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消失

    
    一、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消失”的時點：1957年
    二、“反右”前知識分子的幻想
    三、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心聲
    四、如何評價“反右”運動
    五、知識分子群體“消失”多年以後

    
    “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近現代才傳入中國的西方概念。在近現代，隨著西方文化的衝擊，西方教育製度的引入和逐漸普及，識文斷字的讀書人成了擁有各種學曆的文化人，或術業有專攻、承擔傳播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群體在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上異於西方知識分子，在個體的養成和群體結構上也異於西方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與傳統型知識分子相比，部分知識分子因其觀念和社會功能比較現代而被稱為“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當然，就個人而言，有的人既現代又傳統，比如魯迅、胡適就是如此；也有的個人則既非現代也非傳統，來自兩個方向的影響異化地交織在一起，使之成為知識分子乃至中華民族的異數，比如毛澤東。
    
    從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來看，他們體現了社會的良知。若中國對應於西方知識分子的這個社會群體失去了社會良知，那就不應該被視為知識分子了。若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或其中的某些類型，雖然把社會良知藏在心底，但他們或者喪失了維護社會良知的勇氣，或者失去了維護社會良知的機會和力量，那這個知識分子群體還該不該被算作“社會存在”呢？特別值得思考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後，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還存在嗎？如果有，有多少，他們都在哪裏？如果“消失”了，那麽這種局麵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準備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一、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消失”的時點：1957年
    
    把“1957”作為本文標題的一部分，隻是為了指稱的簡潔，而不是強調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點，也不是“消失”的終點。“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經啟動；“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後表現得更加慘烈；“消失”的餘緒直到1957年過了30、40年後還在波動。強調“1957”，是因為在這一年裏發生了影響深遠的“反右派”鬥爭。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用“反對個人崇拜”為口號，批評了斯大林。在遙遠的東歐發生的這些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氣候。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對於這些，當時知識分子都是歡迎的，以為預示著政治格局將有所變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為了。民主同盟的領袖章伯鈞對羅隆基說：“現在我們民主黨派大有可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緒高昂地考慮著，如何發展“民主同盟”和“農工民主黨”的組織、開展工作。
    
    1956年6月，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軍隊鎮壓示威群眾，死74人，傷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肅的哥穆爾卡成為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在匈牙利，黨的第一書記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後蘇軍出動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國的抗議鎮壓下去。中國知識分子對波匈事件的熱烈反應使毛澤東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從這時開始，毛澤東產生了一個“匈牙利情結”，擔心在中國出現“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這樣極端的估計：“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就是在蘇軍坦克開進匈牙利之後幾天召開的，波匈事件是會上的熱門話題。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有兩種“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眾上街抗議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比如“大鳴大放”中聽到的批評），屬於“資產階級的大民主”；而“整風運動”、“人人過關”，發動學生來鬥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運動”或後來的“反右”鬥爭，則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
    
    如果當時的知識分子得知毛所說的“整風”其實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於對他發動“整風”運動的初衷會有什麽誤解了。由此可見：現在不少人往往使用這樣一種說法，即“由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未免與毛的真實意圖有點隔膜。在毛看來，“反右派”無非是“整風”的一種方法，或者說是“整風”運動既定的最後階段，其中並沒有什麽轉變，當然就更不能說有“180度的轉變”了。有些人之所以會誤以為，1957年所發生的政治運動是由“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隻不過是因為他們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現的“整風”運動來臆測毛澤東的意圖，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釋“整風”指示裏字麵上的含義；一旦他們發現實際情況與自己的期望並不相符，就以為是黨的方針“轉變”了。
    
    當毛發動“反右派”運動時，他在一份黨內指示中將他推行“整風”的意圖說得十分明白：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隻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膿包)，利益極大。[2]
    
    早在1957年的“幫助黨整風”運動開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談道：“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我們敢於改造資本家，為什麽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談到民主黨派時，毛澤東表示，“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不過，“對於他們的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因為他們沒有本錢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不聽他們的，他們腳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變，一個原子彈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爛，這些人不起變化呀？那就難說了。”
    
