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長工 一個不容被遺忘的名字】

何長工（1900年12月8日－1987年12月29日），原名何坤。據說 長工 的名字 是 1927年 在武漢 毛澤東 給改的。

中國湖南華容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文革前 地質部副部長 書記，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28-4-28 朱毛紅軍 會師的聯絡人。毛澤東稱何為黨立了大功。

遵義會議後，何任紅九軍團政委，同羅炳輝一道開展側翼行動，配合主力紅軍的行動。

按說 當是元帥大將級的大員，後實至部長級，實有原委。









何1918年中學畢業後前往北京長辛店半工半讀。1919年，何參加五四運動，年底赴法國留學。
1922年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前往比利時打工。

1924年回國先到長沙，見到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毛澤東，聽他建議回華容縣建立黨組織，後曆任縣新華中學校長，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中共南（縣）華（容）地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

1927年5月21日長沙馬日事變後，被通緝，躲避到武漢，改名何長工，進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某連，任連黨代表。同年9月隨同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後受毛派遣與井岡山當地地方武裝王佐、袁文才談判，成功地將部隊帶上井岡山，後負責對袁、王部隊的改編工作。何長工也是朱毛會師的關鍵人物，他奉毛澤東之命到韶關尋找朱德部隊。任紅四軍三十二團黨代表。紅四軍前往江西南部後，何率部堅持遊擊戰。

1930年5月，何升任紅八軍軍長，進入紅一方麵軍前敵委員會。1931年，任紅軍學校校長。1932年3月，任紅五軍團紅十三軍政委，負責對寧都暴動部隊的改編工作。

1934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前夕，何作為密使，同潘漢年同廣東軍閥陳濟棠開展談判，達成互不侵犯的約定，減少了紅軍的損失。遵義會議後，何任紅九軍團政委，同羅炳輝一道開展側翼行動，配合主力紅軍的行動。

中共中央北上後，跟隨張國燾南下，犯了執行張國燾路線的錯誤，反對中共中央。據宋侃夫回憶，在兩河口會議上，“何長工勁頭很大，大喊口號：“打倒毛澤東！””





抗日戰爭期間，曆任兩延（延長、延川）河防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校長。

第二次國共內戰初期，任東北軍政大學代校長。

1947年起任東北軍區軍工部部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何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副部長、代部長，

1952年後長期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共黨組書記。

1977年12月，任解放軍軍事學院副院長。他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他還是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著有《難忘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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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何長工；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與湘南農軍，由湘南轉移到井岡山和毛澤東的隊伍會合，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開創了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麵。同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一部，由湘鄂贛邊輾轉到湘贛邊界，在井岡山和紅四軍會師，進一步壯大了井岡山武裝割據的力量。這段時期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時期。在此段時期，何長工為朱毛會師作了大量工作。

1927年10月底，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隊伍到達江西信豐時，贛南特委的同誌就對朱德、陳毅談到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的消息。這個消息給他們增添了很大的勇氣和信心，因此，“到井岡山找毛澤東去”就成了他們共同的心願。與此同時，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沿羅霄山脈南下，途經遂川大汾鎮時遭敵襲擊，與毛澤東和團部失去聯係的第三營在營長張子清、副營長伍中豪的帶領下，轉至湘南桂東一帶，十一月間到達贛南崇義的上堡、文英、鵝形等地。正在上堡一帶整訓的朱德、陳毅部隊很快得知這支部隊到來的消息。陳毅親自去聯係他們，從他們那裏得知了一些關於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之前的具體情況。爾後，朱德便派原在國民黨第二十五師政治部工作的毛澤覃化名“覃澤”，裝扮成國民黨第十六軍的副官，由資興經茶陵到井岡山與毛澤東取得聯係。

在進軍井岡山時，毛澤東也一直關心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秋收起義部隊到達寧岡後，毛澤東決定派何長工去聯係湖南省委及衡陽特委，並且吩咐他打聽南昌起義部隊的下落，相機與鄰近地區革命力量取得聯係。因為起義受挫後，各方麵關係都中斷了，毛澤東迫切需要尋找省委，省委也迫切尋找毛澤東，毛澤東迫切尋找朱德部隊，朱德也迫切尋找毛澤東。打通這些聯絡線，可以說“係革命前途之要舉”[2]。

