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讀李誌綏這本回憶錄，我不禁為作者敢於打破偶像崇拜、與獨裁政權決裂的勇氣所折服——中共當局惱羞成怒之下，甚至將李誌綏在北京的住宅沒收，那本是他工作一輩子應得的基本福利。但是，李誌綏付出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這是一輩子擔驚受怕、不離不棄的妻子在臨終時的最大心願：說出真相來！這本回憶錄總算達成了李誌綏和妻子共同的願望：“我要此書成為在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以及善良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犧牲理想的曆史記錄，申訴給公眾。”當本書問世以後，不僅毛澤東個人傳記，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相關寫作，都將受到重大影響。
當我在閱讀文學教授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時，卻在其中發現了對李誌綏的批評：當作為卑賤的“右派”的巫寧坤，想去找表親李誌綏幫忙，卻遭到對方無情的拒絕。巫寧坤對此頗不諒解。然而，若巫寧坤讀了李誌綏的這本回憶錄，也許會對李誌綏的處境有所體認。李誌綏雖然常伴毛澤東左右，看似位置顯赫，卻是伴君如伴虎，在懸崖邊上躡手躡腳。生存是他的第一訴求，哪裏敢幫助已淪為“黑五類”的親戚？在回憶錄的最後一頁，李誌綏坦率地承認：“我的過去與毛息息相關。如果毛有任何過錯，我也必需分擔。”作為一名醫生，他對政局的走向毫無影響。如果説過錯，或許就在於因為他的醫術太高明，延緩了毛的肉體生命。
離沙皇越近，死得越快
李誌綏擔任毛澤東的私人醫生達二十二年之久，直到毛死去的那一刻。對於毛晚年生理與心理變化，中共領導人在毛麵前的麵貌和性格、毛死亡前後中南海微妙而劇烈的權力鬥爭，李誌綏所擁有的記錄與觀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貴史料。
有一句俄羅斯諺語説，離沙皇越近，死得越快。這句話也適用於毛澤東的宮廷。李誌綏發現，毛沒有朋友，自外於一般的來往接觸，他從不到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家串門。他和江青很少在一起，親生子女則更少相聚。那個在中國民間淪為笑柄的、比台灣的“神豬”連勝文還要胖幾倍的“皇太孫”毛新宇，毛澤東死亡時已六歲，卻從未被爺爺召喚進宮見上一麵。
毛鐵石心腸、無情無義。李誌綏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毛的性情：有一晚在上海，雜技團表演“人梯”，頂上一名幼童失手，頭朝下摔在地板上，凶多吉少。孩子的母親也是雜技團的演員，頓時嚎啕大哭。全場一團亂哄哄時，毛與坐在他身邊的文工團員仍然說說笑笑，若無其事。事後毛也未曾過問幼童的情況。李誌綏感歎説：“我始終無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許他目睹過多死亡，因此對人類對苦痛變得無動於衷。”也許正因為這種冷酷，才使他戰勝無數對手，坐上龍庭。
曆史學家餘英時在〈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曆史位置〉一文中指出：“單從權力的性格來說，毛澤東生前所擁有的威勢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曆史憑藉上麵，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權力的實質，後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毛澤東既是中共領導階層中傳統觀念最濃厚的一個人，又恰好佔據了這一權力結構的樞紐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國弄得天翻地覆是絲毫不足為奇的。”李誌綏觀察到的毛與其他共產黨高官之間的君臣關係，正好可以成為餘英時這一論斷的論據。
周恩來不是毛的助手，而如同一個亦步亦趨的太監頭子。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乘坐敞篷車巡行檢閱。為了說明行車路線，周恩來帶了一張北京市大地圖來見毛，將地圖在地毯上攤開，跪在地圖前，為毛指點方向。毛站在地圖旁，一麵吸煙，一麵聽周的解說。李誌綏感歎説：“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麽能舉止像奴仆一樣呢？毛的態度帶著一絲嘲諷，似乎在享受這一切。毛的專製極權與周的君臣關係上表露無遺。”
