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陳老師和姥姥是對比鮮明的存在。姥姥從十七歲就投身革命,個人的生活從來沒有高於革命工作。甚至陳老師小時候,都是在鄧拓家長大的(在鄧拓家,她看大人練字,也學會了練字。她一手龍飛鳳舞的好字,常被戲謔“有毛主席之風”。) 也許因為如此,陳老師選擇了決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她不加入政治,連黨員都不是;她選擇心靈上伴侶, “因為我們都是從小就沒有家,沒有家庭的溫暖,所以我們格外珍惜對方。”--這是她回憶自己幾十年幸福的家庭生活對我說的; 她相當以丈夫,兒子為主; 她的工作成就也是以專業突出見長,而非仕途前程。
陳老師就讀中央音樂學院,在校期間中國的文藝方針是“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作為一個高雅音樂殿堂裏的年輕人,她不明白,這些西洋的,古典的音樂,如何為工農兵服務?於是她提筆給毛主席寫信,問他這個問題。毛主席在她的信上批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個就奠定了當年的文藝政策。後來的黃河大合唱,樣板戲引用西洋樂器,就是從這裏展開的。“那封信呢?您手上還保留著嗎?”“我就沒有再見過那封信,早就被陳列在革命曆史博物館了。”
為此,當時江青還接見了她, 告訴她她的信寫得非常好。“您印象中的江青是什麽樣的?”“她當時是中國的第一夫人,見她那一麵,她還是很斯文的。”
他們那代人成長在不好的年代。大學畢業後,陳老師並不能參加工作,而是和同學們一起下放到天津的一個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