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17（網圖）
【George Smith】
The Epic of Gilgamesh有多個英文版本，我手上拿的是英國企鵝Penguin出版社的N.K. Sandars譯本，現在最權威的當屬英國倫敦大學Andrew R. George的企鵝新版本。
但說到The Epic of Gilgamesh英文翻譯，不得不提到The Epic of Gilgamesh英文翻譯第一人George Smith，因為正是他從大英博物館在中東考古海量文字瓦片中發現了The Epic of Gilgamesh史詩Tablet 11 -Babylonian 洪水的故事，讓古蘇美爾文化在沉寂4000多年後重現天日。Gilgamesh史詩中洪水的故事，伊甸園的情節，與聖經挪亞方舟及亞當和夏娃的故事非常相似，而Gilgamesh與Enkidu的生死之情跟荷馬史詩Iliad中Achilles與Patroclus基本雷同，就是Gilgamesh去尋找Utnapishtim的一路經曆，就是荷馬版奧德賽。George Smith的這一發現確實震驚世界，讓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聖經和古希臘羅馬文明。
由洪水的tablet開始，George Smith又三次去Mesopotamia考古，逐步挖掘出最早的文學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並相對精確地把它從古楔形文字翻譯成英文。
可憐的是George Smith，他的考古學家的生命隻是曇花一現；在他36歲時，就死在第三次考古回英國途中，留下妻子和6個還很小的孩子們。
George Smith – 自學成才的考古學家，曆史學家，語言學家（Assyriologist）
George Smith 1840年3月28日出生在倫敦Chelsea的一個貧窮的工薪家庭，在14歲時，他的父親把他送到Bradbury and Evans出版社那兒當Banknote雕刻學徒工，很快，他的雕刻水平就脫穎而出。
但George Smith從小就對Mesopotamia古文化與曆史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
他做雕刻工的出版社在倫敦Russell Square附近，中午90分鍾的休息時間裏，他就快步走路到大英博物館中東館裏—也就是當時我當時所在的中東和伊斯蘭世界展區裏研讀他所能讀到的古楔形文字及Mesopotamia考古展品；並且在學徒期間利用所有能找到的資源用一本字典自學古楔形文字，曆史，和文化。
其實早先George Smith到大英博物館來完全是出於對聖經研究的興趣，隻不過在免費的大英博物館裏，他發現了Mesopotamia古文化這一大的天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而走上專業Assyriologist的道路。
大英博物館在當時，隻有三天對外免費開放，因為圖書館Trustees認為：大量沒有受教育的工人階層進來博物館，隻能破壞文物；博物館的文物應該僅限於藝術學院的學生或其它特約人員。到現在為止，倫敦另一家學院附屬埃及博物館星期一也隻能預約參觀，除了其它時間免費。
英國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Assyriology還是個很生疏的行業，盡管前二十幾年，考古學家從中東帶回來了成千上萬的瓦片，但並沒有多少人能讀得懂古楔形文字；而且，不光是要會讀，而且要會拚瓦片，因為瓦片都是碎片，要知道哪些瓦片是可以拚到一起的，就象現在的拚圖一樣。
成年累月的自學，加上從來不缺的耐心和注重細節的品質，到George Smith20出頭時，他的古楔形語言文字水平在英國已達到比較高的水平。
其實，大英博物館中東館的人早已注意到這個數年如一日總是來的小夥子了。當時，博物館還是能夠做到最大限度地容忍那些沒有學術背景的人前來免費參觀；但最後，當埃及館的牛津學者Dr. Birch and Coxe of Balliol發現George Smith古楔形文字閱讀水平甚至在他們這些專業人士之上後，就把他介紹給最早解讀出古楔形文字的權威Rawlinson那兒。
Rawlinson發現，George Smith不光有非常專業的古楔形語言文字水平，而且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和高超的拚破碎寫著古楔形文字瓦片的能力。Rawlinson強烈建議大英博物館招收George Smith，因為在中東館藏裏，成千上萬的殘碎瓦片等著懂行的人歸類和整理呢。
象做夢一樣，George Smith走上了一條維多利亞時代低層工人家庭孩子所不能走的道路：正式成為大英博物館的專業工作人員。
對新的工作，George Smith非常喜歡。George Smith充分利用這一工作崗位，全方位地提升他的古楔形語言文字水平，並開始有所有價值的發現。如1866年，他準確地識別出Assyrian inscriptions(亞述文字）中提到的希伯來君主，並為以色列曆史的年表的準確性提供了新的細節。
George Smith還有個最為可貴的品質就是他能夠不斷地修改和完善他的考古發現。就象在他的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一書的最後所說的：I have changed my own opinions many times,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any accession of new material would change again my views respecting the parts affected by it…for certainly in cuneiform matters we have often had to advance through error to truth.
