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客
江蘇省雜文學會
我還沒有看到這套書。現在看到的僅僅是媒體對它的炒作。炒作的焦點之一,就是林黛玉的“染發”。正襟危坐的紅學家,看到林妹妹忽然變成一位紫發飄飄的時髦女郎,說匪夷所思都是輕的。不料有喜歡刨根問底的記者問我:你怎麽看林黛玉“染發”?我隻好就事論事地說:一方麵,“林黛玉”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有權決定自己是否染發,染什麽顏色什麽樣子的發,這大約與誰都不相幹。另一方麵,我作為一個讀者,也有權決定自己喜歡不喜歡自己的閱讀對象是否染發,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喜歡,可以多看幾眼;要是不喜歡,則大可不看。誰能逼著你24小時總是盯著你不想看的東西呢?何苦自作多情!
林黛玉“染發”並沒有自命為《紅樓夢》的標準模式,這是改編者聰明的地方。換句話說,染成紫發的林黛玉,不過是改編者心目之中的林黛玉罷了。1924年,梅蘭芳上演京劇《黛玉葬花》,演繹自己心中的林黛玉,使多少人一時如癡如醉。魯迅卻說:“我在先隻讀過《紅樓夢》,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為她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墳·論照相之類》)十年之後,魯迅又說:“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麽,恐怕會想到剪頭發,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麽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裏麵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麵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花邊文學·看書瑣記》)魯迅說出了自己心目中林黛玉的形象,大約是一個“剪頭發,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而他這裏所說的“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離現在已經整整一個世紀。可見,一個時代,就會有一個時代“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從古裝仕女,到穿印度綢衫,再到染成紫發,林黛玉的形象隨著時代的變化,在讀者心中不斷發生變化。想不發生這種變化,隻能是一廂情願。
可是林黛玉“染發”卻絲毫並沒有減輕《紅樓夢》的閱讀難度。如果要讀原著,“年輕讀者的閱讀障礙”依然存在,因此可以說與“普及《紅樓夢》”或者“傳承《紅樓夢》”都毫不相幹。今天的青年以為《紅樓夢》是文言,閱讀有困難。向前數一百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那時候的青年卻認為《紅樓夢》是白話。季羨林回憶吳雨僧,說吳宓先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證據之一,就是“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其實,自《紅樓夢》問世以來,覺得“難讀”的,又何止僅僅是今天的青年。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刊載了陳獨秀的《答錢玄同》,說“《紅樓夢》細細說那飲食衣服裝飾擺設,實在討厭”。這也是《紅樓夢》“難讀”的一個方麵。可是《紅樓夢》畢竟是《紅樓夢》,“難讀”也是一種吸引力。人物、場景、詩詞不去說了,單是一些細節,就耐人尋味。比如第六十三回怡紅院群釵開夜宴,到底怎麽排座次,這麽一個小問題就困擾讀者多少年。這些問題的解決,隻能靠讀者自己去讀原著,跟林黛玉的頭發如何,一點關係也沒有。
林黛玉“染發”其實隻是出版者的一種手段,目的不過在於討好今天的讀者。出版物要好賣,與讀者的距離尤其是與青年讀者的距離,就不能很遠。今天的青年有人“哈韓”,有人“哈日”,女孩子則大多喜歡染發,所以,新版林黛玉命中注定就得染發,不染成花花綠綠的孔雀尾巴,已屬萬幸。這套書質量究竟如何,關鍵要等看過全書之後,才能有比較可靠的結論。現在這樣才看見一點皮毛,嚴格地說才看見一點皮(書皮,即封麵),就彼此對陣“爭議強烈”,未免有些浮躁氣。而這種浮躁,隻有出版商歡迎,卻是幫不上讀者多少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