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經先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上發表了《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的長文，又發表了《人口統計學中的虛擬人口理論及其應用》，聲稱“用科學分析”和“嚴密的數學方法”。論證出“餓死三千萬是謠言”。我於2012年寫了《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種“嚴密的數學方法”，按他所設定的條件，否定了他的結論。最近，他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連續發表文章，不僅說“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人”是重大謠言，還說“《墓碑》大量使用了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本著對曆史真相負責的態度，我再次回應。
對孫經先各項指責的回答
孫經先說：“我們反複閱讀了《墓碑》，並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注1《墓碑》長達90萬字，寫到死亡人數的地方有上千處，他們“反複閱讀”，對“每一個”重要之點“逐一查證”，可見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們”當然不是孫經先一個人。他們“反複閱讀”、“逐一查證”的“成果”是：“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偽造的、被篡改的極為荒謬的數據”。為了證明這個結論，他從《墓碑》全書的上千個數據中找出了十個證據。且不說這十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上千個數據“都是虛假的”，僅就這十個證據而言，孫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腳。下邊，我先引用孫先生這十條證據的原文，然後逐一回答。
一、《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誌》，經查證《常熟市誌》沒有這一記載。
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頁的內容。《常熟市誌》1990年版，第1029-1030頁有各年人口數據的記載。《墓碑》391頁已寫明：“據《常熟市誌》1030頁數據計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孫先生是教數學的，根據《常熟市誌》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數據已經擺在那裏，具體的計算方法也不妨討論，怎能斷言無此記載？
二、《墓碑》說：“《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經查證，《溧水縣誌》沒有這一記載。
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頁的內容。《溧水縣誌》有這個縣1949－1985年的人口變動統計數據。我在《墓碑》中已經指出，“據《溧水縣誌》1990年版第94頁數據推算，三年間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孫經先們在“反複閱讀”“逐一查證”中或許又沒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孫先生願意再次查證，建議多翻兩頁，在《墓碑》第10版第393頁上，還引用了江蘇省委、鎮江地委溧水工作組1960年10月19日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指出了溧水縣餓死人的嚴重情況，可以作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證。
三、《墓碑》說：“《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經查證，《高郵縣誌》沒有這些記載。
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頁的內容。《高郵縣誌》1990年版第161、160、162頁有這個縣曆年的人口數據，用這些數據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萬人，其中3.78萬人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第162頁說：“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為成年人，27.5%為兒童”，即1.727萬是兒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頁至392頁，引用江蘇省檔案館保存的調查報告，介紹了比上述三個例子更為嚴重的死亡數字有十多處，孫先生卻沒有“逐一查證”，或者查證之後不肯“舉證”。孫先生舉證當然可以十裏挑一或百裏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錯誤，也不能斷言“《墓碑》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
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頁舉的一個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鄭義的《大躍進時期農村的悲劇——江口事件梗概》，該文發表於《爭鳴》雜誌1993年1月號。鄭先生的數據是否準確可靠，可以討論。說我偽造數據，這近乎誹謗，而不是學術討論。如果孫先生願意做學術討論的話，我這裏可以補充一個證據：當年在貴州省公安廳工作的晏樂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貴州省餓死250萬人，江口縣餓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經查證，《臨夏市誌》記載的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
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頁中的一個數字，引自李磊的遺著《悠悠歲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她多年擔任甘肅省婦聯主任，大饑荒年代她任臨夏州委書記處書記。李磊在這本書中說，這個數字來自“中央派到臨夏的工作組1961年3月18日的報告”。
