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文革雜憶

作者：溫清午   

周南文革雜憶之一：風暴來襲

（1966年5月——1966年8月）

我是在鄉下知道文革的消息的。

1965年底，我和李宗鐸、陳滌新、湯淑芳三位青年教師一起，被指定去參加社教工作以改造思想。春節一過，我們就去報到，被分到長沙縣幹杉公社的工作隊。我及李、陳還被分在同一個生產大隊。當時的任務是推廣良種矮腳南特號。從工作團到工作隊，工作組，層層開會，同樣的話，被各級領導翻來覆去地重複，使你感覺社教工作的效率極低，好象層層都在磨洋工。

後來有了文革的信息，羅瑞卿一落千丈的際遇令人十分震驚，接著又有不斷的傳聞。此時，大概上麵也有些自顧不暇，我們開始無所事事，每天刷刷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標語，很覺無聊，盼望著早點回到學校。學校已經進了工作組，一些消息斷續傳來，先是說大字報多得很，後來又聽說我們語文組某某是大特務，某某是大流氓等等，真是駭人聽聞，令人毛發聳然。我們更想回去看個究竟了。

終於盼來了返校的通知，十分高興。一進學校大門，隻見大字報鋪天蓋地，有的貼在牆上，有的用繩子牽掛著，放眼望去，無處不是。整個校園殺氣騰騰，令人生畏。我沒有細看，心在上下顫抖：不知道有沒有批判自己的。不敢問，也不敢說，便悄聲徑直往靠西的學校後門走去。我原來是和易鬆濤一起住在辦公樓上的一間房裏的，自知現在那房肯定已經不屬於我們了。隨即想到的是：後門那木樓房才是我應處的地方。經過操場的時候，傳聞中的那位“大流氓”正在前麵，雖然我們是同一個教研組的，也不敢前去打招呼，隻好繞著走。走進房間，看到自己的被褥被卷著丟在那兒，還有一床墊絮卻不翼而飛，隻好一聲不吭地承受，好像本該如此，否則反而不合情理了。

學校已經不上課，每天是開會，學習，聽工作隊的報告等等，還有就是寫自我檢查，交代問題；寫大字報，揭發批判。工作隊長是一個大工廠的王書記，北方人，他作起報告來喜歡在講台上來回踱著，一邊講一邊踱步。這大概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一種勝利姿態。他講的什麽我已全然忘卻，還能記起來的是他愛說的歇後語中的一句：“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這是他對我們這些當老師的臭知識分子的描述。

這是一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風雨，教師與學生已經人為地被分離開來，工作組利用他們的權力，掌控著學生大軍用大字報把矛頭直指學校原來的領導，直指他們原來熟悉的老師。整個校園陰雲密布，屈辱、顫栗、無望的陰影籠罩著每一位教師。即使在教師之間，也多是獨來獨往，不敢彼此交流：怕別人因自己而受到牽連，更怕稍一不慎失言成禍。有的更作出了自行結束生命的選擇。地理老師李鈞生，平日就不多言，老老實實地教著書。由於他待人和藹，教學認真，頗受學生的歡迎。有一天，他正在實驗樓上參加小組學習，休息時突然縱身從二樓跳下，當場氣絕。我沒有見過李老師的家人，不知道他還有幾個需要他養育的孩子，也不知道這位平日與世無爭的人為什麽會決然作出這樣的選擇。想到他的家人麵對這樣一種形式的永訣，真是情何以堪。我終於知道，所謂大特務、大流氓，都是工作組為了聳人聽聞而製造出來的，至於反動學術權威、曆史反革命的帽子更是隨意滿天飛。目的就是為了說明階級鬥爭的嚴重和橫掃一切的正確。

