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雜憶
--王能安
前言
光陰荏苒，倏忽已屆 之年（八十又六）。
數十年風雲滄桑，曆史變遷，若幹往事仍記憶猶新，曆曆在目。書寫於此，供有關親屬及親友一讀。目的在於使其了解我是如何來的，做了些什麽，又經曆了多少劫難和歡樂。
這不是傳記，而是按曆史的時期、事件性質而記述的人生片段。亦不擬眷寫及打印，隻將手稿複印數份。
文稿中可能文字上有訛錯。由於年齡關係，字也不能寫得工整，在一些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上，記憶可能有錯。但僅為手稿，並非正式出版資料，望大家諒解。
一.命途多舛的童年
我生於1924年7月30（農曆六月廿九），出生於江蘇鹽城市鹽都縣樓王鎮東北的一個農村小鎮，名叫北老舍（現 樓王鎮三組）。這個隻有近10戶的小村，大部分為王姓，均屬同族同宗，平常均以叔伯嬸嫂等相稱。
我出生後10個月，生母就逝世，據後來祖父母告訴我是死於腹水（家鄉稱膨脹病），死前曾多次抽放腹水，每次有一盆。當時也沒有照相，隻留有一個王成氏夫人之位的木牌，我長大會常看這個木牌，頭腦中想，這就是我的親媽？頭腦中根本沒有生母的一點印象，以後從我的姨媽和舅舅的形象，大致設想我的生母生前的模樣。所以，我出生以後從未吸過一次母乳，也沒有奶粉和牛奶。農村條件有限，隻能靠大米粉糊喂養，有時加一點白糖及香油。所以，我年幼時身體極度衰弱，經常生病，常患腹瀉，便秘，有時脫肛，得由大人用手指寨進去。還容易感冒，那時農村還比較落後，有病隻靠一些中草藥對付。最痛苦的是每年夏秋季易患虐疾（俗稱打擺子），因農村蚊蟲多，有時一年患兩至三次，每次高燒寒顫，貧血嚴重。那時還沒有奎寧丸，隻用些中藥治洽，以後有了奎寧丸，才控製住此病。
我幼年失母後，即隨祖父母生活，他們從喂養一直到生活照顧，無徵不至，讓我在童年略感幸福，我和他們感情很深，一直到十多歲時還睡在他們的床上，我祖父是位仁厚豁達的老人，對我從不嗬斥，有時帶我到鎮上浴室洗澡，親自幫我搓洗，在回家的途中有時給我買點糖果。祖母是一位慈樣的老人，持家有方，對我十分關心，有時把年幼時我的情況告訴我，她對我憐惜地說：“這孩子養不大，養了玩玩而已！”沒想到我竟奇跡般的活了下來，這首先要感謝祖父母的關愛，我繼母的精心撫育和照護。
幼年時由於體弱多病，加上農村衛生條件較差，我經常有皮膚感染，如皰癤，膿皰瘡，及體癬，至今仍在體表遺留不少瘡疤，尤其使我難受的是頭癬，頭上有許多白屑脫落，奇癢，頭發易於脫落，手抓即掉下一把，形成頭上斑禿，不僅形象難看，也十分痛苦，直到年歲稍大，經常塗一些中藥膏才痊愈。農村把這種病叫做“蛀毛癬”。
我們這個家族，據族譜記載，在明洪武年間，此地水災，大部分都淹沒，由蘇州閶門王氏二弟兄移民到此。民間傳，二氏由山西洪洞縣移民至蘇州，所以，兄弟間有時稱“五百年前是一家“。
二. 嚴師慈母
我生後不久我生母即辭世，一段時間由祖父母撫養，大概2歲左右，滕氏母親進門，她隨即撫育了一段時間，自有斌弟後，才繼續由祖父母養育。滕氏母親，名叫兆鸞，字瑞青，出生於江蘇鹽城縣城，她父親是一名舉人，她成年後即在縣城女子中學讀書，接受當時屬於較先進的思想，如不纏足，剪短發，不留發辮和結髻。宣傳識字學習，寫得一手好的毛筆字。
她對我們生活上無微不至的照顧，而在教育方麵卻非常嚴格，但從不體罰，有時會引起有關後媽的虐待的誤傳，她也不計較。她在我大概四歲時，就教我識字，那時是用一種叫字方的工具，就是一片白色方紙上印有標準的漢字，每認識一個字，就獎勵一塊圓形小芝麻餅，至今我仍喜歡吃食這種茶點。她經常在晚飯後，乘涼時給我們講故事，引用古代一些忠君愛困，孝敬父母的故事。她最欣賞曾國落所著的《曾文正公家書》一書，經常給我們講這些道理，讓我們學會懂禮貌有文化，知道孝敬父母，有時講些關於二十四孝道的故事，但他從來不講那些神奇鬼怪的故事，正麵教育人。
那時一個大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十幾口人，全靠她操持家務，買菜由一位女保姆去辦，做菜均由她親自掌勺，我們都喜歡吃她做的菜，每到春節，她就主持磨米粉做年糕，做餅，並讓我們送給四鄰及一些孤寡老人，所以鄰裏關係相處很好。我們和全家的衣、鞋都靠她親自製作，每逢冬夏拆洗被褥，她都累的夠嗆。在家庭變故以後，每次搬遷和逃難，都是她操持，家遷至無錫後，更使她操碎了心，那時家庭經濟比較拮據，但她從不放棄對子女的教育，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她堅持讓我、斌弟和蘊儀妹完成了高等教育，遺憾的是那時蘊華妹未能接受更多的學習，她為i我們犧牲了自己，至今我們仍念念不忘，終生抱憾。她時常教導我們，不要追求達官顯貴，但一定要有一技之長，所以我們都先後從事科技和醫療的工作，這完全得益於她平時的教誨。
1952年她患腦溢血不治病故。但她對我的影響終生受益，至今不忘。
（據滕氏母親所寫回憶文章述。我的生母成氏夫人，生於1896年臘月廿九日，故於1926年五月二十二日，享年30歲。那時我姐7歲，我僅周歲。）
三．嚴父仁心
我父親名王學本，字道生，青年時曾就讀於江蘇第三農業學校（在江蘇淮安），所以他也接受了當時的現代教育，頭腦中封建的東西不多。以後在家執掌家業，稱為鄉紳，鄰裏間每有個什麽家產糾紛，經濟糾紛等都請他去評斷調解，大多獲得公正解決，所以在鄉裏間聲譽較高，家鄉解放後曾任當時政權的縣參議員。1950年病逝於無錫。
