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導讀：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一、大興縣大屠殺的背景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隻有三個月，報紙也隻出了七期，盡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麵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曆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麽難！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麽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把有 “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麽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暴力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831”事件：殺盡“黑五類”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裏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采訪韓玉春老漢。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裏，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
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麽，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裏來人製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 “831事件”。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這天。大辛莊雖然隻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裏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在廟裏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麽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製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月1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拚命。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麽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而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麽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幹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麽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老韓不怎麽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 “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麽？”
老韓說：“有什麽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隻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不是不報，時候沒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三、“革命行動”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複，80年辭去書記職務。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汙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汙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麽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 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製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製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係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麵製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製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暴力主張，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裏外的馬村到底什麽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謊言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麵8裏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裏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麽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麽樣。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複了熱鬧。”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隻好中斷。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裏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裏谘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隻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麽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 “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殺！霸占“黑五類”的婦女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莊死11人，共計98人。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著嗬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隻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 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複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麵。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麵，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 “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 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鬥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鬥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紮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凶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製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凶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裏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麽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麽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麽了？中國人怎麽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逐步解開這個迷團。
一、大興縣大屠殺的背景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隻有三個月，報紙也隻出了七期，盡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麵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曆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麽難！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麽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把有 “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麽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暴力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831”事件：殺盡“黑五類”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裏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采訪韓玉春老漢。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裏，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
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麽，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裏來人製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 “831事件”。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這天。大辛莊雖然隻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裏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在廟裏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麽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製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月1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拚命。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麽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而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麽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幹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麽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老韓不怎麽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 “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麽？”
老韓說：“有什麽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隻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不是不報，時候沒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三、“革命行動”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複，80年辭去書記職務。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汙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汙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麽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 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製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製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係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麵製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製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暴力主張，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裏外的馬村到底什麽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謊言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麵8裏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裏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麽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麽樣。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複了熱鬧。”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隻好中斷。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裏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裏谘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隻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麽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 “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殺！霸占“黑五類”的婦女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莊死11人，共計98人。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著嗬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隻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 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複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麵。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麵，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 “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 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鬥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鬥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紮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凶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製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凶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裏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麽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麽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麽了？中國人怎麽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逐步解開這個迷團。
老弟呀，這還用“如果”嗎？ 這在文革期間，還遠不是最慘的。你還在“如果”，說明我黨的愚民政策有多成功。
革命激進份子建立的政權，當權者“耽迷於某種以為'離了宗教和道德還能維持'的假象。” 給國家人民帶來的災難比戰爭更甚。
不要問何以至此，人群中總有一些嗜血善暴之徒，讓他們變成有持無恐的魔鬼，1戰爭，2以正義之名的內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