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運動全稱“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由香港法學者戴耀廷與傳媒大佬黎智英等人聯合發起,仿效2011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旨在盡快實現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改變由中央直接任命的現狀。“占中”概念最早於2013年提出,經過三次商討,於2014年逐步行動化,先是高調舉行“6.22全民公投”,後又上演“7.1遊行”預演占中。與此同時,另一場聲勢浩大“反占中”運動也不甘示弱地在全港蔓延開來。兩方你一拳我一腳鬥地水火不容,其產生的巨大影響和廣泛的波及範圍使香港社會麵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形勢。 若要深層次分析“占中”運動的實質,牽涉到政治、地域、文化、法律等多方麵的因素,為避免文章過於深奧晦澀,本文不再這裏做詳盡解析,僅從一個普通旁觀者淺顯的角度去看待這兩者的糾葛。
占領中環,yes or no?
簡單來說,“占中”是一場有組織性、帶有明顯政治態度的權利運動,這點與“占領華爾街”有本質區別。其一開始就目標明確、策劃詳細,而非後者的鬆散結構和民眾自發聚集可比擬的。“占領華爾街”沒有具體目標,沒有專人領導,僅表達對經濟蕭條、社會不公和政府不作為的不滿,是一種現象運動,其參與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實踐。而“占中”仿效的隻是形式,它也可能是“占領維多利亞港”或者“占領青馬大橋”,其特點是擁有一定受眾麵和參與群體,但最終目的是實現領導者的政治訴求。據香港媒體調查發現,如果“占中”人士要成功封鎖中環,組織者需要動員逾2萬人參加,或策略性地安排示威者聚集在一些主要路口。僅占領遮打道就需要超過1.1萬人,若要讓人群密集式地覆蓋遮打道和德輔道主要路段,至少需要2.2萬名示威者參與行動。
那麽如此興師動眾的“占中”是否像戴耀廷等人宣稱的那樣是一種行使公民抗命行的非暴力為呢?就法律層麵來講,作為法學專家的戴耀廷和陳建民無疑抽了自己耳光。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世界任一國家癱瘓城市主要道路本身本就是一種非常惡性的違法行為,即使像“占領華爾街”這樣後期發展到數十萬人的遊行抗議也未采取任過何破壞城市日常運作的極端手段。盡管披著“愛與和平”的外衣,一旦實施起來必將影響整個城市的功能,引發其與警方對峙並可能產生流血衝突的結果,“占中”損害的將是大部分港人的群體利益。作為特區,香港人民尋求自治和民主的呼聲應當予以尊重和支持,但這種以犧牲大局為代價的博弈不應得到主張。當然左派人士會質疑破繭而出的改革需要激進革命的刺激,以短期內的損失換取長期的利益,正如中共革命在當時也被視作非法行為。在這點上我認為必須看到的是近百年前的社會形態和健全程度與今日高度成熟的現況不可同日而語。在經曆了高速發展、成熟並且整體趨於穩定的中國社會,需要的是階梯型和螺旋型穩步上升的改革,而非直線型的騰空,所謂站穩了不易倒下,而跳太高會摔跟頭。此外還了解到“占中”組織發動了大量青年人,尤其是在校學生為其呐喊拉票,蠱惑學生“今日唔出聲,他朝被滅聲”。這種妖魔化地樹立敵我對立、煽動香港同胞對抗情緒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挑釁行為,“泛民主派”從一開始的政治反對派逐漸顯露出其成反政權、反政黨的本色。之於“占中”背後的目的,可能也不僅隻是爭取普選。由此可見“占中”領導人清楚地認識到“占中”會導致的流血後果並放任這種後果的發生,其所期盼的是以此為導火線進一步增加港人與政府的對立麵,動搖北京政府對香港的控製。作為參與的學生,在未踏出校門之際便學會使用暴力進行抗爭,無論對其性格還是心智的發展都將埋下危險的隱患。學生關心國家胸懷大誌應是國家之幸,不應被少數人利用作為實現政治投機的工具。
“反占中”以社會中堅力量為主
“占中”風波已影響香港政界、商界、宗教、法律等多方麵,分析人士直言這場風暴席卷下去將重創全港經濟,而這並非無稽之談。然而在普遍的社會結構中大部分利益集團都期望看到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的局麵,因此形成“反占中”群體可謂順其自然。在我看來 “反占中”和“占中”的目的其實一樣,都為實現普選,但“反占中”反的是暴力手段和社會動亂。有人質疑“親建製派”組成的港府在“反占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在幕後進行操控,其實就港府立場而言“反占中”是必須也是緊迫的。若任何訴求都可以跳過政府層麵采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豈不是造成社會大亂,即便號稱高度民主的西方國家政府也不會坐視此類行徑發生,民主決不能和極端劃上等號。在普選問題上港人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態度,但這至少得在基本法賦予的權利範圍之內,否則立法何用,政府何存?
“占中”與“反占中” 不僅隻是表麵上“泛民主派”與“親建製派”的鬥爭,更像是香港左右手的博弈,但最終傷害的是港人自身利益。雙方一次次所謂的投票和遊行都要占用巨大的社會資源,耗費大量的警力安保,買單的則是香港全體納稅人,如此折騰下去不出一年香港經濟必然衰退,引發的可能是一係列連鎖泡沫反應。另外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這條胳膊始終拗不過大腿,若中央政府介入,強行“占中”無疑將造成兩敗俱傷的最壞結果。為此本文勸告“占中”雙方放下形式上的較勁,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解決實際問題,真正把香港社會安寧還給港人,讓社會資源得其所用,使香港得以繼續走在中國發展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