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事
天天記
《瓦爾登湖》是本靜靜的書，極靜極靜的書，並不是熱熱鬧鬧的書。它是一本寂寞的書，一本孤獨的書。它隻是一本一個人的書。如果你的心沒有安靜下來，恐怕你很難進入到這本書裏去。我要告訴你的是，在你的心靜下來以後，你就會思考一些什麽。在你思考一些什麽問題時，你才有可能和這位享利·戴維·梭羅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則。
這位梭羅先生是與孤獨結伴的。他常常隻是一個人。他認為沒有比孤獨這個伴兒更好的伴兒了。他的生平十分簡單，十分安靜。
1817年7月12日梭羅生於康科德城；就學並畢業於哈佛大學（1833—1837年）；回到家鄉，執教兩年（1838—1840年。然後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家裏（1841—1843年），當門徒，又當助手，並開始嚐試寫作。到1845年，他就單身隻影，拿了一柄斧頭，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獨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愛默生家裏；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裏麥克河上的一星期》的書。差不多同時，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消極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極為著名的、很有影響的論文。按字麵意義，這也可以譯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後麵我們還要講到它。然後，到了1854年，我們的這本文學名著《瓦爾登湖》出版了。本書有了一些反響，但開始的時候並不大。隨時間的推移，它的影響越來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對美國蓄奴製度的運動；當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約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絞刑處死時，他發表了為布朗辯護和呼籲的演講，並到教堂敲響鍾聲，舉行了悼念活動。
此後他患了肺病，醫治無效，於1862年病逝於康城，終年僅44歲。他留下了《日記》39卷，自有人給他整理，陸續出版，已出版有多種版本和多種選本問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簡單而馥鬱，又如此之孤獨而芬芳。也可以說，他的一生十分不簡單，也毫不孤獨。他的讀者將會發現，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豐富，而且是精美絕倫，世上罕見。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對自己的出生地，即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首義之城。他說過，永遠使他驚喜的是他“出生於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點”之一，而且“時間也正好合適”，適逢美國知識界應運而生的、最活躍的年代。在美洲大陸上，最早的歐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蘭”六州，正是美國文化的發祥之地。而正是在馬省的康城，點燃起來了美國精神生活的輝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風光如畫。
一下子，那裏出現了四位大作家：愛默生，霍桑，阿爾考特，和他，梭羅。1834年，愛默生定居於康城，曾到哈佛大學作了以《美國學者》為題的演講。愛默生演講，撰文，出書，宣揚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覺的卓越的人，出過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驅者身份所發出的號召，給了梭羅以深刻的影響。
在愛默生的推動之下，梭羅開始給《日晷》雜誌寄詩寫稿了。但一位要求嚴格的編輯還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羅也在康城學院裏作了一次題為《社會》的演講，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愛默生就邀請了梭羅住到他家裏去。當時愛默生大事宣揚他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辦了個先驗主義俱樂部似的。但梭羅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先驗主義者。在一段日記中他寫著：“人們常在我耳邊叮嚀，用他們的美妙理論和解決宇宙問題的各種花言巧語，可是對我並沒有幫助。我還是回到那無邊無際，亦無島無嶼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測著、尋找著可以下錨，緊緊地抓住不放的一處底層的好。”
本來梭羅的家境比較困難，但還是給他上了大學，並念完了大學。
然後他家裏的人認為他應該出去闖天下了。可是他卻寧可回家鄉，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學教教書。之後不久，隻大他一歲的哥哥約翰也跑來了。兩人一起教書。哥哥教英語和數學，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學和自然史。學生們很愛戴他們倆。亨利還帶學生到河上旅行，在戶外上課、野餐，讓學生受到以大自然為課堂，以萬物為教材的生活教育。
一位朋友曾稱梭羅為“詩人和博物學家”，並非過譽。他的生活知識是豐富，而且是淵博的。當他孤獨時，整個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侶。據愛默生弟弟的回憶，梭羅的學生告訴過他：當梭羅講課時，學生們靜靜地聽著，靜得連教室裏掉下一支針也能聽得清楚。
1839年7月，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來到康城，並且訪問了梭羅這一家子。她到來的當天，亨利就寫了一首詩。五天後的日記中還有了這麽一句：“愛情是沒有法子治療的，惟有愛之彌甚之一法耳。”這大約就是為了艾倫的緣故寫的。不料約翰也一樣愛上了她，這就使事情複雜化了。三人經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劃船。登山觀看風景，進入森林探險，他們還在樹上刻下了他們的姓氏的首字。談話是幾乎沒完沒了的，但是這個幸福的時間並不長久。