他這人表麵看起來非常嚴肅，從不苟言笑，給人一種威嚴的感覺。但其內心卻非常善良，與鄰裏相處相當融洽，從不擺架子，也樂於助人。
有幾件事對我的印象很深，那個年頭，家鄉常有災害，有兵災，那時國民黨收兵遊勇常躥到鄉間搶劫；匪災，離我家不遠，就是蘆葦蕩，裏麵藏了很多土匪，常在夜間或白天出來搶，有時還綁架：日本鬼子掃蕩，到鄉下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種時候，都是我父親抱著我逃避，我印象最深最感動的是這個時候，他累的滿頭大汗，氣喘籲籲。
我因為幼年失母，父親也就格外憐愛一些，每逢生病時都是他領著我去鎮上的西醫診所或中醫就診，有時去鎮上常給我帶些必須的藥品回來，如藥片，藥膏，或中藥方劑。如我在上門牙中長了一多生牙，他領我找西醫在局麻下拔除，使我的牙恢複功能。
有事他帶著我去鎮上的澡堂洗澡，他氣喘籲籲的幫我搓洗。
我父親也很熱心公益事業，有時災年，就買些棉衣，救濟難民，親戚之間有困難也常資助。災年就組織捐獻。
四. 我的兄弟姐妹
我共有兄弟姐妹五人，我的大姐王韻和，長我5歲，和我一起是成氏母親所生。她早年就讀於鹽城某女中，畢業後做過一段時間教書工作，後在商業部門工作，於前兩年因患糖尿病病故。她愛人是鹽城縣一個中學的校長，亦已病逝。我在家庭子女中排行第二。能斌弟生於 1929年，比我小5歲，他中學畢業於揚州中學，後考取中央大學工學院電機係，後任東南大學自動控製係及計算機係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已退休，在國外女兒處。二妹王蘊華，長期在江蘇省體委工作，擔任辦公室主任，也已退休，小我10歲。三妹王蘊儀，中學時代無錫上學，後考取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無線電係，畢業後留校從事教學及科研工作，係博士生導師，教授，現已退休，小我12歲。他們三人均居住南京，他（她）們係滕氏母親所生。
幼年時我們相處很融洽，因我比他（她）們大幾歲。他（她）們小時候我常抱著他們，有時背著，或攙著，中間並無異母的隔閡。
成家後雖遠隔千裏，但不斷聯係，通信，電話或造訪，連下一輩大家都很關愛。這些恐怕和以前的家庭教育有關。他（她）們三人均為共產黨員。
五、解放前夕在南京
南京於1949年4月23日解放，那時是國民覺反動政府即將傾覆之前夕，我還在南京上學，親眼目睹了許多事件和新聞。
那時我正在醫院實習，往文昌橋學生宿舍。4月 23日黎明，隱約聽到下關方向有炮聲，以後聽說是解放軍過江後在浦口附近叫浦鎮的地方，與國民黨軍隊有了短暫的接觸交火，不久國民黨軍隊即迅速潰敗南逃.淩晨以後，大家即在鼓樓附近中山路上見到了解放軍隊伍進城，秩序井然、秋毫無犯，許多老百姓夾道歡迎。以後街上貼了布告，成立軍事管製委員會，並迅速接管國民黨政府首腦機關及各部委機構，中央大學也軍管，改名南京大學，醫學院改為第五軍區大學，不久即與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合並統稱第四軍醫大學。
大概是1948年10月或11月，國民黨政府為粉飾太平及標榜民主，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地點在長江路的國民大會堂，任務是蔣介石引退後，競選總統、副總統，那時有李宗仁、孫科競選，為了拉票，各自的老婆都分別站在大會堂門口，與代表們握手獻笑，真是醜態百出。為了拉票，南京當時的公共汽車和大的飯店都由他們出錢包下，代表們憑發的有關證件，可以免費到飯店吃飯及坐車。在開會期間，有些代表競抬著棺材去中山陵哭靈，真是一場鬧醜劇。
那時通貨膨脹，大家手裏的貨幣不久就貶值，於是出現了許多銀元販子，就在文昌橋宿舍和中大東門之間的小橋及馬路旁，兜售銀元。在鼓樓的中央銀行，為了擠兌銀元及金條，競發生了踐踏死人的事。
那時（1948 年冬）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役中被圍困，糧食奇缺，據說餓死了不少人，加上那時天降大雪，也凍死了不少。國民黨政府就下令南京的糕餅店不準對外營業，一律生產圓形大餅，準備給淮海戰役中的國民黨的軍隊空投，這事我們都親眼見到。聽說一些空投到了解放軍的陣地上。
1947年的5.20日遊行，我也參加了，在現在的長江路上，（那時叫中正路，國府路）偽總統府附近，口號是“反饑餓，反迫害，”就在這次遊行中，軍警鎮壓，並當場槍殺一名同學，我記得是一位高個同學，遭槍殺後躺在馬路上，以後中大學生會還力他開了追悼會。
1948年的4.1遊行，那次的地點也在這條路上，當時的目的是向反動政府請求撥款買糧，以應急需。
中央大學在解放前夕，成立了校應變委員會，梁希老教授是名譽主任，應變委員會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1. 通過4.1遊行，反動政府撥了了一些款項，，用以購買應變糧，以備一旦戰事發生斷根斷水，同時在文昌橋宿會的小河邊建了一個臨時房屋，儲備堆放糧食，並在離河邊不遠打了兩口水井。
2. 組織同學巡邏，並從學校北麵保泰街上的偽警察廳撿了散失的槍支，以防壞人搶粗及反動軍警抓捕進步學生。因偽警察均已逃跑，槍支彈藥丟失滿地。
3. 組織檢查血型，以備戰爭發生傷亡時應用。我們當時是醫學院的學生，也參加了這項工作，為全校師生檢查血型。地點在學校東門傳達室北麵的一個屋內，可能檢查了數百人至千人。
六.天災天禍，民不聊生
大家現在生活在幸福的社會裏，很難想像舊社會人們遭受了何等的苦難和委屈.