在當時白色恐怖的陰森氣候下，在根本無聯絡線的情況下，此任務是異常艱巨的，要選擇一位能勝任此任的幹部是不易的。首先，此人必須具有堅定的革命性，是相當可靠的人物。聯絡員如果經受不住嚴峻形勢、惡劣環境的考驗，一有閃失，就會給革命帶來巨大的損失。另外，聯絡員必須山外各地熟人多、同誌多、關係多。隻有這樣，通過多跑幾個地方，多會會舊友，才有可能探聽到消息，快速聯係上南昌起義部隊。其三，聯絡員必須經多見廣，有社會經驗。隻有這樣，才能沉著冷靜，靈活機動地應付各種可能發生的事情。當時，工農革命軍中的主要幹部“餘灑度自三灣以來，意誌頹唐，以酒為友；餘賁民掌管後方，工作很忙；蘇先駿早已脫逃了；陳皓要帶兵。……”[3]毛澤東一時為尋找聯絡員一事發愁。何長工喝過洋墨水，“頭腦靈活，能言善辯”[4]“機敏過人”，又組建過農民自衛軍，“見多識廣”，“在長沙的關係多，留法同學中有不少左派”[5]。毛澤東一直“十分看重他”[6]。在此危難之時，何長工也就自然成為完成這次重要任務的合適人選。在當時情況下，派何長工下山，“本錢是下大了點”，但又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為在毛澤東看來，當時軍中能勝任此任者，非他莫屬，別人沒法子，他應該有辦法，肯定能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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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陳人康策劃、口述，金汕、陳義風著）

收編袁文才、王佐部隊，使紅軍得以喘息和立足，不能不提到一個重要人物何長工。

毛澤東空身與綠林軍談判後，很快王佐派人來與工農革命軍聯係，要工農革命軍派人上山接洽。毛澤東將此事交給了何長工。何長工開始還有些猶豫，因為王佐雖然也打著農民自衛軍的旗號，但他是一個疑心很重、說翻臉就翻臉的綠林莽漢，何長工不知道能否與王佐合得來。

父親會說起何長工是滿懷感情的，看得出來，青年時期結成的友誼在垂垂老矣的時候依然在閃爍著熠熠的光芒。 毛澤東親自給何長工麵授機宜，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把他們爭取過來改造好了，不僅我們的拳頭越打越多，鞏固了後方，同時也為改造舊軍隊摸索一些經驗。因為我們以後要在山區常年打遊擊，綠林好漢的部隊是經常會遇到的。 何長工帶著毛澤定寫給王佐的親筆信，獨自一個人上了山。 王佐此時正在山上等著何長工呢。見到了毛澤東寫給他的信，王佐十分高興，當即命人擺酒設宴，要與何長工一醉方休。何長工哪裏見過這陣勢，但盛情難卻，隻好應付。酒席上王佐和一幫軍官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一派江湖義氣。 何長工沒有氣餒，他從王佐的母親入手，開始了認真細致的思想工作。王佐由於常年的綠林生活，養成了疑心便隨意殺人的作風。王佐的母親信仰“同善社”，認為殺人不好。而王佐是一個孝子，何長工就利用王佐的母親做王佐的工作，希望王佐不要隨意殺人。何長工趁熱打鐵，開導王佐說：對抓住的敵兵要作分析，他們大多出身貧寒，使被迫給官府做事的。即便是有罪過，也應該審訊以後，再作處置。從此以後，王佐殺人真的少了。他捉到人以後，首先進行審訊，基本都不殺，過這讓他拿一些錢物來交換，或者通過這些人搞些情報來。毛澤東對何長工的工作很滿意，還開玩笑地總結：“何長工，你的長工幹得很好嘛！

