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儒家說幾句

為儒家說幾句

特有理

2015-2-11

多次看到劉雲楓網友關於鄙視儒家的文章<blog.creaders.net/liuyunfeng/user_blog_diary.php>。文章的邏輯批判我大都讚同，不讚同的，是文章的態度。我始終認為：必須明確區分儒家與儒教。儒家思想，作為一家之言，一種思想，放在幾千年前的知識平台和社會環境中進行評估，其文化的先驅性和啟蒙性是不容否定的。當我們現在高談闊論的時候，我們是否意識到，現在人類頭腦中的知識信息是一個多麽浩大的自然規律體係？在航天飛船的發射平台下，前人的思想就是那一個個支撐的基石。下麵是我以前寫的文章，其主要目的是探討中國文化發展的客觀原因，當然也包括了對儒家的分析。我認為，對儒家的評判，應該將其放在足夠完整的係統空間中，才能得到相對客觀的結論。

社會發展的關鍵– 生物對環境的自然適配

“存在即合理”始終是有爭議的哲學話題，但是隻要把存在放到足夠大的概率空間中，存在的“合理性”就會相當明顯，哪怕是黑暗相對於光明、野蠻相對於文明、無恥相對於尊嚴。當人們痛心疾首人類社會的黑暗麵時，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黑暗的根源。以中國社會為例，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中國社會的文化、科技、道德水平、哲思能力始終處於一種大幅震蕩、緩慢發展的狀態。這即有人類自身因素，也有自然因素；而且在遠古時期，自然因素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的生態區域，以及水係所覆蓋的遼闊的大陸平原，加之溫和而鮮明的四季，使得中華民族在發展初期獲得了極好的環境優勢。因此，中國人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初期，不但從人口，更從文化方麵走在了世界前列。根據維基百科提供的數據，中國戰國末期（公元前230年左右），人口已發展到大約3000萬，是當時世界總人口的16%，而中國當時的領域麵積不到地球陸地麵積的2%。而且，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發展加速度最大的時期，也從此奠定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基礎和走向。

可以分析得出，在當時以城郭為核心節點的文化地理分布環境下，社會文明的分布落差是與城郭的距離成正比的。較之現代社會的城鄉差別，加入文化信息傳播的科技水平因素，當時的社會文明分布差異從整體上必然比現代社會更加明顯，斜率更加陡峭。

在從原始叢林競爭模式向農耕封建模式過渡的曆史過程內，以集權為特征的精英統治文化就是全世界當時必然的政治模式。原因是因為初期的原始文明並沒有形成足以協調群體的社會規則體係，以首領為核心，以暴力為手段進行維持的社會管理模式，就是從野蠻時代繼承下來的唯一有效方法。但是當人口分布的物理距離拉大時，簡單的發號施令就很難有效協地調社會的運作。由於當時城郭文明的快速發展，文化精英們不但積極開發自己的知識和思想體係，也開始不斷嚐試用知識和思想成果來交換社會利益空間。其主要形式就是出謀劃策於王權家族，並躋身進入對社會進行知識化管理的士大夫階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現象，正是由於當時人口發展的規模以及分布的廣度對社會管理所提出的自然性文化需求，也就是當時人口及地域發展規模對社會管理規則體係和思想軟件的需要。

諸子百家中的幾個主要思維方向

歸納春秋戰國時期曆史記載比較詳細的幾大思想體係，有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儒家；有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有以墨子、禽滑厘為代表的墨家；有以管仲、韓非子、李斯、商鞅為代表的法家。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道家的思想體係構成了中國哲學思維的基礎。道家的思維模式是先尋找宇宙規律的原點，也就是所有現象的本質，因而歸納出宇宙“陰”、“陽”的存在與相互作用的方式，並總結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自然發展規律。道家的思維方向是從自然規律的起點出發，再通過已發現的規律找出相互的邏輯關係，進而進行規則的梳理和邏輯體係的建立。老子的《道德經》是從宏觀角度對自然以及人類社會的哲學性解讀。由於道家追求真理的玄妙，超脫具體的存在現象，所以並不追求把自己的思想與現實社會融合，也盡量回避於世紛爭的感性因素。並且，老子也提倡抑製民眾的思想發展來保持社會的穩定，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因此道家思想沒有與利益集團產生厲害衝突。所以在中華文化幾千年的的逆向淘汰中保留了一席之地。