舊社會是活在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境界中，天災有澇、旱、風、雹等災害，人禍大致有兵災，匪災。
由於河道年久失修，我們家鄉有十年九早之說，我經曆過的最嚴重的旱災難以忘卻的是1928年和1929年兩次早災，那時我們雖然年幼，但仍見到一些。這兩年連續幹旱，河道幹涸，可以走人，海水倒灌，使河道內隻有幾十厘米寬的剩水，全是海水，還可見小的水母在水中漂遊，人們飲水成了問題，莊稼也絕收，到秋季播種一些蕎麥和綠豆，我們每餐都吃綠豆，肚子脹的要命，還大便困難，大家一起在地裏挖一個深坑，靠滲點水飲用。1931 年又發生水災，連續大雨，河水上漲外溢，造成水災，我們住的房子都浸泡在水中，一家人用木棍和門板做床，用木凳擱起，大家就蜷縮在上麵。那時我們年幼，見到大水還高興，駕著漂浮的木板上劃著玩，可是家長們都愁壞了。
那時國民覺的一些軍隊的散兵遊勇就成了土匪，所謂兵匪一家。隨時到鄉間燒殺搶劫，我的祖父就曾被土匪綁架，以後用錢贖回，在綁架期間還遭到懸吊毒打，逼他向家屬要錢求釋。許多鄉民由於生活無著，每到冬季就用土塊把門封閉，全家用一小木船逃往江南及上海等地謀生，做苦力，幹重活，或做些小買賣，勉強糊口，一直到春耕時節才回來種地。
所謂兵災，主要為日本兵的凶殘，他們每個據點人數不多，用鐵絲網圍成，還抓老百姓修砌炮樓。他們常下鄉掃蕩，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有時還有日本人的幫凶，所謂“和平軍”，也是到處奸淫燒殺，老百姓稱他們是狗腿子，是我們民族的敗類。
七. 我所見到的日本鬼子
我們家鄉從1938年一直到1945年，都有日本鬼子侵占，到處建立據點，在我們家鄉附近的城鎮就有3-4個據點，據說每個據點也就4-5個到7-8個日本兵，有時把一些偽軍的士兵冒充日本鬼子。每個據點周圍都按有鐵絲網，並挖壕溝。由於人數少，又常遭新四軍遊擊隊的襲擊，夜間常鳴槍壯膽。由於交通不便，他們的給養沒有保證，就常常下鄉掃蕩，搶劫老百姓的糧食及禽畜，作為飲食。有些老百姓走過據點時，就將他們視槍靶，舉槍射擊至死，有時為了練身體，他們把老百姓抓進據點，舉起雙手，從頭上甩過去，再從後麵甩向前，如此幾次就將人摔死。他們就是這樣對付中國人，真是野蠻至極，我們家鄉是平原地區，到處是小河，汽車、摩托車以及自行車都不能應用。騎馬也不行，每次下鄉掃蕩，都是乘汽艇，把機槍架在船頂上，每當見到河堤上有人，就立即開槍打死。到了鄉下，除了搶東西，有時還糟蹋婦女。見人就殺，每次下鄉，都要死若幹人，老百姓為了逃命，常到偏僻地區的親戚家避難，我記得我們家就因逃難搬家至少五次。有時那個地區又有了日本鬼子，就又搬遷。7-8年時間就這樣折騰躲避，時時處於苦難之中。
1946 年我到南京，就在原中央大學（現在東南大學）的地方參加先修班學習，準備高考。原中央大學，在抗戰期間，曾是日本兵的醫院，我們去時，還見到許多地方有打碎的玻璃藥瓶及藥品，遍地狼藉。我們去時，投降的日本兵還未全部撤回國，有些還住在中大的一些房子裏，他們見到帶黃銅紐扣軍醫的國民黨兵，就彎腰屈膝，一付奴才相，完全沒有了往日的凶神惡煞的模樣。
他們在據點之間拉了電話線，把竹竿插在田地裏，上麵架上鐵絲，老百姓誰也不敢碰它，若遭到破壞，他們就將附近的居民殺光，房子燒光，就為這個也死了不少老百姓。
八.我平生的幾次生死劫難
我雖然年幼失母，體弱多病，但總算活了下來了，但以後經曆的幾次生死劫難，令我終生難忘，使我體會到一個人要死也就幾分幾秒的事，但也不是每險必死，所以，要正確對待人生，切不要貪生怕死，但也不要把生命當兒戲，從不珍惜。
第一次的劫難，發生在 1938年，正是日本鬼子侵占期間，有一次下午，我和斌弟為逃避日寇的掃蕩，躲避到我家西邊的一戶農民家裏，正巧目寇搶劫燒殺完帶著豬，牛和雞鴨返回途中，經過我們藏身的房子門前，我們從門縫裏看到這幫暴徒，腳上穿大皮鞋，肩扛步槍，上邊也掛著雞鴨，我們就開著門藏在門後，不敢出聲，幸虧天色已近黃昏，他們急於返回，沒有進屋，如果進了屋，我們倆肯定會被他們用刺刀刺死，躲過了一劫。
第二次發生在1946年，我們和另一親友父子兩人，從家鄉去南京，那時交通不便，就雇用了一個小木船，運了些鹽作為去南京後的生活來源，在經過長江從江北開往江南，船經過長江中流時，水流湍急，波濤洶湧，小船顛簸搖擺厲害，即將翻船，船上的玻璃瓶兩邊搖滾，我們就拚命地抓住船邊的木板，作救命稻草，幸虧時間不長，就越過了激流，到達彼岸較平靜區域，才平安到達南京，這又躲過了一劫，如果翻了船，那就命喪江中了。
第三次，也是1946年，在南京湯山學習期間，一天開車去南京，是一個帶竹頂的卡車，一車有幾十個人，那天正逢下雨，從一個山坡向下時，由於路滑，車控製不住，倒翻到山坡下，當時死了近10人，傷了十幾個，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將我摔出了車外，幸免一死，隻摔壞了眼鏡。這又逃過了一劫。
