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在許多國家，蘇軍軍紀渙散，搶劫，奸淫，給所在國的居民帶來極大的恐慌，而大規模的強奸，則給成千上萬的婦女造成了嚴重的肉體傷害和精神傷害。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縱容蘇軍大規模的強奸犯罪，與他對女性的態度和意識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的。
蘇聯執政時間最長（1924-1953）的最高領導人斯大林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由於民族性格和軍隊素質的不同，在歐洲和亞洲戰場上的主要參戰國中，軍人的強奸犯罪記錄大有不同。英軍的素質最高，“無論在私人回憶，還是曆史檔案記載，涉及到英軍士兵個體強奸平民的記錄都比較罕見，而英軍集體性的性放縱記錄更是聞所未聞。”(朱維毅：《德意誌的另一行淚——“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308頁)同樣，進入印緬作戰的中國軍隊，也軍紀嚴明，未見有性犯罪的記錄，不負仁義之師的令名。與英國軍隊和中國軍隊相比，美軍的牛仔們就顯得有些粗野：“史料記載，在美軍在德國境內長驅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間，美軍軍事法庭在160萬駐德士兵中共審理了487起強奸個案，犯罪人數占軍隊總人數的萬分之三。”納粹軍隊雖然殘暴成性，但是，據“哥廷根曆史研究會”提供的信息：“強奸風潮在德國軍隊中從未發生。少量的個案受到了德國軍事法庭的處罰。”這不單單因為他們有“重視榮譽的傳統”，而是因為他們害怕這會造成“種族異化”，害怕“性病影響戰鬥力”。(同前，第309頁)
在“二戰”中，軍人強奸犯罪極其嚴重和惡劣的，是日本的法西斯軍隊。由於受到高級指揮官的縱容，日軍就像一群窮凶極惡的野獸，歇斯底裏地對占領國的平民百姓施暴。他們在中國等亞洲國家所犯下的強奸罪行，人神共憤，罄竹難書。另一個犯有嚴重強奸罪行的是蘇聯軍隊。日軍強奸婦女的暴行，通過遠東大審判的揭露，世人知之甚詳，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對蘇軍的強奸犯罪，人們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由於這些犯罪者屬於反擊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屬於世界公敵的一方，這一駭人聽聞的集體罪行不但沒有受到過懲罰，甚至沒有引起過國際社會的真正關注和譴責。”(同前，第312頁)
一
二戰期間，在德軍的“閃電戰”攻擊下，蘇聯軍隊一開始措手不及，潰不成軍，後來，隨著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美國、英國等國家的軍事援助與配合下，蘇軍才轉敗為勝，攻入柏林，占領了德國，並派遣大量部隊進入了法國、捷克、波蘭、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國等歐洲和亞洲國家。
蘇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但是，同樣需要正視的是，在許多國家，蘇軍軍紀渙散，搶劫，奸淫，給所在國的居民帶來極大的恐慌，而大規模的強奸，則給成千上萬的婦女造成了嚴重的肉體傷害和精神傷害。據英國學者傑弗裏·羅伯茨說：“······相當一部分紅軍士兵的暴行和搶掠也給紅軍勝利進軍柏林蒙上陰影。紅軍強暴行為的數量之多尤其令人震驚。對於這種罪行，人們的估計從幾萬到百萬出頭不等。真實的數字可能介於兩者之間，而絕大多數的強暴行為都是發生在大柏林市，因為這座城市到1945年的時候基本上隻剩下婦女了。大規模強暴的受害者不僅是柏林人。在維也納發生的強暴行為可能多達7萬～10萬起。在匈牙利，估計有5萬～20萬起。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這些被“解放”的國家，都有婦女遭到紅軍士兵的強暴，隻是數量要少很多。”(傑弗裏·羅伯茨：《斯大林的戰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7月，第362～363頁)可見，蘇軍對婦女的強暴行為，不是一時一地的偶然現象，而是在長時段、多地域發生的普遍現象。
旅德學者朱維毅博士通過訪談、查閱資料等方式，敘述了蘇軍在德國的大規模的強奸犯罪行為，詳細記錄了普通德國居民尤其是婦女所遭受的侵犯、淩辱和傷害。一位脫下軍裝的德國士兵斯奧莫回憶說：蘇軍進入柏林，經常將居民集合到一起，然後收走所有人胳膊上的手表。蘇軍士兵劫掠手表之事，甚至見之於那幅著名的將紅旗插上帝國大廈的攝影鏡頭中的一個細節：舉著紅旗的蘇軍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竟然兩隻手腕上都戴著手表。後來，拍攝這幅照片的塔斯社記者哈爾捷伊接到了修改照片的命令，要他把旗手右手上的手表修改掉(朱維毅：《德意誌的另一行淚——“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第306～307頁)。
