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月橫照大地 劃戟直刺青天
信則有
劫難歲月的希望寄托
史無前例的“文革”初期，我還在執行外事任務，曾參加以康生為首的代表團重訪了阿爾巴尼亞。開始我以為“文革”大體是文化界的事，可是後來不行了，不僅是我所在的中聯部，連我和我的全家都被卷入了。我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等會議上，聽了毛主席的講話，看了他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和許多文件材料，一麵感到自己有點思想跟不上，一麵又認為運動是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必須堅決響應和積極參加。在自己尚未完全投入運動時，常通過家裏人和孩子們了解些情況。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我談了自己的情況和想法，會議簡報上摘發了我的發言，毛主席看到了，針對當時有些幹部不敢接觸紅衛兵的現象，以我為正麵例子講道：“伍修權有四個孩子，分為四派，有很多同學到他家裏去，有時幾個人或十幾個人，接觸多了，就沒有什麽可怕的了，覺得他們很可愛。”他認為這是接近和聯係群眾的一種好方式。不過，當運動搞到自己頭上時，情況就不一樣了。
黨內大陰謀家、中央文革顧問康生，一開始就插手和操縱了中聯部的“文革”運動。最初他想拉我跟他走。但是我見他平時不務正業，運動一來就特別活躍，從中撈名爭權獲利，並且一直老謀深算，早就稱為“康老”，我就將《愚公移山》中一個反麵人物的名字加到他頭上，背地裏稱他為“智叟”。這次運動，他更不擇手段了，1966年初，由彭真、陸定一、周揚、吳冷西和康生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對當時文化革命(不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若幹問題，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議，經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批準後，由彭真去向正在外地的毛主席匯報。匯報前彭真和五人小組成員一起整理出一個匯報提綱，後來就被稱為“二月提綱”，康生不僅參加了討論，同意提綱的各項內容，還在形成文件時畫圈認可，並且和彭真一起去向毛主席匯報。哪知他一察覺毛主席並不讚成這個提綱，立即翻臉不認賬，說匯報提綱是背著他搞出的，他根本不同意提綱的內容，把一切問題都推到彭真頭上。當有人拿出他畫圈表示同意的文件稿時，他又耍賴說那個圈不是他自己畫的。他的這些行為令人十分反感，我早就對他避而遠之，存有戒心，當然不肯上他的鉤。他一見我不跟他走，立即反過手狠整我，抓住我在東北局時曾支持過彭真，在中聯部時支持過王稼祥，在外交部時又為南斯拉夫說過好話，他就夥同林彪、葉群等定我為“彭真黑幫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指使造反派揪鬥批判我。
我對此當然不服氣，認為黨和毛主席一直是了解和信任我的，毛主席曾說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他，是個老實人。我家裏就有直通中央領導同誌的紅機子電話，如果我把自己的問題向他反映一下，他隻要為我說一句話，就誰也怎麽不了我了。但是我幾次拿起紅機子又放下了，我想到現在運動這麽緊張，每時每刻都有許多事情等著他去過問，我不應該將個人的事去幹擾他，使他再分心。為了表示自己內心對他的敬愛和體諒，終於沒有給他打電話，隻向周總理的秘書電話報告了一下我的處境。造反派發現我用紅機子打過電話，不僅馬上把紅機子給拆了，還幹脆把我“隔離審查”關進了牛棚，別說再打電話，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被剝奪了。在本單位被關了一陣，又被綁架似的押送到通縣鄉下的衛戍區部隊中被“監護”起來。隻是這裏是監而不護，根本不被當人看，冬天挨凍，夏天挨蚊子叮，吃的是棒子麵加白菜幫或鹹菜。成年整月不見天日，還不斷忍受專案組的審訊逼供和看守的辱罵訓斥，與家裏更是音信不通，相互生死不知。那時每天“陪”著我苦度歲月的，隻有一部“毛選”，我翻來複去地通讀了許多遍，為了保持自己說話和發聲能力，常常出聲地一篇接一篇的朗讀其中文章，讀著讀著，不由分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盼望他能拯救我脫離苦海。那時雖然外頭什麽事都不知道，每天的日子更是難捱，但是隻要想到毛主席還健在，我們個人總有重見天日之時，我們的黨和國家總會轉入正常生活，所以也真誠地隨著外頭的廣播聲，默唱著“……他是我們的大救星，”甚至默祝他老人家真能“萬壽無疆”。不過盡管我日夜盼望和真誠祝願，身體卻一天不如一天，心髒病、糖尿病和浮腫病一齊出現了。
就在我情緒十分消極時，忽然情況好轉，夥食逐步改善，允許有病吃藥，還被安排見了一次家屬子女，這是1972年的事。後來知道，這果然是毛主席發了話，當然不是為我一個人說的。原來是鐵道部的劉建章同誌，忍受不了對自己的迫害，設法上書中央，使毛主席了解到許多幹部受摧殘折磨的情況，他畢竟還是關懷我們這批跟他幾十年的老同誌的，立即下令製止這種“法西斯審查方式”，不準繼續虐待我們。這才使我們忽然獲救，開始重享人的待遇。專案人員對我審查了幾年，並未查出我有什麽嚴重問題，從“黑幫”“反革命”依次降為“敵我矛盾內部處理”、“犯錯誤的好人”和“可以悔改的幹部”。當時我們已獲準看到報紙，又幾次看到家屬子女，知道了許多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有關方麵正在按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對我們落實政策。這使我信心倍增，認為自己不久也會和許多受審查同誌一起，重見天日並重獲工作機會。這一天終於來了!