中南海高官的生老病死，全都在毛的掌控之下。作為醫生，李誌綏知道中央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政治局常委或負責毛日常生活的“一組”人員，都得經過毛的同意才能開刀手術。特務頭子康生被確診為膀胱癌，雖然周恩來負責布置康生的醫療工作，但必須由毛批準才能動手術。毛説：“得了癌症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訴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緊張，死得也快。不告訴，不要開刀，還會活得長久一些，還可以多做些工作。”從延安整風之後，康生即成為毛的心腹，利用其掌控的特務係統幫助毛整肅政敵，好不容易進入權力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會，其生死卻被毛拿捏在手上。周恩來的命運也是如此，毛故意延誤周的癌症的治療時間，讓周在自己之前死去，避免樹大根深的周威脅他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
權力之外，就隻剩下淫欲了
延安整風之後，毛在黨內確立了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獨裁地位；中共政權建立之後，毛更是與其他革命領袖拉開相當的距離，其他人有派係和圈子，惟有他獨坐龍椅。中共黨內隻有“集中”而沒有“民主”，直到毛肉體死亡之前都是毛的“一言堂”。當年與毛澤東並稱“朱毛”的朱德，見勢不妙，主動淡出權力核心。在整肅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朱德在一片刀光劍影中感歎説，這群曾經在一口鍋中吃飯的人，為何變得非你死我活不可？毛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反倒作出隔靴搔癢的動作來羞辱朱德。毛可以輕而易舉地除去每一個潛在的挑戰者，他號稱用一個小指頭就將劉少奇打倒，這個說法並不誇張。
當權力固若金湯之後，對於毛而言，剩下的就隻有淫欲了。李誌綏發現，毛的私生活的敗壞駭人聽聞。就連負責毛警衛工作的汪東興也感歎説：“他是不是覺著要死了，所以要大撈一把。要不然怎麽會有這麽大的興趣，這麽大的勁？”江青更是親口對李誌綏訴苦説：“在政治上，不論蘇聯和中國黨的領導人，沒有哪一個能鬥過主席的縱橫捭闔手段。在生活問題上，也沒有誰能鬥得過他，管得住他。”
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如此評價她的父親：“許多人以為把他說成是一個肉體上粗暴的怪物更為逼真，而他卻是一個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這更要可怕得多。”可惜，毛澤東沒有這樣一個勇敢地站出來揭露父親的女兒。我們隻能從李誌綏的書中觀察毛澤東這個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究竟有多怪異：毛在性關係上是道家，認為可以從年輕女孩那裏“采陰補陽”。李誌綏評論説：“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識毛時，仍是天真無邪的年輕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熏目染之後，逐漸墮落。”
有一次，在為毛檢查身體的時候，李誌綏發現，毛從一名文工團團員那裏染上了陰道滴蟲病。但毛不願接受治療：“既然對我沒有什麽害處，那又有什麽關係，何必大驚小怪哪！”
李誌綏説，一旦傳染給了江青，就會成了一個不好說明的問題。毛笑了笑説：“這不會，我早就同她講，我老了，不行了，辦不了事情了。”
李誌綏建議毛至少局部清洗幹淨，毛的回答很幹脆又醜惡：“沒有這個必要，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
所以，毛到死前都是滴蟲攜帶者，傳染給他無數的“女友”。
毛澤東最後一個女友、所謂“機要秘書”張玉鳳，因深受毛寵愛，得以取代江青，成為可以假傳聖旨並對政治局發號施令者。就連周恩來、華國鋒、江青等人要跟毛見麵，都得懇請張玉鳳恩準。張玉鳳不同意，他們隻能在外麵的走廊裏默默等候數小時之久。張玉鳳甚至幹擾李誌綏對毛的治療計劃，讓李誌綏焦頭爛額、有苦難言。盡管毛早已喪失了生殖能力，但當張玉鳳懷孕之後，中央要員個個噓寒問暖，宛如又有龍子要誕生，就連江青也要屈尊送去貴重禮物。古羅馬帝國尼祿世代的宮廷都沒有如此荒淫無恥。
毛澤東為什麽如此重視曆史？
在毛身邊的服務人員當中，李誌綏是少數同時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和西式教育的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盡管毛對知識分子充滿刻骨仇恨，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離不開李誌綏高明的醫術；同時，李誌綏也是其談話的好對象——當他旁征博引中國古代典籍時，無論是汪東興還是張玉鳳，因為教育程度有限，一句也聽不懂。
