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月橫照大地 劃戟直刺青天
信則有
“我們不應認為這將意味著，這所學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終止了，其實不過是換了一種管理而已……讓我們希望、祈禱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將有最完美的結果。”
這是小洛克菲勒於1951年4月4日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達了自己對北京協和醫學院被中國政府收歸國有的遺憾，並且意識到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恰恰在30年前，協和新校建築基本完成，新建的北京協和醫院業已於同年6月24日開始收治病人。1921年9月15日至22日，氣象一新的協和迎來了一個盛大的開幕典禮。小洛克菲勒親赴北京致賀，他意氣風發地邁上了協和的台階，並在典禮上發表了演說，敘述了籌辦協和的經過和目的，表示這個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有前途的男女學生成為高質量的、將來可以做領導者的醫師、教員和科學家。
小洛克菲勒認為，“顯而易見的是，無論西方醫學能為中國提供什麽援助，對中國人民來說用處不大，除非它被中國人接管，並成為中國國民生活的組成部分。讓我們攜手朝著這一目標向前邁進，這將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醫學永遠紮根於中國的土壤。”
雖然協和於1917年便開始招醫科預科學生，但直到1921年以這個盛大的開幕禮為標誌，協和醫學王國“醫、教、研”三足鼎立的架構，才初步搭建完成。
小洛克菲勒沒有預見到，“它被中國人接管”，是以30年後的那種方式。但無論如何，一個西醫東輸的傳奇時代由此開啟了。
“最大的單筆禮物”
近代西方醫學是由傳教士為先導傳入中國的，因為“肉體拯救是走向靈魂救治的第一步”。
最早來北京行醫的英國倫敦會的洛克哈特，1861年就開辦了診所。倫敦會另一名醫生科克倫則在義和團動亂中逃到北京，通過行醫博得了慈禧太後的好感，得其捐助白銀1萬兩。1906年，倫敦會與英國、美國其他五個教會合作開辦“協和醫學堂”，即協和醫學院的前身。
19世紀末期，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開始撥巨款興辦醫學事業。他對中國這個人口眾多、落後的大國發生了興趣，認為“中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機會，空前絕後”。
1914年、1915年，洛克菲勒曾經三次派出考察團到中國，並於1914年末撥款成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負責在中國的事宜。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以20萬美金從倫敦會購得了協和醫學堂的全部產業，並用12.5萬美金購得原豫王府全部房地產。新的醫學院，名稱確定為北京協和醫學院，英文名字為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根據協和畢業生鄧家棟在《協和醫學院的創辦經過》一文中的回憶，“1921年全部建築完成。原預算為100萬至150萬美元，結果共耗資750萬美元。”《協和醫事》作者謳歌則在書中記錄，根據美國《時代》周刊記載，從1913年5月開始的十年內，洛克菲勒基金會花費了近八千萬美元，其中，超過一半的錢用於公共衛生和醫學教育。而“最大的單筆禮物是給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據1956年統計，實際上，加上後來的投入，基金會為打造北京協和醫學院總計投入4800萬美元。
曾長期在協和醫院營養部任職的周璿，在回憶文章裏提及了一個細節，可以佐證協和的投入物有所值。營養部需要根據醫囑，及時供應有利於病人治療的膳食。醫院裏設有西餐廚房，其中一個值得一提的優點，是通往病房送飯的小電梯是直接安裝在廚房裏的，就在爐灶附近。一按電鈕，剛剛做好的飯菜就立即被送往病房的配餐室，食品因而能夠保持原有的溫度和很好的外觀，不至於因為周轉而損壞食物的營養。
耗費巨資的協和在育人事業上卻保持了驚人的耐心。協和1934屆畢業生、後來擔任浙江醫科大學校長的王季午在回憶文章中記載，當時協和醫學院每年在校的學生並不多，1924年畢業的第一班學生僅有三個人，從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間，共畢業311人，平均每屆畢業15.5人。數量雖少，質量卻很高，並就此形成了協和“小、精、尖”的育人傳統。
光榮和夢想的征途
“1917－1942是協和曆史上的第一次黃金時代。設定高標準需要雄心，而堅持高標準，更需要勇氣和智慧。”這是協和畢業生謳歌的總結，她為此把文章起名為《光榮和夢想的征途》。
協和醫學院當初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與歐洲、美洲同樣好的醫學院，具有優秀的教師隊伍，裝備優良的實驗室，高水平的教師醫院和護士學校。”這個初衷，即使在中國連年軍閥混戰的跌宕時局中也未更改。