    二、“反右”前知識分子的幻想
    
    1957年初，毛澤東對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使用的還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們把資本家包了下來，還給他們七年的定息。······出這麽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係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裏，而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幹淨，沒有剝奪幹淨的還要剝。毛澤東所謂的“出錢買”，是指對私有資本被“公私合營”了的資本家付定息；所謂“安排點事做”，是指給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安排點政府機關的副職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
    
    1957年3月，毛澤東召開了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分別邀請到會的教育界、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人士座談。在與文藝界代表談話時，周揚說，秦兆陽用何直的名字寫了一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評他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秦兆陽很緊張。毛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這次會議一時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結論，也用不著緊張，可以研究討論。”[3]3月12日，毛在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主題講話。在講話中他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況：“對於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這種人在五百萬左右的人數中間，大約隻占百分之一、二、三。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占五百萬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的。”[4]
    
    在這篇講話中，毛提出“百家爭鳴實質上即兩家爭鳴”的觀點：“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隻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5]顯然，他的所謂“百家爭鳴”並非許多知識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種不同學派之間的自由爭論，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世界觀”通過這種“爭鳴”來克服“資產階級世界觀”，最終達到“一家獨鳴”的結局。
    
    但是，自從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作了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話之後，不少知識分子以為，他們可以抱持自己對“百家爭鳴”方針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而且為共產黨所容。例如，羅隆基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的發言中談到他對“百家爭鳴”方針的理解：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時代的“百家爭鳴”，如同一個偉大的管弦樂隊。樂隊中彈琴的，吹笛的，敲鑼的，打鼓的，在樂器上各有專長，在技術上各顯神通，而這些音樂家的技術專長是相輔而行，相得益彰的。······但樂隊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的，樂隊隊員每個人的目的亦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樣，樂隊在為聽眾演奏的時候就必須有組織、有領導、有指揮，而後演奏出來才有和聲，有節奏。這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時代“百家爭鳴”同動亂時期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不同的地方。[6]羅隆基苦心孤詣地分辨兩個不同時代的“百家爭鳴”，可以理解為一種政治上的表態，他以“管弦樂隊”來比喻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希望在這個有組織、有領導、有指揮的樂隊裏參加“爭鳴”，發揮自己的作用。
    
    1957年3月，“民盟”開了全國工作會議。章伯鈞在會上提出：要重新估價民主黨派的性質與任務，要大大發展組織，每個民主黨派可以發展幾十萬人，幾個民主黨派合起來可以發展一、二百萬人，組織發展到縣一級。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個臨時研究組，分別研究“高等學校黨委製”、“科學研究管理體製”、“有職有權”以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四個問題。他們顯然希望讓“民盟”在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特別是在文教、科學這些知識分子活動的主要領域中，有較多的發言權、起較大的作用。據“民盟”負責人羅隆基後來作檢討時所說，他們當時的目的隻不過是為了擴大“民盟”的影響和組織，提高“民盟”的地位；絕對沒有推翻黨、推翻社會主義、恢複資本主義的陰謀。[7]
    
    據說，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會是直接引爆“反右派”運動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當時在場的葉篤義回憶說：6月初，局勢繼續發展，北京一些大學有學生鬧事的跡象，聲稱要“驅逐校黨委”，而校黨委按照黨內指示聽之任之，不作一聲，一些學校秩序大亂。出於對各大學的憂慮，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樂部邀集曾昭掄、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等6位教授，當時參加者還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況，分析形勢。由於我們當時不知道黨內“引蛇出洞”的策略，誤以為一些大學的黨委已經癱瘓，失去控製局勢的能力。因此擬提議由“民盟”出麵做學生工作，使各校局勢穩定下來，並決定次日就去北大。當晚史良因參加國務院會議，有機會見周總理，因此叫她就便與總理商定時間，通知6教授一同去見，當麵請示機宜。規定史良在取得總理的同意後，立刻用電話通知我，再由我用電話通知他們6位。我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等到半夜，最後知道這個建議遭到總理拒絕。這就是當時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經過。[8]
    
    “民盟”的活躍令毛澤東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寫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寫了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認為：各黨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進”等頗好，“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拚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
    
    胡喬木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引了一段話，其中宣稱：“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借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10]這篇社論明示，共產黨其實根本就不可能“與任何人分掌”權力。
    