毛最喜歡跟李誌綏談論的，還是中國曆史典故。李誌綏寫道：“毛對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複翻閱的是曆史書籍。他看過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慣於用過去來詮釋現在。”毛對一些曆史人物的評論，與傳統的臧否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觀點中，沒有道德的顧慮。毛不但認同中國的帝王，而且崇拜那些令人發指的暴君，商紂王、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明太祖等史家公認的暴君都是毛推崇備至的君王，因為毛本人不惜用最殘忍暴虐的方法達到目標。終其一生，毛始終受到某種赤裸裸的破壞欲望的驅使。
毛常常講「必須學好中國史」之類的話，但他所重視的是大規模破壞秩序的曆史，主要是所謂「農民革命」。毛在一九六四年寫了一道題為〈賀新郎讀史〉的詞，最後幾句是：“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拓莊礄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餘英時分析説，毛完全不相信中國史上有任何「神聖」的事跡。隻有盜賊和造反是值得歌誦的。毛澤東擁有「皇帝型權力」，但他真正認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國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誠如呂留良所說，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後便成「正果」了。毛澤東則拒絕成「正果」，他要永遠保持其「光棍」的身分。”作為“今上”的習近平，身上也有幾分毛的光棍品質和“潑猴氣”，他能折騰出毛那樣驚天動地的動靜出來嗎？
毛對曆史的興趣在於，從中國曆史的黑暗麵中尋求權術運作的秘訣，而他對曆史並無敬畏感。即便他知道自己會被歸入被後世唾罵的暴君之行列，他亦坦然受之。蘇俄曆史學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書中指出：“斯大林的一生與死亡證實了許多永恆的真理。曆史的深淵對於每個人都是同樣深淺，但是死者跌落下去的回聲可以成為善或惡的呼喚和證明。我們愈是瞭解斯大林，就愈是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成為曆史上最可怕的惡的化身之一。無論多麽美好的意圖和計劃都不能為慘無人道的行為辯護。斯大林以自己的一生再次表明，如果政治不與人道主義結合，甚至美好的、高尚的人類理想也能走向反麵。”若將這段話的主人公由斯大林換成毛澤東，天衣無縫。
餘傑
當我在閱讀文學教授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時，卻在其中發現了對李誌綏的批評：當作為卑賤的“右派”的巫寧坤，想去找表親李誌綏幫忙，卻遭到對方無情的拒絕。巫寧坤對此頗不諒解。然而，若巫寧坤讀了李誌綏的這本回憶錄，也許會對李誌綏的處境有所體認。李誌綏雖然常伴毛澤東左右，看似位置顯赫，卻是伴君如伴虎，在懸崖邊上躡手躡腳。生存是他的第一訴求，哪裏敢幫助已淪為“黑五類”的親戚？在回憶錄的最後一頁，李誌綏坦率地承認：“我的過去與毛息息相關。如果毛有任何過錯，我也必需分擔。”作為一名醫生，他對政局的走向毫無影響。如果説過錯，或許就在於因為他的醫術太高明，延緩了毛的肉體生命。
離沙皇越近，死得越快
李誌綏擔任毛澤東的私人醫生達二十二年之久，直到毛死去的那一刻。對於毛晚年生理與心理變化，中共領導人在毛麵前的麵貌和性格、毛死亡前後中南海微妙而劇烈的權力鬥爭，李誌綏所擁有的記錄與觀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貴史料。
有一句俄羅斯諺語説，離沙皇越近，死得越快。這句話也適用於毛澤東的宮廷。李誌綏發現，毛沒有朋友，自外於一般的來往接觸，他從不到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家串門。他和江青很少在一起，親生子女則更少相聚。那個在中國民間淪為笑柄的、比台灣的“神豬”連勝文還要胖幾倍的“皇太孫”毛新宇，毛澤東死亡時已六歲，卻從未被爺爺召喚進宮見上一麵。
毛鐵石心腸、無情無義。李誌綏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毛的性情：有一晚在上海，雜技團表演“人梯”，頂上一名幼童失手，頭朝下摔在地板上，凶多吉少。孩子的母親也是雜技團的演員，頓時嚎啕大哭。全場一團亂哄哄時，毛與坐在他身邊的文工團員仍然說說笑笑，若無其事。事後毛也未曾過問幼童的情況。李誌綏感歎説：“我始終無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許他目睹過多死亡，因此對人類對苦痛變得無動於衷。”也許正因為這種冷酷，才使他戰勝無數對手，坐上龍庭。
