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你無知無識

餘傑先生《玩知喪誌》一文中宣稱：“玩物喪誌倒還情有可宥，而玩知喪誌則最不可教，直可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聲，”玩知喪誌，的確可恨，而餘傑先生 在這裏用這個時代久違了的口吻，似乎的確除了一口惡氣。接下來他又道：“中國的讀書人，十有八九是‘玩知喪誌’，陶然自得，樂在其中”，不知他這裏所說的 “中國的讀書人都”是古代中國的讀書人，還是近代的中國讀書人，亦或是今天中國的讀書人——或者是一根筷子撈稀粥，想把一碗飯都撈上?今天的學術界，的確 有那麽一群借於“著書立說”而謀食、謀名的蛀蟲，的確可恨。但餘傑先生是怎麽樣論述的呢?
　　餘傑先生開篇就說，“中國除了人多，就是書多，於是讀書的人也多”，“但中國並沒有因為擁有多如牛毛的勤奮的讀書人而進步”。餘傑先生開口就講大實 話，但又不知後麵冒出來的“進步”二字怎麽解釋?是指文化而言，還是指經濟發展而言，或者就人自身的存在狀態、尋找人本身的意義而言?文化上，從《周易》 到先秦諸子，從魏晉玄學經唐代佛學，到宋際鴻儒、明代心學，清代黃宗毅、王夫之、顧炎武，二十世紀前半葉，則更是名家輩出，大師如林……不知這條線是 “進”的，或是“退”的?經濟上，中國的落後也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而在此之前，隋唐繁榮彪炳史冊，明代寶船所向披靡，清代前朝尚有康乾盛世。
　　……餘傑先生難道無此常識，此竟不能謂之“進步”?近代中國，幾乎亡於他國，然自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經濟去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由一任人宰割之國， 躍而成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打過，此難道不是在“進步”?人(類)生存的意義何在?什麽樣的生存方式、存在狀態才更符合人(類)的本真狀態?我看在這一點 上，較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中國文化的探索是一直在進步著的。另外，餘傑先生的意思，既便是進步了，也不是以往內“擁有了多如牛毛的勤奮的知識分子”，那 麽，是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餘傑先生說：“中國的知識譜係就象麵團——從中找不到任何堅硬的質地……一開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月、馬克思曰、德裏達曰……唯有‘我’缺席了”。我實 在不知道，餘傑先生所說的“堅硬的質地”是指什麽?今天，的確有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把剪刀一瓶漿糊闖天下，但這些人充其量是爬在書堆裏的蚜蟲，這些蚜 蟲門與中國的文化又有什麽關係呢?但中國真正的讀書人大概都知道：“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不知在餘傑先生看來，算不算“堅硬的質地”?這裏有沒有“我”?如果有，是不是頂天立地的?這種 一頂天立地的“我”為核心的文化算不算是有“堅硬的質地”的文化?
