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
漢武帝元朔五年冬（公元前124年），公孫弘初任丞相，推動重用賢良文士，設立東閣，鼓勵廷議。
上奏內容：
公孫弘奏說：“有十個強盜持弓弩作亂，使得百餘官吏不敢前進。請下令禁令百姓不得攜帶弓弩，以維護秩序。”
吾丘壽王的反對：
他以“古代五兵”論點為主：古人製作弓矢等兵器，並非為互相殘殺，而是用於討暴救亂。以秦國滅亡為例：秦雖然廢除兵甲，但隨之百姓互相用鋤棒等械爭鬥，盜賊四起，最終國家瓦解。因此，賢明的君主應重視教化，以減少對嚴格武器禁令的依賴。
禮儀傳統也明確：男子生後用桑弓蓬矢射天地為大射之禮，從天子到庶人皆有示範意義，這是三代以來禮教傳承。吾丘壽王從沒聽說過弓矢曾被全麵禁止。他進一步指出，如果禁令針對盜賊使用弓網絡奪殺掠取行凶，那罪該處死且應嚴懲。但若禁止一般民眾持械自保，反而剝奪良民防衛權利，邪惡勢力借此恣意橫行，法令難施於無辜百姓，是“擅用賊威、奪良民救護”，非常不妥。
吾丘壽王的奏章斟酌禮製與現實治理之間的平衡，最終說服武帝，武帝以難公孫弘之言治其難，公孫弘不得不讓步。
這是中國古代法製史上較早涉及公民自衛權的明確論辯之一。公孫弘代表法治與中央集權的絕對性，吾丘壽王代表實用與百姓生存權。雙方觀點的衝突，反映了古代立法中“安全 vs 自由”的張力，與現代社會關於持槍權、治安與個人防衛的爭論有相似之處。
吾丘壽王的這次爭論，首次在中央政治場合、麵對皇帝與百官，明確提出“良民自備武器以防壞人”是合法且必要的，並用邏輯推演說明禁止的弊端，因此在中國史上很突出。
以下是資治通鑒原文：
冬，十一月，乙醜，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嚐奏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鋤、棰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