在羅塞爾市一家醫院裏工作的阿諾特尼登楚博士，從一個醫生的角度見證了蘇軍的強奸狂潮。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1月8日，羅塞爾市在經過微弱的抵抗後被蘇軍占領，隨即開始了占領者在城內的大規模毆打、焚燒、強奸和殺人。第一天就有60個居民被殺，其中多數是拒絕強奸的婦女、試圖保護婦女和兒童的男子，以及不願意向蘇聯人獻出手表和烈酒的人。我的醫院有一天收下一個肺部被子彈打成重傷的流產孕婦。在一個蘇聯人意欲對她施暴時，她表示自己是孕婦，那個蘇聯人大怒，用腳狠狠踢她的肚子，並對她打了一槍。······強奸很快成為失控的風潮。根據我在醫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歲到50歲之間的婦女中能逃脫被奸淫厄運的隻有10%左右。蘇聯人對他們的施暴對象幾乎不加選擇，被強奸者包括80歲的老人、10歲的小孩、臨產孕婦和產婦。晚上，蘇聯人從門、窗或屋頂進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尋女人，有時甚至白天就撲向她們。他們大多帶槍，經常把手槍塞進女人的嘴裏逼她們就範。而且常常是幾個人按住一個女人，然後輪換著實施奸淫，結束時把受害者殺掉滅口。有兩個我認識的婦女就是這樣被殺的。蘇聯人還常常一邊強奸一邊毆打受害人。······我相信，隻有很少的蘇聯人沒有參與這些可怕的罪行。在這方麵，軍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別。”(同前，第314～315頁)一位叫茲策威茨的受害女性在回憶錄《大逃亡》中寫道：“蘇聯人要把女人們都帶走，其中也有我的母親。學校裏也有一個小套間，他們把母親往裏扯，我們四個孩子一步不離地跟在母親身後，結果他們就當著我們的麵把母親強奸了。為了確保我們不叫喊，蘇聯人多次朝天開槍嚇唬我們，那槍口噴出的火焰至今好像還在我的眼前閃爍······”(同前，第316頁)蘇軍甚至不放過兒童。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哈納羅荷·科爾也曾遭受過蘇軍的強奸，那年她才12歲。蘇軍的強奸甚至到了不顧“階級友愛”的程度。他們竟然極其放肆地強奸了一位配合蘇軍工作的共產黨員市長的母親：“馬茨考夫斯基是德共黨員，蹲過納粹的監獄，曾對蘇軍的到來充滿期盼。蘇軍占領東普魯士後，在柯尼斯堡市指定了一批德共黨員來管理城市，馬茨考夫斯基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市長。上任後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對這座城市並無管理的實權，他甚至不能約束蘇軍普通士兵的強奸行為。他曾經盡其所能去幫助當地的婦女免遭‘蘇聯同誌’的蹂躪，但最終卻連自己的家人都無法保護。1945年的聖誕，他的老母親慘死於蘇軍士兵的強奸。”(同前，第318頁)
迄今為止，調查最為深入的，是德國作家兼電影製片人桑德和作家焦爾博士。他們的調查工作耗時5年，采訪了許多受到蘇軍性侵害的女性，甚至設法接觸了一些當年的蘇軍士兵。除此之外，他們還查閱了大量的日記、傳記、文獻以及醫院檔案。在此基礎上，他們給出了一組數字結論：“在蘇軍進軍柏林期間，約190萬婦女遭到了蘇軍士兵的強奸，其中140萬人受害於在德國東部的逃亡途中，50萬人受害於後來的蘇軍占領區。蘇軍占領柏林後，共計190萬柏林婦女遭到了強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強奸，近一萬人被強奸致死。······把以上數字加在一起，被蘇軍強奸的德國婦女合計約200萬人。這個數字被聯邦檔案館和柏林市檔案館的曆史統計資料所證實，美國曆史學家奈馬克教授在《俄國人在德國》一書中也給出了相同的結論。至於在蘇台德地區、奧地利以及東南歐地區的德意誌族居住區裏有多少德意誌婦女遭受了強奸，至今沒有權威的統計數字。”(同前，第316頁)還有十幾萬女性被蘇軍士兵強奸後殘忍地殺害，單在柏林，就有13萬婦女遇害，其中有一萬人因不堪忍受蘇軍暴行而自殺。
蘇聯隨軍作家格羅斯曼記述了一個年輕母親的故事：“她在一家農舍不停地被人強奸，她的親戚都來懇求士兵們讓她休息一下給孩子哺乳，因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這一切都發生在指揮部附近，而那些視而不見的軍官們本應負責維持好紀律。”(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頁)甚至，連德國的共產主義者也未能幸免。那些左翼派別的德共人員，走出來歡迎占領威丁區的蘇軍部隊指揮官，並出示自己隱藏多年的“黨員證”：“他們主動讓自己的妻女來幫助蘇軍洗衣服做飯。不過，據一名法國戰俘稱，這支部隊的軍官們就在‘當天晚上’強奸了她們。”(同前，第290頁)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蘇聯紅軍連自己的同胞也不放過。許多被納粹抓到德國的蘇聯婦女，終於盼來了解放她們的紅軍，可是，紅軍卻像強奸德國婦女一樣粗暴地強奸了她們：“這些婦女感到恐懼、沮喪和極度的不滿，其中一名叫瑪利亞·沙波瓦爾的人說：‘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紅軍的到來，我在等待解放，而現在我們的士兵對我們比德國人還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個名叫克拉夫傑伊馬·拉先科的婦女說道：‘和德國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艱難的，而現在我一樣感到很痛苦。這不是解放，他們對我們太差了，不停地在我們身上做著可怕的事情。’”(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頁)出生於1926年的19歲的葉娃·施圖爾的父親和兩個兄弟，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參加了紅軍，可是，當她哭著告訴一個高級軍官她的父兄也在紅軍裏的時候，卻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強奸。這讓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頁)