　　餘傑先生哀歎道：“在三千年專製主義的醬缸裏泡熟的中國知識傳統，滲透到中國文人的血液裏，那個中國文人身上沒有周作人氣呢?”在餘傑先生的大作裏， 周作人因為“是二十世紀中國讀書最多的作者和學者，他所讀的書用浩如煙海來形容也不過分”而被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和經典提了出來，意思是周作人作了漢 奸、中國民族的叛徒，是因為讀的書太多了，照作者的立意，變是玩“知”而喪了“誌”。我不知道餘傑先生的身上有沒有周作人氣。但我知道單就周作人的胞弟魯 迅都是鐵骨錚錚的讀書人!我不明白，時過多年，餘傑先生為何要把周作人那般放不下?周作人是漢奸，曆史早有公論，餘傑先生糊塗，怎麽把周作人竟抬到中國知 識分子的殿堂裏來了?!更為荒唐的是，他怎麽能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呢(隻有他的徒子徒孫，才會投他的票)?而且餘傑先生在這裏有兩個常識性的錯誤：其 一，“三千年專製主義的醬缸”大概是要指中國從古周時代到今天的曆史——也就是平常所說的封建社會的曆史，如果有些許的曆史知識，便知道與同時期世界各國 的曆史狀況相比較，中國社會則顯得更為開放和民主，怎麽能用“三千年專製主義的醬缸”就把整個民族的曆史一筆帶過呢?其二，“泡熟”這個詞在餘傑先生，大 概是認為中國文化已是一種成熟的、熟透的文化，再無發展前途和發展的必要的文化。但餘傑先生不知見沒見過中國的太極圖，在太極圖上，誰能指出一點，說這一 點便是此圖運動的起點或終點?中國古人早就洞察萬物運行的奧妙，最後用太極圖來概括，以此種智慧為 根係的文化人，睡會妄談某某文化已“熟透”了，已到了她的終點?大概隻有那些本無文化根基之輩才會妄談中國文化已“熟”了之類的話吧。
　　餘傑先生認為，知識的目的是成為“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動力”然後請出加繆和愛默生也“曰”了一番：“學者的職責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民眾，命名他們所 看到的表象之下的事實。”然後餘傑先生說：“中國讀書人，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對知識和世界的態度。”究竟是不是這樣，我自覺孤陋寡聞，學識淺薄，不能判 斷，但餘傑先生在文章裏提到了一個叫陳寅恪的人，說是因為這個人“將生命與知識融為一體”而“被罰下場去”，因而因得了餘傑先生一陣頗為惋惜的歎息。不知 餘傑先生所說的“場”是哪個“場”，但我知道陳寅恪作為中國的一名知識分子，的確將生命與知識融為一體，將真正的學人的精神和風格高高樹起在我們的時代， 這已是最高的價值表現，因此，在不朽的精神和高貴的人格的“場”上，陳寅恪先生作為普通的一名知識分子的代表，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偉碑。那麽，餘傑 先生所說的“場”，大概是充滿花環、金錢、喝彩之類的“場”吧。從這樣的場上被罰下去，對於有“周作人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來說，的確是一件痛苦的 事，是意見十分可惜的事。事實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曆來是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國知識分子的驕傲和自尊，就在於他們的價值理想和目 標是基於對所有民眾教化、指引和對整個社會的提升上;更何況，知識的體係太繁複，文物、地理、典籍整理，還有今天的自然科學，並非樣樣“知識”都去成為立 竿見影的“屏障”和“動力”，都去“鼓舞、指引、調高民眾”才能顯得有價值。餘傑先生的判斷，太不負責任了!
　　餘傑先生說：“讀書與當官是兩碼事。讀書不見得能夠‘改造人性’。讀書多的人，仍然可能是二蛋和蠢豬”，因為“秦檜、嚴嵩、阮大铖都是讀書讀得不錯的 人”，秦檜、嚴嵩阮大铖的確是“二蛋和蠢豬”，當然還有那麽個周作人，甚至連“二蛋和蠢豬”都不如，但這個大膽的判斷，並非餘傑先生的創造，“知識越多越 反動”，在那個荒謬的年代早已是一條令知識分子談虎色變的“真理”，餘傑先生何必要在這裏像掛條遮羞布一樣換個說話?餘傑先生讀的書我估計是極為有限的， 因為一方麵“讀書和做官是兩碼子事，讀書不見得能改造人性，讀書多的人，仍然可能是二蛋和蠢豬，”另一方麵，從餘傑先生的曆史視野來看，不是周作人，就是 秦檜等這些上不了菜譜的漢奸、賣國賊，而且這些人都被餘傑先生選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投過厚厚的唾沫，這些漢奸、賣國賊的祖宗們竟然還能聽到那麽一 些人在為他們喝彩，恐怕連他們自己都感到汗顏了。但作為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能記得舍身刺秦王的荊軻，聞雞起舞的祖逖，潔身自好逍遙清淡如阮、稽，不 畏艱險一心求經如玄奘，留取丹心如文天祥，傲視權貴如李贄，蒲鬆齡刺奸刺貧痛快淋漓，譚嗣同六君子以身醒國回腸蕩氣，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聞一多……如 此堪稱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著，舉不勝舉，但區區幾個千古唾棄的小人，竟被餘傑先生抬舉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實在令古人蒙羞，令人無顏，可惜，可惜!