對George Smith越來越展現的才華與價值，Rawlinson建議博物館讓Smith成為他的助理，跟他一起共同完成Cuneiform Inscriptions章節。
George Smith對自己能走到這一天也充滿自豪。他說：從1867起，我正式進入了專業的職業生涯，可以正規地研究古楔形語言文字了。但他始終感謝Rawlinson，因為沒有Rawlinson的慧眼識人與打破傳統偏見破格錄取，他無緣進入大英博物館這一專業領域。
George Smith – 發現大洪水(Flood Tablet)的故事
George Smith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條件跟現在不同。當時大英博物館禁止使用汽油燈類，以防大火，在冬天陰鬱的天氣裏，有時就給員工放假了。在工作的時候，George Smith就憑從窗戶裏照進來的陽光認真處理著被千年層渣遮擋的clay。
有一天，George Smith在大英博物館二樓對著Russell Square（在這廣場差點被鬆鼠攻擊，大家小心，不要喂食鬆鼠，鬆鼠現在已養成看到人就索食的習慣）的窗台工作的時候，他站起來要去尋找一個瓦片，因為那個瓦片上有段文字可能可以證明聖經中洪水的故事，沒想到卻發現了古代Mesopotamia洪水（有時稱巴比倫洪水）的事件：上麵記載著風暴，大水，船隻，停在山頭，完全就是聖經諾亞方舟的故事。
Red in tooth and claw.
A thousand types are gone;
I care for nothing,
All shall go.
George Smith知道，他麵臨著劃時代的發現。據當時的工作人員說：他處於極度亢奮之中，甚至把衣服都脫了。George Smith說：I’m the first man to read that afte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oblivion!(經過兩千多年的遺忘，我是第一個讀到它的人！)
這一發現實在太震動了，用舉世震驚來說明一定都不誇張。倫敦時報對這一消息也是頭條報道。當新聞發布會開始時，當時的英國首相William Gladstone也來了。用現代The Epic of Gilgamesh權威，英國倫敦大學Andrew R. George教授的話來說：這在英國曆史上，還沒有一個首相前來參加巴比倫文化新聞發布會呢。
英國首相在會上說：the new discoveries in Mesopotamia, not so much for their relevance to the Bible but for give “a solidity to much of the old Greek traditions which they never before possessed. ”它將人們對荷馬史詩的閱讀理解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荷馬“as the friend of my youth, the friend of my middle age, the friend of my old age, from whom I hope never to part as long as I have any faculty of breath left in my body”
英國首相激動人心的發言，讓在場的人鼓掌歡迎經久不息。
其實，當時中東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考古也成為另一個戰場。比如說，拿破侖征服中東時，帶了170多個考古學家前往，是法國先發現和擁有Rosetta Stone（羅塞塔石碑）的，但它現在落在大英博物館手裏。
在西方，西方人是在荷馬史詩的影響下成長的。英國首相William Gladstone退休後還寫了一本關於荷馬史詩的作品，以前提及的T.E. Lawrence也曾跟George Smith一樣，因為傑出的文字語言才能，被大英博物館錄用，在1910-1914年間在中東Carchemish一帶考古。T.E. Lawrence去世前幾年，還成功地翻譯出了荷馬史詩《奧德賽》。
George Smith的新發現，包括Alice’s Adventure in the Wonderland的作者新教派Lewis Carroll也把倫敦時報的報道剪裁下來，放到自己的繪畫作品裏。
隻不過，William Gladstone，T.E. Lawrence和Lewis Carroll都是牛津等名校的高材生，唯有George Smith，這個最主要的發現人，隻是個靠著大英博物館免費開放的便利自學成家的學者。
George Smith – 曇花一現的職業生涯
George Smith職業生涯，前後加起來可能隻有十年。在第三次考古的時候，因瘧疾感染在中東Aleppo去世。
因為George Smith的發現，包括他自己和整個國家，需要他發現更多，他先後三次前往中東考察。
在George Smith前往中東時，就發現他整體知識的缺失了，因為他不懂當地語言，也不懂如何與土耳其官方打交道，如行賄，他的考古工作舉步維艱。
其實，在他第二次考古回來後，他已出版了六本考古發現書籍了，但當第三次博物館派他再去時，當時中東一帶已瘧疾橫行，多處處於戰爭狀態，他曾提出提前結束工作回來，但他收到的博物館秘書冷冰冰的信件，讓他繼續留著，無視他已病得奄奄一息。
其實，英國當時那個社會，對出生卑微靠自學成才者，其態度從博物館秘書的信件就可看出。當時人們質疑博物館秘書，他敢這樣寫件給其它學者嗎？不敢，絕對不可能。
在大英圖書館Additional Manuscripts-39,300檔案裏，記錄了Parsons醫生所寫的George Smith最後的日子。當時，在高溫下，他連床都沒有，沒水喝，也沒飯吃，躺在地板上，他失職的助手不在身旁。前三天，他還在繼續修改手稿，寫下日記。
當時George Smith寫給大英博物館的最後一封信已失蹤了，但還保存著博物館秘書冷冰冰的信件。到現在我們去英國圖書館時，還可查到。
去英國之前，在網上辦理了大英圖書館的閱讀卡，就是想一睹原始資料，可惜聖誕節期間開門時間太少了，並且心存不忍，沒有成行。
George Smith在給妻子的信上是這樣寫的：Trust me I will fall on my feet wherever I am thrown, and I am determined I will not incur any more worry for people who do not deserver it.