    毛澤東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達才幾天，湖北省就製造了一個所謂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員）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漢陽縣一中有幾百學生因升學率問題罷課，上街遊行。該中學並無“民盟”成員，為了把學生的活動栽在“民盟”頭上，找到一個所謂的“線索”，即“民盟”盟員、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曾按照中共漢陽縣委統戰部的意見找漢陽一中中共支部洽商發展盟員的事，談到過發展該校副校長王建國的意向。就憑這一點，硬把這次學生遊行說成是馬哲民和“民盟”策動的。8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為題的長篇通訊，將此事大加渲染，聲稱這次學生鬧事是在“章羅聯盟”駐武漢的大員馬哲民的策動下，以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民盟盟員楊煥堯和民盟發展對象、漢陽縣一中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在漢陽縣機關所在地蔡甸鎮製造的一次他們自稱的“小匈牙利事件”。[11]楊、王二人再加上一個被認為是王在校內的親信鍾毓文，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亂罪”被槍斃。同案判徒刑的10人中3人被送去“勞動教養”，此外還有幾十人受了其他處罰。直到1985年中共湖北省委複查後報經中共中央批準，才為此案徹底平反。[12]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當年為了打擊“民主同盟”，什麽傷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來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聲色俱厲地質問：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下，少數右派分子正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這篇社論宣告了“反右派”運動的開始。
    
    三、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心聲
    
    在1957年，一個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說是千差萬別；並不一定真是本人有什麽過失，有的僅僅是因為“民盟”盟員的身份，有的是因為私怨，有的甚至隻是因為要湊足上級下達給本單位的“右派分子”指標規定的人數。當然，也有一些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或者在“整風”、“鳴放”座談會上，或在大報、小報乃至壁報、黑板報上發表了觸犯中共政治標準的言論。
    
    下麵就來看看當年的一些“右派分子”曾提出了些什麽樣的主張，這些主張又是如何被批判的。
    
    例如，黃紹竑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我們的立法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製定公布，經濟方麵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製定。他說，“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製定。[13]
    
    複旦大學法律係教授楊兆龍在“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一文中說：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麵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係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未頒布。什麽是合法的，什麽是違法的，什麽不是犯罪，什麽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偵查、檢察、審判人員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楊兆龍指出：這種情況很可能成為製造矛盾與不安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那種以為“如果製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製政府機關應付事情的靈活性”的意見，楊兆龍反駁說，政府機關那種無明確的法律限製的辦事“靈活性”有時頗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1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製定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誌，也是黨的意誌，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隻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麽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15]
    
    這些意見隻是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法治國家，卻被認為是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遭到猛烈的批判。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承認：“我們好多年實際上沒有法，沒有可遵循的東西。”[16]
    
    黃紹竑在上麵提到的那次座談會上還表示，在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權的同時，還有一個領導方法的問題。他認為，由黨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章乃器在“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中也提到了這個“以黨代政”的問題。他認為，不少黨員對國家機構的作用還沒有足夠的認識，有些事情如果先讓行政負責處理，黨組織加以指導和支援，情況就會更好一些。[17]譚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組會議上的發言也談到共產黨領導國家和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的問題。她認為，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起作用。她問：既然我們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什麽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搞一套黨的係統呢？她提出：共產黨必須遵守憲法。她把“以法治國”的問題提到很高的高度，並尖銳地反問道：共產黨今天是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呢，還是自己搗自己的亂？[18]
    
    為了批判這些意見，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報》專門發了一篇社論“黨不能發號施令嗎？”，說這些意見的實質“就是要取消黨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削弱黨對於人民群眾的聯係，就是要使得我們的政府變為真正的官僚機關，使得黨變為政府機關的可有可無的附屬品”。這篇社論還發誓要把這種發號施令的做法堅持下去：“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在黨還存在的時候)還是這樣。”
    
    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說可能是最尖銳的批評。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而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黨為什麽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呢？他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19]
    
    沈陽師範學院張百生、黃振旅合寫的文章也談到黨把自己置於國家和人民之上的問題。他們指出中國不隻是1,200萬共產黨員的中國，而是6萬萬人的中國，難道98%的非黨同誌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2%的人的主張，當這2%人的“順民”麽。他們還主張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使“人大”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選產生。[20]
    