　　餘傑先生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是守著“幾部殘缺不全的破經典，你注過來我注過去，皓首窮經，頭發白了，經還沒注完”，既便是“追求純粹知識”的清代 大師們——“他們的知識全是沒有價值判斷的，不對當下發言的，逃避心靈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識”，這下我愚笨的頭腦才有點恍然大悟，餘傑先生的思維， 中國文化，不外乎“幾部殘缺不全的破經典”及其“你注過來我注過去的‘注’”而已。而這些均是“沒有價值判斷的，不對當下發言的，逃避心靈的，通向奴役之 路的知識”。但我們知道，先秦諸子經籍，在中國文化傳統裏，不但地位顯赫，而且不可動搖;為“注”者，曆來是文人一大樂事，從古至今，的確有些書癡，白首 未經，至今不乏其人，隻是注的“經”內容有所不同而已。但去掉偏激和偏麵，讓我們來看一看，先秦諸子經籍。一方麵是以往中華文化的總結，同時，又是後代文 化永不枯竭的源泉，以後文化的拓展，都是在這基礎上進行的。就“注”來說，魏晉的如王弼、郭象，宋代的如朱熹，清代如王夫之，都是典型的大注家，他們不但 在注解古人，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大大開拓人類智慧的範圍，是在耕耘人類的智慧。這智慧不僅對當下發言，對過去，對將來，也一樣發言;不僅有價值判斷，而且 是對一切人類都適合的堅實的真正以人為本位價值判斷;這種智慧一點都不逃避人的心靈自由，相反，是對人性層層不斷深入的剖析和解放。況且，不知餘傑先生知 不知道，他在文章中提到“將生命與知識融為一體”的陳寅恪先生，他本是造詣深厚的曆史學家，尤其對隋唐史的研究更為深入，無論就其研究的時間範圍，嗨是內 容所涉及的範疇，都離“當下”尚遠，更 沒有簡單的去“對當下發言”，這陳寅恪的知識豈不是“逃避心靈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識?
　　在餘傑先生的大作裏，有兩個被餘傑先生激勵推崇而且作為批判、嘲弄“玩知喪誌”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參照和標準，這兩個人是加繆和愛默生，尤其愛默生“是 個背著十字架的學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舉著火炬”。對這兩個人，我的確不太了解，但根據餘傑先生的介紹，知道他們的確有強烈使命意識的知識分子。但 我理解餘傑先生更深的心裏情緒，無論是法國作家加繆嗨是美國學者愛默生，都是西方文化中產生出來的代表，唯有西方文化方能早就加繆、愛默生這樣符合餘傑先 生的追求的人，故令餘傑先生向往不已，所以，言談間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厭惡來，的確是可以理解的;但令我困惑不解是，即向往之，餘傑先生盡可重新投胎換 骨，為何要對他的母語文化極盡詆毀之能事呢?況且，我要是提醒餘傑先生的是：既然愛默生是“背著十字架”，火炬也是拒載“黑暗的夜晚”，那麽，就是說即便 是在他向往的西方文化裏，知識分子身負的責任和存在的境遇，也是具有強烈的挑戰意味的，隻有具有非常的勇氣和堅定、高貴的人格品質的人，才可投身於這項神 聖的事業，不知餘傑先生有沒有這個自信?