墨家是中國最早具有科學思維形式的群體，著重自然規律的認知和具體規律的實踐。墨家崇尚知識、崇尚規則、提倡仁愛、鄙視虛偽，因而失去了社會生存的土壤。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墨家主張選擇賢能者為君王，這是人類最早的民主意識萌芽。墨家群體的行為特征展示出他們是當時社會文明層次最高的一類人。但是由於其思想層次與社會大眾的平均層次差距太大，群體數量又太少，最主要的，是墨家“選舉君王”的理念直接威脅到了當權者的根本利益，因此被當時的社會逆向淘汰掉了。

法家是一個因秦國對中國的統一而顯露出來的，具有很強政治思維能力的一個群體。法家的思想體係著重為統治階級提供社會管理和國家競爭的係統方案。法家的思想鮮有文化的先進性，其治國方針的本質無非是強化、規則化從奴隸製繼承下來的暴力統治手段。《商君書》就是最係統化、最有代表性的法家著作。法家具有對社會現象敏銳的觀察力和總結能力，知道社會的根本關係就是利益的分配，也清楚了解利益分配模式形成的原因。所以，要想放大統治者的利益，就要進一步擴大兩極分化，提倡“弱民強國”的愚民政策；通過“農戰”的策略富國強兵；通過“重罰重賞”立威立信於民，從而使整個社會形成與統治者利益高度協調的狀態。因該說，法家是思維敏銳的現實主義者，他們看到了民眾普遍的思維能力低下，也明白暴力統治對於低智商群體的有效性，因此毫不掩飾地拋棄社會民眾的利益，唯統治者的利益為上。秦能統一中國，法家的思想貢獻功不可沒。

儒家的思想是中國最有“係統化趨勢”地闡述人性發展需要的思想體係，其仁愛之說體現了人類文明最普世的價值認同。從孔子和孟子所處的曆史時期而言，儒家的仁愛思想，以及係統的、詳細的社會行為準則，的確是中華文明的曆史巔峰。然而儒家最根本的問題，是沒有認清仁愛與利益分配的實際矛盾衝突，隻是希望以禮製的強化來彌補仁愛對社會的微弱作用。可以設想，由於孔子看到仁愛在家庭範圍的有效性，因而推演出“家天下”的社會統治思維，進而明確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倫理結構。

對於儒教，我想強調的是：儒教並不等於儒家思想。儒家，應該是在孔子、孟子所在的特定時期的特定群體。儒教，經過幾千年統治係統的不斷加工和裝潢，已經從本質上脫離了儒家的思想基礎，形成了一個愚弄社會民眾的社會管理“軟件”。概括來說，“儒家”是一種特定曆史時期，文明思想體係創立、發展、傳播的特定群體，其本質是一種人類文化的思想體係代表。而“儒教”則是從儒家思想移植過來，用於規範社會思維的文化管理體係，其本質是統治管理的“應用軟件”。

儒教在中國文化中主導地位的確立，完全取決於統治者對思想管理軟件的評估。法家在成功引導秦統一中國後，其弱民、愚民的統治政策極度培育和強化了社會暴力，並造成了暴力的反噬，因而導致了秦朝的迅速崩潰。漢朝建立之後，統治者必然需要一種與法家思維截然相反，但又能保證統治者自身利益的思維引導體係。比較眾多的思想理論，儒家的仁愛主張和等級觀念，與打著反抗暴政旗號而得天下的漢朝皇帝形成了思維默契。從此儒家思想便成為統治者的軟件工具，從一種思想體係演變成整個國家的官方文化教義。

