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漂泊在錦繡江河間
讓心靈天馬行空
新華博友 紙上談兵 推薦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20分，我國西部地區新疆羅布泊上空，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獲得完全的成功。三十多年過去了，試驗全過程中的困難、艱辛、風險與酸楚，時時猶在眼前。請讓我隻寫出其中一些大家最想了解而未曾披露的所謂秘聞吧。
從蛛絲馬跡中探索氫彈的奧秘
當今世界，原子彈、氫彈在各國都屬於國家絕對機密，再友好的國家，對此也是守口如瓶。50年代前期，我們當時稱為“老大哥”的前蘇聯，對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成功地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後，科學技術人員激發出向研製氫彈奮鬥的極大熱情，但當時也隻知道氫彈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彈當扳機，先將原子彈起爆，爆炸產生的百萬度以上的高溫，將使氫彈的熱核材料產生劇烈聚變，釋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溫度和壓力極度升高，因而產生更大當量的爆炸。但更深層次的原理和方案當時還不知道。怎麽辦？
科學家們在討論中認為，美國人自1952年10月31日爆炸了第一顆濕式氫彈裝置；前蘇聯人自1953年8月21日爆炸了第一顆幹式氫彈裝置；英國人自1957年5月15日爆炸了第一顆實驗氫彈原型。距當時已有10年左右，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學術技術報道中，總會出現某些討論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從側麵的點點滴滴的報道，對我們都會有所啟發。於是科技人員對國際上有關的論文、雜誌、學術報道等刊物進行全麵搜索。
功夫不負有心人。線索終於在一篇有關氫彈的科學技術報道中出現了隻言片語。字是不多，但啟發價值很大。專家們在此啟發下，進行大量的理論研究和無數的計算，終於將氫彈原理方案的奧秘揭示出來。當然，隻言片語的啟迪，不能作為成功的主要方麵。最主要的是，當時我們的研究隊伍稱得上是人才濟濟，大家為此付出的艱辛是後人難以想像的。
前些時候，有部電影，描寫核武器研究設計的科技人員，為了計算某個數據，每人一把算盤，幾十把算盤打得劈裏啪啦響。那隻是電影的表現手段，實際上算盤是無法計算這麽複雜而煩瑣的算式的。當時核武器研究設計院從前蘇聯買回一部小容量的計算機，但大部分計算工作還要依靠當時我國唯一一台最大容量的上海J50計算機。國家明文規定，此台計算機首先保證核武器研究計算，其他研究項目都要讓位。有關研究人員，編完計算程序就往上海跑，計算完了回北京，再編下一個計算程序，來來往往，直到把氫彈的計算數據準確地算出為止。此台計算機在我國研製核武器方麵立下了不小功勞。
大膽采用轟炸機空投氫彈的方式
我國科學家一開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將氫彈投擲到新疆的羅布泊上空。這就是說，我國要實現的第一顆氫彈，是真正的氫彈，而不是一個裝置。因為裝置不是武器，隻是為了做實驗而用的。
美國人於1954年2月8日，在比基尼島試驗場爆炸了地麵上的實驗性氫彈裝置，直到1956年5月20日，才首次由B-52型轟炸機運載，在比基尼島上空空投下一顆氫彈。我國科學家提出一次到位試驗氫彈的勇氣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難以忘懷的。但要實現這一目標，還必須解決實際問題。
例如：因為當時我國擁有的轟炸機的最大載重量小於10噸，氫彈的設計總重量也必須小於10噸。又例如：原來的飛機沒有會受到放射性汙染的問題，現在執行這個任務，轟炸機就需要改裝，必須防止人員和飛機在投擲氫彈以後，絕對保證不受到放射性汙染。
想當年，當轟炸機投擲完氫彈返回基地後，駕駛員、領航員、機務人員列隊向聶榮臻報告：“任務已完成！”聶榮臻問他們：“你們是否按照規定的程序操作投下這顆氫彈？”飛行人員回答說：“是！”他們回答時是那麽嚴肅卻又興奮，自信而又靦腆。在場的人，看到他們所表現出的無私無畏的精神，不禁從內心中產生一種敬佩和喜悅的心情。我當時是中央專委辦公室的一名普通的工程師參謀，目睹這一大場麵，興奮和激動得久久不能平靜。但當我麵對平靜而勇敢的飛行人員，我冷靜下來，問清了飛行員的名字，準確地記錄下來，帶回北京，在一次上報中央的簡報上，我把他們的名字全部上報了中央。他們應該載入史冊。
模擬氫彈投擲時，主降落傘撕破
在正式投彈前，必須要進行模擬氫彈的投擲，所謂模擬氫彈，就彈體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氫彈一樣，而內部是配重——“死膛”的。
