這種行為是仁，就是仁了，是信，就是信了”；就像是孔子自己常常亂解釋“仁”一樣，讓人摸不頭腦。因此，五德本身，在儒家哪裏，並沒有什麽客觀的標準可言。完全依據“權威”的判定而定。
這個莫名其妙的“搗糨糊”式儒家真理觀，就是儒家的“人治”特點，完全就是【老子】非常反對的“人為”特征，嚴重違反了“天道”（也就是客觀性）。這也是後來導致中國人價值觀混亂和愚昧的原因。可這偏偏就是孔子本人定下來的規矩和範例。在孔子認為最重要的“禮”和“情”麵前，在“圈子，麵子”裏麵，在權威認定下，就可以忽視任何“真實和真理”，就“沒有什麽不可能的”。因此，儒家思想培養出來的國人，就一定是虛偽和愚昧的，盲從權威的，缺乏自己思考和立場的。這就是儒家“禮教”必然導致的結果。
如果說孔子當年的“舍身從仁”，“舍仁從禮”的“違心之舉”，當年尚無傷大雅，不會影響孔子整體偉大形象的話；後世的儒生們，同樣依據此種邏輯和思維方式，就會做出極為荒謬的事情來，甚至荒謬到了“絕倫”的地步（比如前文說的“皇帝的爸爸隻能叫叔叔”的例子等等，其實邏輯與孔子這裏是一樣的---事實和真相必須根據“禮”的要求而定）
簡單來說，儒家提倡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就是：
第一：事實和真理是什麽都不重要，誰說的才重要。因此，人們不需要去關注“事實”，也不需要去追求真理。而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關注於“人際關係”和“地位”，服從於更高的“權威”以及“領導批示”即可。這種價值觀培養出來的人，不會在乎到底“事實”是怎樣的，更不會在乎“真理”和“智慧”是什麽，他們更關心的是“地位”和“臉麵”怎麽樣。因此中國人會熱心於爭權奪利，好麵子；但不可能指望他們“認真負責”，踏實工作。
這種價值觀，顯然造就的就是“奴才”和“不思考”的慣性。也是專門造就不負責任，專事投機取巧的國民“儒家思想大培養基”。
第二：今天的現實到底是什麽不重要，照搬死板的教科書以及古代的老規矩才重要。
因為儒家堅持認為，先人一定比今人高明。祖宗的規矩和禮法，是萬古不變的真理。儒家這樣的複古價值觀，不僅嚴重的壓抑人性，剝奪人們的自主意識，而且隻能培養出大批無能的跟屁蟲，別指望民族會有什麽創造性和活力，甚至不能指望他們能夠很好地應付現實的生活。因此，典型的儒生，也必然是一批無能的書呆子,誇誇其談的“理想主義者”。這種儒家的腐朽思想觀，與【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所持思想完全相反，如老子說【執今之道，以禦今之有】，與佛家“活在當下”的要求，具有同等的智慧和一樣尊重當前現實的指導性意義。可能因為在這裏“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差距過大，因此後世的儒家一樣學孔子“刪改詩書”，居然把老子的話改成了通行本的“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顯得似乎是“儒道一家”；直到帛書版出現才真相大白。
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中國人，活在【老子】說的“前識”中，隻是盲目地依據“原來”的，“前人”的經驗來過“今天”的生活；因此【老子】說是“愚之首”---愚昧無知的開端。因此，我們發現崇拜“先王”的後世儒生們治國往往很迂腐，常常對新事物新思想不屑一顧甚至嚴厲打壓；麵對新的時局和世界的變化，常常表現出驚人的無知；他們也不感興趣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本質；明清兩朝表現尤其明顯。日本人在遇到強敵之後，往往放下自己的麵子，虛心地向敵人學習；中國人遇到強敵之後，往往關起門來自吹自擂，欺上瞞下，粉飾太平，最後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各位看中國的曆史記錄，常常會看到這樣不可思議的例子。
比如，在近代西方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後，日本派出最優秀的子弟留學。中國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落後，吃了大虧（都被打跑去“避暑”了兩次），卻依然不思進取，對於皇帝交代的出國留學任務敷衍；擁有留學名額的貴族們往往派家奴和貧寒人家的孩子出國留學頂缸；因此，心態不同，同樣的留學，在日本和中國就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日本的同學（伊藤博文）被提升當了內閣總理，中國成績更優秀的同學（嚴複）卻隻能翻譯幾本書，介紹些國外的基本常識，這些書在中國還基本沒有人感興趣。這種儒家“守舊”做派，導致中國對世界嚴重的無知（現在我們對國外的“知”好了一些，也僅僅限於物質上的“知”，對於西方的先進思想，先進的教育和文化等等，國人依舊“無知”，尚未完成啟蒙）。儒家的思維方式就是“封閉”和拒絕現實的，這也被今天的中國人繼承了下來。
第三：即使你發現了問題和毛病，隻要是比你地位高的人的問題和毛病，你都要裝看不見。不僅自己要裝看不見，還要幫忙否認，讓別人也看不見問題。因此，中國人就會習慣“眼裏容沙子”，不再會有“公平正義感”，也不再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原動力，就善於玩欺上瞞下的把戲。
因此，這樣的價值觀，中國自然與“先進和文明的國家”無緣，讓自己與“幸福快樂美好的生活”無緣了。