    南京大學中文係講師劉地生撰文認為：決不能說1,200萬黨員的利益就是6億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說1,200萬黨員的利益應該超過6億人民的利益；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他還主張學校裏的黨派可在教員中活動，不需要在學生中活動，特別是在中小學，應取消少先隊和青年團的組織；大學裏的政治課應自由選讀，以免阻礙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21]
    
    這些言論雖然言之有理，卻犯忌諱。周恩來在一屆四次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有些右派分子把共產黨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說成是什麽‘黨天下’，這完全是惡意的誹謗。”周恩來還批判了“各黨派輪流執政”的“右派謬論”，但究竟有哪個“右派”頭麵人物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卻語焉不詳。在我所接觸到的大量關於“反右”的材料中，隻見到天津中學教師黃心平在座談會上說道：“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22]
    
    “鳴放”中有人提到了共產黨員的特權問題。張雲川說，在工作、待遇、工資上，都表現了共產黨員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後，而是相反，形成特權。[23]其實，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也承認這一點。毛寫道：“黨員評級、評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24]上麵引過的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把反對特權與純潔黨的組織、加強黨的領導聯係起來。他們說：“取消了黨員的特權之後，隻有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才要求入黨了，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個人主義者用八抬大轎請他他也不希望入黨了，因為入黨以後無利可圖，反而處處需要帶頭，起模範作用。這樣一來，黨的組織才能純潔，黨才能通過黨員的模範作用去影響人民，才能通過他的正確的主張去領導國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牆’平‘溝’，才能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推動曆史的前進。”
    
    當年在校大學生中劃出的“右派分子”，正如錢理群所言，“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們的探索的熱情，並非源自利益的驅動，而純是(或基本上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25]下麵輯錄一些當年北京大學學生在大字報上發表的看法(引自《原上草》，引文後列作者名與頁碼 ）
    
    “在中國人民麵前，有不有一次波蘭式的變革，我覺得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譚天榮，46）
    
    “前幾年的錯誤絕不是個別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線的錯誤······用紙包火總是十分危險的，斯大林的錯誤總有一天會被揭發出來的，黨中央也該整風。難道掩飾錯誤、喜歡斯大林的威信對革命有好處嗎？”(嚴仲強，76—81)
    
    “我們目前的任務是：爭取憲法的徹底實現，切實保障民主自由人權，使社會主義製度臻至完善。”“肅反運動······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之下，在錯誤的領導思想和敵情的估計之下，絕大多數的鬥爭是錯了······肅反運動錯誤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於脫離群眾、以憲法人權為兒戲的官僚主義；以搬運公式為滿足的教條主義；以及不準阿Q革命的宗派主義。”(江文，104)
    
    “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龍英華，131—132)
    
    “法製不健全不嚴肅，民主權利沒有嚴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溫床。”(葉於，141—142)
    
    “如果缺點隻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麽全國普遍各地都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缺陷的問題。······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王國鄉，149—150)
    
    “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製度的產物。······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林希翎，153)
    
    “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製，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的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王書瑤，204—207)
    
    “斯大林錯誤，波匈事件，我國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嗎？不，都是一個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監督。”(岑超南，209—211)
    
    這就是當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幾十年之後來看，其中的一些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例如法學界的一些“右派”觀點現在已被寫入法律之中；其他方麵的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張也實際上被采納了。當時，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嚴中平在批判經濟學家陳振漢的會上說，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是，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並不阻礙而是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26]陳振漢因此被打成“右派”。當年中共中央主持“反右”運動的是鄧小平。1980年鄧表示：“吸收外國資金、外國技術，甚至包括外國在中國建廠，可以作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補充。”[27]陳振漢當年有什麽錯，一目了然。
    
    四、如何評價“反右”運動
    
    事實上，當年“右派分子”發表的言論，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這些主張，如果1957年不是橫加批判，而是認真聽取，采納其中可以采納的部分，那麽，後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道德麵貌都會有很大的不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會發生，這幾十年的曆史就會是另一番麵貌 。既然“反右派”運動將這些言論作為打擊對象，那就不難判斷，這場運動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是必要的還是有害的。在總結這一曆史事件時，有人不願意承認“反右”運動根本上是錯誤的這一性質，便死死抓住當年個別人說的情緒化的過頭話不放，試圖證明“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而被引以為據的那些話語中，例如葛佩琦的“殺共產黨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實的報道，當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認，要求更正。後來葛佩琦被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名義“蓋棺論定”，這恰好說明當年“反右”時栽贓誣陷手法曾風行一時。
    