第四次，是1971年，我院派醫療隊，去山西省我院派往各省的醫療隊，力他們解決疑難病的問題，一次我們乘車從山西省侯馬市去沁水時，公共長途汽車在山坡上繞山坡轉行，由於彎度大，我們坐的大客車與迎麵而來的車互相看不見，幾乎相撞，隨即緊急刹車，我們坐的車在馬路外側，馬路下是幾十丈深的山穀，我們坐的車刹車時隻距邊緣10多個公分，幾乎翻進山穀，如翻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又逃過了一劫。
第五次，是1979年中越戰爭。我們派出十幾人的醫療隊專家組，前往雲南，廣西及四川各省的駐軍野戰醫院，幫助解決疑難複雜的傷員的治療。一次我們去了雲南蒙自地區的野戰醫院，醫院駐在一個叫草壩的地方，地處雲南高原，沒有河流，供水隻靠壩上的一些水塘，由於水不流通，汙染嚴重，水塘周圍都長滿了野草。由於雲南地區氣溫特點，日夜溫差大，我不適應，得了重感冒，體溫 38-40C，寒戰，於是就在那個野戰醫院住院治療，他們給我用抗菌素和輸液，這個野戰醫院設備簡陋，輸液的液體是自己製作的，用的是水塘裏的水，未能很好除熱原，輸液後出現了嚴重的反應，體溫上升，寒戰，幸虧我知道這方麵的知識，就立即將輸液針頭拔除，他們給我們用了點退燒藥，將我從蒙自機場乘直升機轉送昆明，住入軍區總醫院治療，逐漸退燒，體力受到很大影響。嚴重的輸液反應，常常會致人於死命，這次又算避免了一次死亡。
2006年國慶節前，我倆去天安門廣場看花展，看完後準備到王府井大街買點東西，但出租車因路途太近而拒載，我倆隻好步行到王府井大街，買完東西已過中午，我們就到王府井路南台基廠大街一個蘇州菜館就餐，那天天氣悶熱，我們要出租車也拒載，隻好又步行前往，中間要兩次穿行過街地道，走得我們滿身大汗，疲憊不堪，肚子又餓又渴，到飯店吃飯不久，我就昏迷不醒，失去知覺，並小便失禁，經飯店聯係，找來120 車將我送301醫院急診室，在車上輸液接氧，約半小時後知覺恢複，休息後即返回家中，大量飲水，才逐步恢複。主要由於出汗引起缺水，肚子餓血糖低而引起，竟82歲的年齡，經不起過分勞累和饑渴，但幸虧搶救及時，才逃過一難。但事後很長時間體力衰退，以後才慢慢恢複。
2007年6月，因前列腺肥大不能排尿，急診住院手術作全麻下前列腺切除手術還稱順利，術後差點丟了性命。手術後由於尿管吻合不嚴，發生尿漏，並滲透到腹部組織內且並發感染，以致高燒達39°—40°C，寒戰並昏睡了一天，叫也叫不醒，孩子們及老伴都緊張得很，經過病房的治療，終於恢複了意識，體溫也漸漸下降，這算又逃過了一次死亡，但體重從 65公斤降至55公斤，無力走路，需人攙扶，經過2個月的休息，才逐漸好轉，但從此體力大減，兩腿乏力，不能遠走，至今未恢複。雖然未死，但打擊太大。
2008年在查血時發現一些腫瘤指標升高，並有大便潛血陽性，於是又在全麻下作了胃腸鏡檢查，發現結腸內有6個息肉，有幾個較大，但尚未惡性變，經切除並作相關處理，2009年4月又作了一次胃腸鏡複查，發現息肉已不見，各項指標也漸趨正常，這又過了一關。
通過這些劫難，讓我意識到，一個人的死亡，可能就在幾秒之間，但也不是每險必死，所以要正視生死問題，死亡是人生的歸宿，但要正確對待，不要怕死，但也不能踐踏生命，把生命當兒戲，如酗酒、吸煙、狂賭，那是殘害生命，毫無意義。
真所謂：曆經劫難幸未死，乃悟人生艱險多。
九、我的求學過程
我自四歲時，即由滕氏母親叫我識字，那便是學習的開始。以後因為我家位於農村，離市鎮有好幾華裏路，年幼時到上學年齡，不能去上學，於是就在本村辦了個私塾，有本村各家到上學年齡的孩子入學學習，大概有十幾個人，老師是鎮上請來的，他們都上過學校，到初中階段，因家庭經濟關係，無力再繼續上學，就到我村來教書，我家提供了私塾的房子，另外一家給他們提供了生活用房。學習的內容，不是四書五經，而是當時小學的教材，如算術、曆史、語文等。這樣學習了3-4年，基本完成了初小的學習，從1935年就到鎮上縣立樓王小學，插班到五年級，1937年小學畢業，係住校學習。那時己經進入抗戰時期，時局比較混亂，新四軍已建立根據地，國民黨還盤踞了一些地方，時常戰事頻繁，民不聊生。1938年考進我縣私立亭湖中學，進初中部，由於日寇的騷擾，學習時斷時續，人心不安，一直維持到1940年，才算畢業。這時時局更動蕩，無法進行高中階段的學習，這時有些因抗戰被迫返鄉的中學教師，自己組織了補習學社，但也因戰事幹擾，時聚時散，就算勉強完成了高中的學習，英語、數學基礎都比較差。這期間還在家賦閑了兩年。