階級鬥爭的弦，其實早就繃得很緊了。六四年的時候，我在初四十四班當班主任就得到通知，學生幹部一律要調整，要通過外調查明出身。這樣一種政策，使這些還是初中一年級的十三、四歲的孩子過早地領略到了人世的辛酸。也使我們這些為人師者畢生都為自己當時的無能相助而深感內疚。階級鬥爭像一張無形的大網，隨時可以撒到你的頭上。有一天，我們在教研組備課，突然聽到樓下傳來數學組李鈞老師上吊自縊的消息。李鈞老師平日不太說話，我也似乎從未與他交談過。隻知道他與湖南師範學院中文係係主任李祜是親兄弟，他的數學功底非常深厚，教學也非常認真，怎麽會實然用這樣的方法與世訣別呢？其原因領導也沒有加以說明，傳聞是與出身和曆史有關。一個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戛然而止，不了了之，這樣的慘劇真是令人唏噓不已。

六六年七月底八月初，工作隊布置我們去農村勞動。這時候已開始在教師中進行分類，一類是依靠對象，二類是團結對象，四類是敵我矛盾。三類則介乎二類、四類之間，所謂推一推就過去了，拉一拉就過來了，這予奪推拉之權當然就在工作組。這次去勞動，規定所有教師都分到學生班級，歸學生管理。而且，不得稱某某老師，一律要直呼其名。顯然，下去免不了要艱辛勞動並接受羞辱，但是大家還是爭著去，因為留下來的大多都是劃到四類的一些人。專心教學、對古典詩詞尤有研究的肖誌徹老師，有嚴重的高血壓，當時手指又被劃破，受到感染，工作隊開始想讓他留下來，其意可能還是好的，但肖老師很著急，三番五次找工作隊，爭著要去。我知道，他是害怕被推到四類那邊去的。現在想來，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態是多麽的無奈和可憐。

我和方洪老師被分配在高四十班，這是高三的一個班級。這個班的同學對我們還很客氣，還要我參加他們的領導小組，負責勞動分配。也還是稱我們為老師。四中是一所女校，高三的學生年齡又比較大一些，畢竟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純潔的心靈還沒有被那些革命的高調所吞沒。我很慶幸，勞動雖然辛苦，但還沒有受到太大的心靈傷害。

在靖港農村勞動了一些天，一天晚上，突然接到通知，全體師生立即回長沙聽重要報告。晚上，我們開始集合返城，我記得隊伍走在田間小道上，大家都不說話，空氣顯得異常凝重，隊伍靜悄悄地前行，有時候與別班的隊伍相遇，熟悉的學生也偶爾有人叫一聲“老師”，在夜色籠罩之下這種平日十分熟悉的稱謂卻顯得如此沁人心脾。

回到長沙，第二天就到軍區操場聽報告，我們教師隊伍按照工作組的規定，是被學生隊伍監視著進入會場的（教師成單行走在學生隊伍之側）。我至今都弄不懂為什麽要這麽防範森嚴。我們聽的就是有名的“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的那幾個講話。其後不久工作隊就撤走了，就這樣，我們迎著襲來的風雨而投入了這場革命的另一個階段。

 

周南文革雜憶之二：狂潮惡浪

（1966年8月—1968年8月）

工作隊撤離之後，它組建起來的文革委員會就成了學校的直接領導，當時學校文革委員會的主任是初中的一位姓伍的學生（至今鬧不懂為什麽幾千人中單單選中了她），副主任則是校工晏師傅和原學校團委書記黃更生老師。還是開會學習，還是寫大字報，還是揭發批判等等，隻是沒有那麽激烈，壓力相對也減少了很多。此時，北京的風暴刮得正緊，而且逐日南下，在長沙掀起了狂潮。