George Smith的早逝是英國Assyriology行業的巨大損失，也是他家庭的慘重損失。他去逝後，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六個年幼的孩子。
其實，George Smith是個非常熱愛家庭的人。在他寫給妻子的信裏，有些語句現在讀來慘不忍睹。他希望妻子能到博物館看他帶回來的瓦片，因為沒有她，他做的這一切都毫無價值: "I have all sorts of treasures, historical, mythological, architectural &c&c. I expect to bring home from 3,000 to 4,000 objects, you must come to the Museum and see them, it will be nothing to me if you do not share my success. "；他覺得他結婚太早了，無法過一個單身男人的生活，他需要妻子和他的孩子們。
George Smith的早逝舉世轟動，整個社會也對他的家庭有著無限的同情；最後，維多利亞女王同意每月給George Smith一家每月150英鎊的撫恤金，這多少也可讓George Smith稍微寬心了。
當我們今天讀到The Epic of Gilgamesh時，讓我們還記得George Smith，他的早逝的生命；因為沒有他的發現，這本書還不知什麽時候重昭天日呢？正是基於他的發現，後來的考古學者才能逐步完善這部作品，並繼續推動對中東古文明的發現和研究。
The Epic of Gilgamesh的完善是多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盡管它是個很薄的小冊子，但其內涵樸素豐富的人生哲理，至今仍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The Epic of Gilgamesh的社會影響是深遠的，它不僅證明了Mesopotamia一帶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也證明了聖經和荷馬史詩，都是Mesopotamia文明的傳承。
在訂2018年計劃的時候，本想把這本書翻成中文，但並沒有成功；但一點也不後悔，因為覺得自己還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理解和享受這部作品。
我很欽佩那些曾經為Mesopotamia文化研究付出時間甚至生命的人，是他們讓我們今天還可以讀到人類文明源頭的作品；還可以追本溯源，一窺人類曆史發展的脈絡。
也深深感謝倫敦的眾多免費博物館。它不光是一個好去處，而且也讓我在參觀的時候感慨萬千：如果在我們小的時候，生活中有這樣的博物館，我們這些人中，有的人的生活軌跡也許會重寫，就象George Smith當時一樣。
最後，還記得聖誕節後第二次去大英博物館時，有個小孩子由媽媽帶著拿著一張紙來尋找我正在看的the Standard of Ur, 他肯定沒有仔細地看盒子上的圖畫，以為找到了。蹲下來跟他說：你可以轉到盒子後麵去，看看有什麽不同。the Standard of Ur木盒子鑲嵌著馬賽克殼，盒子有兩麵：一是“戰爭”，一是“和平”（宴會場麵）。你現在看到的是"戰爭"，而紙上要求你找的是"和平"。
在陌生的小孩身上，盡管我隻看到了一個尋常的孩子在完成任務；但站在中東博物館裏，我還是能感受到140年前的George Smith，一個充滿知識饑渴異於常人的天才Assyriologist曾在這兒駐留多年的氣息。
(待續）
有好多日本專家在參與巴塞羅那高迪教堂的建設，也有鹽田七生在意大利寫羅馬，黑澤明的自傳是我看到的最謙順偉大的創作，就是大英博物館，還有上萬的挖掘出的古楔形文字瓦片等著行家去開發研究。
這位老師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George Smith去世後，很多專業行家痛心疾首，因為天才是很罕見的，並不是學院能培養出來的。George Smith和王國維都是這樣的可以創造曆史的大才子，可惜世人太多偏見，不夠惜才。
讀他去世前的經曆很讓人傷感和心酸。
不是專家，隻是愛好者，樓下cng才是中國國學的專家，一個喜歡“枯燥”東西的人:-)
現在想來，聖誕節在倫敦泡了十天，真是開心。
George Smith早逝的生命真讓人同情與惋惜，到現在還有人在尋找他的後代，願幫助他們，因為我們都是他的受益者。王國維50歲自沉湖底，實在太可惜了。他們如果都活著，該有多少成就啊，因為他們是天才！
本來想找點時間認真學習中國曆史文化的，真學不了那麽多，還是側重西方文化。cng多寫點，讓我們懂得多一點，豐富我們的生活。謝謝！
你們才是各行的專家，向你們學習！
元宵節快樂！
BTW，“如1966年，他準確地識別出Assyrian inscriptions(亞述文字）中提到的希伯來君主，並為以色列曆史的年表的準確性提供了新的細節。” 這段文字中的1966年是不是應該為1866年？
看到“他準確地識別出Assyrian inscriptions(亞述文字）中提到的希伯來君主，並為以色列曆史的年表的準確性提供了新的細節”
感到古今中外，有驚人的相似。司馬遷寫殷本紀，把商朝世係寫得清清楚楚，可是上千年來商朝壓根就不是信史，自古史家有一派疑古派，覺得司馬遷的商史可能是信口開河。
可是，王國維從甲骨文直接考證出的商係傳承，和史記絲毫不差，極大提高了太史公史家的權威，讓疑古派在學術上也破產了。
祝元宵佳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