這年春天，哥兒倆曾造起了一條船。八月底，他們乘船沿著康科德河和梅裏麥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隻是兩人之間已有了一些微妙的裂紋，彼此都未言明，實際上他們已成了情敵。後來約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絕了。再後來，亨利也給過她一封熱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後，艾倫就嫁給了一個牧師。這段插曲在亨利心頭留下了創傷。但接著發生了一件絕對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時，不小心劃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條包紮了，沒有想到兩三天後化膿了，全身疼痛不堪。趕緊就醫，已來不及，他得了牙關緊閉症，敗血病中之一種。他很快進入了彌留狀態。十天之後，約翰竟此溘然長逝了。突然的事變給了亨利一個最沉重的打擊。他雖然竭力保持平靜，回到家中卻不言不語。一星期後，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關緊閉症。幸而他得的並不是這種病，是得了由於心理痛苦引起來的心身病狀態。整整三個月，他都在這個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現在園子裏了，才漸漸地恢複過來。
那年亨利寫了好些悼念約翰的詩。在《哥哥，你在哪裏》這詩中，他問道：“我應當到哪裏去／尋找你的身影？／沿著鄰近的那條小河，／我還能否聽到你的聲音？”答複是他的兄長兼友人，約翰，已經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他們結了綢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顏為他自己的容顏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達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約翰已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從這裏開始，亨利才恢複了信心和歡樂。他在日記中寫著：“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說明過去的經曆的甘美。悲傷的時候，多麽的容易想起快樂！冬天，蜜蜂不能釀蜜，它就消耗已釀好的蜜。”這一段時間裏，他是在養病，又養傷；在蟄居之中，為未來作準備，在蓄勢，蓄水以待開閘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記中，他說：“我必須承認，若問我對於社會我有了什麽作為，對於人類我已致送了什麽佳音，我實在寒酸得很。無疑我的寒酸不是沒有原因的，我的無所建樹也並非沒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著把我的生命的財富獻給人們，真正地給他們最珍貴的禮物。我要在貝殼中培養出珍珠來，為他們釀製生命之蜜。我要陽光轉射到公共福利上來。我沒有財富要隱藏。我沒有私人的東西。我的特異功能就是要為公眾服務。惟有這個功能是我的私有財產。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蘊著，並養育著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
恢複健康以後的梭羅又住到了愛默生家裏。稍後，他到了紐約，住在市裏的斯丹頓島上，在愛默生弟弟的家裏。他希望能開始建立起他的文學生涯來。恰恰因為他那種獨特的風格，並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會所喜歡的，想靠寫作來維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家鄉。有一段時間，他幫助他父親製造鉛筆，但很快他又放棄了這種尚能營利的營生。
於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愛默生在瓦爾登湖上買了一塊地。當這年過去了之後，梭羅得到了這塊土地的主人的允許，可以讓他“居住在湖邊”。終於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1845年3月尾，我借來一柄斧頭，走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裏，到達我預
備造房子的地方，開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聳入雲而還年幼的白鬆，來做我
的建築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們感到難過的冬天正跟凍土一樣地消溶，而蟄居的生命開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獨立日，美國的國慶，他住進了自己蓋起來的湖邊的木屋。在這木屋裏，這湖濱的山林裏，觀察著，傾聽著，感受著，沉思著，並且夢想著，他獨立地生活了兩年又多一點時間。
他記錄了他的觀察體會，他分析研究了他從自然界裏得來的音訊、閱曆和經驗。決不能把他的獨居湖畔看作是什麽隱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
生，振奮人生，闡述人生的更高規律。並不是消極的，他是積極的。並不是逃
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並且就在這中間，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投身於當時的政治鬥爭。