一批北京的紅衛兵來到了學校，他們橫衝直撞，氣勢嚇人。記得一個晚上，我們這一組在一間教室裏學習，（實際上都靜坐不語，不知該幹什麽。）外麵突然鬧嚷嚷，大家膽戰心驚，深怕這批紅衛兵會突然闖進來。後來學生告訴我，六四年我曾經教過的初三十六班的一個學生，父親在軍分區工作，後隨其父工作調動而轉學去了北京，這次也殺回來了。她曾向自己過去的同學展示過她的皮帶，讓人聞聞皮帶上的血腥氣。這使我感到駭人聽聞。因為在我的印象中，這個女孩是挺文靜的，學習也很認真，怎麽會變成這樣了呢？好在她回到往日的學校，並沒有動手打過人，見到我也隻是靜靜地走過，還略微流露出一絲笑意，沒有說話。這批紅衛兵聽說就是聯動一夥，個個都是根正苗紅。有一天，數學組的劉蘭林老師突然跑到新河自投湘江，幸得人救才免於遭難，但精神上受到了極嚴重的摧殘。這件事不知道與這批聯運份子是不是有關。幸好他們沒待幾天就又動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受他們所帶來的那種風潮的影響，少數學生開始用各種方式來羞辱他們的老師：他們把一些女老師的頭發剪掉一半，名之為陰陽頭；把一些大牌子掛在一些老師的頸上，終日不準他們摘下；把一些大字報貼在老師臥室房門的上方，讓他們跪著從大字報底下爬進爬出；讓工作組劃為四類的教師每天掛著牌子繞操場轉圈，同時一邊敲打破盆一邊吆喝著“我是牛鬼蛇神”。這真是一個充滿恐懼充滿羞辱的時期，沒有人管束，革命完全在無政府的狀態下殘酷而無序地進行著。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上午，湖南大學土木係千餘學生乘輪渡過江直奔位於五一路的市委市政府大樓，打倒省市委打倒工作組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接著，中共長沙市委調動一批廠礦工人高舉保衛省市委的旗幟，與學生針鋒相對。可以說，從“八一九”這一天開始，在長沙的幹部和民眾中開始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支持大學生們的造反陣營，一個是支持各級黨組織的保守陣營。在長沙的中學裏，很快成立了兩個學生組織，一個叫“紅色政權保衛軍”，它在8 月13日就成立了，負責人是兩個幹部子弟李政（省軍區李副司令之子）和王虹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之女）。另一個組織叫“八一九造反有理軍”，其頭頭也是幹部子弟、十二中的高中學生胡宜民（其父為市委統戰部長）。圍繞著湖大學生的鬧事，長沙各個階層議論紛紛。反對學生的提出了“三相信”的理論：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支持者則針鋒相對地表示反對三相信：隻相信黨中央，隻相信毛主席。當時還沒有湘江大橋，過河還得靠輪渡，河東河西變成了兩個世界。

八一九事件使學生們的注意力由學校轉到了社會。與此同時，大串聯也在如火如荼地發展，1966年8月25日，大連海運學院“長征紅衛隊”開始徒步到北京串聯。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全國興起了大串聯的高潮。一時間，學生大多離開了學校，有的串聯，有的幹脆回家。省市委自顧不暇，工作組撤離了學校，學生的注意力投向了社會，我們做老師的終於鬆了一口氣，呼吸到了難得的自由的空氣。

一個星期天，我和李宗鐸悄悄地過河到了湖大，滿處皆是的大字報使我們了解了一些事實的真象，市委的一些做法讓我們很失望。很快，我們的情感傾向了這群大學生。回到學校，我們隻能悄悄地跟為數不多的人談及這次行動，不敢過於聲張，因為省市委一直認為學生是在鬧事。九月二十四日，張平化作了一個報告，明確表示這些對黨和政府提意見、寫大字報的人是造無產階級的反，是“右派翻天”。他動員各級黨組織，反擊趁文化革命之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反革命和壞份子。

分化越來越明顯，在四中，絕大多數的教師都是反對三相信的，支持三相信的主要是大部份行政人員和工人。四中的學生也大多是“八一九造反有理軍”的成員，不久，這個組織索興把軍部設在了四中。四中的代表人物是高中三年級的黃韌。她是一個溫和沉靜的女學生，外表、語言和行事的風格，一點也不顯潑辣張揚。後來，她被結合進了市革委會，成了市革委會的委員。時下一些媒體對文革的描寫，都是把造反派寫成十惡不赦的一群人，其實是不符合曆史情況的。當年所謂造反，主要是對地方黨政的不滿和反抗，所謂保，也是對地方黨政的保衛。自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概念出來之後，黨和政府也就不是自上而下的鐵板一塊了，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魚目混珠，如果沒有最高當局的表態，誰也說不明白。這就給下麵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因此，兩個對立的派別其實是很難分出是非來的。保守派並非都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者，造反派更不是時下電視劇中描寫的那樣一群惡棍。