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於 1946年早春乘木船去南京，準備高考。剛到南京，是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由於地區的差別，貨幣又不通用，由於家庭變故，又沒有多少錢可以帶去，生活無著落，隻好臨時居住在一個老鄉的非直係親戚的家裏，不受歡迎，冷眼相看，隻好人到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隻好給人家陪笑臉，晚上就在她家地板上睡覺，白天就吃一點厚臉飯，就出去轉悠，找關係，肚子餓了就在街邊的粥攤上喝上一大碗稀飯，吃點鹹菜，貴的東西又吃不起。幸好遇到一位中學時候的同學，他幫忙找了一位同鄉，他當時是中央大學臨時先修班的教務長，才幫助進了先修班，準備高考課程，食宿也有了著落，據報刊報導，江澤民同誌當時也在這個先修班。先修班結東後就報名投考了中央大學醫學院牙科，當時有500多人參加考試，最後錄取了 25名，我算是被錄取了。倒不是我學習好，而是碰上了機遇，因當時報考的學生大部分都在抗戰期間學習的中學課程，基礎都不算好，矮子裏麵拔壯丁，我算是碰上了。入學以後就住在丁家橋學生宿舍，吃飯算是公費，大家在一個大飯廳內就餐，也沒有凳子，站著吃，每天吃的都一樣，紅糙米飯，還有黴味，菜是水煮黃豆芽一碗，來晚了菜飯都完了，隻好餓肚子，這樣過了1-2年。進入後期學習階段，將我們遷到文昌橋學生宿舍，條件稍好了一點，一間房8個人，四個鐵床上下鋪。於1950年6月畢業，這時已解放後中央大學軍管，改名南京大學，以後醫學院改為第五全軍醫大學，歸總後勤部及華東軍區衛生部管，第五軍醫大學存在不久即與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合並，統稱第四軍醫大學。
十、我的醫療工作過程
1950年6月南京大學畢業後，經人介紹組織批準安排到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口腔科工作，這個醫學院是國民黨時期的國防醫學院，解放後最初由華東軍區衛生部接管，原名華東人民醫學院，後改名為第二軍醫大學，醫院稱為附屬醫院，最後改名為長海醫院。因門前的馬路叫長海路。剛到該院，口腔科規模不大，也沒有病床，我們去後規模才逐漸擴大，並籌建了病房，我是這個病房的首批住院軍醫，在學校也沒有學過這些內容，一切從頭學，虛心向兄弟科室學習，經驗也逐漸豐富，病床也逐漸增多。那時是解放初期，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之後不久，遺留了不少嚴重的頜麵部創傷，未能及時救治，遠至紅軍時期，近至解放戰爭時期，他們都是頜麵部由於戰傷所造成的功能障礙及外形毀損，急需得到恢複治療，接著又是抗美援朝戰爭轉來大批傷員，需要救治。由於客觀的需要，需要很多治療這方麵的人才和設備，所以我們的人員也逐漸增加，床位也逐漸增加。完成了許多傷員的治療。一位特等殘廢的傷員，在戰鬥中炮彈將上頜骨前部炸掉，左眼完全缺損，上嘴唇內陷，說話不清，吃飯隻能吃稀飯，情緒十分低落，終日憂容。我們經過幾次手術，讓他裝上了假牙，這樣就可以吃半流食，也可以和別人交談了，情緒好了許多，接著我們又給他作骨移植，解決了鼻子塌陷問題，右眼又經皮膚移植，再造了上下眼臉，並安裝了假眼球，這樣外形明顯改觀，出院後回家鄉，安排了做社區幹部。對我們十分感激，每次來北京，都來看我們，他並將他的經曆撰寫了一本小冊子，還專門給我寄來一冊。一位縣委書記，患上頜骨癌，我給他手術治療，已存活了20年，他為了感激，請人專門寫了一個匾額，給我寄來。還有其他傷病員，在治愈傷病後給我親筆書寫條幅，給我送米，以示感激之情。
1958年6月，我奉命調至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口腔科工作，後任主任醫師，教授，直至1989年12月退休。
我從醫四十餘年，從來不收受病人的錢物，偶爾不好退卻，事後就購買相應的禮物送他或寄去他家鄉。我覺得一位醫生，救死扶傷是其天職，決不應該隨意收取病人錢物和紅包，否則，我認為是趁人之危，敲詐勒索，無異於謀財害命。
十一、我的醫療隊生活
作為一名解放軍的醫務人員，國家一旦有事，當然是首當其衝，服從命令，前往救護。
我從事醫療隊工作40餘年，大概有四、五次醫療隊的任務，為災區、農村、部隊進行救治任務。
1969年，正值“文革”期間，為了響應毛主席。“把醫療工作送到農村去”的號召，我院先後派出了三批醫療隊，我是第一批，派往延安地區延川縣。這是個貧困的山區縣城，土地少，人口少，嚴重缺醫少藥，有病沒處看，也看不起。全隊有12名隊員，大部分是女同誌，我擔任隊長職務，另外一名同誌任指導員，我既要負責全隊的醫療任務，還要學會做全隊人員的業務指導和任務安排，有時還要做思想工作。
那時都有一種盡可能為貧下中農服務好的精神，自覺學習業務，掌握技術，由於醫藥缺乏，大部分用針灸治療，但同時也盡量開展工作，我以前未做過的手術，邊學邊幹，如絕育手術，眼瞼倒睫手術，針拔法治療白內障，還有身體各部位的疣、痣和小腫瘤的切除，有些較複雜的手術，就和縣醫院的外科醫生合作。