李磊可能把臨夏回族自治州誤寫為臨夏市。臨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駐地，是一個縣級市，以城鎮人口為主。在《臨夏回族自治州誌》第197頁人口變動表裏，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總人口、死亡率。將1957年的12.36‰作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兩年非正常死亡4.96萬人。我沒有將李磊的數據和兩個地方誌核對，這是我不細致的地方。孫先生的批評促使我核對。再版時將作改正。還有一個來源可靠的證據是：1961年3月，中共臨夏州委向甘肅省委的專題報告中說：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農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總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報告中說：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不僅如此，楊繼繩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又進一步把上述數據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
他說的是《墓碑》第10版61頁第2行的數字。由於官員的隱瞞，隨著調查的深入，信陽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他在“逐一查證”時沒有看到同一頁第5行的死亡549171這個數字，也沒有看到同一頁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講的“整個死亡數字還在增加，800萬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樣子”，他還沒有看到同一頁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100萬人，可能更多”，更沒有看到《墓碑》第71頁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振海花了三個月調查得出的105萬的數據。
李堅還健在，住北京萬壽路，我曾經兩次訪問過他，他當年的調查報告還存放在檔案館裏。徐子榮、李堅等當年的調查，是揭露大饑荒的嚴重後果，他說的“死亡數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總死亡人數”，這一點，李堅已向我當麵說過，105萬就是餓死的，他還對我說，地方官員為了減輕責任，總是把基層報上來的“餓死人數”說成是“死亡總數”。
我要肯定孫先生在總死亡人數與非正常死亡人數之間所做的區分。兩者當然是不一樣的。但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孫先生如果多讀幾份這樣的調查報告，就會明白。
七、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1961年2月《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陳振亞說：“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餓死60245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
他們說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頁。陳振亞的《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鳳陽大饑荒的嚴重後果，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沒有什麽可檢討的。孫經先們在“反複閱讀”時不願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頁第1行：1990年，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萬人。孫經先們還不願意看到，《墓碑》第266頁第14行，在陳振亞的《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有“全縣死絕8404戶，占總戶數的3.4%”的記載。
八、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6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6278人”。
這段內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頁，這個數字引自楊金聲寫的《我親曆的瓜菜代生活》，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饑荒時代的語境，在總結大饑荒的教訓時，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楊金聲不是偽造，我也沒有篡改楊金聲的文章。根據《無為縣誌》記載的人口數據粗略計算，該縣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數為10.97萬。謝貴平在《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上發表的《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後果》一文中說，全縣餓死20萬人。
如前所述，孫先生一再強調總死亡人數和餓死人數的區別，這並不錯。我也再次強調，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區分之處，我隻能照錄原文。更何況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證據的支持。這種態度是否屬於孫先生一再斷言的“篡改”，敬請讀者評判。
九、福建省《寧德縣誌》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
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頁。首先應該指出，孫經先先生說“《寧德縣誌》記載”是錯的，因為記載該內容《寧德縣誌》，我在國家圖書館想找到孫先生所說的《寧德縣誌》，但沒有找到，找到的是《寧德市誌》（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裏麵有孫先生所說的情況：“1960年－1961年，由於經濟困難，使人口自然增長率急劇下降，兩年間，因患浮腫病等疾病死亡人口高達12090人（男7401人，女4689人），其中1960年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2.69%。