在一次討論會上，外語組的熊飛老師提出來：我不僅三相信，我是五相信，不但相信黨中央相信省市委相信工作組，還相信學校黨支部，相信小組長。這當然是一個帶上一些調侃色彩的黑色幽默，也是這位年邁教師在風暴中的一種無奈的自我保護。

隨著運動的深入，分化的加劇，對於思想的統一控製越來越弱了，開始有各種組織出現。學校的第一個群眾組織是政治教研組黨員老師組成的“毛澤東思想戰鬥隊”，負責人是王少初和唐日瑞兩位女黨員。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也開始擴大，我和李宗鐸、陳滌新成了他們發展的第一批成員。當時我們把中央報刊的社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每一篇社論發表，我們都要認真鑽研它的精神，看看誰的體會最接近真理。

也許，隻有這個時期我們才享受到了真正的言論自由，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對時局的看法，誌同道合的一群人也可以自由地組成團體。被“走資派”這頂帽子壓得透不過氣的各中學的書記校長們也理直氣壯地打起了造反的旗號；被“摘帽右派”這頂無形的帽子壓著，一直不敢大聲說話的一群人也開始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人們不僅僅可以對省市委發表激烈的言詞，對支左部隊的一些做法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質疑。外語組的黃頌椒老師，雖然“摘帽右派”這頂帽子一直扣在頭上，但一介書生之氣始終未消，追求真理的熱情始終不改，他總喜歡在討論會上慷慨陳詞，被我們背地裏友善地呼之為“真理的化身”。解放前夕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後來放棄行政領導的前途而毅然求學南開大學物理係，終因言論獲罪被列入右派行列的郭振祖老師，仍然滿腔激情，不僅用他那漂亮的書法抄寫一些大字報，還經常就時局發表自己的看法。今天看來，我們的言論和觀點也許並不全然正確，如果也允許由我們自已自由地來補充修改甚至否定自己的某些觀點，而不是隻能任他人上綱上線，無端地強加種種罪名，該有多好啊！我想，思想自由不僅僅是一種精神的需求，更是創新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沒有思想的自由何來思想的創新！

有一天，我和勞在鳴一起貿貿然跑到市委宣傳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一位幹部，問他：中央說支持革命師生進行革命大串聯，我們老師能去嗎？那位幹部大概還沒碰到過這樣的問題，遲疑了半天，才說：可以吧，隻是你們要經過大家的同意才行。我們立刻回到學校，向黃更生老師作了匯報，黃說要由全體老師選舉來確定。其結果是四中老師開始組織了第一次串聯，參加的成員是選舉產生出來的，絕大部份都是女職工，男教師隻有我、勞在鳴、劉喜峰三人。我們於是決定脫離大隊伍而先行。我們步行到易家灣，在一個農藥廠睡了一晚之後就登上了去杭州的火車。我們的目的很明確，不是搞革命，而是瀏覽祖國的大好河山。這與當時的革命氛圍是不相吻合的，好在也沒有誰來細細追究。我們經杭州而到紹興寧波上海南京，勞在鳴因為家庭的原因在南京上船返回武漢。十一月下旬，我與劉喜峰又北上到了北京，在凜冽的夾著沙塵的北風中不敢久留，哪裏都沒去就踏上返程了。回歸途中，我一人在武漢下車，待了一些日子，回到長沙，已經是六六年的年底了。一回來就被廖喬甫、易鬆濤、勞在鳴、謝建凡相邀南下去廣州。此時中央已經有了停止串聯的通知，但大勢所向，無法一時逆轉。六七年一月，我們五人時而坐車，時而步行（從宜章到韶關湘粵邊界這一段我們就是步行的），乘火車到花都下車，正好是清晨，吃了一頓美味的廣式早粥，又攔了一輛卡車而直往廣州。（一個人的命運真好象有上天在刻意安排，我是六七年元月經花都而向廣州進發的，沒想到四十年之後，二00七年，我竟定居於花都了。至今，還不能忘懷六七年那一頓美味的早餐，不知道天下竟有如此可口的米粥。）之後又經佛山肇慶梧州而到陽朔。在陽朔，我們接到了李宗鐸的來信，信中不無自豪地說“我們已經全體加入了湘江風雷”。這使我們很是納悶：原先大家約定是不介入外麵的組織的，怎麽一下子又成了湘江風雷的一員了呢？形勢發展得真是夠快的。同時，我們也很是焦慮，因為在陽朔的山洞裏，我們已經看到了最新的二四批示，即中央文革已判定湘風雷為反動組織。麵對這種情況，李宗鐸他們會是怎樣的處境呢？我們已經沒有心思再繼續前行了，決定從桂林立即回長沙。在桂林車站，遇到了四中的學生鄭國偉，她一身戎裝，腰中係著皮帶，獨自一人在爬上一輛貨車，當時的感覺是：真是颯爽英姿啊！

