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偽政權還有一個人所不知的秘密，就是與共產黨的秘密勾結，汪精衛一度是國民黨內的“左派領袖”，而在汪精衛的偽政權中有兩名中共的“一大”代表陳公博與周佛海，為了與共產黨一起反對蔣介石，汪精衛的偽政權不放過任何一個與共產黨進行接觸合作反對蔣介石的機會。本來“西安兵變”後，共產黨已經同意在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下改編，進行抗日，然而，共產黨也不放過與汪精衛合作反對蔣介石的機會。
據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回憶說：共產黨與汪精衛接觸，主要通過三條渠道。
我的外祖父楊自容，二十年代曾去長沙明憲女中教書，他很喜歡一個女學生，名叫楊宇久。楊並認我外祖母為幹媽，我母親楊淑慧就成了她的幹姐姐了。後來楊在湘雅醫學院護士學校畢業，到了南京做護士。那時，周佛海已叛變中共，當了國民黨的高官。楊宇久經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稱她揚阿姨。那時，我們都知道楊宇久是劉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劉少奇的影響，思想很進步，抗戰以後，周做了漢奸，任命楊宇久的親弟弟楊叔丹為偽財政部警衛隊隊長，兼管周家警衛。周之任命共產黨員楊宇久的弟弟為自己的警衛隊隊長，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為，我們那時都知道楊宇久在蘇北新四軍工作。
一九四一年春，我在東京時，我母親送我妹妹到東京讀書，她告訴了我楊宇久的事。楊淑慧去日本東京前，在南京時，有一天楊叔丹給周家打電話向周佛海報告說：“剛才我在鼓樓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楊守久。我忙問：‘你不是在新四軍工作嗎？怎麽到南京來啦？’她回答說：‘替陳子兒丈夫丘某修墓（陳是楊的好友，丘是國民黨軍官，日軍占領南京時戰死）。’我接著問：‘你住在哪裏？為什麽不到我家去？’楊宇久沒有回答，急忙跑了。”楊淑慧在旁邊聽了楊叔丹打來這樣電話，就搶過電話來說：“既然剛剛遇見她，估計不會離開南京，趕緊去找她，我們急於要見她。”不一會兒，楊叔丹又打來電話，說：“已經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楊淑慧馬上趕去，一見楊宇久就說：“你到了南京，怎麽不來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當了漢奸，你姐姐並沒有當漢奸呀！走，住到我家去。”於是將楊守久接到了我家。當天晚上，周佛海、楊淑慧、楊惺華就和楊宇久、楊叔丹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周佛海、楊淑慧首先問楊守久，為什麽到南京來？她還是重複楊叔丹說的那一席話。周說：“你是共產黨員，共產黨絕不會僅僅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準自己的黨員到日本軍人控製的心髒——南京來冒這個風險的。你可以瞞過別人，但瞞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楊淑慧也說：“你盡管說，我們是老姊妹，在任何情況下，我保證你姐夫絕不加害於你。”楊叔丹也在旁幫腔：“既然這樣，你就說了吧！”楊宇久這才把她來南京的目的說了出來。原來楊宇久是奉新四軍政委劉少奇的命令，到南京來的。她想通過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見麵，了解周當了漢奸後有何打算，並探詢今後能否保持聯係。楊到南京後，找到楊叔丹，要他向周匯報見麵一事。但是楊叔丹不敢這麽做，怕周懷疑他和共產黨有關係，因而怪罪於他。於是就想出鼓樓巧遇這一妙計。如果周的態度好，楊就出麵，如果不好，就不出麵。而楊叔丹自己主動報告，也就避免了責任。
問題既然已經攤了出來，周就對楊宇久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自從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內也當了十幾年官，但一直不得意。關於抗日問題，我有不同看法。因此，這次汪先生搞和平運動，我也跟了出來，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決中日戰爭。但是，到了南京以後，覺得日本人遠不是他們自己所講的那樣，什麽‘共存共榮’等等，特別是日本軍人。日本軍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既不統一，朝今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擠，人事調動頻繁，事情很不好辦。前途究竟怎樣？我自己心中也沒有底，隻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於和共產黨，我當然希望保持一個聯係，何況有你在其中說話。你這次來，我保證絕對安全，你隨時都可以回蘇北。”周佛海的這一番話，使楊宇久也滿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一九四五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談到這一段往事時，還說了這樣一種看法。他說：“共產黨派楊宇久來找我，是非常聰明的。因為她和我家關係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會被人注意。”