1987年何長工逝世的時候，父親悲傷地想起井岡山的何長工，說何長工是一個真正的好人。 
父親又一次對我講起他在井岡山的曆史是1987年。那是1987年年底，父親接到何長工家屬的電話，得知何長工去世。父親長歎一聲，那幾天一直情緒不高。我說，何伯伯在您受審查的時候幾次來看您，真很講情義。起初警衛員不讓他進來，可能有不讓父親會客的指示，何長工大聲說：“我們是井岡山時期的戰友，為什麽不讓進。”他硬是進來看父親。

 

父親說，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父親給我介紹了何長工的曆史，我才知道這位井岡山的風雲人物還是個知識分子。何長工比父親大9歲，是湖南華容南山鄉人。早在1918年就畢業於長沙甲種工業學校機械係，同年到北京參加留法勤工儉學會，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後就讀於法國的聖雪爾旺工業學校和比利時勞動大學。1922年初在法國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我當時就詢問父親：“這樣的文化和資曆，完全應該當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但是怎麽文革開始前才是地質部副部長？父親說：“情況比較複雜。何長工的確資格很老，他解放後擔任的職務與貢獻不相乘。他參加了創建井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30年6月已經任紅8軍軍長了，率部參加長沙戰役。第二年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長征初期任軍委教導師政治委員、軍委縱隊第二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35年遵義會議後，任紅9軍團政治委員，與軍團長羅炳輝率部策應、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北上。紅一、四方麵軍會合後，任紅32軍政治委員。但是後來地位就下降了，解放後僅僅是重工業部副部長、代部長兼航空工業局局長,地質部副部長。

雖然我們在井岡山就成為戰友，解放後也多次見麵，但是對於中央已經做了決議的曆史事件不敢議論，這是黨的紀律，當然大家心裏也是心知肚明。因為長征中何長工是張國燾的部下，由於受到張國燾的組織壓力和當時情況不明了的客觀形勢，他曾經被張國燾利用過，但是他很快糾正了，並且向毛主席負荊請罪。毛主席告訴他：‘長工啊，問題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寫什麽材料了。今後就是工作。幹什麽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話雖這樣講，何長工後來就一直不吃香，

解放後擔任地質部副部長，部長是地質科學家李四光。何長工一點怨言沒有，還跟我說過，配合大科學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這個人就是實事求是，不愛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聽說在地質部保護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因此也會留下一些把柄。

文革剛剛開始，何長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而且是主席在1966年8.18天安門城樓上點名的。我當時心裏就‘格登’一下，我們在井岡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僅不能救他為他說什麽，還要隨聲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幫，何長工的冤案才解決。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煩，不僅沒有疏遠我，還幾次來看我，用他幾十年來挨整的經驗告訴我，什麽處理在風頭上的時候都厲害，隻要挺過去就有說話的機會。他還幾次讓我寫申訴，說他是中顧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父親說到這裏，臉上掠過哀傷。父親還說，他是一個罕見的不貪戀權力的人。有的人雖然嘴上說，但行動上很戀權，何長工當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後積極支持黨中央能上能下的幹部政策，多次向黨中央打報告，主動讓賢，退居二線，在全黨作出了表率作用。

父親又把話題轉到井岡山，他說：“何長工也憤憤不平地說，袁文才、王佐的死是我們黨早期犯的錯誤，應該毫不留尾巴地把人家算作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你想想，我當年代表黨去談判，他們把自己的武裝交給了黨，後來又把人家殺掉。為了做工作，我向王佐的母親都打了保票，還和他們拜了把子，結果愧對兩個結義兄弟。如果不給人家徹底恢複名譽，我死不瞑目！”

我最近還聽王佐的後代說，文革結束後何長工專程來看他們，看到他們生活依然困苦，頓時老淚縱橫，並一再呼籲善待袁文才、王佐的後代。

父親的欽佩溢於言表，對井岡山的懷念也隨著年齡的增長與日俱增。我佩服井岡山的重要人物何長工，
聽說何長工臨終前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岡山而且要求希望有朝一日給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
如此真情真意，令我感動不已！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去井岡山看看何長工伯伯，看看他身旁的袁文才、王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