這樣我們就解決了病人的許多問題。病入很滿意和感謝。稱我們是解放軍醫生，女同誌他們就稱呼力解放軍婆姨，婆姨是陝北農民對未婚女子的愛稱。如一位老太太，多年患白內障，經過給她治療她就能外出行走，多少年沒有看到的高山，驚叫山好高啊。在我們離開時，給我們送來雞蛋，那時是稀有食品，我們收了以後，付了錢給她。當我們完成往務後返北京時，送我們的卡車將離開時，許多貧下中農向我們車上扔柿餅、大棗等，真是一片軍民魚水情。
我們到達陝北，是冬天，那年因早災糧食損失嚴重，農民嚴重缺糧，我們那時是派飯，每天輪流到農民家就餐，吃完後按標準交通用糧票和錢。那時農民實在也拿不出足夠的糧食和食品給我們吃，於是我們也就控製飯量，農民吃什麽我們也吃什麽，我平生第一次嚐到吃糠噎菜的滋味，所謂糠就是小米的外皮，菜就是山上平常的野菜，我們也叫不出名字，就這樣每天還不能吃飽，晚上肚子餓了大家就喝碗水，農民也感到很難受，但也沒有辦法。這些東西吃了大便幹結，拉不出大便。那時由於極左思潮，自己不能帶東西去，就這樣餓著。
就是這樣在體力嚴重透支的情況下，每天還有繁重的醫療任務，有時還要爬山，為農民種地，大家都逐漸消瘦，我原來56公斤的體重，半年下來就減到 48公斤。但大家精神狀態都很好，主要由於精神力量的支持。
醫療隊所住房子，是在山腳下一處村子裏，靠近路邊，夜間常聽到狼嚎，並有時穿過門前，所以夜間大家都不敢外出，必須出去都是兩人以上，並且手持木棍等作防護工具。有時進城時，在路上偶爾也碰到狼經過，但千萬不能侵擾它，否則他就瘋狂襲人，大家和平通過。
那個地區嚴重缺水，小河裏的水不能飲用，因嚴重鹽堿，吃了後撐肚子，有時女同誌在河裏洗個臉，老鄉也說不可以，洗了後要生病。所以，我們經常一周不洗臉，早晨刷牙的水留著洗手洗腳，洗澡根本談不上，我們一年沒有洗澡，衣服上多少虱子，也沒法數清，一次就捉了100多個，大家也顧不上去清理，白天勞累，晚上也睡的香。全村就靠一個山上路邊的一個泉水，流量有限，隻有一個小池塘，大家就靠這點水飲食，我們也一樣困難，有時大家有空兩個人用小鐵桶去抬點水回來，大家分著飲用和刷牙。
一年的醫療隊生活，使我們鍛練de能吃苦耐勞，也體驗了放下中衣的感情。這些情景是終生不忘。
我們於1970年底返回北京。1972年秋，我院派往山西的醫療隊，有些疑難病例無法解決，院方就排一些高年資有經驗的醫生組隊前往協助解決，一隊有近十人，人們戲稱我們是“醫療隊的醫療隊”。我們走遍了有醫療隊的縣市，在一個隊就停留1-2天，我幫助他們做了不少裂唇修補的事術（俗稱豁咀）。在山西黃河邊上的萬榮縣，我幫助他們解決了一位左麵頸部一個大型混合瘤，全身麻醉加上局部麻醉，終於切除了重達5.5公斤的大腫瘤，這是一位67歲的老太太，瘤子長了 40年，從小到大，漸漸長成比西瓜還大的瘤，每天晚上睡眠時，想翻個身就要把瘤子搬著才能翻，這樣堅持了幾十年，有趣的是手術切除以後她睡覺翻身時還習慣地兩手做搬瘤子的動作。手術後在兄弟隊和農民之間傳為美談。我們雖然辛苦了一個多月，但確實也解決了不少貧下中農的疾病問題。
1974 年春節前一天，東北發生海城，營口地震，我院由一個副院長帶隊，前往參加營救地震傷員。那時正值嚴冬時節，大雪紛飛，我們頂風冒雪乘車前往，經過鞍山，過海城見房屋全部倒塌，因公路損壞，車輛很難爬行。我們的任務是前往營口，地方安排我們住在學校內，由於地震破壞，供1電供水設備失去作用，沒有水沒有電，更談不上取暖，當時氣溫是-30°C以下，真是天寒地凍。吃飯成了問題，隻好從冰廠買來冰塊，化成水做點稀飯，大白菜也沒法洗，隻有切碎下鍋，就這樣克服了幾天，睡覺就睡在學校的房子裏，衣服也不敢脫，因隨時有餘震，我們就穿著皮大衣帶著皮帽子，腳穿大頭鞋，開著門睡，腳向著門，一有震情立即下地到室外。
以後，總後調撥了大型棉帳篷，情況就好了一些，在帳篷內雪地上鋪上一層厚厚的稻草，男，女分開兩邊和衣而睡，以後又增加了個大爐，冷好多了，白天出走巡診，協助地方救助傷員。經曆一個多月才返回，我們就在冰天雪地中度過了春節。
1 979 年中，越邊境發生戰爭，有了戰爭就免不了有傷員，我們又奉命組織醫療隊前往協助該地區軍隊醫院解決疑難危重傷員的救治問題，軍區衛生部派了一名助理員陪同我們乘車前往在各地的野戰醫院，幫助他們解決了許多急待救治的傷員的手術治療。我們的車上都帶有武器，因地處邊境不時有越南武裝偷襲軍車，我們還算安全地完成了使命，這期間我生了一次病。以後，1984年老山戰鬥時我們又去了一次，時間不長。我們車子經過的地方，許多山頭上都埋有犧牲將士並建立了公墓。
十二.我參加過的保健工作
這裏所說的保健工作，就是對中央領導和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當時是嚴格保密的。