1974年國慶前夕，我突然被解除監護放回家裏。當時我的家早已七零八落了，我一被“監護”全家就從原來宿舍“掃地出門”，後來寄居在一個機關招待所裏，全家人大都天各一方，我90多歲的老母，被趕回武昌老家，子女們多數分散在外地插隊勞動或學習，好幾個都被當作“黑幫子女”和“小反革命”關押批鬥過。我到家時，老伴將家中僅有的兩個雞蛋煎了，算是為我舉行了接風盛宴。其情其景十分淒涼。好在當天就得通知，讓我參加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我馬上理了發刮了胡子，老伴找出我當年從事外事活動的衣服皮鞋等等，整容換裝之後，幾年來的“囚犯”形象一下改觀了。當我按時進入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大會堂時，不由感慨萬千，轉瞬間從監護著的“階下囚”變成赴國宴的“座上客”，這個角色轉換得也太快了。正當我思潮紛湧時，隻聽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原來是多年不見的老戰友和熟人，他們許多也是剛從監護點、下放地和“牛棚”、監獄中出來的，有的同誌竟與我關在同一座樓內幾年，卻從未相見毫不知情。我們都為自己的終於獲得解放，重新回到人間而慶幸不已，並且都認為，是毛主席使我們獲得了“新生”。
招待會開始後，幾年來隻能夢寐相見的周恩來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和國務院，向大家祝酒並致詞。我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的形象，專心致誌地聽著他的聲音，隻見他消瘦和衰老多了，連聲音都顯得沙啞和似乎底氣不足，但是他的話卻使我們止不住熱淚盈眶。不隻是為我們個人的忽然翻身，更是為了黨和國家終於開始恢複正常生活和優良傳統而無比興奮和激動。當時林彪一夥雖已垮台，“四人幫”卻還在台上，宴會廳的中心席位上就坐著那幫人，甚至我的鄰座就有他們的幫凶爪牙。但是我想，隻要毛主席、周總理健在，他們畢竟翻不了天，我們能出席今天的國宴，說明毛主席、周總理忘不了我們這批老戰士。按照慣例，毛主席本人沒有出席今天的國宴，不過我感到，他的心和我們是相通的，盡管我們從戰爭年代到“文革”運動，都經受了嚴峻以至殘酷的考驗，但我們對他的忠誠熱愛，一直沒有動搖，他永遠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第二天正是國慶之日，套紅的報紙上發表了國宴參加者的全部名單，在“出席招待會的還有”之後，也出現了我的名字，雖然隻是3個小號鉛字，卻是八年來第一次不是作為“黑幫”“反革命”和“打倒對象”出現，標誌著我新生活的開始。由於這次名字見報的共有好幾千人，光是名單就登了《人民日報》一個多版。這個異乎尋常的做法又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決定，由於黨和國家的逐步恢複正常生活，迫切需要大批幹部出來工作，一個一個地解放幹部速度太慢，周總理便不顧“四人幫”的阻撓反對，向毛主席建議整批整批地讓正受審查和關押的幹部迅速重新工作，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議，並決定利用國慶節時一齊露麵亮相，再在報上公布名單，算是宣布對我們集體解放了。對此，我們永遠難忘毛主席、周總理的恩惠。
國慶以後，我先後拜望了一些老領導和老同誌，在看望葉劍英元帥時，他關切地問我對今後的工作怎麽考慮的。我說我正為這事作難，我在的中聯部，早已被康生及其一夥人把持，我將難以和他們一道工作。當時葉帥正主持軍委工作，就說：“這樣吧，你回軍隊來，總參謀部正需要你這樣的幹部。你回去給毛主席寫一封信，陳述自己的願望，對自己的問題也作一點自我批評，寫好交給我，我去送給毛主席，同時向他推薦你，要你來總參工作。”我聽了簡直喜出望外，馬上回去以最真誠的心願和懇切的語言，寫了給毛主席的信，送給葉帥的幾天後，他就給了我答複，說毛主席看了我的信，表示滿意，接受葉帥的建議，同意我回軍隊到總參工作。不久，經中央軍委和毛主席正式批準，任命我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二部部長。葉帥親自領我去總參報了到，他向總參黨委介紹我時，一再強調是毛主席親自決定並任命我回總參工作的，我心裏由衷地感謝毛主席給了我重新工作並重回軍隊的大好機會，我又可以跟他“繼續革命”了。
好事一件接一件，我又被通知參加了於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會上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這次會議的全部議程及其文件，都是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進行和製訂的，周總理在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經他反複審改定稿的。正是在周總理的報告中，我們聽到了毛主席、黨中央通過周總理發出的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偉大號召，我們多次為周總理的報告興奮得大鼓其掌。