縱觀中國所有的思想體係，由於受到遠古初始認知條件的限製，以及思想開發的社會基礎薄弱，沒有一個體係能夠形成嚴謹的、無懈可擊的思維邏輯基礎。受到相互思維模式的影響，形成了中式思維的基本特色，也就是概念的歧義性、邏輯的混亂性、以及結論的矛盾性。以儒家的“仁”來說，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礎核心，但是這個核心連一個明確的基本定義都沒有。孔子的門徒曾多次詢問“仁”的定義，孔子每次都有不同的回答。其中最簡潔、傳播最廣的，是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仁者，愛人”。孔子也曾提到：“恭、寬、信、敏、惠”，曰：“能行五者與天下，為仁矣。”我不否認一個具體概念可以是多個其它具體概念的集合，但是作為係統邏輯的第一要素，就是概念的定義域必須是收斂的，也就是要有清晰、明確的邊界。然而中式的思維體係沒有一個具有收斂的定義域。從“仁”字遠古的初始含義來解讀，“仁”是兩人，及至人與人相愛的意思。但是如果作為社會普世的思想準則，“仁”就失去了客觀的對象空間。很明顯，仇人之間不可能相愛，敵人之間也不可能相愛。“愛敵人”的說法雖然很“普世”、很“高尚”，但這畢竟是“神”對“人”的要求，在現實社會沒有廣泛的可實踐性。從本質來看，仇恨和敵對的根源在於利益的衝突，拋去根源的因去調和表象的果，就好像對溺水的人大談水的純潔、水的柔美、水對生命的重要；就好像明知地球的資源對於人類極為有限，卻大談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正是因為因果的不洽和，孔子才會在不同環境下對“仁”有不同的解釋。而後人為了圓“聖人”之說，又不惜添油加醋地繞更大圈子、添加更多定義發散的概念，比如“禮”、“智慧”。甚至把概念的歧義美化說成是“一套仁愛的理論”。同樣，一套理論應該有一套理論的定義邊界，而不是任他人增減概念的空間。如果這套理論需要他人添枝加葉地去解讀、去演繹，那還能叫理論嗎？最典型的，就是現實中所謂的“婦人之仁”之說，意為：成不了大事的“仁”，取得不了成功的“仁”。這難道就是出自所謂的“仁愛理論”？孔子是否定義過什麽是“婦人之仁”、什麽是“男人之仁”？亦或是還有什麽“君主之仁”、“臣民之仁”？到底什麽是儒家思想中全麵的、完整的、不需要他人再做演繹的“仁”的定義？

秦對中國的統一徹底破壞了“百家思想”的發展和完善的機會。具有歧義的基本思想概念不但使中國人失去了嚴謹思維的能力、失去對自然規律深入研究和理解的能力，也最終導致中國社會始終嚴重缺乏明確的原則體係。即使中國文化最重視強化皇權利益、等級製度，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及“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思想也同樣在社會上並存。“出人頭地”就是中國人在各個層麵努力實踐的目標。