一回到學校，就麵臨著對湘江風雷的批判，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當然也就瓦解了。這時，學校已經有了軍宣隊的進入，第一批軍宣隊來自省軍區，後來的一批則來自四十七軍。他們是奉命支左，考慮問題都比較客觀謹慎，對於教師也比較客氣，與教職員工的關係都還不錯。軍區那支宣傳隊撤出之後，我們還走訪過他們的營地。

對湘江風雷的批判造成的壓力並不大，我和廖喬甫謝建凡幾個因外出串聯而沒有加入湘江風雷的人就成了原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中能夠冠冕堂皇地站起來發言的人。大家內心其實一直是不服的，因為我們自知沒有幹什麽傷天害理的事。三月份，學校師生去水渡河勞動，二十六號的一個晚上，部份老師聚集在一個農家的房間裏，大家在漫談中蘊釀出一個方案，各教研組分別成立戰鬥隊以等待將來的聯合（李榮宗等幾位老師後來戲稱這次事先不曾商定的聚會為“三二六會議”）。果然，一回到學校，各教研級的戰鬥隊便紛紛出現了，都是以毛主席詩詞中的詞語來命名的。我們語文組成立的是“爭朝夕戰鬥隊”。不久，在大聯合的旗幟下，各教研組的戰鬥隊又聯合起來，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王少初、唐日瑞、左爾錫、廖喬甫和我五個人被選為勤務組成員。八月十日，由毛澤東親自批發了“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幹決定”，指出“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二月三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湘江風雷’是一個群眾人數較多的革命組織，在大發展中混入了極少數的壞人，造成內部成份不純，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但是不應該因此否定這個組織，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有責任的。”這個決定傳達下來，我們更加理直氣壯了。

學校內部兩派的鬥爭相對不是很激烈。但社會上各群眾組織間的鬥爭和分化卻愈演愈烈，終至發展到武鬥不斷。                        

六月六日，在中蘇友好館（現在的口腔醫院），發生了一次工聯、湘江風雷派與高司派的武鬥，造成死10人，傷215人的慘劇，是為“六六慘案”。

八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工聯”派與“湘江風雷”派在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帶進行大規模武鬥，由於炮擊而引起位於五一廣場的湘繡大樓起火。這次武鬥造成二十四人死亡，百餘人受傷。群眾稱之為“八•二一”大武鬥，“火燒湘繡大樓”。

這是兩次較大規模的武鬥，除此之外，到處可見槍枝，到處可聞槍聲。學校的人事幹部劉良喻老師，是一位溫和忠厚的女性，就在一次觀看群眾遊行中不幸被走火的步槍子彈擊中，飲彈身亡。據後來查明，執槍者是站在遊行汽車上的一個外地學生。