    當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的速度就更快了！
    
    1957年的夏季發生了一件當時沒有幾個人知道的事，能充分反映出當政者的心態和知識分子的命運。7月7日晚，毛澤東在上海與36位知識界人士圍桌閑話。羅稷南問毛：“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麽樣？”當時正是“反右派”鬥爭白熱化的高潮期，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顯然是想探問：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你會不會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毛澤東回答說：“魯迅嘛──要麽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28]顯然，如果魯迅依然保持他疾惡如仇的性格，針貶時弊，那毛澤東就會把他關在牢裏；假如周樹人為了活下去，不再象以往那樣寫作，毛卻可能安排周樹人當文聯主席。在現代知識分子中，魯迅是受民眾尊崇，又被共產黨捧上天的人物；這樣的人若活到1957年，恐怕也難逃厄運。魯迅的命運尚且如此，其他知識分子的前途如何自不必多言。
    
    有一種看法認為，“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不過也有缺點，即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這些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來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顧“整風”和“反右”時說過：“我們對右派的情況，並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30]他的判斷是：“反右派鬥爭中所劃的55萬人中，除極少數是真右派外，絕大多數或者說99%都是錯劃的。”[30]按照這一說法，“反右”運動把那1%的“右派”“擴大”了差不多100倍。如果這種“擴大化”隻是偶然發生的，僅此一回，那麽，它或許還可以被看成是“失誤”或“缺點”。如果每次政治運動製造“打擊對象”時都要“擴大化”，那還能僅僅被看作是“失誤”嗎？
    
    在“反右”運動之前，有1951年的“三反”運動和1955年的“肅反”運動。“三反”運動把被打為“貪汙犯”的人稱為“老虎”，要求各機關、團體、企業、學校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編製出“打虎預算”，再按照這種“預算”，把一大批無辜者打成“貪汙犯”(即“老虎”)。當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錯了多少，至今未公布真相。我的印象是，錯案率很高。在“肅反”運動中，立案列入“肅反”對象的有140餘萬人，其中130餘萬人屬錯案，錯案率達94%。可以說，“三反”、“肅反”運動，無不與“反右”運動一樣，是嚴重的“擴大化”了。
    
    “三反”、“肅反”運動是中共建政前期的政治運動，操作時比“反右”運動還是相對要謹慎一些。“三反”、“肅反”運動結束之前都有複查程序，一隻“老虎”經過“內查外調”批鬥逼供之後仍無法證實他有貪汙行為或政治曆史問題，也就解脫了。而“反右”運動的複查程序直到22年之後的1979年才姍姍來遲，這樣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說。
    
    需要指出的是，“三反”、“肅反”沒有大規模的思想批判，而“反右”就不同了。“反右”運動不僅構成了政治迫害，同時還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見解。當把那些有助於促進法治和民主建設的意見當作“反動言論”加以批判之後，中國就從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後退了一大步。要評價“反右”運動，就不能忽視這一點。從這個角度去看，“反右”運動的根本錯誤就不隻是“擴大化”，它代表著思想文化領域專製的全麵完成。從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再到批判胡適、批判《文藝報》，1955年又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再升級為“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思想批判無休無止，批判的對象由個人到幾個人、再到小團體，最後在“反右”運動中變成了針對全國知識分子的整肅。“反右”運動破壞了民主和法治，敗壞了社會道德，為後來的“文革”準備好了“舞台”、“演員”和“演出技巧”，還為“文革”培養了姚文元、關鋒等角色。可以說，“反右”運動是“文革”的彩排；“文革”不過是一場大大擴大了的“反右”運動。
    
    在反思1957年發生的這一事件時，我們還應該看看當年“右派分子”都說了些什麽、寫了些什麽。這些被錢理群稱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的言論，這些以其作者22年的受難為代價、有的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而留下的遺產，經過歲月的淘洗，現在看來是更加光彩奪目了。“右派分子”當年的願望和要求，有些已經實現，有些將要實現，有一部分雖然此刻還不具備實現的條件，我相信日後遲早會要實現的，我有這個信心。
    