曆史學家餘英時在〈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曆史位置〉一文中指出：“單從權力的性格來說，毛澤東生前所擁有的威勢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曆史憑藉上麵，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權力的實質，後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毛澤東既是中共領導階層中傳統觀念最濃厚的一個人，又恰好佔據了這一權力結構的樞紐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國弄得天翻地覆是絲毫不足為奇的。”李誌綏觀察到的毛與其他共產黨高官之間的君臣關係，正好可以成為餘英時這一論斷的論據。
周恩來不是毛的助手，而如同一個亦步亦趨的太監頭子。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乘坐敞篷車巡行檢閱。為了說明行車路線，周恩來帶了一張北京市大地圖來見毛，將地圖在地毯上攤開，跪在地圖前，為毛指點方向。毛站在地圖旁，一麵吸煙，一麵聽周的解說。李誌綏感歎説：“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麽能舉止像奴仆一樣呢？毛的態度帶著一絲嘲諷，似乎在享受這一切。毛的專製極權與周的君臣關係上表露無遺。”
中南海高官的生老病死，全都在毛的掌控之下。作為醫生，李誌綏知道中央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政治局常委或負責毛日常生活的“一組”人員，都得經過毛的同意才能開刀手術。特務頭子康生被確診為膀胱癌，雖然周恩來負責布置康生的醫療工作，但必須由毛批準才能動手術。毛説：“得了癌症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訴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緊張，死得也快。不告訴，不要開刀，還會活得長久一些，還可以多做些工作。”從延安整風之後，康生即成為毛的心腹，利用其掌控的特務係統幫助毛整肅政敵，好不容易進入權力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會，其生死卻被毛拿捏在手上。周恩來的命運也是如此，毛故意延誤周的癌症的治療時間，讓周在自己之前死去，避免樹大根深的周威脅他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
權力之外，就隻剩下淫欲了
延安整風之後，毛在黨內確立了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獨裁地位；中共政權建立之後，毛更是與其他革命領袖拉開相當的距離，其他人有派係和圈子，惟有他獨坐龍椅。中共黨內隻有“集中”而沒有“民主”，直到毛肉體死亡之前都是毛的“一言堂”。當年與毛澤東並稱“朱毛”的朱德，見勢不妙，主動淡出權力核心。在整肅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朱德在一片刀光劍影中感歎説，這群曾經在一口鍋中吃飯的人，為何變得非你死我活不可？毛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反倒作出隔靴搔癢的動作來羞辱朱德。毛可以輕而易舉地除去每一個潛在的挑戰者，他號稱用一個小指頭就將劉少奇打倒，這個說法並不誇張。
當權力固若金湯之後，對於毛而言，剩下的就隻有淫欲了。李誌綏發現，毛的私生活的敗壞駭人聽聞。就連負責毛警衛工作的汪東興也感歎説：“他是不是覺著要死了，所以要大撈一把。要不然怎麽會有這麽大的興趣，這麽大的勁？”江青更是親口對李誌綏訴苦説：“在政治上，不論蘇聯和中國黨的領導人，沒有哪一個能鬥過主席的縱橫捭闔手段。在生活問題上，也沒有誰能鬥得過他，管得住他。”
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如此評價她的父親：“許多人以為把他說成是一個肉體上粗暴的怪物更為逼真，而他卻是一個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這更要可怕得多。”可惜，毛澤東沒有這樣一個勇敢地站出來揭露父親的女兒。我們隻能從李誌綏的書中觀察毛澤東這個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究竟有多怪異：毛在性關係上是道家，認為可以從年輕女孩那裏“采陰補陽”。李誌綏評論説：“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識毛時，仍是天真無邪的年輕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熏目染之後，逐漸墮落。”