楊宇久有個小姐妹，名叫王愛日，當時在我舅舅家當家庭護士，王因受楊的影響，政治上也很進步。楊到上海後，由於上海仍有租界，整個環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經常外出。周估計楊是到租界和地下黨聯係，但沒有進行幹預。不久楊表示要回蘇北，周也就讓她回去了。行前我母親還送了路費，楊宇久為給我妹妹趕早送行，也買了禮物送給妹妹。同年夏，王愛日在我舅母資助下，也進入蘇北解放區。楊宇久以後並沒有派人與周佛海聯係。大約在一九四二年，王愛日曾托人帶信來，大意是：已安全抵達，與宇久見麵，仍幹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與共產黨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觸是與馮龍（即馮少白）的談判。周的親信、偽財政部稅務司司長邵式軍有個親戚叫馮龍，是共產黨。一九四三年春，馮龍來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過邵能和陳公博、周佛海見麵，商討雙方關係問題。邵立即向周匯報，並說馮是陳毅、饒漱石派來的，周當然願意。三月的一個深夜，邵陪馮來到周家。周說：“馮先生，共產黨不是最痛恨叛徒嗎？像我這樣脫離共產黨，又當了國民黨的人，共產黨能與之共事嗎？”馮解釋說：“那是過去的左傾機會主義時期的路線所致。自從遵義會議以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不論什麽人，不論過去做過什麽事，隻要今天願意同共產黨一起抗日，我們都表示歡迎，希望你不要耿耿於懷。”
馮接著問：“你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黨中央的領導同誌中，哪幾位和你熟悉？”周說：“在廣州黃埔軍官學校時期，我和周恩來、林伯渠共過事。特別是周恩來，還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馮說：“我下次來時，可以帶來他們的親筆信。”周接著問：“雙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礎，我們之間的共同基礎是什麽呢？”馮說：“你們現在不是標榜什麽‘和平、反共、救國’嗎？如果形勢變化，你們隻要將‘反共’二字改為‘民主’二字，變成‘和平。民主，救國’，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礎嗎？”當周佛海告訴我這一段時，還說明了他的看法，“共產黨真聰明，隻要把當中兩個字一換，合作就有了基礎。”周接著又問馮龍：“那麽，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麽事呢？”馮說：“第一，我們可以互相交換日本人、國民黨的情報；第二，希望你能運一些我們需要的物資到蘇北；第三，我們雙方的部隊應該互不攻擊，保存實力，以備將來總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軍具體辦理，惟獨第三點究竟怎樣可以做到？”馮說：“隻要你向你的稅警部隊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軍不來打你們，你們就不要去打他們。我們也向我們的部隊下達這樣的命令，這樣事實上，我們就可以達成互不攻擊的協議”馮還表示，希望會見陳公博。周答應可以轉告陳，可由邵式軍陪同前往。最後，馮說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蘇北，以後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軍通知，他便立即趕來。這就是周與馮龍的第一次接觸。
據馮少白（即馮龍）生前發表的黨史回憶錄載，他此次由蘇北解放區來到南京，是勝利後新四軍軍部接到毛主席從延安來的指示，要他們速派人策反陳公博、周佛海起義。馮是奉命趕來南京的，並帶來張雲逸同誌的親筆信件。但是，由於周已死心塌地跟國民黨走，再加上一些具體原因，沒有成功，當然，我所了解的情況，都是周佛海告訴的，某些問題上的情節和看問題的角度，同馮龍的回憶錄是不一致的。
大約在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間，汪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的二處處長胡均鶴，偵知共產黨人潘漢年匿居在靜安寺百樂門大飯店，便去和潘漢年做了一次秘密談話，勸說潘和李士群見麵。李在成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經認識。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蘇州會見了李士群，潘到了蘇州後，李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佛海，並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會見了周佛海。他們談的主要內容，是商定雙方在上海互不傷害，互不以暴力對付的問題。這次會見後，周、李與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號”晤談。他們晤談時，楊淑慧也曾在場。一九四二年底，潘漢年告訴周佛海、李士群說，他將去蘇北解放區，但不久還會回上海。臨行前，周還在“七十六號”為潘餞行，李士群當時也在場。（以上資料轉達引自程舒偉、鄭瑞峰著《汪精衛與陳璧君》一書，團結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版，第二九八至三零一頁。）
從常理上說，隻有中央政府有權與敵方談判議和，任何下屬私下與敵方接觸，交換情報，交換利益，均屬通敵賣國！中共作為接受國民政府中央領導的地方武裝，在抗戰期間私通日特與汪偽，定期出賣情報，換取日軍默契，寬容中共自己的武裝，集中力量打擊其他抗日軍隊。
中共與日本中國特務機關，汪偽特務總部均有直線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聯係。與日本特務機關聯係主要通過前日本大使館情報部主任岩井，而與汪偽的聯係是直接與汪偽特務委員會秘書長、警政部長李士群直線聯係的。