二
蘇軍在盟友國家也同樣進行嚴重的搶劫、強奸和濫殺女性的犯罪。
1944年秋天，蘇聯紅軍進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貝爾格萊德，隨即就發生了“成批的紅軍戰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軍人的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為，這些嚴重的事件為數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產黨不能不視其為政治問題”，而幾乎同時進入南斯拉夫的英國軍隊，則“沒有那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為了遏製這種野蠻的行為，鐵托“用非常和緩的、很有禮貌的形式”向蘇聯的軍事代表科爾涅也夫說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爾涅也夫卻“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絕”，大喊大叫地說：“我代表蘇聯政府抗議對紅軍的這種造謠和中傷······”(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頁)事實上，根據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蘇聯紅軍進來沒多久，“共發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強奸行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強奸後還殺了人，此外，還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搶劫並傷人事件發生。”(同前，第68頁)時為南共領導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憤地說：“我當時所處的地位，我不能對強奸我國的婦女(而且我從來把這些行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們的戰士和搶劫我們的財產無動於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蘇聯代表誣蔑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隨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來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團的宴會上，斯大林發飆了。他顢頇而失態地數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淚痕滿麵地喊道：‘這樣的軍隊卻受到了吉拉斯的辱罵！這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之外！我是如此熱情地接待了他！我們的軍隊為了你們不惜流血犧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麽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難道他能了解一個經過幾千公裏浴血戰鬥的戰士的心嗎？如果這樣的戰士和婦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東西，這又算得了什麽呢？’······他不斷地舉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開玩笑，和第三種人尋開心，嘲笑他們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為她是塞爾維亞人。然後，他又為紅軍所受的艱難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淚。······他很少或根本就沒有提到黨、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但過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蘇聯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聯係，最後還是回到紅軍的英雄主義、苦難和自我犧牲的精神的話題上來。”(同前，第73頁)
