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何以迥異

    談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人們往往會聯想到中國的戊戌變法。這兩次維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它們的曆史背景相近、時間相隔不遠，先後發生在 19 世紀下半葉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兩個東亞前現代國家。它們的目標類似，措施雷同，都是向西方學習，通過政府命令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目的是建立一個君主立憲製資產階級國家。而且，戊戌維新實際上就是以明治維新為榜樣、亦步亦趨進行的。然而，兩者的成效、結局和命運卻非常不同。明治維新取得了成功，實現了一係列改革，日本從此走上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道路。它不僅維護了民族獨立，而且使日本成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強國。而中國的戊戌維新卻是曇花一現，迅速失敗，光緒被幽禁，維新人士遭屠殺，改革新政全成泡影。中國不但沒有阻擋住帝國主義的瓜分狂潮，而且在半殖民地深淵裏越陷越深。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何以走入了迥異的發展路徑？
   
    從最直接的原因來看，維新運動成敗的關鍵在於維新勢力能否掌握政權。隻有在推翻或徹底改組專製舊政權、確立和鞏固資產階級新政權的前提下，才能保證改革措施的推行，保護和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否則一切都要落空。日本明治維新實現了這一變革。它是以暴力奪取政權作為維新的前提。日本維新者是“藩政改革”的核心力量，在奪取藩政實權、推行改革措施的過程中，他們同腐敗的門閥保守勢力反複較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建立了倒幕的武裝力量和基地。他們打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號，集中力量打擊幕府，符合日本民眾渴望建立統一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社會心理要求，以結束當時國內由 260 多個藩的割據造成的分裂局麵；順應日益高漲起來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以結束列強對日本的侵略；適應千百年來形成的奉王政為正宗的傳統道德輿論，具有極大號召力。1868 年初，維新勢力以天皇名義宣告“王政複古”，廢除幕府，幕府舊勢力當然不肯自動交出政權，由此日本曆經了持續一年半的戊辰戰爭，最後推翻幕府封建統治，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政權的更替，通過暴力鬥爭得以實現。由此可見，“明治維新”的先決條件是“倒幕運動”的成功。
   
    與日本相比，中國的維新派卻始終沒有真正取得政權。當時，雖然名義上是光緒皇帝親政，在百日維新期間，也發布了一係列具有資產階級改革性質的新政詔令。但是，舊政權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最高權力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後手裏，重大問題的裁決，高級官員的任免，都要由她決定。中樞機關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的實權也還在守舊勢力的控製下。至於中央各部尚書、侍郎以及地方擁有軍政實權的總督、巡撫等大員，也絕大多數是反對維新的守舊派。京城周圍的軍隊北洋三軍，則掌握在慈禧的親信直隸總督榮祿手中。維新派成員地位最高不過是四品銜軍機章京譚嗣同，能夠見到皇帝，起草諭旨而已。而維新派的首領康有為仍然是個地位很低的工部主事，僅僅見過一次皇帝，在頑固派阻撓下，隻封了一個總理衙門章京這樣的小官。維新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梁啟超隻是個舉人，連個官職也沒有。就是維新派所依仗的光緒皇帝，本身也並無實權。他下了那麽多新政詔書上諭，在各級守舊官員抵製下，基本上未得到貫徹執行。由於沒有經過類似日本的“倒幕運動”，中國的保守勢力仍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沒有政權的改革，必然遭致失敗。
   
    中國的維新派為什麽不能像日本的維新派那樣建立新政權，實現變法？這取決於多方麵的因素。從客觀形勢上看，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國內革命時機已經成熟。當時日本農民、市民暴動此起彼伏，動搖了幕府統治的基礎。另一方麵，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和分化也日益激烈。圍繞批準日美親善條約與選擇將軍繼承人的爭論，多年不幹預政治的天皇也有了政治發言權，逐漸形成了朝廷與幕府兩大政治中心。強藩、下級武士普遍對幕府不滿，離心傾向越來越大。1859 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製造了“安政大獄”，迫害維新誌士，次年即被反幕派武士刺死，說明雙方矛盾已經不可調和。接著，1864、1865 年幕府兩次發兵征討長州藩，標誌著幕府與強藩的矛盾已公開化。幕府統治處於內外交困的嚴重危機之中，維新派及時抓住時機，發起尊王倒幕，抬出天皇，宣布大政複古，並用武力討伐幕府，取得戊辰戰爭的勝利，終於推翻了幕府封建舊政權，建立起維新派執政的明治新政權。
   
