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抗日戰爭勝利日，有些人就會爭論起是誰主導了中國抗戰。以前，國共兩黨各不相讓，都各自講述自己的政黨和軍隊在抗戰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現在不同了，中國共產黨方麵已經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承認了國民黨在抗戰的正麵戰場所起到的作用，抗戰勝利，是中國人民共同的偉大勝利！
可是有些逢共必反的人，卻假借起共產黨這一善意的勢頭，對共產黨在敵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戰鬥爭大加詆毀，並要把蔣介石推崇到領導中國抗戰的偉大人物的頂峰。
這顯然有失公允，抗戰的曆史過去的還不那麽久遠，人們當然還能記得抗戰時期，中華民國政府還是國際承認的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蔣介石是中華民國的最高領導人，然而，這個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他是要真心抗戰嗎？
我們回看中日戰爭的曆史時間表，用曆史時間來說說清楚。
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九一八事變”開始。
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後，在日軍突然襲擊 麵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到1932年2月，日軍侵占了東北三省，東北全境淪陷。
整個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對日本的進攻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據說蔣介石在1931年8月16日曾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這是所謂“銑電”，但這封電報的真實性至今無法證實，張學良晚年也否認有此電文。而且，張學良在其回憶錄中也表示過，東北不抵抗是張本人的決定。
盡管如此，但我們要看到的是事實，以張學良的東北軍是隸屬民國中央政府領導下的軍隊，如果沒有蔣介石的首肯，張學良怎能擔負起失去整個東北的責任。所以可以推斷，在九一八時期，蔣介石是不抗日的！
此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頂峰，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
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立即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強烈譴責日軍侵略。
9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提出組織東北遊擊抗日（後形成東北抗日聯軍，即抗聯）。
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
9月22日，蔣介石向全國人民宣稱：“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 為方針。近期通過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根據民國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戰爭時期，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就有“三月亡國”之論，認為 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蔣在5 月3日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蔣在5月10日的日記裏，第一次親筆寫下“不抵抗主義”，但從 此之後，蔣介石的日記均以“雪恥”開頭。
由此可見以“血恥”開頭的蔣介石，九一八時，他已經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他對日開戰仍無信心，就算蔣介石剿滅的共產黨，他能領導起中國的抗戰嗎？如果，他能！在九一八時，隻要他奮臂高呼，全國民心比將所向。內平亂，外平寇，那才是領導整個中國的大氣度，
那麽中國的抗戰開始的時間就該始於九一八事變的時刻。那樣，日本侵華的腳步就是始於東北，停止與東北，最後滅亡與東北，不會擴大到整個中國。
塘沽協定
《塘沽協定》，是國民黨政府與日本侵略者簽訂的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1933年5月31日，中國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戰協定草案，一字不改，正式簽署了《塘沽協定》。
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不抵抗的政策下，日本侵略軍占領了中國東北，並繼續向關內挑釁。宋哲元指揮的國民革命軍29軍奮力抵抗，但日軍仍然攻破冷口、古北口（古北口是由於漢奸帶領日軍從山路經豁口越過長城包抄才得以攻破的）進入關內。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 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將士以犧牲自己生命為代價奮起抵抗，但終因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作為而失敗。
5月31日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 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 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唐沽協議的內容
岡村寧次首先提出停戰協定草案，並說明這是關東軍的最後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國代表在上午11時前作允諾與否的答複，對中方代表熊斌提出的《中國軍代表停戰協定意見書》，棄而不顧。岡村強硬表示，中方對日方所提停戰協定草案，隻能回答“諾”與“否”，一切聲明必須等待停戰協定簽字以後再行商議。雙方相持到10時50分，離最後時限隻有10分鍾，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簽了字。
1933年5月30日，中、日雙方在塘沽會晤，中方首席代表為參謀本部廳長熊斌，日方首席代表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下午4時雙方交換全權證書，31日上午9時半，停戰談判正式舉行。
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麵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 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後，即發生效力。
塘沽協定等於中國默認偽滿洲國和日本占領熱河合法，也喪失了部分華北主權。所以協定簽字後，南京國民政府不敢公開，但仍然被透露並受到廣泛的抨擊， 最終中國方麵公布時刪掉第三條中的“大致”和第四條中“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一句，還是受到19路軍、東北軍、華北軍通電反對。
中共發表《為反對國民黨出賣平津華北宣言》。
6月2日，南京國防會議上被指證簽定這個協定是“違法擅權”，汪精衛出麵“承擔責任”。
中國軍隊在6月上旬完全撤出協定規定的防線，日軍撤出第六、第八師團，但將騎兵團留駐玉田，將鈴木旅團留駐密雲，以“監察中國軍隊”。為後來發動七七事變準備了充足的力量。
我們來看看這個喪權辱國的協議簽署，汪精衛出麵“承擔責任”。汪精衛隻是民國政府的二把手，戰事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間，如此重大的協議，蔣介石能一概不知嗎？可見蔣介石也是默許，甚至是承認的。
不過必須看到的是，一些擁護蔣介石的人，對這個“唐沽協議”是隻字不提的，可見他們也有榮辱感，也想在改變曆史。可是曆史上，抗戰是一個巨大的曆史過程。
北上抗日