1945年4月，為了簽訂蘇南兩國的同盟條約，吉拉斯再次來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依然不能諒解他，很長時間裏，與他不交一言。直到有一天，在斯大林的別墅裏，等到氣氛開始活躍起來的時候，斯大林才覺得可以結束與吉拉斯的“爭執”了。他倒了一杯白酒，半開玩笑地建議吉拉斯為紅軍幹杯，而吉拉斯則錯會了他的意圖，建議為斯大林幹杯。斯大林笑著用考驗的眼光看著吉拉斯說：“不必，不必，還是為紅軍幹杯！為什麽？您難道不願意為紅軍幹杯嗎？”吉拉斯喝了酒。斯大林這才問他在南斯拉夫“出了些什麽事”，就在吉拉斯解釋的過程中，斯大林打斷了他：“是的。您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嗎？您看到人的靈魂和心理狀態是多麽複雜嗎？您想一想，一個從斯大林格勒打到貝爾格萊德，在荒無人煙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戰友和最好的朋友犧牲的人——這樣的人對周圍事態怎麽會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戰爭之後，他和婦女玩一玩有什麽可怕的呢？你們把紅軍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軍隊，就是紅軍裏沒有那些刑事犯的話(這些刑事犯是我們讓他們參軍的)，紅軍也不會是理想化的軍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個少校飛行員戲弄了一個女人，出來一位工程師，這位騎士要保護這位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槍，喊著說：‘你這個後方的老鼠！’就一槍把這位騎士——工程師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這裏，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戰時我作為最高統帥有權過問這類事情，我釋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線去作戰。他現在是一位英雄。必須懂得戰士的心情。是的，紅軍不是理想化的軍隊。但重要的是，它應該打擊德軍，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同前，第85～86頁)
1945年3月，斯大林也曾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訪蘇代表團講過類似的話：“大家都在讚揚我們紅軍，是的，它應該得到這樣的讚揚。但是我希望我們的客人將來不會對紅軍感到失望。問題在於，紅軍現在有將近1200萬人。這些人遠遠不是天使。戰爭已經使得這些人的心腸變硬了。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在戰鬥中跋涉了2000公裏，從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們一路上見到了太多的讓他們悲傷的事情，見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們的人在你們的國家行為不當，不要感到奇怪。我們知道，有些沒有什麽頭腦的士兵的行為是丟人的，他們糾纏並侮辱姑娘和婦女。讓我們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現在就知道這一點，這樣他們對紅軍的讚揚就不會變成失望了。”(傑弗裏·羅伯茨：《斯大林的戰爭》，第363頁)斯大林的解釋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甚至隱隱然流露出故意縱容紅軍的隱秘心理。紅軍固然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既然知道他們的“心腸變硬了”，那就要通過耐心的說服工作和有效的紀律製約，來規範他們的行為，使他們不喪失高貴的人性，不喪失革命軍人的教養和無產階級解放者的榮譽感，不辜負那些被解放的“階級兄弟”的期待和“讚揚”，不要讓那些尊敬他們的人“失望”。蘇軍如此大規模地搶劫和強奸，斯大林明明知道，卻利口捷給，巧言曲辯。
三
如同在歐洲的蘇軍一樣，1945年8月進入中國的蘇聯軍隊，也同樣搶劫、強奸，給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給中國東北地區的居民和婦女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傷害。
抗戰勝利後，劉順元先被東北局分配到遼東省委任副書記。不久，因為需要加強蘇軍管製的旅大地區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書記、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在從安東到旅大的火車上，他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一邊。一列列滿載著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向北駛去。原來蘇聯人正拚命地在東北拆鐵路、拆工廠。“在火車上，劉順元還看到一種極不順眼的現象：車廂裏的蘇聯士兵，看到比較年輕的中國婦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臉地高喊：‘哈羅索！’有時還奔過去，把中國婦女抱在懷裏，在身上亂捏亂摸。劉順元忍不住罵了出來：‘這是什麽紅軍？是混蛋！’······劉順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進入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空降旅大，當地曾經出現萬人空巷歡迎蘇軍的熱烈場麵。