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安中憶張昌紹

憶我的父親張昌紹 ——重慶時期和最後的時期
作者：張安中（張昌紹教授長女、上海醫學院教授）發布時間：2007-01-11
1941年，二戰全麵爆發，上海遭日軍侵占。正在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的父親，抱著報效祖國的強烈願望，急切回國。此時上海醫學院已內遷重慶歌樂山，父親赴渝後任藥理學副教授、中央衛生實驗室研究員。

經短期籌備，他即開展工作。當時重慶條件很艱苦：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電煤衛全無，有位叫老宋的老伯專為大家從山下小溪把水挑上山，每戶每天用一擔水；晚上點的是電石（乙炔）燈；屋後砌了個柴灶燒飯。母親還學著用火油箱改製的烤箱做麵包，烤失敗的麵包由我們自己吃掉，一旦成功了就把實驗室的成員都請到家裏來分享。就著自製的果醬和當時頗金貴的紅茶，算是一頓美味的茶點了。實驗室人員很少，加在一起也不到10位，我記得有周廷衝、王進英、黃琪章、張德齡和陳文卿等人。他們在抗戰時期的艱苦條件下團結一致、勤奮工作，生活上也親密無間地相互照顧。

父親除主持實驗室外，還要去醫學院講課，有時忙不過來，周廷衝作為他的第一助手，會主動擠出時間來幫忙，例如處理一些文件和信件，將文獻輸入等等。他和父親一起工作時，說話不多，但非常默契，彼此也極信任。連當時隻有10歲的我也看出來：這個集體是一個最親密的大家庭，其中每一個叔叔、伯伯都是好人。在這樣的氛圍中，大家一致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物質條件雖差也出了不少成果：對治療瘧疾、痢疾等常見病的中藥研究都有新的發現，其中對常山堿的研究還發表在“Science”上。

當時的重慶沒有國外的醫學雜誌，父親靠在國外的舊同事寄給他的微型膠卷文獻來了解國際醫學動態。每逢月底，實驗室的人員望眼欲穿地等待那個從國外寄來的微型膠卷包裹，有時會白等一場。當包裹被盼到時，大家莫不欣喜萬分，當即由幾個人輪流將膠卷放在顯微閱讀器下閱讀，同時在打字機上將文獻打出來。閱讀器和打字機放在我們家的飯桌上，打字機整天都嗒、嗒、嗒，歡快地響著，我們則搬到柴灶旁吃飯。到了晚上，輪到父親閱讀、打字，一做就到深夜。文獻打出來後，就著手寫綜述。父親白天在實驗室工作，晚上就在家裏那張飯桌上寫書。桌上堆滿了一疊疊的打字稿、卡片和許多小紙條（大概是分類用的）。當時正值盛夏，重慶的夜晚非常悶熱。父親在兩臂和桌麵之間鋪上毛巾吸汗，另有一塊毛巾用來擦臉上的汗，在乙炔燈下疾書。母親先是在他背後打扇，後來也去睡了，父親則不停地寫下去，有時直至次日黎明，才用濕毛巾擦去滿頭汗水，倒頭睡去。夏天我們水缸裏的水不夠用，但總設法為父親留下洗臉、擦身的水。重慶冬天很冷，竹片泥巴房子到處漏風。父親下班回來就脫去西裝穿上棉袍，腳下一隻炭爐，膝上睡著家裏的一隻大黃貓相互取暖。有時母親還端上一碗紅棗湯，父親往往眼睛不離開他的稿紙，伸手接過碗就喝下去，接著又寫。有時電石燒完了，燈暗下去，他隻好站起來點上蠟燭，在燭光下倒掉變成粉末的電石，換上新的電石繼續寫。就這樣，他寫成了《磺胺類化學治療學》、《青黴素治療學》、《青黴素、鏈黴素及其他抗生素》、《花柳病化學治療學》、《實用藥理學》、《現代治療學》等書。這些書在缺醫少藥的內地受到如饑似渴般的需求，當時有不少醫學院校的教師甚至學生還有臨床醫生都來信希望得到它們。實驗室的王進英，解放後才知道他原來是中共地下黨員，在他的建議和幫助下，這些書還被送到解放區。周恩來同誌還寫了一個表示感謝的收條，那個收條一直被母親珍藏著。

隨著磺胺藥和青黴素等抗菌藥物被介紹到了中國的臨床，在藥源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這些書對挑選適應證、正確用藥、節約用藥等方麵起到了指導作用，受到臨床醫生的歡迎。1945年，日本投降，歌樂山一片歡騰。山上通宵載歌載舞，大家紛紛相互告慰：“回家囉！”。

