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樂文摘
開篇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惘然．
宋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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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克非的《紅學末路》
文/宋廣波
甲申除夕前五日,筆者收到未曾謀麵的前輩朋友克非先生寄來的新著:《紅學末路》。但細讀三過,實在不能苟同該書的觀點。
《紅學末路》一書的主旨,是通過對脂硯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紅學“已到了窮途末路”。作者在該書《題記》中說:
既是批判新紅學的書,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新紅學”是什麽？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裏,提出了《紅樓夢》考證的範圍:“我們隻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學考證法”。這種方法,要求撇開成見,搜求證據,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出結論。後來,胡適常將這種考證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就是新紅學內容和方法。
我們再來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紅學”是什麽:“這個甲戌本及其上麵脂硯齋的批語,便是新紅學的奠基石,……胡適依靠它進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敘傳’說,曹寅的‘家史說’,並作出結論:脂批本是真本,《紅樓夢》最早的本子,都是帶有脂硯齋的批語的,隻有八十回,後來出現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後四十回是高鶚的偽續。概而言之,這便是考證派新紅學最初的體係……”(《題記》)
兩相比較,不難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紅學”與胡適開創的曆史上的“新紅學”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眾所公認,胡適的“新紅學”形成於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現以後,才有“新紅學最初的體係”;其次,胡適雖然在搜求到大量有關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礎上提出了“自敘傳”說,卻從未提出過所謂“家史說”;第三,胡適提出“《紅樓夢》最初隻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以及“後四十回是高鶚所補”等觀點,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說的“甲戌本”出現以後的1927年。
很顯然,克非先生是過於誇大脂本、脂批在“新紅學”體係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硯齋作為他批評的切入點,“以揭露新紅學的諸般荒謬”。而事實上,對脂本、脂批的研究,隻不過是“新紅學”體係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發揮的作用主要是對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證。即使沒有脂本、脂批的出現,此前對《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對紅學史的了不起的貢獻。在胡適以前,並沒有人用現代學術的眼光對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適和他的追隨者挖掘出大量的有關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對於這些材料,難道還需要一一列舉嗎?在克非先生的書裏,這些材料以及根據材料得出的結論曾被廣泛的引用。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紅學末路》一書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瑤華、敦誠、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張問陶、袁枚、楊鍾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詩與文。觀點則有“曹雪芹死於1763年”,“曹雪芹生於1724年”等等。我這裏想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適和他的信徒們在浩如煙海的史料王國裏翻檢出來的(當然遠遠不止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紅學的成果,已經是在為新紅學張目了。
克非先生曾稱新紅學為“樓外之學”。那麽“樓內之學”是什麽呢?克非先生說:“進入文本,根據其具體的描寫,研究其人物塑造、產生的時代背景、曆史環境、主題開掘、思想意義、生活表現、藝術上的成就與不足、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及教益,即它的客觀的社會意義和曆史意義,還有作者的教養、身世、經曆、思想、感情,等等。”筆者這裏不禁想問,胡適及其學派對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紅學派關於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結論,是不是為後人劃定了《紅樓夢》產生的時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劃分,這應該算作“樓外之學”呢,還是“樓內之學”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紅學已走到了末路;但我們忍不住要問,難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嗎?《紅樓夢》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嗎?其實,撇開新紅學的其他組成部分不談,但就這兩個領域,近年來也不斷有成果湧現。比如,前些年,大同發現了記載有曹振彥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發現了曹寅的《北紅拂記》;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個子本———“東觀閣本”而發表一部專著……此外,在這兩個領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間。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幾位同道的朋友,都認定:程本早於脂本,而脂本又是偽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對程本的研究,也是遠遠不夠的。自1791年以來,經過100多年的流傳,其間經過了太多的變化;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們之間異同如何等問題,並沒有經過細致深入的研究。單將這些問題弄個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兩代人的努力就能辦得到的。而這些,不都屬於新紅學中“版本學”範疇嗎?又怎麽能說新紅學已走到末路了呢？
《紅學末路》用相當的篇幅評說了馮其庸先生的《石頭記脂本研究》,因為馮是當今紅壇上崇脂、揚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適、周汝昌等走得更遠”,“海內外無一人能望其項背”(318頁),《石頭記脂本研究》是“這種版本學方麵的最主要最權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說,沒有馮先生的研究、著作、貢獻、倡導,新紅學派的版本學便難成其學,至少是支撐不起來”(186頁)。確實,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麵,馮其庸先生是緊承胡適餘緒的,而且也的確做出很多貢獻。但是,馮先生從事版本研究是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的,難道從20年代到70年代的這半個多世紀,《紅樓夢》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嗎?而且,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馮先生的一些基本觀點,其發明權卻在胡適。如該書76頁說:“馮先生的意思是,《紅樓夢》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其實,最早提出此說的是胡適,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這篇文章中。再如該書23頁,克非先生似乎對馮其庸的“後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滅的價值”頗為欣賞,但這個觀點,仍是胡適最先發明的,我們看胡適1921年在《紅樓夢考證》中的原話:“但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四十回,雖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諸如此類,不一一列舉。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場,我以為批胡比批馮好,所謂“擒賊先擒王”。
《紅學末路》確實如宣傳的那樣,提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觀點:“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個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後很晚的偽本,脂批是偽批,脂硯齋是“巧偽人”、是製造偽文物(脂本)謀利的低級騙子;脂本之殘,是脂硯齋故意整殘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間土作坊裏,同一時間內,由同一個騙子製造而成的。它們產生的順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紅學末路》有“一個故意被整殘的本子”一節,論述甲戌本的產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據他總結出來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條路標,然後,就“我們完全可以判斷”,甲戌本的產生不是在乾隆時代,而是在嘉、道年間,甚至鹹、同以後。這15條路標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經開始明朗化”、“將《紅樓夢》本事開始和曹家胡亂連接”、“後四十回為高鶚偽續已成定論”等等。我這裏想問: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紅樓夢》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亂連接的?後四十回為高鶚偽續是如何成定論的?此外,作者對他認為的脂本的“炮製”過程,多次作了詳細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業等,言之鑿鑿,如同親睹,試問:又有何根據?《紅學末路》總給人一種印象,它的論據並不能證明它的結論。胡適闡述治學方法的時候,經常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願以此話與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說,新紅學長期占據著統治地位,筆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紅學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評。在1928-1953年,這一學派非常沉寂;相反,這期間有吳宓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寫成的論文及後來出版的《紅樓夢研究》,40年代有王昆侖的《紅樓夢人物論》,這都不屬“新紅學”的範疇。而且,索隱派的著作也仍不斷問世。到了1954年,“新紅學”遭難了,盡管那不屬於學術批評的範圍,代之而起的是階級鬥爭紅學。到了80年代以後,新紅學才又逐漸翻案。但此時,不少人提出諸如從文化的角度研究《紅樓夢》等新思路。所以,盡管新紅學影響很大,但並未獨霸。隻是,在極左的年代裏,新紅學的研究也並未中斷,如1963年前後圍繞曹雪芹生卒年的爭論。這主要是這一學派自身的學術魅力和它所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直到今天)。
《紅學末路》還有幾處硬傷,我想在這裏指出來:11頁,作者將揚鍾羲列為乾隆時人,其實楊氏生活於清末民初,是一位遺老;268頁,克非先生說,“新紅學家將三個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並說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實,新紅學家是說三個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這部號稱宣判新紅學已到末路的450頁的煌煌大書,並沒有傷到新紅學一絲一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