但是，不幸的事發生了。1967年年初，投擲模擬氫彈時，懸掛模擬彈的主降落傘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嚴重。
我心急如焚地趕到當時負責生產氫彈降落傘的南京降落傘工廠，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當時工廠的頭等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工廠已完全停產，若大的生產廠房，空無一人。新降落傘的生產十萬火急，而廠裏卻是如此狀況。唯一的辦法就是壯著膽，硬著頭皮，找掌權的幾個年輕人談此事的重要性、急迫性，對國家、對世界革命的影響，請他們立即恢複生產。奇跡發生了，他們居然同意了。生產出合格的新降落傘後，用專機緊急送到了新疆基地，與真正的氫彈進行了裝接。
裝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疊降落傘。把降落傘打開，鋪在地上，有中型會議室那麽大。我們選派了幾名優秀的工人。疊傘的過程中，他們拿掉身上和口袋裏的所有東西，包括身上的像章，並且不斷地檢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沒有脫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東西掉在傘裏，後果不堪設想。
雲
按照氫彈試驗中製定的精確工作程序規定，飛機飛到核試驗靶場上空，圍繞上空飛行第一圈為檢查儀器、觀察地形、心理準備等；飛行第二圈，操作各種程序，將氫彈投下。但飛機飛到第二圈，氫彈並沒有投下來。飛機飛到第三圈，才將氫彈投了下來。這是怎麽回事？
1967年6月17日早晨，試驗場上空，天氣晴朗。所有人員，各就各位。一架銀白色的噴氣式轟炸機，在蔚藍的天空，拉著白煙，飛了過來，繞過靶心上空飛過一圈，指揮所的喇叭裏傳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將要投彈。但看著飛機飛過第二圈，毫無動靜，怎麽回事？難道是……？
指揮所從喇叭裏發出口令：我們的責任是對人民負責同意再飛一圈，我們的責任是對人民負責……當時，指揮所重複發出這樣的口令，無疑是要穩定飛行員的情緒，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但是當時就我們而言，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們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極限。飛機飛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現了極強的閃光，緊接著轟鳴之聲響徹雲霄，巨大的蘑菇雲升上藍天，巨大的轟鳴聲與人們的歡呼聲在這個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響成一片。我們成功了！
後來了解到，飛機多飛了一圈，主要是飛行員太緊張了。執行這項任務的一位飛行人員和我有一麵之交。當年我們在一次談話中，我問他投擲氫彈的前一天夜裏睡著了沒有？他說：說老實話，一分鍾也沒睡著。我說：那為什麽首長在投彈前問你們昨天都睡好了沒有，你們異口同聲地回答“睡著了，睡好了！”他微微一笑，向我敬了一個禮，沒有回答，就走開了。
氫彈享受了國家領導人的“待遇”
氫彈的研製基地在青海，最後組裝和爆炸試驗在新疆，研製好的各種元件、器件、部件、彈體等，要從青海運到新疆。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性，不能用飛機運輸，也不能用汽車運輸，隻有用火車運輸。而這種火車是一種特殊的專列，從外麵看上去，是一列普通旅客列車，但它比一般旅客列車每節車廂多了四個輪子，這是為了增加列車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這和國家領導人的專列車廂是同等水平。這一特殊專列從青海出發後，鐵路沿線就加強了警戒，沿線的鐵路部門都被命令以高級領導人的標準對待此列車，卻不知道上麵載的這位高級“乘客”就是這顆氫彈。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設計院的試驗室有基建施工項目，從外麵請了幾位建築工人。為了保密，派了幾個解放軍戰士站在他們旁邊看著。施工的師傅特別不滿意：你們這個單位太少見多怪了，北京許多大幹部的房子我們都修過，都沒有像你們這樣保密，這叫什麽事兒呀！
