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
劉少奇和徐向前到開封,陶鑄到合肥,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去廣州;
張聞天去肇慶;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南昌;
陳毅去石家莊;劉伯承去武漢;葉劍英、曾山去長沙;鄧子恢去南寧(後轉桂林);
譚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陽,陳毅去鄭州,鄧小平去南昌,
而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劉瀾濤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
關於中央領導疏散安排的報告是由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副主任王良恩簽名上報的,
由周恩來指示後下達執行的。該項報告明確指出“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辦公,由周恩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
把領導機關分散配置,防止因突然戰爭癱瘓領導指揮係統,是戰爭準備的基本常識。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央如此安排沒有不妥之處。
林彪“一號命令”的由來。
在毛澤東發出“要準備打仗”的指示後,5月上旬,中央召開過戰備工作座談會。
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開了"三北"地區作戰會議。
9月上旬,召開了全軍戰備工作會議。
次日,軍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林彪發出指示:"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據當時擔任林彪辦公室值班秘書的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一書記述:
據閻仲川(時任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之子閻明透露:
“1969年,中央軍委在前進指揮所駐地開會,我父親住在山下離開會地遠,趕到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到場了。父親一進門,黃永勝就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記,給部隊傳達一下!”他傳達了幾點指示,父親整理完後,說:“加個編號吧!”值班參謀問按什麽順序,父親說既然是“前指”第一個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吧!就這樣,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後來被說成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預演”的“一號號令”,經父親和一位值班參謀之手產生了!時間是
筆者在這裏談點軍事常識。軍隊作戰或演習,組織批揮一般分基本指揮所(主要指揮員坐鎮,比如一個團的話,由團長政委和參謀長及主要作戰參謀人員組成,對作戰作出決策。)、前進指揮所(一般由副團長擔任,按照基本指揮所的命令或作戰計劃指揮一線作戰部隊)、後方指揮所(由分管後勤的副團長等後方保障首長組成,對作戰實施後勤保障)。
就當時中央布署看,毛澤東在武漢和林彪在蘇州相當於基本指揮所,
周恩來和黃勇勝在北京相當於前進指揮所。作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擔負著作戰指揮任務,在到達杭州的第二天就向“前指”發出命令(作戰會議已在9月上旬召開),符合他的身份。
由於林彪在蘇州沒有組成作戰指揮班子,他本應屬於“基指”命令因為是用電話的方式向“前指”下達,作為“前指”的黃勇勝根據記錄向下發布,編為“前指”一號命令無可厚非。同時,作為“一號號令”在軍語中也沒有錯。通常情況下,戰爭發起之前,都有“預先號令”或“敵情通報”。與命令不同的是,號令有動員的意思。林彪指示中的內容命令含義較大,以命令發布也沒有問題。這份文件應當以“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命令(或號令)”。在編號的問題上,既然“基指”沒有形成文件發布,編為前指一號也是對的。隻是命令開頭必須點出此命令由基本指揮所發出。可這樣擬定:“根據林副主席指示,前進指揮所命令:……”
10月26日,中央發出《關於高等學校下放的通知》。《通知》說:為了"認真搞 好鬥、批、改,加強對中央各部門所屬高等院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領導",決定將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凡設在外地或遷往外地的,交由各地省、市、自治區領導;與廠礦聯合辦校的,交由廠、礦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給所在省、市、自治區領導。此後,中央所屬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便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這個通知是林彪“一號命令”之後下達的,是戰爭準備的一部分。
顯然,林彪關於“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指示”是一種職務行為,根本不存在其它因素。
然而,在林彪倒台後,這種正常的戰備工作卻成為一些“陰謀論”者敗壞誣陷林彪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