在大陸出版的幾本關於潘漢年的傳記，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髒”裏的種種工作。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原意是為潘“平反昭雪”，卻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與日本軍方會談的許多細節。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麵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隻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係，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抗日的重慶國民政府。
中共今天辯解說這些情報工作是為了拉攏這些敵人，這完全是不通情理，越描越黑，由岩井、李士群的身份，在當時均居敵特情報機關首腦要職，要投降也是投國民黨中央政府，怎麽會投降到偏居西北的中共地方武裝。事實正好相反，是岩井、李士群充分利用了中共這個漢奸集團，換取中國的戰略情報與資源，並分化中國武裝，使日軍與汪偽可以集中精力打擊國民黨的中統特務網路，打擊堅持抗日的軍隊。
這裏最重要的一個佐證細節是：岩井、李士群從來沒有領取中共的特務津貼，而正是潘漢年，袁殊這些中共黨員高幹，定期領日本人的特務津貼，並常年定期提供有價值的中國情報。
潘漢年是以中共情報高級幹部的身份，以向日本特務頭子岩井在香港每半個月提供一次中國情報為條件，領取每月二萬大洋的日特津貼，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日本特務岩井花名冊。潘本人持有日本上海領事館簽發給特務的特別通行證明。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人是清楚潘的中共高幹身份，也正是因此與潘合作的。戰後，中共極力保護自己的通敵特務，潘漢年在戰時就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彰，(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時，毛澤東在講到敵占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了劉少奇，同時也表揚了劉曉和潘漢年)，潘後來擔任上海副市長的要職。
這次“秘密”活動的當事人胡均鶴被中共逮捕不久被處死，楊帆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被捕。一九五五年三月中旬，潘漢年赴北京出席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開幕詞是提及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會議文件提及楊帆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中的問題，四月三日，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赴潘漢年下榻的北京飯店，宣布逮捕審查令。四月七日，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式批準逮捕這位全國人大代表兼上海代表團副團長，連他的夫人董慧也受株連被捕。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行有三：一九三六年國共談判時秘密投降國民黨。抗戰期間秘密投降日本特務機關，與汪精衛勾結。掩護胡均鶴等中統特務導致二?六轟炸。其實潘漢年的這些“罪行”都是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有關，沒有當時最高領導層的指示，潘漢年如何敢於與他們秘密談判媾和。毛澤東不過是“過河拆橋”，“殺人滅口”。
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一九四九年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情報總署副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此人也是中共與日本的雙料特務，常年定期領取日特津貼，他在與潘聯係之初，就主動公開了日本特務身份，日本投降後，當國民黨政府擬按漢奸罪對袁殊提出起訴時，由中共將他轉移到根據地，此後，袁擔任了中共華中聯絡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等職。後因潘案收監，但八二年後再次被中共平反。
在所有這些與日特敵偽勾搭活動中，中共特務們都是公開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的，並且幾乎主要大事都是在中共中央指導下進行的，（除了潘本人見汪精衛一事外）。他們的漢奸行為也因此長期受到中共領導的包庇甚至表彰，隻是在後來建國後政治鬥爭需要，也因為潘等人嘴上不牢到處亂說，才找個借口將他們以漢奸罪收監，但最終中共還是給這些漢奸全部平反了，並證明這些漢奸是在中共自己領導下工作的。
這是中共給列名日特花名冊、定期領津貼的潘漢年的曆史結論：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通知》指出，當時潘漢年同日、汪特務機關和頭麵人物之間的活動是工作的需要，其情況均及時向中央作過正式的報告；中央主管部門還為此選調過一些幹部給他。