在我參加的過程中先後有董必武董老、鄧小平同誌、毛主席的兒子、兒媳、林彪的兒子、楊尚昆同誌、餘秋裏同誌、張愛萍同誌、羅瑞卿同誌，李鵬同誌的兒子的治療工作，有時因為工作需要，還派車到他們家裏去。當時各位中央領導不能直呼其名，都隻能稱X號首長。我曾經到鄧家中去過一次，是一個很大的舊院子，庭院中種些花草，他在一間辦公室內，隔壁是他秘書的房間，門外有一大廳，裏麵放著沙發、藤椅和電視機，平常他就在這廳內看電視，這地方別人不能隨便進入，就是親屬也不能隨意進出。我看後感覺，他雖有很多房子，有警衛、生活秘書和廚師，但我覺得也很寂寞，連個說話的聊天的人都沒有，更不能輕易外出，我覺得不如我自由，我可以到處走走，見熟人說說，他可不行。他的口腔病是白斑，由於他每天要喝白酒，吸煙很多，又喜吃辣味，所以病變發展很快。為這病中央保健委員會安排了許多專家參與其治療，分藥物治療、手術治療兩個組，藥物治療組參考國外經驗，曾派人到美國、巴西、英國訪問考察。我是手術組的成員，並擔任秘書工作，負責記錄會診中專家的意見，並整理總結寫成報告，報保健委員會。請了上海、成都、西安、北京等地的專家10餘人，但會診時不告知首長姓名，也不見本人，隻聽病情介紹和看石膏模型上畫出的病變範圍，最後經過專家們勸解，他大量減少吸煙、飲酒，病變停止發展，以後也就未考慮手術的問題。
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對外名安青，有精神疾病，類似癡呆，反映遲鈍，一次由保健醫生帶來，讓我給他撥牙，我給他注射麻藥，他也沒有反映，順利完成。他的夫人邵華同誌，麵部有一黑痣，我也給他做了切除手術。
董老是三叉神經痛病，當時也找了國內的專家們會診，因年事已高，藥物封閉和手術截斷都不能考慮，隻有用藥物治療，這種藥當時國內還不能生產，隻有用進口藥，（名痛痙平），這種藥對於症狀控製有效，靠老按規定服藥，凡外出參加活動就增服一片，以免活動期間疼痛發作。
一次為羅瑞卿同誌拔牙，他因戰傷口張不大，拔牙及注射麻藥非常困難，但完服困難，終於完成了任務。他一臉嚴肅，皺著眉頭，令人生畏。
以後還為張愛萍、餘秋裏同誌先後做過手術。
保健工作表麵看似光榮，但親生經曆者才知其中滋味，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絲毫不能馬虎疏忽。否則是後果嚴重。
十三. 勤於思考，力求改善現狀
我從小就性格內向不善言辭，但並非愚鈍，而是以動腦動手來表現。幾歲的時候，就用手用竹竿做成竹槍，內放小石頭子為子彈，可以彈出數米，用它打蜻蜓，蝴蝶。大概十四歲左右，那時時有匪災和兵災，我父親就把一座自鳴鍾藏在穀糠中，待取出時裏麵好多穀糠，鍾無法再走動，我就憑著一股牛勁，硬是把它拆開，清洗後又從新裝上，那時農村買不到潤滑油，就用豆油代替，工具也很缺乏，單靠毅力卻把它修好，自己也感到高興。到了40年代中學畢業後，掌握了一些數理化知識，就開始用這些知識，也進行科學實踐動手動腦，那時還沒有廣播和電視，隻有南京有廣播電台，許多親友都安裝礦石收音機，我也買了些有關零件，動手安裝了一個，居然能收聽到廣播，大家都感到驚奇。那時用鍾表也無法校對時間，我又動手，按照報刊上的資料，做成了一個日晷，就有了正確的方向，時間也就比較準確了。
退休以後，我觀察到老年朋友有腰痛腿痛的疾病，我參考報刊資料，動手製作了電熱治療墊，根據不同部位，做成不同大小，到處選購電源變壓器和漆包線，自己動手繞製並縫合，可用於腰、腿、頸部疼痛的治療，自己做了幾個，又做了幾個送給孩子們和親友，大家反應都不壞。
以後又先後改良和製作了一些工具和器械，並獲得了四項專利。目前還在進行一些醫療器械的改革和研製。
十四.我的退休生活
自1989年12月宣布退體命令以後，我被分配到院專家組，負責行政事務和科室的醫務工作，偶爾也參加些保健工作的活動，及病房病人的疑難病人的會診指導工作。又先後擔任幾個兄弟醫院口腔科的顧問工作，如304醫院，武警總醫院等，有時也應一些單位的邀請，去該院會診病人或參加指導手術，直到 1989年以後因住幹休所交通不便，年歲漸高，也就基本上不出去了。
退休後如何用好這個空閑，我不會跳舞也不會唱歌、繪畫、打牌，於是就著手總結經驗，編輯成冊，請出版社出版，先後編輯了兩冊，個人投入共約三萬元。
我覺得從事醫療工作近50年，積累了若幹經驗，也免不了發生些錯誤，醫療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都是病人的痛苦和鮮血換來的，甚至犧牲了生命，這代價是相當可觀的，所以我就將這些編寫成冊，使和我做一樣工作的同事和後輩，在醫療實踐中，盡量讓病人少受痛苦少付代價，讓他們少犯和我一樣的錯誤。也算我對這些付出代價的可愛的傷病員同誌們的一些補償。所以，盡管自己出了一些錢，但心安理得，覺得，是一種安慰。我還將這些書籍贈送給家鄉醫療單位的同事們，和一些認識的部隊和地方的從事這次工作的同誌。總的說來，反映還不錯。
