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傻子的問題
朋霍費爾說：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我不完全讚同。
真傻，是天生的，是生理缺陷，值得同情，嚴重的應該得到社會救濟；裝傻，也不是問題，那是一種選擇，一種生活態度；可怕的是，如果一個裝傻的人，裝著裝著，真的變傻了，那是一個悲劇。在文明社會裏，悲劇還是越少越好，何況這種悲劇不像古希臘的悲劇那樣具有“淨化靈魂”的功能。
朋費霍爾說的養成的傻子，應該指的是最後一種。
養成一個傻子，需要兩方麵的努力：外在的需求和主觀的追求。
專製獨裁是需要大量的傻子的。古聖賢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德經》）。另一位也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老百姓教育成傻子，聽話的乖寶寶，國家就好管理了，“治大國如烹小鮮”。中外獨裁者和他們的高參都是同樣的心思。希特勒也是在絕頂聰明的日耳曼人裏培養了一大群傻子當炮灰。
有了買主，還要願意賣，才能達成交易，所以還得允許別人把自己變成傻子。朋霍費爾十分肯定地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傻子是主動地心甘情願地變成傻子的。
這種傻子的可怕之處就在於他們甘願成為傻子，享受傻子的狀態，滿腦子的得意，一臉的幸福。更可怕的是，他們並不以為他們傻，而是覺得自己聰明得不要不要的，一副聖靈充滿的姿態，
這種傻子是不可救藥的，說服教育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們所需要的隻有救贖。也就是說，隻有見到上帝之後，他們才能認清自己的所作所為，才可能變聰明一些。
附：迪特裏希?朋霍費爾的《獄中書簡》：
關於愚蠢
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你可以抵抗惡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麵具，或者憑借力量來防止它。惡意總是包含著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然而麵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幹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惡意來，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論理，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
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來麵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這樣一些環境下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養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們還進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際或孤寂獨處的人來，在傾向於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個人或團體當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來，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它是曆史環境對人的作用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種心理副產品。更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任何暴力革命，不論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發作。事實上，這幾乎成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項規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這並不是人的某種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礙或破壞。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漲已變得如此可怕，它剝奪了人的獨立判斷，人們放棄了（或多或少是無意識地放棄了）自己評價新的事態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製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誌，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麽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會到達的了，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惡。在此有一種惡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險，它會對人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然而正是在這個方麵，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在這種事態中，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為什麽試圖去發現“人民”真的在想什麽是徒勞無益的，為什麽這個問題對於負責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
不過，在對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可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長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們的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