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評談之三浪漫民主的幻想
夏天的草
開篇小故事:孫雷屯是廣州大學生中為數不多的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反對六四的大神,更奇葩的是,他不是黨員,而且厭惡入黨,這哥們對隨後不久出現的發愣功同樣蔑視。孫雷屯對六四鎮壓的評論驚世駭俗:學生就是一幫寵壞了的孩子,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理性,對於這幫躺地撒嬌的家夥,狠狠地打一巴掌就是最好的教育,六四鎮壓就是讓學生清醒的最恰當的巴掌。在六四剛過,這哥們就發表猛論,事實會證明六四這幫混蛋的荒唐行徑的。雖然在90年代我從朋友處聽到這般言論深為不快,但隨後一係列的事件倒也證明孫的言論基本正確。
幻想產生浪漫,浪漫催生激情,激情滋生革命。發生於1989年的六四無疑是激情的產物,要理解這場革命,我們必須尋找它的幻想源頭。前麵談過,全球民主大勢是六四的外因,而對民主、自由的肆意幻想則是六四迸發的內因。
中國的改革無疑是宣布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道路走錯了方向,今後要重新探索正確道路,尋找正確方向。如何找到正確方向呢?顯然要從經濟成功的西方國家中找答案。這就為西方胡說八道提供了巨大的道德基礎。當然經濟是最本質的東西,回溯8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存在巨大的財富和社會發展差距,就是與周邊的東南亞國家比較,中國也與這些資本主義小兄弟有不少差距。俗話說,距離產生美,西方遙遙領先的財富和社會發展水平優勢自然對中國人有天然的話語領導力。在思想上,中國實際上又回到了19世紀末清朝知識分子的彷徨中。過去是以夷之技以製夷,現在是效夷之行以達夷。簡單地說,就是大哥怎做我怎做。
財大氣粗讓西方對民主、自由有了巨大的忽悠空間,而人窮誌短中國的知識分子則不求甚解地將這種忽悠變成自己的堅定信仰。有人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知識界思想解放和對外開放的黃金時間,實際不如說是缺乏主見,享受強奸的精神麻醉期。
古希臘亞裏思多德(aristotle)特別強調政治人以及公民的作用,認為這是民主的基礎條件。什麽意思呢?就是人首先要有足夠的財產和職業保障,建立獨立的人格,才能維係一個民主製度的運行。現代西方的發展也正是采取了這條道路,用小範圍的民主完成工業革命和社會的重大發展,之後才過渡到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但中國人看到的不是上述曆史過程,而是曆史高度進化後的一個片斷,就以為這是整個西方文明、發達的核心。
用上述幼稚理論熏陶下的80年代末學生就用它來處理中國當時麵臨的腐敗、以及社會不公問題。
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現實對比,80年代末中國的官倒腐敗等問題實際上是小兒科的問題,但與毛澤東時代的清廉比較,卻又是十分嚴重的了。
由此自然可以得出,既想毛澤東時代的清廉,又想經濟迅速發展,還想民主、自由,是六四的最基本驅動力。很可惜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在經濟快速起飛階段,既清廉、又自由、還民主。這就注定了六四的意義有限,特別地,到了發展到今天程度的中國,其財富和社會發展水平已經超過了周邊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於是,90%以上的中國人不認同六四,反而慶幸六四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