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曆可多生：血統論陰魂不散？

全國政協委員、孔子第78代嫡孫孔維克10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計劃生育工作當務之急是調整人口結構，調整人口結構比控製人口數量更重要。”他建議高學歷者可以生三胎：夫婦雙方有壹人為博士的，可以不受生育名額限製生育第三胎甚至更多，並享有國家壹定的補貼，以優化國民人口素質。

孔委員犯了兩個常識性錯誤。從遺傳學及家庭教育的角度說，高學歷者多生可優化國民素質有壹定道理，但並不是鐵律。父母優秀而子女泯然眾人者比比皆是，反過來說，也有許多高學歷者出身於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貧寒人家，若當初存在這種“學歷生育政策”，現在的某些博士能不能出生都是壹個問題。

 

此外，高學歷也並不完全等同於高素質。博士隻表明他在某個專業領域擁有超乎常人的造詣，並不意味著綜合素質就高出旁人壹大截。昨日《安徽商報》報道，壹名在讀博士生因貪圖便宜，竟花300元錢購買了壹本假的鐵路員工工作證，之後憑借該證多次乘坐“霸王車”。

 

“高學歷可多生”即便不說是謬論，至少也是偏見，並且頗有些“血統論”的味道，民間的說法叫“龍生龍，鳳生鳳”。民間有這種觀念不可怕，但壹旦影響到公共決策，危害不可小覷——它會讓整個社會產生這樣的認知：壹個人的出身決定其素質高低，進而決定其社會價值的大小。當壹個人因家庭出身被認定為低素質、其存在對社會弊大於利時，他作為人的某些基本權利就有可能被剝奪。這樣的人道災難，歷史上發生過多次。

 

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就是打著“優生運動”的旗號進行的。當時的德國，日耳曼人被認為是雅利安人種中最為優秀和高貴的，猶太人、吉蔔賽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則被視為“劣等人”受到種種迫害，其中就包括限製生育。這種“通過優生改良人種”的觀念經過納粹科學家的宣揚，在當時的德國深入人心，以至於某些“血統純正”的德國青年人在迫害猶太人時心安理得。我國的某個特殊歷史時期，也有基於出身不同的“紅五類”、“黑五類”。

 

孔維克先生在提出“高學歷可多生”這壹建議時，肯定沒有歧視或迫害低學歷者的意思，但鼓勵高學歷者多生，並讓他們享受國家補貼，對低學歷者而言就是壹種不公平，相當於變相剝奪了低學歷者的生育福利。孔委員提出這個建議，可以善意地理解為，他看到了實施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成功控製人口數量的同時，對人口素質存在某種“逆向調節”，即越是高學歷人群生育權利越是受到限製，生育意願也越低，長此以往不利於提升國民素質。孔委員為此感到憂心忡忡。

 

但通過鼓勵高學歷人群多生育來優化國民素質，竊以為並不是正道。生育權是人的自然權利，這壹權利現階段即便不能做到絕對自由，至少要做到相對公平，不能以學歷高低論生育權利大小。而壹個國家、民族整體人口素質的提高，固然與生理遺傳存在壹定的關係，但決定性因素在於壹國之文明程度，尤其是教育公平程度。無論出身如何，父母學歷高低，每壹個孩子都擁有公平的受教育權利和公平競爭的發展機會，國家人口素質自然得以全麵提升。

 

“高學歷可多生”的提法並不新鮮，不過是“精英多生論”的變種。張藝謀超生事件沸沸揚揚時，演員劉佩琦就跳出來說，姚明、李娜、劉翔、張藝謀、陳凱歌等精英們就應該多生壹點，以提高中華民族的素質。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富人、名人、官員、專家學者等各路精英都應該多生，而低學歷人群、非精英人群最好是少生甚至不生，這些“低素質者”應該從大局著眼，以節育的方式為社會整體素質的提高作貢獻，如果他們不願意，我們還可以適當采取強製性手段……這種假設太可怕了，簡直有些聳人聽聞。可當正常思維喪失時，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