他執行這些任務所采取的特殊手段，都是組織上允許采用的，而且取得顯著的功績：他成功地派人打入敵偽特務機關，為黨獲取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揚；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掩護了一批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同誌和一些同他有聯係的上海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同誌；他在敵占區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根據地與上海之間地下聯係的暢通，而且在環境惡化時，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黨領導同誌和大批幹部，安全地撤回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黨派在香港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許多同誌和秘密電台處境危險，潘漢年主動報經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會關係，從上海派人去香港，掩護他們全部安全撤回 大陸。這一切都表明，潘漢年沒有“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充當日本特務”，而是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特殊使命。
二零零四年由中國大陸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前領導人王明寫《中共五十年》一書對此事也有披露。王明在書中說，毛澤東曾派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和新四軍的偵察科長胡均鶴與日軍和汪精衛政權秘密進行談判聯合問題，中共抗日戰爭時期，表麵上主張抗日，暗地裏采取一切手段進行反對蔣介石政府，甚至不擇手段的與日本和汪精衛偽政權合作，進行著背叛中國民眾的活動。
王明寫道：
“至於對內政策，毛澤東事先不讓黨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過中共中央軍委電台，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同時命令停止抗擊日軍和汪精衛的軍事行動。可是當時不管是日本人還是汪精衛都不會相信毛澤東能成為‘汪精衛第二’。他們懷疑共產黨搞什麽陰謀來反對他們，以企圖把他們誘人陷餅。所以談判未能取得任何具體的結果。
“蔣介石的情報機關當時利用毛澤東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相勾結的事實為武器進行反共宣傳。幸好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所以蔣介石集團很難使人們相信在中共領導人中會出現秦檜和汪精衛這一類的民族叛徒。因此他們利用上述事實作為反共宣傳的嚐試未能達到任何結果。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借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胡還被處決了。因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他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
“因為胡均鶴是三料貨色的特務（他既是蔣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特務，而潘漢年卻使他又成為了新四軍在日汪陣營和蔣介石陣營中的反間諜人員），所以他和潘漢年的談判內容通過蔣介石的間諜機關，很快便成了美英在華諜報機關頭目的寶貴財富。因此美英帝國主義者就會懂得：既然毛澤東甚至在日本侵入中國、全民起來抗日救國的情況下都能與日本結成聯盟，甘當民族叛徒，那未，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他毫無疑問也會和他們結成聯盟。
“因為許多黨內外人士不了解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順便在此對這個問題作一簡要的說明。
“毛澤東這個陰謀家，捏造”高饒反黨聯盟“（一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為了使鄧小平取代劉少奇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願履行他在建立‘毛劉聯盟’時的‘莊嚴諾言’（選劉少奇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所以還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他就建議暫不設總管黨的整個組織工作的黨中央總書記，而像以前一樣隻設管理中央各部門、處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一九五三年，毛澤東開始證明設總書記的必要性，同時要求他的親信羅榮桓、羅瑞卿等人支持高崗公開進行反對選劉少奇為總書記的運動。劉少奇終於不得不同意以當時毛澤東所信賴的人之一——鄧小平代替他將來當選為總書記。
“第二，為了使東北這個大行政區的全部黨政軍大權從高崗那裏轉入羅榮桓之手。為此目的，毛澤東突然給高崗背後一擊，宣布高崗領導的反劉少奇運動是‘清君側’運動，也就是說，這次運動‘名義上是反劉，實際上是反毛’，‘反對劉少奇正是為了打擊毛澤東’。毛澤東迫害了高崗（在他被害之後宣布為‘自殺’並‘開除’出黨），便把高崗在東北大區的領導職務交給了羅榮桓。可是革除高崗的真正原因卻在於高崗違反了毛澤東的指示，真心實意地執行與蘇聯合作的政策。
“第三，為了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掩蓋下，不僅把饒漱石除掉，也把潘漢年、胡均鶴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執行的‘聯日聯汪反蔣’的民族叛賣路線的全部見證人統統除掉。”（參閱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三月版，第一九零至一九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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