其次，孫先生說我篡改，這是不實指控。我在《墓碑》第十三章的“福建省的災難”一節的開頭部分，已經說明該節的內容是引用林強先生發表在《福建黨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上麵的文章：《天災乎？人禍乎？——福建“大躍進”運動再認識》。該文中說到：“第四，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嚴重的是龍岩地區，1960年1－11月，全區9個縣185萬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8644人，占全區總人口2.08%，其中最嚴重的武平縣，非正常死亡占全縣總人口的5.96%。閩東的寧德縣也相當嚴重，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這段話後麵的注解表明，其依據是《中國共產黨寧德曆史大事記》（寧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我當時是引用林強先生的文章，沒有找《中國共產黨寧德曆史大事記》核對，因為《福建黨史月刊》由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文章又是嚴肅的論文，想必不會有差錯。這是我的疏忽。現找來《中國共產黨寧德曆史大事記》進行核對，發現原文是：“是年，因患浮腫等疾病，全縣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這一記載與《寧德市誌》所載相符。
十、《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的話說：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地區就隻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兩年以後，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猛增到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說法是多麽荒謬。
“死了350萬人”，出自《墓碑》第10版第250頁。孫先生說的“一位工作人員”是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飯桌上聽他說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旋渦——回憶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內容。廖伯康當年是重慶市團市委書記兼重慶市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七千人大會期間，他們向楊尚昆匯報了三個多小時，反映四川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他的文章介紹了向楊尚昆匯報的情況：“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區組織工作座談會，會後路過重慶時，提到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
孫經先否定廖伯康的根據是：“經查證，涪陵專區在三年困難時期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所以不可能餓死350萬人。孫先生搞錯了：1953年涪陵地區不是10個縣，而是11個縣（包括1959年4月並入重慶的、有54.5萬人口的長壽縣），1953年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是477萬，不是孫經先說的423萬。（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頁
廖伯康的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麽高確實不同尋常。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進一步的證據，我也願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包含七八條信息，涪陵餓死350萬隻是其中的一個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將廖先生的這條信息刪掉。從整體上看，我對四川省總的死亡人口數字的估計比廖伯康保守。我用四川官方的人口數據，計算出四川非正常死亡800萬人。考慮四川官方大量隱瞞人口死亡，廖伯康和四川一些老幹部認為餓死1200萬人，所以《墓碑》中認為四川非正常死亡在1000萬到1200萬之間。
順便指出的是，孫經先說四川1957年總人口7215.7萬，1960年6854萬，1960年比1957年減少人口為361.7萬，指責“《墓碑》將361.7萬擴大到1000萬到1200萬。”孫經先在這裏向讀者隱瞞了一個重要情況：四川省1960年以後還在繼續餓死人，1961年總人口減少到6467.3萬人，比1957年減少了748.4萬人。孫先生不用748.4萬人，卻用361.7萬人，顯然不夠客觀公正。
除了上述十個指責以外，孫先生還指責：“《墓碑》一書提出並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口的數學公式”，“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按照這個邏輯，“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餓死人數”＝“總死亡人數”－“正常死亡人數”。作為一個專業的數學工作者，我們必須嚴肅地指出，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一“公式”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完全錯誤的。
孫經先說我“荒謬”可能是指我把“非正常死亡人口”當作餓死的人口。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和正常年景相比多死的人口。當然，非正常死亡並不全是餓死的。還有車禍、雷擊、溺水、地震、瘟疫、戰爭等造成的死亡，那幾年沒有大地震，沒有瘟疫，也沒有戰爭，餓死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數量級以十萬計。孫先生是搞數學的，一定熟悉“誤差分析”，熟悉“有效數字”的概念，在千萬數量級中，十萬級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說，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的人口。
至於下麵這個公式我覺得一點也不“荒謬”，這是簡單的算術問題，不需要“專業的數學工作者”高深的數學知識：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這個公式還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無非是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幾個變量如何換算問題，小學五六年級的孩子都知道怎麽做，談不上什麽“現代數學處理的基本原則”。
研究大饑荒這段曆史是一個浩繁的工程，僅憑我一人之力難免出錯。看到有人對我的書“反複閱讀”、“逐一查證”，指出其中錯誤，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錯誤，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謝。孫先生雖然沒有指出什麽真正可稱為錯誤的地方，如果他出於學者的嚴謹態度，對他的質疑我也表示讚賞。認真而有道理的質疑可以推進進一步研究，認真卻站不住腳的質疑證明《墓碑》經得起“反複閱讀”和“逐一查證”。當然我也要指出他文章中的種種錯誤，更要拒絕他強加給我的“造謠”、“偽造”、“篡改”的罪名。