    而中國戊戌維新時卻沒有出現這樣的形勢。自從 1864 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失敗後，撚軍和西南西北少數民族起義也相繼被鎮壓。此後，下層群眾的鬥爭主要是矛頭對外的反洋教鬥爭。在統治階級內部，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滿洲貴族對外向外國侵略勢力投降妥協，對內則向漢族地主勢力讓步，依靠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湘淮係軍閥官僚鎮壓農民起義，辦理國防外交，使清朝政權暫時得到鞏固與穩定。統治階級內部雖然還有洋務派、頑固派、清流派以及帝黨、後黨之爭，但總的說來離心力不大，舊政權尚未產生嚴重的統治危機，推翻舊政權的時機尚未成熟。

    讓我們比較一下中日兩國維新力量與守舊力量的對比。日本明治維新時，以幕府為中心的守舊勢力已經十分脆弱，幕府統治搖搖欲墜。而維新勢力以下級武士為核心，抬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而且得到包括商人、手工工場主、農村富農在內的町人階層財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廣大農民、市民也積極參加或支持反幕武裝，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翻了幕府舊政權。
   
    相反，在中國戊戌維新時，守舊勢力要遠遠大於維新勢力。守舊勢力以掌握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後為首，包括控製中央和地方軍政的大貴族、大官僚，以及因改革措施觸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對維新的大小衙門官吏、綠營軍官、旗人、八股士人等等，形成龐大的守舊陣營。他們手握政權、兵權、財權，富有政治經驗，擅長陰謀詭計，全力以赴扼殺維新。而中國的維新勢力僅以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為核心，依靠沒有實權的傀儡皇帝光緒，聯合少數帝黨官吏、禦史翰林及地方官員。中國維新派沒有同任何一個地方實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維新派同強藩主之間的那樣密切的一體關係。他們既沒有基地，也無兵權、財權。他們脫離中國社會，連資產階級、商人也很少關心支持他們。其情形正如譚嗣同所講的，“君與臣隔，大臣與小臣隔，官與紳隔，紳與士隔，士與民隔，而官與官，紳與紳，士與士，民與民，無不自相為隔。”維新思想家嚴複指出，當時維新派“與守舊黨比，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因此，守舊勢力一旦反撲，維新勢力頃刻瓦解。譚嗣同在壯烈犧牲前，也隻得仰天長歎: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而且，據餘英時的分析，當時中國政治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衝突”。1898 年舊曆 3 月康有為在北京召開保國會，聲勢極為浩大，引起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據梁啟超說，當時最有力的反對口號便是禦史文悌所上長摺中“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這句話。可見在守舊派眼中，變法即使有利於中國，也將不利於清王朝的統治。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至為關鍵之處。清王朝是滿洲人建立的，因此國家與王朝之間的利害衝突最後終於集中在滿漢之間的衝突上麵。戊戌變法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便是滿族統治集團忽然警覺到：無論變法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都不能為此而付出滿族喪失政權的巨大代價。由此，圍繞著戊戌變法的激烈政爭，決不可單純地理解為改革與守舊之爭。最重要的是，當時滿族統治集團本能地感覺到，決不能為了變法讓政權流散於被統治的漢人之手。否則，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便將從此一去不複返了。僅此一點，已注定了變法失敗的命運。
   
    從個人因素上看，兩國維新派領導人的能力、經驗也非常不同。維新派領導人的能力、氣質和采取的方法、策略，與維新成敗也有很大關係。日本維新派骨幹是中下級武士，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浪鍛煉，具有鬥爭經驗和政治才幹。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有謀略、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們講究鬥爭策略，選擇阻力最小的路線和做法，例如在政府內排除保守派、廢除貴族特權、製定憲法、召開議會、修改不平等條約，都是采取穩紮穩打、逐步推進的辦法，以至能夠逐漸實現目標。明治維新人物還善於爭取同盟軍，打擊最主要敵人。維新前，其矛頭直指幕府，敢於為此調動平民乃至農民武裝。長州藩“奇兵隊”、“農兵隊”，就是倒幕武裝的主力隊伍。維新成功後，明治人物對封建貴族采取贖買政策，用公債償付形式迫使他們轉變為用公債投資於新式企業的資產階級。
   