1946年，我們隨上海醫學院從重慶回到上海。這時，顏福慶院長已在上海造好了大批的樓房和宿舍準備安置歸來的人員。我們被分配到平江路宿舍，那裏有10棟新建的小樓：1號是肺科吳紹青教授住，2號是生理的朱荏葆教授，3號是生理的徐豐彥教授，4號病理的穀鏡研教授，5號是林國豪教授，6號是內科的林兆耆教授，7號是五官科的王鵬萬教授，8號是胸外科的黃家駟教授，我們住9號，10號是外科的沈克非教授。我們從泥巴竹片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樓房裏，好似在夢境中一般，我不時地擰一下自來水龍頭，又按一下電燈開關。有水有電的日子真是好啊！父親和母親趕緊把他們的父母及我的妹妹接回同住。外祖父已在上海淪陷期間去世，剩下的3位老人總算團團圓圓過上了幸福的晚年。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更是廢寢忘食地工作。黨和國家給了他愈來愈高的榮譽和生活待遇。他屬於“高薪階層”，但始終保持儉樸的生活。每月領工資後，首先是寄錢給鄉下的姐姐，她因丈夫去世後拖著3個孩子沒了生活來源，父親每月寄錢資助直到1966年他自己的工資被扣為止。那時，他姐姐的3個孩子都已長大成人，常帶著錢和食品等來上海慰問舅舅和舅媽了。

也許是因為父親在英國留學期間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緣故吧，他回上海後，開始有多種藥理學雜誌如JP、JPP、JPET等定期從英國無償地寄到上醫來給父親，一直持續到父親逝世多年後方才停止。這些贈送的雜誌對當時參考資料匱乏的藥理學界起了不少作用。那時的中國科學家不像現在這樣可以自由地或向國外的專業雜誌投稿，或自己訂閱雜誌，或到國外進修，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等等，這些在如今很普通的事在當時卻是不能想象的。那時的上醫圖書館倒是訂了一些國外的醫學雜誌，但新書總是遲遲不到，人們無從得到最新的科技信息，而贈送給父親的藥理學雜誌卻總是很及時。他們經過父親的仔細閱讀和分析，其中有關內容又被他的研究生等傳閱，或迅速地被介紹到教研組、學會或刊物上。就這樣，在當時中國藥理學技術遠遠落後於國際水平的情況下，藥理學知識的某些方麵竟神奇般地與國際接上了軌。例如，利血平耗竭兒茶酚胺這一機製，在國外首次報道是1956年，父親看到文獻後就在教研組學術活動中作了介紹，接著就把利血平作為工具藥指導進修人員來研究腎上腺素能神經和精神藥理。又如，腎上腺素能β受體阻斷劑的發現是在1962年，父親也是迅速地把這一重大發現納入教學內容中。他介紹這些新成就總是高瞻遠矚地讓大家看到這一成果在藥理學、乃至整個醫學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給人深刻印象。到60年代，國際上腎上腺素能神經的藥理蓬勃發展，對多種基礎醫學以及臨床醫學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受體的高度選擇性又為尋找新藥開辟了新途徑。父親深深感到，進軍兒茶酚胺的時機來到了。他在各種學術會議上呼籲藥理界、生理界等科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這方麵不乏知音：經他親自培養的大批藥理學工作者（其中不少精英）都有可能成為今後的合作者。他自己也作了許多業務上和身體上的準備，以便投入這場研究，大幹一場。那時他患牙周病，勞累後就牙齦腫脹疼痛，影響工作。為此他忍受痛楚一次次地去華東醫院接受手術，終於治好了。他高興地對母親說：“現在開開夜車不成問題”。為了搜集必要的工具藥，他費盡周折，列出一個在當時可能得到的工具藥名單，以及可能得到該藥的途徑。與此同時，麵對五六十年代藥理學的迅猛發展，他準備主編一部藥理學大型參考書，作為本科生、研究生和進修生的參考教材，因為學科發展的根本還是要培養人才。這時他和張毅教授聯合主編的《藥理學論》已由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正著手編寫各論。這一年，他60歲，精力充沛，連體重都保持在青年時的水平。一般中老年好發的心血管病、糖尿病、關節病之類他全沒有，他有著健全的體魄、永不衰退的工作熱情；他有著勤奮一生得來的淵博學問，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的五門外文和豐富的專業經驗；他有著敏銳快捷的科學思維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他有著對科學事業的無限熱愛，和準備奉獻自己畢生精力的決心。

然而，這一切突然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他，壯誌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