中國文化發展與西方文化發展的初始差別，僅在於中國把皇帝看做了上天的代言人，即所謂的“天子”，這實際上就等於把真理的原點定在了人的身上。這方麵，道家思想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而西方文化明確把上天與人在層次上區分開來，雖然也有耶穌作為神的兒子成為上帝與人類的中間人，但耶穌畢竟沒有社會的實際統治權，因此西方社會始終把一切真理的原點歸於“上帝”。由於世間萬物歸於上帝，因此真理的指向就必然趨近於自然的規律。反觀中國的思想發展，由於皇帝們人性的不穩定，因而中國社會的思維必然是缺乏原則性和穩定性，並且在邏輯上是發散的。加上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而對社會思想的鉗製，社會的思維模式很難逾越皇權的利益而探索人性之外的自然規律，但卻能總結出《醒世恒言》這種令人唏噓的、冷酷的社會現實規律，使中國社會的“真理”方向全部指向到人的私利的爭奪。《指鹿為馬》就是中國社會思想形態極端的，也是必然的表現。概括而言，由於中國與西方文化在真理權威性的初始化定位上有細微的差別，使得兩個係統經過幾千年的運行後，西方社會的利益準則從根本上是以群體為基礎，因為人和人在上帝麵前都是平等的；而中國社會的利益準則卻不折不扣地以最高統治者或統治集團的利益為標準，因為他們是真理的化身。在古代叫“天子”，在現代就叫“三個代表”。

就是因為天子和上帝這個很微妙的差別，經過幾千年的演變，西方文化成功創立了自然科學的文明體係，而中國的科技水平卻始終在“四大發明”的程度徘徊。由於中國社會長期無法總結出係統化的科學規律，便將一切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用鬼神的“概念符號”來代替，致使中國成為迷信程度非常高的國度。相比宗教，宗教是一種係統化的迷信，而中國社會的迷信水平連係統化都談不上，因此也產生不出具有社會主導作用的宗教信仰，整個民族精神層麵的空虛可想而知。如果用拚圖遊戲來形象地解釋中國與西方文化發展的差別，西方文化是在努力尋找和拚接迷失的圖塊；而中國文化則是在僅有拚圖碎片的基礎上，根據利益需求自己描繪想象中的可能圖案。

用現代的眼光重新審視“百家思想”，隻有墨家具有平等、博愛的思維萌芽；而儒家則是最為推崇等級製度的文化群體，其仁愛理念從本質上都是受等級模式約束的。客觀地講，儒家思想的出現也是當時曆史發展的必然，問題是“百家思想”很不幸地很快被秦朝所終結，而儒家思想又從漢朝起被統治者劫持成為了儒教，不但使社會思維被儒教形式所控製，也使得社會的“愚民”、“弱民”模式進入到鎖定狀態。現實的發展就在強權和愚民的軌跡上不斷地延續。民越愚，就越不可理喻，越需要強權統治；統治權力越強大，統治者就越為所欲為，不僅社會的利益分配越懸殊，社會的自由思維空間也越狹小，因而民眾也就越愚鈍，社會文明的發展也就越緩慢。

我認為有必要為孔子和孟子所代表的儒家說句公道話：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儒家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整體思維環境的影響，以及其它思想學說的相互作用。儒家思想雖然具有自身的根本性矛盾，但從體係上看則是當時最為全麵和豐富的思想成果。其“仁、義、禮、智、信”的社會文明建設原則，在兩千多年前人類認知水平的基礎上，明顯具有非常先進的成份。任何思想體係的發展都會像計算機軟件的開發一樣，需要不斷地調試、糾錯、完善，儒家的思想平台無論是從橫向還是縱向來比較，在人類的曆史中都可堪稱文明的裏程碑。而儒教的發展已經完全脫離了先賢們的思想環境，徹頭徹尾淪為強權統治的軟件工具。而孔子、孟子等儒家人物則或成為統治者愚弄社會的金字招牌、或成為社會矛盾的替罪羊。這不但是中國曆史人物的悲劇，也是中國整體社會人格的悲哀。儒教理論的矛盾性是明顯的，其成為國學的背後，就是中國強權社會對真理的蔑視、對原則的蔑視、對權力、對金錢、對私利的無尚崇拜。

[舊日雲中守]

寫得好，很深刻！從漢以來，每一次中國儒學體係的完善和儒家觀點的新解釋，就是國內民眾自由和人權的新一次喪失！從意識形態決定了我們的國人在各個方麵的原地踏步。估計也是中國以後兩千多年再也出不來孔子、孟子、墨子這樣的人物，自由思想的土壤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