遷移不是人口損失的原因
大饑荒年代餓死人本來是一個現實問題，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記憶。但作為一個個體，不可能知道全國餓死多少人，隻能從國家公布的人口數據中尋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曆年的人口數據（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這些數據明顯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國總人口減少，死亡率上升。特別是1960年的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了1000萬。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如果將1982年的人口數據，按年齡、性別製成塔狀圖，22歲左右這一段有一個可怕的大缺口！這個缺口和大饑荒那幾年相對應。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中，可以確認大饑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損失（非正常死亡＋出生減少）。
然而，孫經先不承認實際上存在的人口損失。他認為，人口統計數據顯示的人口損失是城鄉人口遷移戶口重報、虛報和以後的注銷造成的。他寫道：“‘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即這些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市鎮並辦理了戶籍登記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農村注銷戶籍（他們在市鎮和農村同時擁有戶籍）”，“在1960年到1963年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運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1482萬人，即這些人從市鎮被精簡並注銷戶籍，但他們沒有及時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為沒有戶籍的人（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間重新登記了戶籍）。”
孫經先沒有提出任何事實依據，沒有舉出哪些地區的人口遷移中不帶戶口的事例，沒有舉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鎮和農村同時擁有戶籍”。上述論斷隻是他自設了一些脫離實際的人口概念（“實際人口”、“戶籍人口”、“虛擬人口”）以後，用貌似科學的數學計算，繞來繞去繞出來的結論。對他的這種計算，我在《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一文中，已經用他的計算方法和他預設的條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這裏不再重複。我隻講一些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人的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為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糧油關係”的轉移，而“戶口關係”的轉移是“糧油關係”的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沒有飯吃。孫先生斷定當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後不上戶口，這些人吃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1次會議通過、並於當天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公布施行的。當時，城市居民一家一個戶口本（機關、學校住集體宿舍的為集體戶口），農村一個生產大隊一個花名冊戶口本。糧食統購統銷是1953年開始的。實行統購統銷以後，特別是實行嚴格的戶籍製度以後，城鎮人口按戶口供應糧食，農村人口按生產大隊的總人口留糧食。農民從生產隊到城市當工人，必做從農村的公安部門辦戶口“遷移證”同時遷出“糧油關係”，到城市以後，憑“遷移證”上戶口，同時接上糧食關係。1958年進城的人，沒有戶口就無法得到糧食供應；1961年至1962年城鎮人口精簡下放到農村，如果不帶“糧油關係”，他就要侵占別人生活資料的供應指標，生產隊是不會接收的。
當時不帶戶籍、沒有糧食關係的人口流動是極少的，從農村逃荒出來的饑民，被稱為“盲流”。“盲流”要被強製收容。在信陽，把外流農民一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強製收容後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所以，孫經先說的不帶戶口的遷移是很少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提供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注6
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研究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情況，本來是人口學家的事。隔行如隔山，對自己專業以外的學科我總是懷著敬畏之心。所以在《墓碑》中我隻是引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我的看法，認為大饑荒年餓死3600萬人（這是各位研究者提出的餓死人數的中間數）。作為數學工作者的孫經先，當然可以涉足人口學領域。但進入非自己的專業領域，必須向專業人士學習。孫經先不了解中國人口數據的采集、整理、調整、核銷、匯總的實際過程，卻牛氣衝天，一路砍殺而來，也不怕鬧出笑話。
2012年我將孫經先的《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一文送給了當年在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統計、至今健在的王維誌和張慶五。這兩位老人是終生從事中國人口統計和研究的專家。王維誌說：“這篇文章跟中國的人口統計工作根本不沾邊！他的結論與中國的實際差得太遠！”張慶五也斷然否定了孫經先的結論。這不僅僅是孫經先的學術無知，更主要的是他在開始研究之前就懷有偏見，並且費盡心機地論證他的偏見。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孫經先就是一個典型。
