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編者按：今年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誕辰125周年，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深切緬懷和無比敬仰！為表達我們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眾號決定從12月16日起推出係列專題“紀念毛主席誕辰125周年”，陸續刊發一些領導、專家緬懷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十二篇，我們推出的是一位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第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伍修權的文章。】
中國革命中的我們這一代人，一生的活動幾乎都與毛澤東緊密相連著。我們的成就和失誤，許多都是執行他的指示的結果；同樣，他的功勳和遺憾，其中不少也有著我們的份。他去世以後，國內外常有人貶低、攻擊或否定他，我對此是不能讚同的。因為我們跟毛澤東幹了半個多世紀，否定他不僅否定了我們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們一生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思想、業績仍然在我們生活中產生著重大作用和巨大影響，人們一直忘不了、舍不開他，他始終活在我們中間。
與別的老同誌相比，我與毛澤東同誌直接交往不算太多，但僅有的幾次不僅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更是決定中國革命曆史進程的重要幾頁。下麵就是深藏在我記憶中的幾件事。
山溝裏出來的馬列主義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內有過一種說法，叫“山溝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意思是指國內正在進行的革命，不太符合“正統”的馬列主義，許多是山溝溝裏的一些土知識分子和農民甚至“山大王”們搞的一套。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於湖南山村韶山衝，正領著工農武裝在山溝裏打遊擊的毛澤東。當時的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為了加強中國革命的領導和改變其領導成分，將在國外比較係統地學習過馬列主義理論的青年革命者，陸續派回國內，他們中有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王稼祥和沈澤民、陳昌浩等，其首要人物卻是深受共產國際信任並重用的陳紹禹(王明)。我也是那時從蘇聯回來的，上述那些人都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除王明以外，我們大都先後去了毛澤東所創建和領導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因此都不同程度地接觸並接受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山溝溝裏的馬列主義”。隻有並未進過“山溝溝”的王明，始終不理解也不承認並非來自莫斯科的馬列主義，一直站在毛澤東等同誌的對立麵，先後成為“左”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
我於1931年夏進中央蘇區不久，就去瑞金擔任了紅軍學校學員連隊指導員兼軍事教員，就是在那裏我初次見到並認識了毛澤東。他當時是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又是蘇區中央局和紅軍前敵委員會的負責人。進蘇區以前我就不斷聽到他的大名，白區報紙上也時有關於他的報道。他和朱德同誌共同領導的“朱毛紅軍”，早已為國內外人士所矚目和關注。他開創的革命根據地，更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心腹大患。可是我見他以後，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蘇聯見過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領袖，更不像人們概念中的軍事家和軍隊統帥，而是一個對人親切和藹、言談詼諧和不修邊幅的中國書生，甚至像農村塾師。
他是應紅軍學校師生要求給大家講課來的。雖然我早已聽到過針對他的“山溝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的議論，但是第一次接觸他並聽他講話以後，立即對他產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他講的是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破壞。這本來是個比較枯燥、深奧的政治經濟問題，我在蘇聯學習時，每逢這類課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強記政治名詞、理論定義、專用術語和數據比例上。誰知毛澤東講課時根本沒有那些東西，全部用社會上和生活中的現實事例，來分析解釋政治和經濟上的各個重要問題，闡述自己在這方麵的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例如他說外國資本對我國的經濟侵略，造成了我國手工業經濟的破產，舉了個農村隨處可見的例子，中國過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現在從外國進口了鐵絲，很快奪取了竹篾的市場，木盆木桶都改用鐵絲箍了，結果使我國大批竹箍手工業者失業，劈竹篾用的竹子滯銷，生產和銷售外國鐵絲的資本家們都發了財。毛澤東在講這些問題時，使用的全是普通農民都能聽明白的語言，加上許多俗話、諺語和生動手勢，使所有的人都聽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觀點。當時我才二十多歲，他已三十多歲，並且已是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很高的威望影響，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並從此堅信和追隨他，一生也沒有動搖過。六十年代初我陪外賓見他時，他曾向外賓介紹說：伍修權是個老實人，在莫斯科回來的人中，他是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
正由於毛澤東在廣大群眾中的很高聲望，在1931年舉行的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他被推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也就從那時起，人們開始稱他為毛主席，並且一叫幾十年，後來“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專用稱呼。不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基層幹部和普通戰士都不知道，正是當時，毛澤東日子並不好過，“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不斷對他進行排斥打擊，他的思想主張都被當作所謂“右傾錯誤”和“富農路線”等等橫加批評指責。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他受到排斥和打擊，會後被撤消了所有軍事領導職務，被迫離開軍隊。1933年初，受王明遙控的博古等人的臨時中央遷入蘇區(這事本身就具有諷刺意味，一麵批判否定毛澤東的思想主張，一麵不得不投靠毛澤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來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傾錯誤全麵深入地在蘇區推行貫徹，毛澤東的處境就更糟了。當年秋天，一個來自蘇聯的德國人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分來到蘇區，我被中央指派去為他作翻譯，直接領教了這位“洋欽差”的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澤東的領導和否定了他的主張。當時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已被完全剝奪了，僅剩了一個蘇維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職務虛銜，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裏寧”，和蘇聯沒有實權的蘇維埃主席一樣。毛澤東被迫“靠邊站”時，不是去養病，就是去作農村調查，中央和軍委的會議很少通知他參加，他的聲音也很難聽到了。
但是，正由於黨和紅軍失去了他的領導，人們反而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正確主張和積極作用。他指揮蘇區軍民反擊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每次都以少勝多，以弱製強，粉碎了5到10倍敵人的進攻。第四次反“圍剿”，由於仍沿用了他原來的戰略戰術，也取得了重大勝利。到第五次反“圍剿”時，李德和博古憑著洋本子在地圖上指揮作戰，盲目宣稱“遊擊戰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要打“國與國之間的正規戰爭”，搞什麽“六路分兵”“全麵抵禦”等等，結果使紅軍處處被動挨打，部隊傷亡慘重，陣地連連失守，兵力越戰越弱，蘇區越打越少，最後隻剩下了撤退轉移一條路。嚴重失敗使許多紅軍指戰員都發出了疑問：
【“為什麽毛主席指揮我們時接連勝利，現在卻光打敗仗？”
“為什麽不讓毛主席來繼續指揮我們？”……】
連高級領導人中的張聞天、王稼祥也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提出了異議和批評，並且逐步轉而聽取和接受了毛澤東的思想主張。我和許多同誌一樣，也由應該聽從李德的指揮，轉為更加信服毛澤東的領導。
嚴酷的事實教育我們認識到：山溝溝裏不是出不了馬列主義，能使革命取得勝利的，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的辦法就是馬列主義在蘇區山溝裏的實際應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脫離了蘇區的實際情況，必然把革命引向失敗。
正是黨和紅軍的這種思想認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成功。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