後來分組討論時，周總理又親自參加了我所在的天津代表團的小組會，他親切地一一問候我們之後，坦然而又沉重地說，他已經得了癌症，工作時間不太多了，這也是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但是，他正在同疾病作鬥爭，還要繼續和大家一同奮鬥。他說這話時，我的心裏酸痛無比，才幾年功夫，他因操勞消瘦得幾乎變了形，臉上手上都出現了很深的皺紋和壽斑，動作和聲音都顯得蒼老了，但是他還是鼓勵我們特別是年輕同誌，努力工作，要求大家遵照黨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我國早日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令人痛心的是這次會後僅過一年，周總理就猝然辭世，當年7月，朱德老帥也因年高逝去；唐山大地震後，我國又發生了更強烈的政治地震，我們追隨幾十年的毛澤東主席，也忽然離開了我們!幾個月內，我們連續失去了三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當時真有“天柱折，地維絕”之感。當我獲準在人民大會堂瞻仰毛主席遺容並向其告別時，許多年過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誌，都孩子似的痛哭起來。幾十年來，不論什麽危難情況和險惡環境，隻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僅僅想到他，我們就有了戰勝一切的力量和勇氣，有他在，我們就有勝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現在一下失去了他，我們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兒”……與此同時，更使我們焦心的是，“四人幫”正打著他的旗號妄圖搶班奪權，他們已經把全黨全國搞得亂了套，一旦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全國人民特別是我們這些人，必將真的“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甚至“永遠不得翻身”了。
但是，毛主席培養教育出來的革命者，終於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將黨和國家的權力重新牢牢地掌握在真正忠於毛主席的新老戰士手中。這時我們又由衷地歡欣鼓舞，1976年10月，我們和廣大群眾在一起，歡慶黨和人民的偉大勝利，並且很有信心地認為，毛主席本人雖然不在了，他的思想言論和精神品德，將永遠引導、幫助和鼓勵我們前進，他的形象永遠矗立在我們心裏，他的聲音永遠響徹在我們耳際，他永遠和我們戰鬥在一起!
我國古往今來，一個人對整個國家曆史直至億萬人個人命運，能造成如此巨大影響和深刻烙印的，毛澤東如果不是絕無僅有和空前絕後的，也將是屈指可數和別無幾人的。我作為毛澤東的老兵之一，將永遠為此驕傲自豪，當他百歲誕辰將臨時，我僅將自己的回憶和感想，奉獻給廣大讀者，同時算是給他老人家的一份微薄壽禮。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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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四人幫”審判現場
1980年審判四人幫現場。前排右二為伍修權。
1980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一項特別的決定,宣布成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任命黃火青為特別檢察廳廳長,江華為特別法庭庭長,同時任命伍修權和曾漢周、黃玉昆三人為特別法庭副庭長,還有一批審判員連庭長、副庭長在內,共35人,其中有8名是各民主黨派的代表,如著名的法學家和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等。
特別法庭分為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
第一審判庭負責審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陳伯達五名“文職”人員。第二審判庭負責審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五名原軍人主犯。
前排中 為 伍修權
伍修權受命任第二審判庭(即特別軍事法庭)的審判長,黃玉昆為副審判長,還有15名審判員。當時參與這一工作的人員共有400餘名,各省、市的公安廳長、檢察院長和法院院長都來了,部隊裏也抽調了有關部門的得力幹部來擔任審判員等工作,集中了強大的力量來完成這一重大任務。
江青被宣布判處 “死刑”後 喧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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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話（筆者注）
這張圖很有意思。張春橋心曰 ： 傻娘們兒，書呆子，飯桶 （從右向左依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