在蔣介石對外敵日本不抵抗，對自己不同政見的同胞大開殺戒的同時。共產黨也麵臨無限危機，但這個時刻的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後，紅軍堅定的政治理想。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麵臨生死存亡的嚴重危機的情況下發生的紅軍長征，從更廣大的曆 史背景來看，同樣也是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中國麵臨民族危亡的情況下發生的。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主力轉移到了民 族解放的最前沿，為後來的抗戰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紅軍長征是一次高舉著北上抗日旗幟的戰略轉移。
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天，中國共產黨就發表宣言主張抗日，並在其後派遣楊靖宇等幹部赴東北組織抗日。
1935年1月，毛澤東在遵義群眾大會上曾親自宣講北上抗日的主張及其意義。
1935年6月，日本侵占華北地區。同月，在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的兩河口會議上，黨中央確立了北上抗日、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張抗日。
11月28日，又在以蘇維埃政府和軍委名義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中，提出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12月，黨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在瓦窯堡會議上，中央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了“猛烈擴大紅軍”“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
此後，中央逐步調整政策，首先積極爭取東北軍、西北軍，在西北首先形成了聯合的抗日局麵。在“西安事變”前3個月，黨中央發表《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標誌著共產黨已由“抗日反蔣”轉變到了“逼蔣抗日”。
通過這段曆史，我們看得出共產黨在自己生死都無法確定的時刻，他們選擇出了自己最符合中華曆史發展的決策和方針。這是，蔣介石不能做到的，而蔣介石還在剿共。
從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1936年6月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
東北軍剿共屢次失敗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
蔣介石與張學良
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力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
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麵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麵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西安事變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麵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拒絕。蔣介石堅決拒絕其北上抗日的主張，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向蔣介石麵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到抵西安，立即調三十萬中央軍嫡係部隊“進剿”紅軍。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遭蔣拒絕。 蔣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9日，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蔣中正強令張學良製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後，趕上遊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 北軍打回老家去，收複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複學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們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張學良於死地”。請願 學生們在華清池前高唱《鬆花江上》一曲，感動了在場了東北軍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
當晚，張學良找到蔣介石，再次勸蔣抗日，並要求蔣放過學生，但是蔣介石怒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張聽後大怒，反問道： “機關槍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愛國學生？”張蔣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張學良於當晚決定兵諫。當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商議，決定發動兵變，命令白鳳翔去捉拿蔣介石，白鳳翔說“隻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1936年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晨5時，張楊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蔣，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麵，被發現活捉，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衝等人遇難。西安事變爆發。
當天，張楊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1936年12月12日晚間，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介石的好友。
936年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
1936年12月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 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麵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1936年12月22日，隨後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
1936年12月23日，雙方在張學良公館西樓二層開始正式談判，蔣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麵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出席。西安方麵再次提出六條主張：1、停戰，撤兵至潼關外；2、改組 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5、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 合作。
蔣沒有意願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議書上簽字，但他口頭承認了所以協議。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當日抵洛陽。離開西安前，張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被扣留。
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基本停止了內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停止了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的真相是，蔣介石抗戰並非真心保家衛國，而是實屬被逼無奈。可想之，以後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