這種“儒家特殊材料製造的中國人”具體是怎樣培養的呢？
我們想象一下，假如一個小孩子問自己的母親：1+1等於多少？母親說等於2。後來孩子遇到父親，問同樣的問題；父親說“等於3”。孩子回去質問母親，為什麽兩人答案不一樣？母親恪守“從夫”的“禮教”，隻好說“爸爸說是3就是3，我們都聽爸爸的”。這孩子不死心，又去問爺爺結果是多少，爺爺說“1+1=10”。孩子跑回來質問爸爸，為什麽爺爺的答案不一樣？爸爸隻好說“嗯，這個，爺爺說是10就是10吧，爺爺是我們家的權威，我們聽爺爺的”。孩子有些糊塗了，後來跑去問最有權威的族長，族長喝了酒，說“1+1=100”。孩子隻好跑來質問爺爺為什麽，結果爺爺“為尊者諱”，隻好說“族長是對的，我們聽族長的”的。更不幸的是第二天，族長醒了，又告訴孩子一個新的答案1+1=5，這孩子會不會快瘋掉了？因為所有他心目中的權威人物和學習對象，都告訴他完全不同的答案；而且，基於“為尊者諱”的“禮教”，都會告訴他“一定是你上次聽錯了，族長明明說的是等於5，怎麽可能是100呢？”
通過類似過程的長期“培養”，這孩子最終發現了“中國式智慧”，學會了在中國“做人做事”的最大訣竅和秘密：就是：
第一：答案是什麽並不重要，真相是什麽也不重要，是誰說的才重要；權力和地位才是硬道理。
第二：（自己和上司）是否掌握真理不重要，有沒有本事不重要，有沒有腦子，有沒有見識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跟對人。於是，儒家的宗法體製，就終於成功地培養了一個腦袋長在屁股上的中國式“肖子”出來了。
你可能說我舉出的例子太極端，事實上不可能出現。就算術題本身應該是不可能出現這樣例子的，但是麵對現實生活，我的例子並不算誇張。有兩個因素，導致上麵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是很正常的：根據道家“觀察角度”的說法（請參看【老子】第一，二章）：每一個事物都有無窮多個可能的觀察角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察角度和判斷，同一個人每天的觀察和判斷甚至都不一樣；而且每個人可能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都需要尊重，這就是道家的平等觀。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有自己的觀點，我也願意了解和尊重你的觀點，但最終我要自己來決定答案的取舍，因為這是我的生活和體驗的需要”。這正好也是西方人的處理方式和態度。
而儒家在這種人類主觀判斷的無窮可能選擇中，為了追求“標準答案”，先迂腐地假設天地間就應該有一個“最終的標準”存在，但是又讓自己必須把這種標準答案的選擇權交給“別人”---權威人物，而讓自己在“無恒無名”的千萬種可能答案中迷失，陷入“盲從”或者“不知所從”的境地，完全就是荒謬。
第二：在現實生活中，儒家比我上麵舉的例子還要極端一些，他們要求對於明顯不合理的答案，甚至完全不能夠接受的答案，也必須強行的接受下來。比如，儒家一句著名的話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就是儒家“君臣父子”關係強製性執行的要點---誰是主宰的問題。人們即使麵對自己的“生死”大事，你都不能夠提出疑問：我為什麽要死？我真的該死嗎？就算我該死，你是否有權來決定和判決我的命運？儒家時代，你要這麽“有思想”就完了，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死得更慘。上司說你該死，你就應該自己去幫忙找出自己“罪該萬死”的理由，交給領導，承認領導英明偉大，居然隻讓你死一次，已經是領導最大的慈悲了。因此你應該幸福地，溫順地死去，這才是好下級，好奴才，才符合“禮”的要求。
在個體連自己的性命都作不了主的社會，還指望他們擁有“學術和精神上的獨立和自由意誌”嗎？當然不可能。文革期間，很多人文化人被迫害，很多老幹部被冤殺，上千萬老百姓無助地死去，他們麵對毛萬歲這種新的“宗法體係”，“一句頂一萬句”的新權威，也是同樣的無力。難道這個教訓還不深刻嗎？更滑稽的是，那個時代很多“反革命分子”在被槍斃的時候，依然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氏愚民洗腦的效果，的確好到了“拍案驚奇”的地步。
很可能您，家長們，也是這個宗法體係的執行者。別以為我們已經“改變了”，很可能隻是改變得更差勁了，連儒家的“麵子”和表麵上的禮貌都丟失了。比如，今天的大人依然最喜歡教育孩子的一句話就是“聽話”，你解釋過“聽什麽內容的話？有什麽理由？為什麽要聽？原因何在？”給孩子沒有？應該不會，因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呀？（其實你自己往往也不知道什麽理由，僅僅是“習慣要求”）
其實這不是天經地義，而是儒家的餘毒，是你從你的父母那裏繼承的“儒家文化遺產”。要求你不用思考，也不許思考，讓你聽你就聽，問這麽多幹嗎！這就是潛台詞。因此，中國孩子們是否幸福的關鍵，取決於“父母”是否開明。老百姓是否能夠幸福生活，就取決於能否遇上“明君”和“清官”。不幸的是：他們往往遇不到。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中國人隻好在黑暗的悲慘世界中前行。
這就是孔子和儒家帶給中國人的禮物，一份沉重的禮物！
問題是：這份禮物，大家還想要珍藏多久？
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