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早期幹預 走向良好營養 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有益

《柳葉刀》(The Lancet)雜誌是目前世界醫學界最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2008年《柳葉刀》發表一係列營養研究方麵的論文，總結了營養的重要性、營養不良的嚴重後果以及低成本預防改善營養不良的實例，這被譽為裏程碑式的事件，凸顯了國際醫學和健康學術領域對營養科學的關注。2013年《柳葉刀》再次發表係列營養科學的論文——這是《柳葉刀》組織科學家對營養問題多年來的研究進展、科學證據和改善經驗進行的係統匯總和分析結果。綜合兩次係列報道，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全球營養不良問題十分嚴重

　　●營養不良是導致嬰兒和兒童死亡的主要因素

　　●營養不良對嬰幼兒的健康和認知與體格發育的長期影響是不可逆的

　　●高效低成本的營養幹預可以預防控製營養不良而挽回數百萬生命

　　●營養幹預以孕前至兒童2歲為最佳時期，此時是“機遇之窗”，回報最高並可避免不可逆的傷害

　　●改善營養可促進個體人收入及國家經濟增長

　　●國際社會對營養不良的認識，往往是“事後”的，長期以來，資助者和發展中國家忽視營養問題，《柳葉刀》對此深表憂慮

　　而早在2000年9月的聯合國首腦會議上，189個國家的元首聯合簽署《聯合國千年宣言》，承諾在2015年之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其中包括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降低兒童死亡率和改善產婦保健等營養改善內容，明確承諾以1990年發生率為基數，將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降低2/3、產婦死亡率降低3/4。

　　如何減少營養不良是人們一直在追尋和探索的目標。2013年，瑞士著名的醫學和科技出版社KARGER出版了《The Road to Good Nutrition-A Global Perspective》(走向良好營養的途徑-國際視野)，該書由來自國際組織、營養科學界、經濟與社會發展、農業和食品產業的專家學者編寫，係統闡述了預防控製全球營養不良現狀、國際社會的主要行動以及可實現的解決方法。這些經過實踐形成的共識既有我國的貢獻，也對我國的營養改善具有指導和借鑒。以下結合我國情況，對幾個國際共識進行簡述。

　　生命初期1000天

　　從胎兒孕育到嬰幼兒2歲，總計大約是1000天。從營養角度看，這是人一生最為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任何營養不良問題，都將直接造成生長和發育的遲緩，影響骨骼和器官的生長以及大腦和神經的發育。生命初期的營養不良主要表現為生長發育遲緩、低體重、貧血以及肥胖等。研究數據顯示早期兒童營養不良危害嚴重：

　　●由於兒童早期生長遲緩造成的成年身高每減少1%，可降低勞動生產率1.4%

　　●低出生體重兒童損失智商5分

　　●生長遲緩兒童可損失智商5—11分

　　●缺鐵性貧血兒童可損失智商8分

　　●生命初期1000天的營養不良可導致成年高血壓、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危險增加。

　　可見，早期兒童營養不良會對健康和智力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傷，也是成年疾患和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許多營養幹預項目的數據都顯示，實施生命初期1000天的營養改善，投入的社會成本最低，而收到的效果也最好，具有最優的成本效益比。為此國際社會呼籲各國都應開展廣泛的早期兒童營養改善。

　　中國政府開展的“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改善項目”已覆蓋100個貧困縣，該項目將逐步覆蓋所有貧困縣。通過普及嬰幼兒科學喂養知識和免費向6—24月齡嬰幼兒提供營養包，衛生計生委和全國婦聯以及其他各類組織和機構開展的營養包項目已使我國100萬餘嬰幼兒受益。此外我國也開展了孕前期婦女葉酸補充項目。但相比於我國目前13.7%的5歲以下兒童生長發育遲緩率和超過25%的貧血發生率，以及近年來不斷增加的肥大兒問題，我國生命初期1000天的營養改善工作任重道遠。

　　食物保障與營養保障

　　貧困的惡性循環與食物保障關係密切：貧困造成食物保障能力低下，產生饑餓和營養不良，引起下一代營養不良造成身體和智力發育不足，學習能力低下，難以獲得薪酬較高的工作，由此形成貧困的惡性循環。因此，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食物保障是減少營養不良的重要手段。以國際標準(每日消費能力低於1美元)衡量的話，我國的貧困人口數量龐大，通過食物保障貧困人群的基本營養需求仍將是我國的長期努力目標。

　　營養保障與食品保障是兩個相互交錯、但又有所區別的概念。對於營養而言，食品保障是必需的，但食品有保障，並不意味著良好營養能夠得到完全保障。目前全球的主要營養問題是雙重負擔：一個負擔是營養素攝入不足，表現為饑餓和其他必需營養素攝入不足;另一個負擔叫做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能量和鈉等攝入過多，導致肥胖和各類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顯然，營養雙重負擔不能通過食物保障來全麵消除，需要在食物保障的基礎上，通過倡導健康生活方式、傳播營養知識、食物強化和營養素補充、製訂實施公共衛生政策和改善項目來逐步消除。