60年代初，從包頭運來一小部分試驗性核材料。這些材料由我和保衛處的一位領導去西直門火車站接站。當時西直門火車站安全警衛之多和緊張狀態絕不亞於某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訪。我們帶了幾名武裝警衛，一到火車站，將車站內的所有人員撤離。不久，一節貨車緩緩進站，貨車上插著一個三角形內一個9字——這是最高級別的爆炸劇毒品的符號。從貨車上抬下的是一個小型木包裝箱，警衛持槍緊隨其後，寸步不離，直到將此木箱裝上汽車後，警衛又把汽車包圍住。這種場麵，今天隻有運鈔車可以看到類似場麵。
趙爾陸上將在氫彈爆炸試驗前期突然去世在辦公室
趙爾陸上將是一位老上將。當時的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是核工業部、航空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兵器工業部、造船工業部、導彈工業部的主管部門，所以趙爾陸就是這六個軍事工業部的主管領導，他的責任和擔子有多麽重大，就可想而知了。
1964年上半年，當得知青海核研製基地正在緊張研製、組裝第一顆原子彈，趙爾陸決定出差前往西北，親自了解情況。當時我是中央專委辦公室主管核試驗的參謀，組織上決定讓我跟隨前去。最後一站，我們到了青海，那裏海拔高度近3000米，當時，他因患有肺氣腫和哮喘病，明顯感覺呼吸困難，出不來氣，即使在此情況下，他仍堅持工作、察看現場、聽取匯報、了解情況，忙碌到晚上，他終於支持不住了，一連吸了幾次氧，也緩解不了，一夜隻能躺下一個多小時，過一會兒，就得坐起來喘會兒氣。跟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甚為欽佩和不安。
1966年，正當我國第一顆氫彈在緊張的研製中，“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時羅瑞卿已經被打倒，矛頭自然就對著趙爾陸了。一小部分人抄了趙爾陸的家，而一大部分人圍住了國防工辦的辦公大樓，用高音喇叭廣播：趙爾陸出來！趙爾陸出不了大門，每天隻能聽到外麵憤怒的喊話，他十分焦慮，在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束手無策。
1967年初的天氣特別寒冷，辦公室的暖氣到夜裏就沒有了。這樣一位身經百戰的老人，為氫彈的各項工作焦慮，心情壓抑，而他又身患多種疾病，在寒冷的辦公室裏，連呼吸都困難的，身邊卻沒有醫護人員和親友。在無人幫助、無人救治、無醫無藥的情況下，於1967年2月2日淩晨，隻有62歲的老將軍在辦公室裏哮喘病突發，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令人尤感痛惜的是，就在1967年2月2日早晨8點，周恩來的辦公室打來電話，通知趙爾陸去中南海休息。當時讓老幹部到中南海休息是一種保護領導幹部的措施，但趙爾陸離開人世已有幾個小時了。
美國人數月前就知道中國要進行核試驗
1967年初，我國從收集到的美國通訊社和其他有關報道中，不斷看到有關中國在不久將要進行一次核爆炸的報道。這個極為絕密的大事怎麽傳到美國人那裏。開始我們不理解，是不是我們內部出了問題？
隨著調查了解工作的進展，通過分析研究，秘密泄露的真相明白了。中國人誰也沒泄密，而是核試驗基地的現場被美國偵察衛星偵察到了。
參加氫彈爆炸效應試驗的裝備、器材非常多，而美國人的偵察衛星，經常定時地由頭上飛過。我在羅布泊時，不止一次地看到閃亮的衛星由頭頂上空飛過，而且飛行的軌跡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國偵察衛星上的攝像技術當時已甚為高超，它把地麵壯觀的場麵攝取並發送回去，自然能判斷出中國將要在這個核試驗場進行核試驗了。
1966年我國進行了一次帶有熱核材料的爆炸試驗，美國、日本等國派出飛機在太平洋上空取回爆炸後的大氣塵粒。經美國人分析後，裏麵確實含有熱核材料成分，這也為美國人的判斷提供了證據。
在離氫彈爆炸試驗的靶心十多公裏的位置，有一排半人高的觀察戰壕。在戰壕裏有一部專線電話，此電話專線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的辦公室。在試驗前，不準任何人使用。
1967年6月17日早晨7時左右，聶榮臻等各部門領導人在核試驗基地司令員的陪同下，提前來到了核試驗場戰壕。我當時很榮幸地站在聶榮臻身邊。
7時多，核試驗基地的第一把手張司令員報告，載著氫彈的飛機已由基地機場起飛，正向試驗場上空飛來。不久，指揮部的喇叭裏廣播，飛機已快接近試驗場。接著，一架銀白色的轟炸機拉著白煙飛到試驗場上空，載著氫彈在我們頭頂上盤旋，進入第一圈飛行，進入第二圈飛行，進入第三圈飛行。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了，氫彈爆炸，那巨大的蘑菇雲不停地在空中翻滾，越滾越大，越壯麗。
就在這壯麗場麵映照大地的同時，聶榮臻拿起戰壕裏的專線電話，向周恩來報告：試驗成功了！周恩來第一句話就是高呼：毛主席萬歲！聶榮臻也跟著高呼：毛主席萬歲！