　　關於對餘傑先生《玩知喪誌》一文的批評，便在這裏結束，但令人心憂如焚的是今天的文化界，眼看著輝煌的文化被無知的人們糟蹋，眼看著整個社會的知識分 子在惘然、歎息中把自身的責任和尊嚴一點點放棄，的確令有識之士臥不能寐。如何改變著一可悲的狀況，如何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文化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或 許餘傑先生也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從這一點上來說，餘傑先生的確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但他的批判的態度、方式、視角，都存著明顯的錯誤，從古至今，中國的知 識分子有著光榮的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為國家為民族的興衰存亡夙夜憂歎，為人類為社會存在的意義百般探索;捐軀為大道，舍身取大義，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倍 為榮耀和欣慰之事。但無論什麽時候總有那麽些混進文化殿堂的蛀蟲和渣滓，在名利的陰溝裏爬出爬進，但總也落個遺臭萬年，為後世百代所唾棄。秦檜、周作人何 嚐不是如此?善惡昭昭，中國文化有浩然之大誌，中國文人誌在天下，這本身已顯示出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判斷。但也有那麽一些時期，正氣不張，大誌不揚。餘傑先 生的《玩知喪誌》一文，典型地代表了一大批責任心尚未消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為缺少深入、長遠的思考，對中國文化倍感失望，不分青紅皂白， 大加批判;對西方文化又有一種盲目的青睞和向往(因而該文受到了相當或者可以說是普通的歡迎和認同)。倘若本該是一個人的思考，竟然成為社會普遍的思考，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精神上的墮落。
　　前麵談過，中國文化向來有浩然之誌，中國的文人向來誌在天下，那麽今天文化界的墮落是什麽時候怎麽樣開始的?這種墮落又如何到後來變成時髦的如餘傑先 生之類，對中國文化由失望到厭惡的?這就需要我們進行一番曆史的回顧與反思。自近代以來，由於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不斷失敗，素來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 奔走呼號，往往欲傾一腔熱血報國，但總恨無門，雖然如此，中國近代的知識界一改“萬馬齊喑”的悲慘局麵，中國文化的交溶雖出於不得已，但進入二十世紀，認 真地學習西方文化，探討中西文化的融合，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直覺，因此，這一時期名家輩出，大師如林，中國的文化，又進入了新的一輪勃興之中，而知識分 子的尊嚴和個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張揚，朱自清寧肯餓死而不食美國洋麵，聞一多麵對統治者槍口仍氣壯河山……這些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惜肉體的消滅，而把 中國知識分子大義淩然的氣節和高貴的人格力量保存了下來。從先秦養下來的知識分子“浩然之氣”，的確達到了“至大至剛，無所不至，充塞天地宇宙”的境地。 但後來文化上的一元不僅是導致學術上的退步，更為可怕的是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萎縮，從五十年代的揪右派開始，傳統的知識分子和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可怕的清算不是機體上的，而是精神上、思想上的。一方麵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更重要的一方麵，在我判斷，是因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在五十年代創造的奇跡不 僅是屬於中國，更屬於世界;政治、經濟等重要領域去得的輝煌成果，使得這些本來以天下為己任，以振興中華民族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懷疑自己已建立的知 識、思想體係，不得不歎服無產階級神奇的力量和思想理論，因此，不但普通的孩子是分子情不自禁，就連金嶽霖這樣在哲學領域有深入洞見和高大建樹的知識分 子，也情不自禁地進行思想上的懺悔、清算和改造。因為國家經曆了百年屈辱，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義無反顧的責任，在於他們，國家本位高於一切，所 以，進入五十年代之後的清算和改造，與其說是屈從，不如說是為了國家本位而犧牲個人的主體意誌，從另一側麵，更突出、更感人地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