　　隱性饑餓

　　微量營養素攝入不足被稱為“隱性饑餓”，常見的營養缺乏疾病如佝僂病、缺鐵性貧血、口角炎、夜盲症、神經管畸形等均為微量營養素缺乏導致的疾病。認為隱性饑餓僅存在於貧窮落後的國家是必須糾正的、但又普遍存在誤區。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隱性饑餓都是嚴重的營養問題，但相比而言，發展中國家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發達國家。

　　英國在過去15年中，兒童佝僂病增長了4倍。英國專家認為全社會忽視和營養知識匱乏是主要原因。美國有1700萬兒童受到食物短缺的威脅，也成為隱性饑餓的高危人群，分析認為美國越來越簡化的食物方式是部分原因。在美國約有47萬人獲得“食物銀行”(food bank)的食物援助，許多學校也實施周末給餐項目(backpack)，這些快捷便攜的食品存在營養不均衡問題，導致了隱性饑餓風險。世界衛生組織2008年發表的報告指出，全球缺鐵性貧血人口為20.3億，碘缺乏人口為19.89億，兒童維生素A缺乏人口為2.54億;隱性饑餓導致全球7.3%的疾病負擔，導致超過4500萬DALY’s(疾病傷殘年)的損失，其中160萬人口死亡與鐵和維生素A缺乏直接相關。

　　食物多樣性、食物強化和膳食營養素補充劑以及相應的營養教育、公共政策和法規標準是控製隱性饑餓的有效方法。但致力於減少隱性饑餓的行動仍然不足。為此，《The Road to Good Nutrition-A Global Perspective》的作者特別引用了一句英國名言“我們想什麽、知道什麽、相信什麽，到頭來都不會產生任何結果，能產生結果的是——我們做了什麽”。

　　肥胖

　　全球有14億成年人超重、5億肥胖。排在前列的全球死亡原因不再是傳染性疾病，而是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肥胖正是這些疾病產生的重要原因。認為肥胖問題主要存在於發達國家，是需要糾正的誤區。事實上，發展中國家逐步富裕起來的人群是全球肥胖的主要人群之一。

　　肥胖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被稱為生活方式性疾病，與人們的行為習慣，特別是食物行為密切相關。大多數單純性肥胖是可預防的。世界衛生組織給出的指南是：對個人而言，多吃蔬菜、水果、豆類、全穀物食物和堅果，減少從脂肪和蔗糖中獲得能量。兒童每日進行60分鍾的體力活動，成人每周進行150分鍾的體力活動。對社會而言，政府和各界應支持個體的健康生活方式，為個人的健康行為如食物選擇和身體活動提供條件。食品企業應生產低脂肪、低蔗糖和低鹽的加工食品，並使這些食品更容易獲得。

　　我國已成為全球肥胖人口增加最快的國家，肥胖的控製麵臨嚴峻挑戰。

　　營養不良的經濟成本

　　眾所周知的《哥本哈根共識》關注全球問題及其解決方案。全球麵臨著戰爭、環境、貧困、大氣、能源等諸多困擾的問題，“如果你有750億美金，你從哪兒開始解決這些全球問題?”包括多名諾獎獲得者在內專家們，采用成本-效益評估的方法，選擇出的最優先方案均屬改善營養範疇。2012年哥本哈根會議將“改善學齡前兒童慢性營養不良”評為首選。《哥本哈根共識》的形成毫不奇怪，人本身是一切全球問題的製造者，也是這些問題的解決者，改善營養、提高人口素質，必然是最低成本和最高收益的方法。

　　營養不良造成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造成的社會成本更是無法估量，而投資營養改善的經濟收益巨大。哥本哈根會議的專家認為，在營養改善中，每投入1元，可獲得30元的收益，投資營養改善，對國家GDP的貢獻率至少是2%-3%。因而有限投資營養改善，是國際社會的一個共識。

　　政府的作用

　　由於營養不良問題涉及社會保障、經濟、農業、工業、衛生和商業等各個方麵，與傳統、習俗、文化乃至宗教和政治相關，因此改善營養通常被認為是基於複雜體係和社會共識之上的社會行為。使營養改善可持續發展，政府通常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通常意味著權利、能力、承諾、責任等，在多方合作且責任難以清晰的複雜社會體係中，政府是最適宜的領導者和協調者，其對於保障營養改善行動中各方、各級作用的發揮極端重要、不可替代。

　　我國政府致力於消除碘缺乏的努力和成就被國際社會譽為典範。碘鹽在我國的廣泛普及，使我國在十餘年的時間裏基本消除了碘缺乏問題，這充分顯示了政府的作用。但同時，政府承諾指數數據也顯示，我國在許多方麵還有待進步。

　　《The Road to Good Nutrition》一書中還對營養教育、有效實施營養改善項目、營養改善創新、社會影響以及營養界的發展等問題進行探討。該書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一個有食物的人，麵臨許多困難;但一個沒有食物的人，隻有一個困難”來強調食物與營養的重要性。這句話也適用於營養不良。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在發展的道路上遇到了各種艱難。其中營養不良問題不僅現實存在，而且嚴重程度超乎想像。吸取國際營養改善的經驗，對促進我國人口營養和健康素質、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