請看他對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了1000萬。這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中共黨史第二卷在介紹大饑荒時采用了這個數據。注7在正常情況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於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長。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於出生，人口自然增長率是負值（－4.57‰）。孫經先卻認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總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多了620萬！他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呢？他對1960年的死亡率進行了“修正”。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為25.43‰（學界認為這個數字偏低。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修訂為44.60‰，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科爾修訂為38.8‰，中國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蔣正華修訂為32.40‰），孫經先“修正”為17.85‰。他對死亡率“修正”以後認定：“我國1958年－1961年期間的人口死亡情況大致與1950年－1953年相當”。
眾所周知，1950年－1953年正是土改剛結束、統購統銷還沒有實行、農業還沒有集體化的時候，是中國農村情況最好的時候。孫經先卻認為大饑荒年代和這個最好的時期相當！從農村出來的人知道，就中國農村經濟狀況而言，1958-1961年和1950-1953年這兩個時間段有著天壤之別！他說，1960年統計人口大量減少，“嚴重的出生漏報現象”是重要原因。在生活資料憑證供應的年代，生了孩子不報戶口，怎能分到生活資料？
為了否定大量餓死人這個曆史事實，孫先生還生造了“營養性死亡”的概念。他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我們利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在上述‘營養性死亡’的數字中，‘餓死’（完全性饑餓死亡）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注9什麽叫“營養性死亡”？什麽叫“完全性饑餓死亡”？喜歡玩弄概念的孫經先，沒有給他的新創造做出科學界定。為了搞清人在餓死過程中的生理機製，我多次請教天津醫科大學王梅鬆教授，並在他的指導下，我閱讀了幾本醫學著作注10。中國農民所從事的勞動多是重體力勞動和極重體力勞動，露天作業。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間。按當時全國糧食平均供應量換算，當時中國農民平均每天吸收的能量隻有600多千卡。
能量入不敷出，隻能“消化”自己的身體。體內儲存的“糖原”可以維持一天，然後分解脂肪，當體內存儲的脂肪消耗完畢時，便開始分解體內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質。人體對自身的分解是一個殘酷的生理過程。例如，完全依靠分解脂肪產生熱量，會產生大量的酮酸，可能發生代謝性酸中毒。蛋白質被大量消耗以後，肌肉出現幹瘦，髒器出現萎縮。心肌萎縮就收縮無力，血排出量減少血壓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垂體、甲狀腺、性腺等內分泌腺都萎縮和功能低下，會產生種種疾病。胃腸道黏膜萎縮，使營養消化吸收減少，進一步減少能量的吸收。
人體內的各種酶、各種激素、各種抗體和免疫蛋白都是蛋白質組成的，沒有這些，各種疾病就會隨時發生。也就是說，人體在自我分解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誘發疾病而死亡。孫經先說的“營養性死亡”，是不是指這個過程？如果是的話，“營養性死亡”就是因饑餓而死亡，絕不是營養過剩、營養不當而死亡。孫經先如此用心良苦地回避“餓死”兩字，讓我領教了他學術研究的態度。
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裏能夠計算出來的。計算隻能是一個參考。關鍵是實際調查。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當年對局部地區的調查做過一些，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當年的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三個人的調查。
上世紀80年代，作為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的一次報告中介紹了這次調查：1961年，他們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周恩來看到後通知他們三人：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說的“幾千萬”到底是多少？為了確認這個事實，2003年9月25日，我到周伯萍家當麵請教，但他不願意說。2012年周老逝世，在八寶山向他遺體告別時，他兒子和女婿對我說：“我們老人家一直遵循周總理的指示，至死沒有說出這個數字。”到底幾千萬？按常識，兩千萬不能說是幾千萬，至少兩千萬以上。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大饑荒年代，全國有文字記載的人吃人事件達數千起之多。時任山東省長的趙健民在1960年12月山東省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東有文字記錄人吃人的事件有23起，沒有文字材料但有口頭匯報的十多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說，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廳報告，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極度饑餓，怎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對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孫經先為什麽視而不見呢？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按照孫經先的“科學推導”，劉少奇這些說法算不算“重大謠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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