為了避免社會上的人衝擊學校而可能造成的傷亡，有一段時期，一些住在學校的老師集中住到了一座教學樓，大家把教學樓一端的門用磚牆堵死，都從另一端出入，住家戶都集中住到樓上，我、李宗鐸、謝建凡三個單身漢則住在底層進門處靠操場的一間教室。一天晚上，我們正在酣睡，忽然被幾聲槍聲驚醒，接著又聽到有人在走廊外喧嘩，似乎要衝進我們的宿舍。我們不敢做聲，謝建凡悄悄地從窗戶爬到操場，再跑到附近的食堂，拉響了安在廚房內用作開飯信號的鐵鍾。我和李宗鐸則龜縮在教室裏。當時在我的抽屜裏放著一顆手榴彈，是“八一九”軍部一個外號叫小胖子的學生送我的。我心裏尋思著，如果這班人要衝向樓上，我隻有將手榴彈從教室後門的小窗中扔出去了。但是他們沒有再前進，隻聽見有鐵器在石頭上撞擊的聲音，好像是槍壞了，無法使了。過了一會，這群人也自行散去。第二天，我們才知道這竟是一場虛驚，因為這竟是周啟東、林魁元（物理老師，廣東人，不苟言笑，是當時保衛組的負責人，我們背地戲稱之為“民族保衛相”）等人與八一九個別學生一起策劃的一次所謂“演習”。他們行事真是夠大膽的，連我們幾個勤務組成員都一點不知情。這件事至今都使我後怕：萬一他們走到樓梯口，萬一我的手榴彈扔了出去，會是一個怎樣的結果呢？

在社會上武鬥成風的一段時期，大家經常處在心驚膽戰之中。九月份，我和謝建凡兩人弄了兩張去北京的車票，決定用北上的辦法來躲避這動蕩不安。因為開車的時間是深夜，為了避免晚上可能遇到的混亂，我們提前在下午到了離火車站較近的十六中朱仲慈老師的家裏，等待夜的到來。我們預先還準備了兩張證明信，一封是長沙工聯的，一封是湘江風雷的：不管遇到了哪派的欄截都可以應對過去。

九、十月是金秋季節，我們通過北大法律係學生熊兵的介紹住進他們的宿舍。熊兵串聯到長沙，一直住在四中教研組空著的辦公室裏，與四中的師生關係很好。這次到北京，天氣晴好，時間也很從容，我們算是領略了這座古都的風貌。

兩派之爭持續不斷，武鬥之風此起彼伏，革命紅衛兵滿天飛，這種狀況使整個中國籠罩在混亂、恐懼的陰雲之下，經濟停滯後退，人們在貧困的邊緣生活。思安思定的情緒開始在每一個人的內心迅速滋長。回過頭來看這段曆史才使我們深切地領悟到：一個沒有法製的社會是多麽的可怕。獨行的專製和無序的民主這兩個極端帶給平民百姓的都隻有恐懼和無望。我們這群當時不到三十歲的年青教師算是幸運的，縱然有出身和知識的原罪壓迫著，曆史卻是清白的。比起我們來，那些年歲越高，經曆越多、見識越豐富的的前輩的遭遇，真是難以言表，可以說，他們為我們擋住了狂潮惡浪的侵襲和寒光逼人的利劍的威逼，承受了人生極大的悲痛。

高層多次呼籲複課鬧革命，多次呼籲革命大聯合，局勢在艱難地向前發展著。1968年是大聯合的一年，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軍宣隊的積極努力使各單位的大聯合也日益取得進展。1968年8月25日，中央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 。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對於我們學校，意味著一個新的階段又開始了，這又是怎樣的一個階段呢？

 

周南文革雜憶之三：泰山壓頂

（1968年8月到1976年）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市60多個工廠3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各大專院校，接管學校的領導權。這一舉措，開啟了曆史的新一頁。

伴隨著工宣隊的進駐，有一係列的造勢活動。最富喜劇色彩的是八月五日毛澤東將外國來賓贈送的芒果轉贈清華大學工宣隊。消息馬上成為特大喜訊傳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連夜組織盛大的慶祝活動，並很快按同樣的大小製成塑料品芒果贈給當地工宣隊，各地群眾則敲鑼打鼓地迎接“聖果”。

八月十三日，最高當局接見了工宣隊代表，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正式聯合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

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長期留下來，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工人宣傳隊要有步驟、有計劃地到大、中、小學去，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中去”，“ 在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本身會受到深刻的階級鬥爭鍛煉，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工人幹部，充實到國家機關的各個方麵以及各級革委會裏去，不但管理學校而已。”

此文一發表，人們明白了，工人和貧下中農要成為一切領域的管理者，豈但“管理學校而已”。

此文一發表，工人的地位迅速提高，這很快就反映到社會上相互稱謂的變化。過去，“我們驕傲的稱呼是同誌”，現在改變了，隻有稱“師傅”才能顯出對對方的尊敬。

此文一發表，知識分子就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並列，成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臭老九”。於是，在學校，廣大學生都等待著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教師則統統敲鑼打鼓迎接工人師傅來進行管理。

