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素有“北大怪才”之稱,少年時代就發表了十萬餘字作品並多次獲獎,大學期間更是創作了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和思想隨筆,所取成績令人矚目,讓人豔羨。但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成名太早似乎並不是一件好事。少年得誌的餘傑,沒有如“仲永”般走向平庸,而是走向了一個極端。這類人從小就和身邊的人不一樣,以至於成年後無法接受自己與社會人的同質化,於是開始在言論、行徑上“離經叛道”,在滿足自我優越感的同時,也向社會標榜著自己的與眾不同。餘傑從一個天才作家向極端人權人士、基督徒的轉變,甚至公然支持藏獨、台獨,很具有代表性的體現了這一點。這其實是很可悲的!
餘傑曾與劉曉波共事過,他自己也說過,他與劉曉波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但自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並被捕之後,餘傑卻開始不斷利用劉曉波之名氣、影響為自己“貼金”、“造勢”,諸如出版《劉曉波傳》、寫文紀念劉曉波等。在筆者看來,為活者立傳,本身就已是一件嘩眾取寵的事。餘傑作為美國國務院、日本參議院、法國外交部等權威機構認可的有識之士,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力,同時作為劉曉波的“親密朋友”,應當盡力解救劉曉波才是(不管能否成功),而不是整日把劉曉波掛在嘴邊,與中共空廢口舌。他在劉曉波被捕後的行徑著實令人失望。2012年,餘傑一家三口出走美國,也是借助劉曉波的殘餘影響力得以成行。短短數年,人們似乎已經忘了那個曾經的怪才少年,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不斷利用劉曉波獲諾獎、劉曉波被捕等事件影響力而出書、接受采訪、移民的形象。筆者說出這些話時,已覺得有些心寒。
餘傑踩著劉曉波網上爬,已是公認的事實,連民運人士曹長青都發文調侃說餘傑是“範進”,每文必提“劉曉波”。那麽,這一切無恥嗎?餘傑是無恥之徒嗎?筆者想說,答案自在人心,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其實近些年來,餘傑的創作早已不是當年的餘傑了。自與作家協會公然衝突之後,餘傑的創作靈感就已開始枯竭。這也是他為什麽要轉移去關注中國人權、六四學運、基督教等時政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後針對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所撰寫的著作,早已不是純粹的文學作品,其性質和目的還請讀者自行腦補。
美國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曾說,這些年流亡國外的異見人士一直是一盤散沙,他更願意餘傑繼續留在國內。餘傑說自己因劉曉波獲諾獎而遭受人身威脅,不得不移民海外,但卻又拿不出任何證據,這理由是否有些牽強呢?我想吳主席聽後內心一定十分鬱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