但是群眾的歡樂情緒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一些蘇聯士兵，看到年輕的中國婦女，便要動手動腳，甚至在公共場所進行猥褻活動。蘇軍士兵強奸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不斷發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漸另眼相看;蘇軍大批拆走工廠的精密機器，連碼頭上的百噸塔吊也不放過，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劉順元善意地向蘇軍司令部反映過蘇軍的紀律問題。蘇軍司令部也像模像樣地進行過一些整頓。但是這批蘇軍的某些惡習並未因這種整頓而根本改變。”(丁群：《黨內抵製蘇聯大國主義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在一次“輕鬆的探討”中，高崗“簡單介紹了蘇軍在我東北的劣跡”。這次，斯大林沒有像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樣發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師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作為事後諸葛亮，我認為我們當時太傻了。蘇軍在東北對我國人民(尤其是婦女)造成很大傷害，東北所有工廠的機器設備幾乎全部運到蘇聯去了，還趕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認蘇軍的劣跡並道了歉，如果我們趁勢索賠，是完全辦得到的，然而根本沒有提索賠問題。我們總是以中國人的鄰裏關係想問題，認為他應該主動給我們，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豈能拱手讓人？！以致到了赫魯曉夫時期，我們反而‘償還’了許多冤枉債！”(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頁)
蘇軍進入東北的70多年後，作家龍應台專程到東北，采訪了那些知情者，給人們提供了一些蘇軍強奸中國婦女暴行的細節：“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沈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沈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麵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齊，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於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奸，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發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你聽說過索忍尼辛(索爾仁尼琴)這個人嗎？······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炮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製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然後女人變成屍體······”(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頁)
總體來看，關於蘇軍強奸和傷害中國女性的記錄，實在是太少了。沒有對知情者的訪談，沒有深入的調查，沒有要可靠的檔案資料，就連龍應台等人所做的這種簡單的采訪和描述，也難得一見。血流了，淚流了，人死了，但是，時間的塵土遮蔽了這可怕的慘象，仿佛一切都不曾發生過。
四
斯大林對蘇軍在被占領國家的強奸犯罪行為是知情的。在蘇聯，沒有什麽事情能瞞過斯大林。正像他從吉拉斯那裏知道了蘇軍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為一樣，他從來自前線的報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蘇軍正在如何傷害無辜的德國婦女。斯大林和貝利亞從一份報告中得知：“‘許多德國人說，所有留在東普魯士的婦女都慘遭紅軍士兵強奸。’報告還列舉了許多紅軍士兵輪奸德國婦女的例證——‘不滿十八歲的少女和上了年紀的老婦都包括在內。’報告還說：‘跟隨第43集團軍的俄羅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員發現，留在斯普雷滕的婦女都不顧一切地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委員們審問了其中一個名叫艾瑪·科恩的女子，她說：‘紅軍在2月3日進入這個城市。他們進入了我們躲藏的地下掩體，用槍指著我和另外兩個女人，命令我們到院子裏去。在那裏，我被十二個士兵輪奸。其他的士兵也對另外兩個人幹了同樣的事情。第二天晚上，來了三個士兵，2月6日，來了八個，他們對我們施暴並且打了我們。’三天後，這幾個婦女試圖割脈了結自己和孩子們的生命，但顯然她們並不清楚到底應該怎樣做才能達到目的。”(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顯然，這份報告的提供者希望所匯報的事情能夠引起斯大林的重視，期待他作為最高統帥能積極地回應和處置。