氫彈的大政方針，許多都是在周恩來親自操心確定下而實施的；許多問題也是由周恩來主持的無數次的“中央專委會”上研究確定的。但當他聽到試驗成功的消息時，並沒有想到自己的貢獻，而是高呼“毛主席萬歲”。他的虛懷若穀，令人讚歎；另一方麵，呼這樣的口號，是當時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極端興奮的一種表達方式。
我們帶著興奮的心情，返回距靶心地區還有十多公裏的臨時宿舍時，非常吃驚地看到，宿舍的所有門和窗戶都被撕裂般推開。如此遠的地方，氫彈的衝擊波的威力居然仍有這麽大。
李覺副部長被迫當了“八級瓦工”
李覺原是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50年代末期調到核武器研究設計院擔任第一任院長，後來又調到核工業部擔任常務副部長。他既不是核物理方麵的專業人員，也不是其他專業的技術幹部，那他是怎麽領導的這些專家？他的領導藝術又是什麽？
一是他非常關注各項科研項目的進展和問題，但從不指手畫腳，放手讓科研人員和各級主管科研的領導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
二是他總是在關鍵時刻說上幾句恰到好處的話，穩住陣腳。例如：有時試驗不成功，大家的情緒受到影響。他就在分析會上說：“試驗，試驗嘛，就是這個道理。”大家明白了，應該鍥而不舍地試驗下去。
三是身先士卒。青海核武器研製基地的爆炸物理試驗場，人們經常看到在組裝炸藥和插雷管時，李覺拿著一個小凳子，在邊上一坐，既不說話，也不動手，微笑沉穩觀之。工作人員看到他在最危險的現場陪同大家，心裏就塌實多了。
四是實實在在關心人。在國家困難時期，科研人員每餐一碗清水菜湯，一個饅頭，時間長了，誰也受不了，渾身浮腫沒力氣。李覺組織人員在青海湖捕鰉魚，在山上打黃羊，在草原種土豆，然後用火車運往北京，改善大家生活。用他的話說叫做“前方援後方”。
五是啟發大家謙虛謹慎。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大的美中不足是容易產生驕傲情緒。他就說：“我們大家都不要當演員上鏡頭啊！”意思是不要表現自己，要謙虛。
但是，這位從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時就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元老，“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日子就越來越不好過了。開始是不停地檢查檢討，後來甚至沒辦法工作，氫彈試驗時也找不到他，再後來，人們都說他當上了“八級瓦工”。
在“文革”時代，不管哪個單位都有兩派，每天打派仗。這時候，李覺表現出了獨特的性格和超常的睿智。他有意識地主動當上了“八級瓦工”——就是“高級和稀泥工”。和來和去，還真和出了一些效果。有一次，在李覺和稀泥後，居然有一派對另一派提出：我們先暫停爭論，這一段先把科研項目搞出來以後再談。
後來，有人評價說，除了李覺，別人誰也和不了這個稀泥。今天，人們回憶此事，大家都普遍覺出李覺當年的處境是多麽困難。在兩派之中，他不能帶有一點傾向性，即使有自己的觀點，也不能流露出來，否則，就會被揪出來打倒。
外孫女迎接聶帥歸來
1967年6月17日上午，氫彈試驗成功後，聶榮臻決定隨即由核試驗現場乘小型運輸機返回核試驗基地，我們也跟隨他回了基地。
在核試驗現場，每個人可能都會減肥，減的多少取決於他呆的時間長短。因為核試驗現場的生活條件相當苦，吃的饅頭是砂夾饅頭，咬起來能發出清脆的聲音；泡出來的茶是苦澀味，因為羅布泊地區的水是苦堿水——多年來，司令員就用這種水泡他的碧螺春，也不知是什麽味道；一到傍晚，蚊子追著咬人，每個人頭上套著一個網罩，要是不說話，都不知道是誰；還不時在附近聽到咯吱、咯吱的聲音，那是餓急了的老鼠在啃電纜的外表皮。
我們回到核試驗基地，還沒有來得及好好休息，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乘聶榮臻的專機回北京。我們立刻緊張起來，馬上準備回北京的匯報材料。這顆氫彈爆炸試驗的匯報材料可不是那麽容易寫的，比如氫彈爆炸成功的依據是什麽？這次氫彈爆炸的當量是多少梯恩梯當量？依據是什麽？這都需要數據來說話。於是我馬上搜集現場幾位知名專家總結的數據，估算出這確是一顆氫彈爆炸，而且威力在百萬噸級梯恩梯當量。
6月18日，參加試驗的科學家和各部門負責人搭乘聶榮臻的伊爾-18型專機，由新疆核試驗基地返回北京。飛機停穩後，第一個走上飛機的“首長”是一個長得又白又胖可愛的小姑娘，原來是聶榮臻的外孫女。聶榮臻看見她，很高興，親了親她。
我們參加試驗的人員的車隊進了北京，隻見滿街的大標語“我國成功地爆炸了一顆氫彈”、“這是‘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看到這些標語，不能不讓我想起我在降落傘廠抓新降落傘生產時的情景。這樣的標語，實在讓人感到具有諷刺的意味。今天，我們希望留住那個時代美好的回憶，而那些荒唐事再也不會在現在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