進入四中的第一支工宣隊來自地質三0九隊，他們沒有什麽經驗，處事比較粗略，待人也比較坦誠。沒多久，就由新華印刷廠的工宣隊代替了。新印工宣隊的隊長是一位年青的工人，不是黨員，指導員則是一位中年的黨員幹部。這支工宣隊能力比較強，處事老練多了。

工宣隊一進學校，就開始了一場“查成分、查曆史、查社會關係，清理階級隊伍”的“三查一清”(亦稱“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接著，1970年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三個文件：《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一月三十一日），《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二月五日）。俗稱“一打三反”。這些與學校教育教學關係不大的指示內容卻被用來對廣大教師進行管理的有力依據。

有一天，我被一支小分隊（這是他們自已的稱呼，據說是從《智取威虎山》中得到的靈感）傳喚到一間辦公室。裏麵坐著五六個人，有工人師傅，也有幾位老師，讓我坐定之後即開始發問，迅速轉入主題：你何時與何人一起砸開檔案室的大門而進入其中。這是無中生有的事情，我對他們說：我沒有非法進過檔案室，更沒有破門而入。我認識活生生的人，對死的檔案不感興趣。聽者很不以為然，他們不斷啟發我：是不是你在房裏時，有人來叫你去的？。。。。。。各種假設都提到了，各種圈套都設置好了，隻待你鑽進其中的一個。審問持續了幾個小時，終於還是沒有結果。留下一個態度不端正的結語：頑固是沒有好處的，回去好好考慮吧。

我何從想起，直到後來，才知道這個材料是原黨支部書記黎懋學所提供的。運動過後，我曾問過黎，為什麽會有這麽一個說法呢？她無奈地說：你不知道他們是怎麽對待我的，白天黑夜連續地審問，審問的人換了幾班，我卻精疲力盡，還要忍受大聲的嗬斥和強烈的燈光。沒有辦法，隻好按照他們的意願作了這樣的招供。看來，這是典型的逼供訊，隻是沒有動用刑具而已。黎是文革前四中的黨支部書記，是一位能力並不很強但處事手段較為溫和的女性，改革開放之後隨其子去了加拿大，聽說最後皈依了上帝。

這一時期，任何道聽途說都可以成為揭發和批判的材料。大字報，小字報，揭發，交代，大會批鬥，小會追查，連我們這些相對年輕的老師都感受到極大的精神壓力，更不用說那些年齡較長的老師了。有一位老師不堪高壓決然跑到校外從高樓跳下，可貴的生命隻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因素才得以保全。

這一時期，貧下中農也偶爾會進城來參予一些活動。一天晚上，學校來了一些貧下中農，據說是為了統一進行一次清查，因為據說四中附近發現有電台發報（其實這個無稽之說早就有聞，隻是誰都不相信）。他們於是在學校各個房間清查，各個角落翻尋。有幾個人跑到我的住處，看到我那台特大型號的“東方紅”收音機，感到實在有點異樣，端詳了很久，在工宣隊師傅的解說之下才緩緩離開。

1968年10月，全校開始複課，招進來大批學生，而且開始男女兼收。那時一些課程被取消了，更沒有任何教材，我們隻好自己編寫。在那個動輒得咎的時代，誰還敢在文字上給人留下什麽把柄呢？但是我們畢竟年青，雖經捶打仍然不諳世事。於是，李宗鐸負責數學，王文光負責工業基礎，李榮宗負責農業基礎，一本本教材居然出現了。語文也是臨時選定一些文章，分篇印出發給大家。借著新華印刷廠的有利條件，這批“急就章”似的教材倒也使我們頗為得意，在長沙市其他中學似乎還未曾見及。隻有當我們投身熟悉的教學工作的時候，才感覺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但是，這種喜悅常常會被另一種情緒所替換。有一天晚上，在職工會上，工宣隊的指導員作報告，談到最近有些人又有點翹尾巴了，語音剛落，坐在前排的一位工宣隊員馬上站起來，厲聲大吼：誰翹尾巴我們就砍，一邊用力作著握刀砍下去的手勢。全場鴉雀無聲，幾乎可以聽得見彼此的心跳。