新生的協和群星薈萃，聚集了世界水平的師資。由協和第二任解剖學主任步達生倡議主持，新生代試驗室就設在協和醫學院解剖樓一層。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從這裏揭開的“北京人”頭蓋骨之謎，震驚了世界，把人類用火的曆史提前了幾十萬年。協和解剖係第一任係主任考德裏，回美國後任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大學細胞係和解剖係主任；外科的韋伯斯特，回美國後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成型外科主任；生理係主任林可勝，後來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當選理由是“中國生理科學的先驅、把所領導的生理係保持於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為的年輕人投身於科學事業、創辦了《中國生理學雜誌》並對之貢獻、建立了中國生理學會，以及把現代醫學和外科學應用於中國現實需要的傑出能力。”
以協和為軸心的“蘭安生模式”則發起了一場中國醫療的“空間革命”。1921年，蘭安生來到中國，成為協和的第一位公共衛生學教授。1925年，協和醫學院與京師警察廳合辦了“京師警察廳試辦公共衛生事務所”，後改名為“北平市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簡稱“一所”)，為整個示範區的十萬居民提供公共醫療服務。“一所”重視婦幼保健，還對垃圾、糞便、汙水等處理製訂了監督辦法，減緩傳染疾病在社區內的傳播，這些努力使得“一所”居民死亡率從22.2%下降到了18.2%。
畢業於協和醫學堂的楊崇瑞，曾向蘭安生建議對接生婆進行培訓。1928年，楊崇瑞開辦了第一個接生婆培訓班，班上共有30位舊式接生婆，據說曾經給末代皇帝溥儀接生的產婆也在班裏。楊崇瑞教這些舊式接生婆如何消毒和進行臍帶處理，並給每個人發了一個接產包，裏麵裝著科學接生的基本器械、敷料和藥品。後來，楊崇瑞就從衛生示範區起步，創辦了全國助產學校，培訓了更多的助產士，改變了中國民間接生的舊風俗。
亂世大醫
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闖進了協和校長住宅，將正在和醫生們一起吃早餐的時任協和醫學院校長胡恒德拘留，並同時拘捕了另外兩名在協和工作的美國人。他們將在日本人的監獄裏度過此後的四年。
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侵略軍最終占領了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1942年1月18日，協和醫學院和護校的教學工作也被迫終止，各科病人被勒令強行遷出。
協和遭逢了校史上的黑暗年代。這場悲劇早就有征兆。七七事變前，麵對一觸即發的中國戰局，林可勝曾向協和校長胡恒德提議，派遣協和醫療隊去南京待命，以便在戰爭爆發時為前線部隊服務。胡恒德當時考慮到美方及協和利益，不敢貿然得罪日本人，他拒絕了林可勝的提議，並建議林可勝去英國休假。
1937年6月，北平淪陷前，林可勝帶著向協和校方預支半年的工資和赴英往返旅費離開了協和，此前，林可勝已向胡恒德表明，他有可能去參加抗戰。林可勝曾經給洛氏駐華醫社格蘭特寫了一封信：“我必須說，我不能回到日本占領區去工作。……我的初衷是為四萬萬人民服務，而不僅僅是華北的一萬萬人。駐華醫社對此持何態度？難道華北應當由日本控製？我相信，許多教職員是(或可能是)不願在這種情況下無動於衷的。”
在舉國罹難的時刻，協和人各自選擇了尊嚴的生存方式。
1937年底，林可勝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委員會總幹事，受命籌組救護總隊部，兼救護總隊部總隊長。
1940年，林可勝率隊親自深入到各戰區考察軍醫設施。抗戰期間，中國的公路交通遭受嚴重破壞，有些地方甚至不通公路，完全依靠步行。林可勝頂著盛夏的烈日，這位昔日風度翩翩，打扮洋派的協和教授，為避酷暑，時常光著上身，頭包白布，走在最前頭，累了就在小村子的長凳上躺一會。
1942年至1944年，林可勝親率醫療救護隊隨中國遠征軍入緬甸作戰，在戰爭失利，遠征軍損失慘重的情況下，穿越了堪稱絕地的野人山，經過艱苦跋涉，撤退到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省，繼續擔任盟軍將領史迪威麾下衛生勤務部門的領導。由於戰事緊張，他每天工作16個小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已經成為中將的林可勝與抗戰名將孫立人一起，代表中國政府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日本受降儀式，親眼看到了日本侵略軍的全體高級軍官，嚴肅地向中國人鞠躬投降。
大多數協和人沒有親臨抗日沙場，但是仍然保持著協和人的卓絕毅力，從容應對亂世。除了協和護校校長聶毓禪跋涉千裏，在西南重建協和教育的震撼經曆，在烽火中持續醫學教育事業的協和人還有李宗恩和張孝騫。李宗恩在貴陽籌建了貴陽醫學院，張孝騫則將湖南長沙的湘雅醫學院西遷到貴陽，形勢吃緊時又轉移到重慶。