    而中國維新派的骨幹卻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大多飽讀詩書，有才學、熱情，卻往往缺少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啟超就承認，他的老師康有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他們在維新措施和鬥爭策略上也有些急於求成、不顧實效。如變法一開始便裁撤舊衙門、裁減綠營，令旗人自謀生計，激起守舊勢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變法的阻力。同時，又不善於團結和爭取同盟軍，結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明治天皇與光緒帝個人條件也不同。明治維新後，隨著天皇製確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國最大的財閥和地主，成了日本名符其實的最高統治者。他早年參政，勵精圖治，左右都是維新派權臣輔弼，得以很好地發揮其統治才能。光緒雖有抱負，並具備年輕人的敏感和熱情，在政治上積極支持了戊戌變法，一度成為維新派政治偶像。但他長居深宮，終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的魔掌。而在另一方麵，幕府的統治經驗與專製程度與清朝相比大為遜色，幕府將軍的統治才能，與慈禧相比，也隻能甘拜下風。
 
    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更深處的不同，尤其需要從兩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的區別中探求。從社會政治結構的角度來看，日本一直是個封建領主製國家。德川時代是幕藩體製，全國有 260 個割據的藩，而每個藩的領主（大名）都擁有獨立的而且是世襲的軍政實權，潛伏著很大的離心力。因此維新派的尊王倒幕號召，客觀上符合當時日本建立統一民族國家和統一國內市場的要求，故而能獲得各階層的響應和支持。而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地主專製國家。這種中央集權製度到了清代更加完善、嚴格，中央政府通過郡縣製控製地方，又通過科舉製選拔官吏，不允許地方上形成世襲的獨立勢力，地方官員隨時可以被罷免、調動，因此難以形成離心力量。維新派提出的地方自治的主張也很難付諸實踐。

    從社會經濟結構來看，在日本的封建領主製度下，商品經濟比較容易發達，農村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也比中國要快。由於日本國土小，資本主義萌芽的密度大，並形成了幾個經濟中心。在某些藩，富商擁有大量財產，並成為藩主、武士的債權人，從而控製了藩的財權和工商業。城鄉資產階級尤其商人和富農成為維新派的重要社會基礎，他們積極支持倒幕和改革，在明治維新中起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在中國的土地製度下，自然經濟瓦解很緩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抵抗也很頑強。分散經營的小商業反而成為自然經濟的附庸，城市商業資本往往脫離生產領域。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刺激下，由地主、官僚、商人、買辦投資新式企業而產生的。這種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專製主義雙重壓迫下畸形發展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既先天不足，缺乏原始積累，又後天失調，力量薄弱，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很少有人直接參加或支持戊戌維新。
   
    兩國文化傳統的不同也值得注意。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是由各種文化混合而成的，在明治維新前，日本的文化主要來自中國，因此日本人能夠時時認識到其他文明國家的存在，而且還總是在自己的曆史中強調這一特點，這使得日本在接受西方先進思想、文化、製度和技術時，能夠保持一種積極、開放的心態。在這種“求知識於世界”的積極吸收先進文化的心態下，日本能夠將因“黑船來襲”而產生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國家意識迅速地轉化為行動，官民一體，發奮圖強，通過明治維新對日本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從而為其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外，日本曆來提倡武士精神，崇實而不尚虛浮的禮義空談，這種精神對變法改革也是有利的。
   
    相反，中華文明則是土生土長、源遠流長，具有極強的連續性，因而也具有極強的保守性。由於中國長期以來是東亞地區唯一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並且處於遠離其他文明圈的地方，所以中國人一直認為，“中國”與“文明”是同義詞，中國乃世界之中心，其餘皆為蠻夷之地。中國雖在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被迫簽約開國，但戰爭之後的中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包括那些曾經在鴉片戰爭中與英國有過密切接觸、領教過西方堅船利炮的廷臣疆吏，仍舊保持“天朝”心態，事事擺脫不了“天朝自有法度”的思維模式。此種心態和思維模式雖曆經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等多次教訓，直到 19 世紀末的戊戌變法，也未有本質的改變。由於背上中華文化優越感的包袱，提倡學習外國常常遭到很大阻力。不少人還崇古好古，相信祖宗之法不可變，喜歡脫離實際的空談。加上長期以來，科舉八股製度束縛了知識分子的頭腦，這對維新改革很不利。
   
    總之，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與中國戊戌維新的失敗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內部、外部的曆史條件和種種複雜的因素所造成的，並有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根源。從兩者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總結出許多有益的經驗教訓。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日本明治維新雖然成功了，但它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殘餘，鼓吹對外擴張，培植軍國主義，也給日本的社會發展投下了陰影。中國的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卻規定了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邏輯起點。從政治史上看，它代表中國傳統政治秩序開始解體，從而引發了中國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機；從思想文化史上看，它開啟了中國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型時期。
   
    作者: 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