以後本來還想寫一些，但由於年歲漸長，已沒有這份精力去操持些事，即所謂力不從心。
接著就從事醫療器械改革研製的工作，幾十年來我在診病和手術中發現若幹器械沿用若幹年前外國人的式樣，有些要從國外進口，什麽我們不能研製改革這些東西，使其更適合，病人少受痛苦？於是就自己動手，購買器材及尋找協作工廠，請專業工程師繪製施工圖紙。先後研製了四種帶光源的手術器械並申報專利獲準。但聯係協作生產工廠並不容易，因工廠考慮的是利潤問題，據告做一套磨具就要十幾萬元，還要我生產後包銷，我哪有去推銷的本領，為這事還去了一趟上海。但最終隻好作罷，為這項工作從報專利到聯係工廠，約花費了近5萬元。
但我覺得，我做了應有的貢獻，有些事不是我能解決的，聊以自慰。
近年來我主要研製簡便實用的口腔用LBD 光源口鏡，把小型 LBD 手電與口腔科檢查治療的口鏡結合起來，輕便簡捷，共製作了兩個型號，第二次型號更輕便更使用簡單，製作數個，給我的研究生們臨床使用，反映很好。近來又應用這種方式，給耳鼻喉科應用的間接喉鏡，也裝備了這種裝置，準備交該科醫生試用。
退休後 20多年，一直沒有閑過，總是“沒事找事”，過得還算充實。現在年齡漸老，體力也越來越差，但隻要腦子沒有糊塗，手還能工作，就將不會休息，根據身體情況，力求做點能做的事，這樣可以避免退休生活閑散無聊。當然這些工作也算不上什麽貢獻，隻是調節心情，避免或推遲手腦衰退。
附錄：家鄉的民間諺語，方言和稱謂
我在家鄉生活了 22年，生活在親屬和鄉親中間，他們在長期與大自然鬥爭中編造了許多諺語，對天象、氣象和其它自然現象觀察，判斷有一定參考意義，有些至今仍可能適用。現在憑記憶記述幾首供大家一讀。
那時農村沒有鍾表，更沒有氣象預報，隻有觀察天象，氣象等變化和改變來大概估測一下這些，以便從事農耕工作。
我祖父雖識字不多，但仍可記住這些諺譜，以後在家裏經常問我們說，有時看到天氣變化，就用這些諺語來解釋。
一、諺語
（1） 關於天氣、天象方麵
- 夏天不熱，五穀不結。表明夏天天氣不炎熱，這一年的稻、麥收成不好，許多是空殼不結籽。
- 春雨貴如油。那時農業生產，如果缺雨少雪，就要幹旱，所以有春雨貴如油之說。
- 最好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用力耕田。 說立春最好是晴天，這年可能是豐收。
- 東虹日頭西虹雨
虹就是彩虹，我們家鄉把虹讀成杠（gang）音。表明東方有彩虹，可能天晴。如果西方有彩虹，可能有雨。 - 晚霞行千裏，朝覆不出門。
如晚間黃昏前有彩霞，可能明天是晴天；
如果早晨日出前後有彩霞，表明可能要下雨。 - 大瓦風，小瓦雨。
農村把天空的白雲塊稱作瓦，如白雲塊大可能要刮風，小瓦即小片白雲，可能要下雨。 - 秋呆子
農村把立秋前後的連綿陰雨，叫做秋呆子，大概這種現象對秋收不利，出於憎恨而有這種叫法。 - 雪兆豐年
每年冬季或初脊連續幾場雪，表明今年會是豐收年。 - 三日風，四日雨。 表明一個人情況多變，變化無常是一個貶義詞。
- 彎起東風，明天暖烘烘。傍晚刮來東風，明天可能是晴天。
- 初三、初四不見月，糊裏糊塗半個月。 一般農曆每月初三、初四應見到弦月，如陰雨不斷，可能上半個月會持續陰雨、
- 十七、十八坐地殺鴨，十八、十九坐地殺狗，二十一、二、三、月出兩頭擔，二十七，八，九，亮月子出來扭一扭。 這是觀天象，估計時間，那時農民沒有鍾表，隻能觀看月亮，大概估摸一下時間。如十七，十八月亮還比較亮，可以在月下宰殺鴨子，到了十八、十九月亮就光線暗了些，就隻能在月下殺狗了，因狗比鴨大。二十一、二、三，月亮升起時大約是扁擔（大約12時左右，）所以形象的叫“兩頭擔”，兩頭即前半夜，後半夜的意思。到了廿七、八、九，月亮月亮出來已近天明，所以叫出來“扭一扭”。
（2） 家鄉的一些俚語和方言
1.把月亮叫做“亮月子。”
這種叫稱，大家都這樣，就成了約定俗成的叫法，多少年如此。
2．稱謂
即家屬，親戚之間的稱呼。
父親叫做爺，媽媽叫做媽，繼母叫娘。祖父叫爹爹，可能表示是父親的爹，讀音 dia dia 平音
姑媽叫做姑（讀作 bu）第一個叫大姑，一次叫二姑……
姨媽叫姨娘 第一個叫姨娘，依次叫二姨娘，三姨娘
（3）一些生理部位和功能的叫法。
1 肛門叫做“屁眼”
可能是表示放屁的出口；
2. 肛門後部上方的一個光骨頭，叫做“屁眼鉤字”，大概是形狀較突出，才有這叫法。解剖學上稱力“尾骨”，是脊柱的最下端，可能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尾巴的殘餘；
3. 大便俗稱“屎”，排大便叫“屙屎”，老百姓俗叫“拉粑粑”；
4. 小便的排尿，叫做“尿尿”，兩個字讀音不一樣，前麵的發平聲，後麵的發
去聲；前麵的表示動詞，後麵的是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