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變形記》,說移民生活
(一)
“一天清晨,格雷戈爾 ? 薩姆沙從一串不安的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一隻碩大的蟲子”。卡夫卡的《變形記》是這樣開始敘述的。
大師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曆久彌新的生命力,在於它能突破時間的限製和空間的束縛,在不同的語境下同樣可以激起心靈的共鳴,生發新的聯想和感悟,讀者不必要的費時費力去挖掘大師的生平和創作時的生活際遇,也無需考察他成長的那個時代的曆史背景。
格雷戈爾變成甲蟲,是他從不幸的現狀中解脫出來的一個途徑。他的悲劇不在於變成了甲蟲,而在於他不願意麵對變異了的現實。他失去了人的形體,失去了表達自己的語言能力,但他保留的還是人的思維和人的情感,靈和形的不對稱才是真正的悲劇。
作為“甲蟲”,格雷戈爾始終想著要去完成在“具有人的形體”時未盡的責任和心願,在變形前和變形後,父親的債務和攢錢讓妹妹讀音樂學院始終壓在他心頭的重任。變形的原因,能否和如何再變回人形,以及他今後如何生存,都不是他考慮和擔憂的對象,也不是他存在的目的。所以當妹妹和父親不再承認這隻甲蟲是格雷戈爾,叫喊“它必須離開”的時候,就宣告了他的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魚有魚的快樂,甲蟲有甲蟲的快樂。如果格雷戈爾的變形是靈和形同步,按照一般甲蟲的角度來看待這個荒誕的現實,調整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他可能就會發現生存的別樣含義。也許,換個角度來生活,才是生命之樹常青的秘訣。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來解讀格雷戈爾的故事,那隻巨大的甲蟲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幻象,從來就不存在,是他在社會和家庭重負的壓力下,心理失常產生的魔障在作祟,他在潛意識裏把自己的形體變成了甲蟲。
格雷戈爾變成甲蟲,是潛意識裏用另一種存在方式對“多麽累人的工作”的抗拒和對家庭重任的逃避。然而,人性中的善良和責任感並沒有隨著荒唐的變異而消失,喪失了人的外形而保持了人的良心的格雷戈爾的存在終究逃不過生命中的兩難困境。“他滿懷感動和愛意地回想家人。他認為自己應該消失,這想法很可能比妹妹還堅決。”除了靈與肉的同時消失,他沒有其他的解脫方式。
薩特認為,任何處境的形成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它在特定目的的光照之下自我呈現。既然人一覺醒來就能變成一隻甲蟲,那麽可不可以作一點兒更積極的選擇,不要變得那麽低級和醜陋,就像莊生夢蝶那樣,成為一隻蝴蝶,至少讓人看起來賞心悅目,有一雙翅膀可以自由飛翔!
(二)
從作為新移民踏足加拿大的那天起,我就變形了,變成了一枚“宅男”。
以前,我是家庭的頂梁柱,是父母的希望,是太太的主心骨,是孩子們的保護傘和眼裏的英雄到了加拿大,這些讓我驕傲自豪的頭銜和光環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我像格雷戈爾一樣變成了醜陋見不得人的甲蟲,沒有了賺錢養家的能力,隻能仰賴過去的積蓄和政府的福利。氣候,語言,文化,製度,規則,和生活習俗的差異,讓我嚴重“水土不服”,陷入“文化休克”而奄奄一息。
語言不通,我是又聾又啞的甲殼蟲。鄰居和我友好的打招呼,我一句聽不懂,隻能像弱智一樣嗬嗬傻笑;電視聽不懂,報紙看不懂,孩子學校的通知讀不懂。
以前是公司的中堅,業界的精英。在這裏,學曆是廢紙一張,工作經曆得不到承認,一身好功夫無用武之地;精心編織的關係網不在了,就如同掉進激流連一根稻草也撈不到,茫然不知所措,呼朋喚友呼風喚雨的豪氣如踢破的皮球,失落鬱悶沮喪如影隨形。
女人憑著語言天賦和社交優勢,快快地適應了新的生活,融入社會,找到了新工作,成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學習能力嚴重退化的我隻好選擇成為“職業宅男”:為大家準備一日三餐,接送孩子上下學太太上下班,其他時間就宅在沙發上讀《變形記》之類的東西。
另一位大師米蘭.昆德拉說:卡夫卡的小說是“夢和真實的絕妙混合。既有對現代世界的最清醒的審視,又有最瘋狂的想象”。他還說,小說家就是通過想象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深思,揭示存在不為人知的方麵和不可視的內心世界。
借助大師想象的人物,對自己的存在進行深思:我的“真實”和“對現代世界最清醒的審視”就是身心合一,老老實實的當好“宅男”;我的“夢”和“最瘋狂的想象”,就是爭取比“甲蟲”更進化一些,至少像莊周那樣當隻花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