更多的協和人則留在了淪陷區，繼續救死扶傷之業。林巧稚在北京東堂子胡同開設了一家小小的診所，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完整病曆。盡管時世艱難，在抗戰八年間，協和教職工中幾乎沒有出漢奸，也沒有人為日本人當差，這是在日本侵略軍占據北平八年，並將之改名為北京，扶植漢奸統治的背景下，堪稱是協和的奇跡之一。
《協和醫事》一書的作者謳歌曾引用了一段評述：“他們在艱難竭蹶之中，為國家保存和培養了可貴的醫療衛生人才，使中國的醫學高等教育在殘酷血腥的戰爭期間也沒有中斷。”
協和1951
1947年5月，李宗恩赴北平，正式擔任協和複校後的第一任新校長，也是協和曆史上第一位有實權的中國籍校長。1948年5月，協和醫院複院後正式開始收治病人。
複校後的協和，吸引了協和人紛紛歸來。林巧稚於1948年5月回到協和婦產科。是年秋，張孝騫從湘雅重返協和，擔任協和醫院的內科主任。當時內科隻剩下了15張病床，張孝騫到庫房裏尋覓，把已經拆散了的儀器拚湊起來繼續使用。
彼時的協和百廢待興，協和醫學院正式複校開課的時候，“人體解剖學是靠從北京大學‘借來’的兩具屍體開課的，顯微解剖學幻燈片則是從散落在樓內各個地方的雜物堆中找回來的。”
不過，身處大時代的協和卻並不能夠置身內戰的硝煙之外。局勢已經漸漸明朗，解放前，胡適和傅斯年曾動員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學者去台灣，李宗恩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是他拒絕了，要留在國內辦醫學教育。
亦有少部分協和人遠走他鄉。1948年，協和有7人當選中研院院士，他們中的4人日後在異國終老，包括林可勝。林可勝對國民黨的貪腐失望，遠離政治，赴美國學界就職，重返醫學王國，晚年從事痛覺的神經生理和鎮痛藥作用機製的研究，他仍然備受國際學術界矚目，不過，因為曾經擔任過國民黨政府要職，除非被當成批判靶子攻擊，林可勝漸漸被祖國遺忘了。大陸出版的協和官方資料中，幾乎很少能看到林可勝的名字。
留下的協和人開始迎接新時代。協和依然有不問政治的傳統氛圍，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協和的美國高級職員回國述職。除此之外，協和似乎一切照舊。曾在協和醫學院辦公室任職的孫玉珊在《人民政府接管協和醫學院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記錄，當時學校的最高領導仍然是中華醫學基金會，直接掌管協和的經費、財產和人事權力。1949年至1950年度，該基金會年度撥款為60萬美元，其中協和醫院占了12萬美元。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協和的命運轉折不可避免地到來了。包括中華醫學基金會駐協和代表婁克斯在內，在協和的美國人已經全部撤離。婁克斯寫給李宗恩的信上說：“美國人從你們中間銷聲匿跡，或許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當時由校長李宗恩和該基金會聯係，每周匯報一次情況。
協和的財政危機接踵而至。美國財政部正式凍結了所有與中國有關的金融業務以及銀行賬戶，婁克斯曾試圖尋找給協和匯款特別許可的機會，但是一無所獲。1951年1月15日，中國教育部召開會議，開始研究各個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院校的處理辦法。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正式決定接管協和醫學院，並由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來協和宣布。李宗恩給中華醫學基金會發去電報：“1月20日本院收歸國有。”這是來自協和與該基金會最後一次直接通話，三十多年的磨合努力就此曲終人散。
李宗恩仍然留任協和醫學院院長，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兩個月內，李宗恩受到了十幾次大小辯論會的批判，批鬥他的罪行包括別有用心地說協和今不如昔，企圖以資本主義醫學教育方向代替社會主義醫學教育方向等。李宗恩由協和調任到昆明醫學院，先是到門診部看診，爾後又轉到圖書館去整理外文雜誌。
1962年，與協和漸行漸遠的李宗恩去世。他在生命的終點掛記的，應該還是自己一手創建的貴陽醫學院。貴陽有一次上演美國電影《萬世師表》，主人公契普先生一生沒有什麽驚人之舉，隻有獻身教育的決心及關懷學生的誠摯之情。散場時，學生們把他們的校長圍在影院前的廣場上，遲遲不肯散去，“再見吧，契普先生”的呼聲此起彼伏。平時理性冷靜的宗恩，此時卻很難平靜，他輕輕地重複說：“謝謝！謝謝！”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協和醫事》(謳歌編著，三聯書店2007年10月版)、《話說老協和》(政協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原標題：協和醫院裏的曆史:西醫東漸的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