　　但真正的情形卻是這些最初做出犧牲的知識分子所預料不到的。清算不僅一次接著一次，文革的掃蕩則更為徹底和無情;清算的結果不僅在於舊的紙質分子，而 更在於從此以後的中國的讀書人——他們就如斷乳的孩子，先天底氣不足，而一旦經濟的浪潮洶湧而來，便自然踉踉蹌蹌、立身不穩(這裏當然還有來自八十年代的 打擊的影響)。這種情形延續到今天，在學術上，急功近利者競相抄襲、剽竊，既無學術價值，更無思想可談，為了評副教授、教授，極盡抄、剽之能事，無論馬克 思曰嗨是德裏達曰，隻要論文能發表，署的是自己的名字，這就足夠了!至於做為知識分子的尊嚴和人格，則就實在無從談起，為了名利，什麽都可以拿出。在這樣 一片浮躁之聲的境況中，難能可貴地存在著已批責任感尚存的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榮譽已被金錢為標準的大環境所消解，中國文化的自尊和榮譽感被百餘 年中社會發展的落後和數十年來文化的自戕所消解，雖然責任心尚存，但自信和底氣都顯不足，心靈深處是對母語文化的輕視、厭棄和對四方文化的無限向往，中國 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普遍陷入了徹底的虛無主義的深淵。我們不能不承認，餘傑先生和持餘傑先生一類或相似觀點的人，正是處在這虛無的漩渦中。
　　這些虛無主義者最大的心理情結，一方麵是對中國文化的輕蔑和厭惡，一方麵是對四方文化的羨慕與向往;最可惡的，這些糊塗的自以為是覺醒者的虛無主義 者，最大的心理動機，就是要抹煞中國文化的大誌，消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信，不僅自己虛無，還要別人也虛無。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歪曲事實，胡說一氣，極 盡詆毀，汙蔑之能事，不僅要抹煞中國文化及文化人的大誌，還要其進行汙蔑和侮辱，其手段卑劣，實不忍述。這些人對中文一知半解，故能斷章取義，任意附會; 對西方文化如霧裏看花，故能見廁嗅芳，折枯為香。中國光輝燦爛的文化典籍，在他們說成是“幾部殘缺不全的破經典”;同樣的讀書人，在西方便有可敬的加繆和 愛迪生，在中國，讀書人都成了秦檜和周作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中國古人早有立言，而在餘傑之類，隻有加繆和愛迪生“曰”的，才是之得 銘記……至於在常識性的問題上也是，曲意歪筆，妄下結論。甚至“文革”中的“革命小將”亦有過之而不及。“玩知”者“白頭為經”，尚無大礙，而文化上的虛 無主義，卻使謬誤流傳、貽誤後人，為害不僅在當下，而且在後代。虛無主義，特別是文化上的虛無主義，實在比近代列強的分割和殖民更為可怕!
　　作為知識分子獨特的學術精神和人格，作為中國文化特有的大誌，在中國向來都不缺乏。我們也不否認今天的文化界，的確缺少這種獨特的精神和人格，但不能 因為今天暫時的缺乏而全麵否定中國文化，否定幾千年知識分子的光榮傳統，更不能侮辱中國文化，侮辱中國知識分子崇高的學術精神和人格!
　　盤安書生張隆所言：“這紛亂的、動蕩的、深刻的、膚淺的、高貴的、卑賤的、窮的、善的、惡的、好的、壞的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我們需要自己的哲學 家，無數的重估一切價值的哲學家。我需要自己的詩人，無數的把握時代精神的詩人。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家，敢於讓士兵去富士山上‘封狼居胥’的政治家。我們 需要自己的人民，勇猛強悍的人民。”這個普通的讀書人在這裏表現出來的胸懷和勇氣，就已經說明中國知識分子誌不可抹煞，更不可侮辱，更可況還有對時代精神 的召喚，所謂“自己的”，更顯出理性的自信和氣魄。但凡一種能夠振奮整個時代的精神，就是一定要建立在對本民族的文化有著深入的理解和來自理性的敬意的基 礎上，千萬不能妄自菲薄，至於西方文化，作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們自然要去認真地學習和探討，但一定是要由強大、堅定的“我”去探討，無“我”，則隻能 是接受、遵從和被殖民，無所謂學習和探討。這才是真正有誌者的態度。
　　中國文化，向來有著關乎整個世界的人文內涵和強大的向心力，她看世界的眼光，不是一、二十年或者以、二百年，而是五百年、八百年;中國的知識分子，向 來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有著“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自尊和驕傲，有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人格追求，有著“先天下之憂而又，後天 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和抱負，有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此乃大誌也!此誌誠不可抹煞，隻可繼承!此誌誠不可侮辱，隻可張揚!
　　今令餘傑之輩，即可麵壁三日，反省思過，憶魯迅周樹人之誌，悔其弟周作人之氣，方不至於一墮再墮，以至成國之罪人，為千古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