那發生於一個晚上，當他進城去到一個鞋匠家中，要補一雙鞋，忽然被捕，並被監禁在康城監獄中。原因是他拒絕交付人頭稅。他之拒付此種稅款已經有六年之久。他在獄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給他付清了人頭稅，就被釋放。出來之後，他還是去到鞋匠家裏，等補好了他的鞋，然後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幾裏外的一座高山上，漫遊在那兒的什麽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桔叢中——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獄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學》雜誌第一期上，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用的題目是《對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個在加拿大的美國人，及其反對奴隸製和改革的論文集》收入這篇文章時，題目改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此文題目究竟應該用哪一個，讀書界頗有爭論，並有人專門研究這問題。我國一般地慣用了這個《消極反抗》的題名，今承其舊，不再改變。文中，梭羅並沒有發出什麽政治行動的號召，這毋寧說正是他一貫倡導的所謂“更高的原則”中之一項。他認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於人民的事，它不應該去幹擾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更不用說這個保存了奴隸製度的美國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議和抵抗這一個政府，不服從這一個政府。他認為，如果政府要強迫人民去做違背良心的事，人民就應當有消極抵抗的權利，以抵製它和抵抗它。這篇《消極抵抗》的論文，首先是給了英國工黨和費邊主義者以影響，後來又對以絕食方式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印度聖雄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主義”有很大的作用，對於1960年馬丁·路德·金，在非洲爭取民權運動也有很大的作用，對托爾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響，以及對羅曼·羅蘭也有一些影響。
梭羅是一生都反對蓄奴製度的，不止一次幫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極反抗之後，他還寫過《馬省的奴隸製》（1854年）一文，他和愛默生一起支持過約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圖襲擊哈潑斯渡口失敗而被捕，11月刑庭判處布朗以絞刑，梭羅在市會堂裏發表了《為約翰·布朗請願》的演說。布朗死後，當地不允許給布朗開追悼會時，他到市會堂敲響大鍾，召集群眾舉行了追悼會。梭羅關於布朗的一係列文章和行動都是強烈的政治言行。
這期間，梭羅患上了肺結核症，健康明顯地變壞。雖然去明尼蘇達作了一次醫療性的旅行，但病情並無好轉。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
在最後的兩年裏，他平靜地整理日記手稿，從中選出一些段落來寫成文章，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靜安詳地結束了他的一生，死於1862年5月6日，未滿四十五歲。
梭羅生前，隻出版了兩本書。1849年自費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裏麥克河上的一星期》，這書是他在瓦爾登湖邊的木屋裏著寫的，內容是哥兒倆在兩條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議論文史哲和宗教等等。
他的第二本書就是《瓦爾登湖》了，於1854年出版。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隨著時光的流逝，這本書的影響是越來越大，業已成為美國文學中的一本獨特的，卓越的名著。
以上隻是梭羅生平的一個簡單的介紹。下麵再說一點他的這本書。
對於《瓦爾登湖》，不須多說什麽，隻是還要重複一下，這是一本寂寞、恬靜、智慧的書。其分析生活，批判習俗，有獨到處。
自然頗有一些難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說過，“請原諒我說話晦澀，”例如那失去的獵犬，栗色馬和斑鳩的寓言，愛默生的弟弟愛德華問過他是什麽意思。他反問：“你沒有失去嗎？”卻再也沒有回答了。有的評論家說，梭羅失去過一個艾倫（斑鳩），一個約翰（獵犬），可能還失去了一個拉爾夫（栗色馬）。誰個又能不失卻什麽呢？
本書內也有許多篇頁是形象描繪，優美細致，像湖水的純潔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綠；有一些篇頁說理透徹，十分精辟，有啟發性。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書，至今還未失去它的意義。在白晝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時讀它還讀不進去，似乎我異常喜歡的這本書忽然又不那麽可愛可喜了，似乎覺得它什麽好處也沒有，甚至弄得將信將疑起來。可是黃昏以後，心情漸漸的寂寞和恬靜下來，再讀此書，則忽然又頗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處辨不出味道的章節，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肺，動我衷腸。到了夜深人靜，萬籟無聲之時，這《瓦爾登湖》毫不晦澀，清澄見底，吟誦之下，不禁為之神往了。
應當指出，這本書是一本健康的書，對於春天，對於黎明，作了極其動人的描寫。讀著它，自然會體會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斷地將讀者提升、提高。書已經擺在讀者麵前了，我不必多說什麽了，因為說得再好，也比不上讀者直接去讀了。
人們常說，作家應當找一個僻靜幽雅的去處，去進行創作；信然，然而未必盡然。我反而認為，讀書確乎在需要一個幽靜良好的環境，尤其讀好書，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條件。讀者最需要有一個樸素淡泊的心地。讀《瓦爾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讀者跑到一個山明水秀的、未受汙染的地方去的興趣，就在那樣的地方讀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羅的這本書近年在西方世界更獲得重視。嚴重汙染使人們又向往瓦爾登湖和山林的澄淨的清新空氣。梭羅能從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這些生活之必需出發，以經濟作為本書的開篇，他崇尚實踐，含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瓦爾登湖》享利·戴維·梭羅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