    1957年的“反右”運動，既是此前30年共產黨革命的果，又是此後50年中國的狀況、中國人的狀況、中國知識分子狀況的因。1958年，“大躍進”開始了。這一年的9月5日，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知識分子經曆了“反右”運動，這時已噤若寒蟬，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當中創造的那些荒唐的“新生事物”，像“全民煉鋼”、“全民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等等，便在社會上毫無阻礙地推廣開來，直到造成全國性的“三年大饑荒”這樣極其嚴重的經濟社會災難，才悄然收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中國陷入了“十年動亂”。這一切的發生絕非偶然。
    
    或許現在有些年青人會問，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著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群體，那些“史無前例”、也但願後無來者的災難性事件，是否就不會發生了？其實，“反右”運動的根本目的不就是消滅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群體嗎？“反右”運動“勝利”了，隨後便令人痛心地發生了諸如“大躍進”、“文革”這樣的災難性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人們再也看不到敢於秉持社會良知針貶時弊的知識分子，隻能看到狂熱的追隨者，這是知識分子群體本身的錯嗎？評價“反右”運動的曆史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看到問題的根源，那就是兩個字――製度。
    
    五、知識分子群體“消失”多年以後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第11號文件，批準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第55號文件，提出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同年12月18日至22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了曆史上遺留的冤假錯案的解決。在1979年裏，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中99%都得到了“改正”，被開除公職的恢複了公職，被開除黨籍的恢複了黨籍。他們大都回到原來的專業領域工作，有些人甚至擔任了比“反右”前更高的職務，朱鎔基的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王蒙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費孝通和錢偉長都擔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6年11月，三位當年的“右派分子”許良英、劉賓雁和王若望，聯名發起開“反右運動曆史學術討論會”，向一些人發出了邀請信。邀請信說：“1957年的反右運動，即將滿30周年了。反右運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不了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麵地了解30年來的曆史，也就很難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撥亂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曆史性意義。”費孝通收到邀請信之後，在1987年1月初舉行的一次“民盟”的會議上，要求“民盟”全體成員不要參與劉賓雁等發起的“反右30周年紀念活動”，要大家“汲取1957年的教訓”，並把他收到的這封邀請信交給中共中央。
    
    確實也有一些當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年的教訓”。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王蒙發表了一篇悼文。這篇題為“小平同誌改變了我們的命運”的文章說：在1988年秋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會議即將結束、通過會議文件時，有一位老中顧委委員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措辭提出了一些意見。小平同誌即席講話，他講得特別明確，一再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我提出來的，而且我最堅持”，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讓，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斷力與政治上的堅持性頑強性，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應該說是凜然肅然的印象。[31]王蒙這篇文章也會給他的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失去了話語權，知識分子的“消失”從局部擴散到全國，這段曆史成了中華文化解構和重組的一個重要階段。
    
    【注釋】
    [1]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5號，第168頁。
    [2] 見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285-286頁。
    [3]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7頁。
    [4]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8至269頁。
    [5] 出處同上，第273頁。
    [6] 《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13號。
    [7]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8號，第99頁。
    [8]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100-101頁。
    [9]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32-433頁。
    [10] 《胡喬木文集》第1卷，第572頁。
    [11]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7號，第156頁。
    [12] 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第10版。
    [13]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1號，第31頁。
    [14] 上海《新聞日報》1957年5月9日。
    [15] 《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2日、24日。
    [16]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9頁。
    [17]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66至567頁。
    [18]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3號，第85頁。
    [19]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12號，第23-24頁。
    [20] 《沈陽日報》1957年6月10日。
    [21] 《人民日報》1957年6月22日。
    [22] 《天津日報》1957年5月27日。
    [23] 《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
    [24] 轉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頁。
    [25] 錢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
    [26] 《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20號，第82頁。
    [27]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1頁。
    [28] 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12月6 日。
    [29]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6頁。
    [30]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41頁。
    [31] 《王蒙文存》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3頁。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高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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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禾苗]

收藏了。

[mzl9876]

應該是從反胡風運動開始，中國就失去了知識精英的大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