有一次，在為毛檢查身體的時候，李誌綏發現，毛從一名文工團團員那裏染上了陰道滴蟲病。但毛不願接受治療：“既然對我沒有什麽害處，那又有什麽關係，何必大驚小怪哪！”
李誌綏説，一旦傳染給了江青，就會成了一個不好說明的問題。毛笑了笑説：“這不會，我早就同她講，我老了，不行了，辦不了事情了。”
李誌綏建議毛至少局部清洗幹淨，毛的回答很幹脆又醜惡：“沒有這個必要，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
所以，毛到死前都是滴蟲攜帶者，傳染給他無數的“女友”。
毛澤東最後一個女友、所謂“機要秘書”張玉鳳，因深受毛寵愛，得以取代江青，成為可以假傳聖旨並對政治局發號施令者。就連周恩來、華國鋒、江青等人要跟毛見麵，都得懇請張玉鳳恩準。張玉鳳不同意，他們隻能在外麵的走廊裏默默等候數小時之久。張玉鳳甚至幹擾李誌綏對毛的治療計劃，讓李誌綏焦頭爛額、有苦難言。盡管毛早已喪失了生殖能力，但當張玉鳳懷孕之後，中央要員個個噓寒問暖，宛如又有龍子要誕生，就連江青也要屈尊送去貴重禮物。古羅馬帝國尼祿世代的宮廷都沒有如此荒淫無恥。
毛澤東為什麽如此重視曆史？
在毛身邊的服務人員當中，李誌綏是少數同時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和西式教育的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盡管毛對知識分子充滿刻骨仇恨，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離不開李誌綏高明的醫術；同時，李誌綏也是其談話的好對象——當他旁征博引中國古代典籍時，無論是汪東興還是張玉鳳，因為教育程度有限，一句也聽不懂。
毛最喜歡跟李誌綏談論的，還是中國曆史典故。李誌綏寫道：“毛對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複翻閱的是曆史書籍。他看過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慣於用過去來詮釋現在。”毛對一些曆史人物的評論，與傳統的臧否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觀點中，沒有道德的顧慮。毛不但認同中國的帝王，而且崇拜那些令人發指的暴君，商紂王、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明太祖等史家公認的暴君都是毛推崇備至的君王，因為毛本人不惜用最殘忍暴虐的方法達到目標。終其一生，毛始終受到某種赤裸裸的破壞欲望的驅使。
毛常常講「必須學好中國史」之類的話，但他所重視的是大規模破壞秩序的曆史，主要是所謂「農民革命」。毛在一九六四年寫了一道題為〈賀新郎讀史〉的詞，最後幾句是：“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拓莊礄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餘英時分析説，毛完全不相信中國史上有任何「神聖」的事跡。隻有盜賊和造反是值得歌誦的。毛澤東擁有「皇帝型權力」，但他真正認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國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誠如呂留良所說，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後便成「正果」了。毛澤東則拒絕成「正果」，他要永遠保持其「光棍」的身分。”作為“今上”的習近平，身上也有幾分毛的光棍品質和“潑猴氣”，他能折騰出毛那樣驚天動地的動靜出來嗎？
毛對曆史的興趣在於，從中國曆史的黑暗麵中尋求權術運作的秘訣，而他對曆史並無敬畏感。即便他知道自己會被歸入被後世唾罵的暴君之行列，他亦坦然受之。蘇俄曆史學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書中指出：“斯大林的一生與死亡證實了許多永恆的真理。曆史的深淵對於每個人都是同樣深淺，但是死者跌落下去的回聲可以成為善或惡的呼喚和證明。我們愈是瞭解斯大林，就愈是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成為曆史上最可怕的惡的化身之一。無論多麽美好的意圖和計劃都不能為慘無人道的行為辯護。斯大林以自己的一生再次表明，如果政治不與人道主義結合，甚至美好的、高尚的人類理想也能走向反麵。”若將這段話的主人公由斯大林換成毛澤東，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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