我總算明白了，身列臭老九的知識分子是隻能老老實實聽話、做事而不能發出任何不同的聲響的。在沉默中我不時想起以前讀過的美國作家的一本小說《十字獎章與箭火》，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初，為了強化工人階級對學校的管理，學校被改名為“長沙市新華中學”。剛剛得到這一消息的時候，在沉悶的氛圍中，一位女老師竟然流下了悲戚的淚水。目睹她的悲哀，我頓然想起“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的描述。不過這次改名有似曇花一現，持續的時間並不長。

一九七0年，四中在高塘嶺辦了一所分校，新招的高中年級六個班全部到分校學習。李宗鐸、王文光、歐陽鈞、熊人傑、周範群、李榮宗、陳滌新和我都被派去任教。我是五月份就去了，在高塘嶺大概待了兩個年頭。工宣隊隻派了一位陳秋生的老師傅管我們，我們呼之曰秋爹，他倒沒有什麽政治意識，不會故意整人，對我們的教學也不聞不問。他的權力大概集中在他胸前的口哨上。隻要他一興起，就會吹響那支口哨，於是，全連六個班（排）的學生和老師都要緊急集合到操場，聽他突然想起的一翻訓話。那時，雖說從學校總部也會不時派來一些特使，傳達一些最新指示，掀起一些風波，但畢竟天高皇帝遠，我們終於感受到一些自由的新鮮空氣。一次，我和王文光、陳滌新跑到附近的銅官鎮郊外，三個人躺在農村的草地上，看白雲在藍天自由自在地飄浮，內心感到無比的舒暢。

但是好景不長，運動總不會讓你輕易躲開，好像有一雙眼睛總在注視著你，學校那邊也總會傳來各種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消息。一次，我們正在勞動，熊人傑突然接到電話通知，要他立刻回校本部去。熊跑來問我：這次會是什麽事？我答：是不是你家裏出了事，有人病了？他搖搖頭，斷然否定。我說，那就隻有一個可能，要你去白泥湖。（白泥湖是當時一個農場，一些教師被送去勞動，接受教育改造。）他聽後一臉茫然。

不久關於我有問題的傳言也到了學生耳中，我的一個學生蔡德聰將此情況告訴了她在2348廠的好友王輝鳳，王也是我初中的學生，與蔡同班，她的回信竟沒有受那種政治潮流的左右，依然表示了對老師的信賴。當蔡德聰把這封回信拿給我看的時候，我深切地感受到，對於學生來說，隻要老師認真工作誠實待人，總是可以充分信賴的。學生的真誠信賴給我們這些臭老九帶來極大的慰藉。

但是，不久就有工宣隊找我談話，決定免去我這個年級組長（當時稱為連長）的職務，同時調我到初中去任教。這種正常的調動在當時的情況下也算是一種處分的形式吧。消息沒有公布，正是五一前夕，工宣隊讓我五一之後就不再回分校了，也就意味著要我和這個朝夕相處一年多的學生群體分開。我的內心十分難過。五一之前，師生放假回城，我沒有像通常那樣隨隊而往，而是把全連送到輪渡，目送他們上船，才一個人折回來，坐上回長沙的汽車，一個人悄悄地離開。從此，我又回到校本部，在工宣隊眾多隊員的監視下工作。

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我與李小玲等幾位年級負責同學在學校教學樓一間教師辦公室裏開會，從北向的窗戶中可以看到工人文化宮遊泳池裏有人在遊泳，不久，高音喇叭傳來了一位偉人去世的消息，隻見周圍一片寂靜，泳池裏的人漸漸都上了岸，四周悄無聲息。我突然想到一九五七年從文匯報上看到的斯特朗的一本著作：斯大林時代。我想，是的，一個時代結束了，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但總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許，文化大革命就算是結束了，接下來的一些事件不過是這個結束的延伸。

當年老校長易鬆濤（右）訪美歸來，老書記溫清午（左）曾到長沙大托鋪機場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