然而，盡管有著絕對有效的控製力，但是斯大林並沒有製止蘇軍的暴行。蘇聯的沃爾科戈諾夫將軍在他的著作中，尖銳地批評斯大林“喪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質”：“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為何物，他絲毫不理解什麽叫善良。”(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勝利與悲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頁)至少，在處置軍人大規模的暴力強奸問題的時候，他確實缺乏對無辜婦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態度。他以默許的方式，放縱自己的軍隊。不僅如此，由於他的許可和縱容，“紅軍對待婦女的方式已變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許軍官擁有一名‘戰爭妻子’以後，這些年輕的婦女被高級軍官選為情婦，他們通常在司令部做發報員、秘書或醫生——她們戴著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簷帽。”(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事實上，這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有組織的強奸行為罷了。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許任何人對蘇軍士兵的“強奸”行為進行批評。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伏龍芝軍校給軍官們授課時，譴責了紅軍在東普魯士的搶劫和破壞行為，並將這歸咎於部隊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當他唯一一次提到強奸時，卻說“蘇聯士兵無法拒絕德國婦女對他們的敬意”。盡管如此，斯大林聽到了關於此事的報告，還是很不高興，認為愛倫堡的思想和言論“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頁)。
事實上，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縱容蘇軍大規模的強奸犯罪，與他對女性的態度和意識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的。
斯大林自己就不怎麽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歲的妻子娜傑日達·阿裏盧耶娃麵前，他也經常“說一些難堪的笑話和流露出醜陋的表情，使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難以忍受。他感到這種行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卻得到了明顯的滿足，尤其是當著別人的麵，在有人來吃午飯或晚宴時。阿裏盧耶娃的煩惱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粗暴的反擊。每當喝醉酒時，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話罵她。······警衛員們都很喜歡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們經常看見她一個人暗自哭泣。”(亞曆山大·奧爾洛夫：《斯大林秘聞》，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頁)1931年夏天，她終於忍無可忍，與斯大林吵了起來：“你是個虐待狂，你算個什麽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兒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頁)在女兒的回憶中，由於斯大林的粗暴，娜傑日達·阿裏盧耶娃也是“不幸、幻滅和抑鬱的”，“她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斯維特拉娜·阿裏盧耶娃：《僅僅一年》，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編印，1980年9月，第132頁)。1932年11月，娜傑日達·阿裏盧耶娃死於槍殺，射中心髒部位，年僅30歲。
在一個性質特殊的社會裏，元首的意識和人格，會極大地影響全社會的心理和行為。由於缺乏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斯大林漠然地忽視了女性在戰爭狀態下可能麵臨的危險，忽視了她們可能受到的傷害，所以，也就沒有製止蘇軍的搶劫和強奸暴行。
今年是人類戰勝法西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七十周年。曆史已經宣告，取得勝利的同盟國一方代表了正義，最終失敗的軸心國一方代表了邪惡，這是不容顛覆的基本結論。在堅持這個基本結論的前提下，曆史學家對某些戰勝國違背人類文明和尊嚴的醜惡現象，也不能回避，而應當認真地清理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