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蘆笛：我看薄熙來案件 | 2012-04-18 20:52:19 |  |
|
迷霧重重猜薄案
由於中共的黑箱操作，薄案甚至比林彪案件還難猜。可以說，在這個案例上（僅僅在這一點上，of course），胡中央比毛中央的透明度還要低。當年林立果同誌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的活動等等，還是向全國人民及時傳達了的。人民大眾都知道，林彪是為了暗殺毛主席陰謀破產才跑掉的。真假不論，這說法至少能完美解釋偉大領袖為何要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及其死黨拿下來，而如今敬愛的黨中央推出來的對為何整肅薄熙來的解釋，隻怕隻有台灣專出的愚而好自用的白癡才會 take at face value.
這是為什麽？這說明了現代中共中央領導是何等虛弱，對自己能夠穩住大局是何等缺乏信心。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歪？
毛這麽做，非但不必擔心會引起黨內動蕩，甚至刺激其他野心家起來效法，還深信這些罪狀將是一勞永逸結果政敵的WMD，拋出去就足可使對方身敗名裂，遺臭萬年，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隻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他那邊，實際效果也基本如此。然而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這是因為“謀害毛主席＝謀害上帝”，必然要引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而“謀害胡主席＝普通的homicide”，類似於普通的民間謀殺案，無非是幹掉一個60年代才入黨的積極分子罷了。借用孟子的話來說，便是“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這在奉暴力為天憲、堅信“狼羊律”的共產黨人看來完全是小菜一碟。而若光是奪了他的大位，那就更是不值一提了。薄就是發動了政變又怎麽的？共產黨人不是從來堅信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麽？隻要薄“代表了曆史潮流”，“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那他就算是踐踏了黨內的潛規則，動用非常乃至非法手段取得大位，照樣偉大光榮正確，是不是？
光從這小小的對比來看，任何客觀中立的觀察家，都不能不佩服斯大林同誌的洞察力與發明力。他發明的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原意為邪教崇拜，中文翻譯失真），確實是維持那極權製度高度穩定的最有效軟件。去除了這個軟件，則最高領導人便永遠處於野心家的瞄準鏡中。金家祖孫之所以能傳三代，靠的全是這玩意。若是胡錦濤有這三根救命毫毛，那也就用不著如此戰戰兢兢，遮遮掩掩了。可惜他沒有。因此，即使薄熙來倒台的原因確實是試圖發動政變，他也絕不敢以此作為薄的公開罪名，he simply cannot afford it，否則很可能促發黨內軍內大亂，反而促成他的倒台。所以，他隻能“外鬆內緊”，以別的罪名做翻平西王，而這恰是薄案的最突出的表觀特點——公開罪名和理由，與處理的嚴峻以及黨中央的極度恐慌之間，絕對不成比例。
那位說了，你憑什麽不相信群眾相信黨？為什麽不相信薄熙來之倒台確如中央所說，就是因為受到了薄穀開來謀殺案的連累？卻要懷疑其後有政變的背景？
我當然無法得知真相，而且，我也不像某些海外媒體那樣，聲稱有著國內高層的信息源。我隻能靠官方提供的信息作邏輯推理，而正如已故高華先生以其不朽的巨著《紅太陽》向世人昭示的那樣，隻要思維方法對頭，靠公開的官方信息照樣能相當準確地偵破曆史的真相。
從已知官方信息來看，目前可以確定的幾個事實是：
（一）薄熙來案件是89年以來中共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八九風波”有過之無不及。
它體現在：
1）黨政軍警各部門各地方連續反複向中央宣誓效忠。在曆史上，這種事隻在毛逝世與“八九風波”之後發生過。
2）《解放軍報》接連發表文章，承認“曆史經驗表明，每當黨和國家麵臨大事，每當改革發展處於關鍵時刻，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往往更加尖銳複雜，影響穩定的因素也明顯增多”，要全軍“堅決抵製各種錯誤思潮侵襲，不為噪音所擾，不為流言所惑，不為暗流所動，確保部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反複強調“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這種事，在我記憶中還沒出過。
3）鐵腕整肅懲治“傳播謠言”的網站與個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絡新聞協調局局長劉正榮、工業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長趙誌國於昨日（12日）宣布，3月中旬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會同通信、公安等部門清理的各類網絡謠言信息已達21萬多條，依法關閉的網站已達42家。如此大規模封殺言路的行動，在我記憶中隻有“八九風波”後有過，其時有位沈陽的肖某（？）因為“散布謠言”被判重刑。林彪事件後照樣謠言滿天飛，民間都說，林是被導彈打下來的，多數人相信的也是這個，還從未聽說有誰因散布這謠言倒了黴。
不僅如此，這次整肅還與六四後的整肅有個明顯區別——中央竟然“揮淚斬馬謖”，封殺了“烏有之鄉”。須知如今國內的自由派與毛左，頗有點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官僚集團看來，前者是不可信任的“野種”，後者是可以信賴的“嫡出”。連“嫡出”的喉舌都要封殺，說明這些人有可能卷入了平西王的奪權密謀。
以上三條，說明中南海處於極度驚恐中，而這絕不是罷免放縱家人卷入謀殺案的某高官可以引出來的衝擊效應。
（二）王立軍案難以自圓其說。
1）王立軍為何不顧一切逃入領館？迄今官方的解釋根本就毫無說服力。王並不是某些媒體上渲染的那個無頭腦的“彪子”。此人有勇有謀，膽大心細，否則也不會備受平西王的賞識了。而且，他身居高官，何以舍得在旦夕間視榮華富貴如敝屣，拋妻棄子，化裝逃入美國領館，申請政治避難？那隻可能是：
A、他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脅，而且還是immediate threat，也就是“危在旦夕”。
B、這危險不能以逃往北京解除。最安全的救命方案，是逃入領館。
C、他有相當把握美國會同意他政治避難。此為甲案。若被否決，則乙案就是通過領館——使館——外交部等薄熙來無法控製的中轉環節，直接向中央舉報，讓中央派人來將他護送出虎口。
D、他之所以敢於擬定甲乙案，並敢於自願走出領館，前往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是因為他深信他手中的幹貨足以使薄熙來倒台，而他能因立此大功而獲得中央赦免。
很明顯，官方所謂他掌握了穀開來謀殺案的證據或線索，去向薄熙來匯報，而薄熙來立即撤了他的職雲雲，並不能滿足上述A點與B點。而舉報穀開來謀殺之功，則不能滿足上述C點與D點。政治局常委中就算有巴不得薄熙來倒台的人，無非也就是一兩人而已（請牢牢記住，先後到重慶去為薄抬轎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七名之多，其中還包括了皇儲習近平），那些人會因為一個英國人死於非命就堅持原則，舍薄護王麽？由此可以導出下麵一點：
F、王立軍手上一定捏了足以製薄熙來於死命的“政治錯誤”，換言之，他拿到了薄針對大多數政治局常委的陰謀活動的證據，而這超出了後者的容忍限度，使得他們必欲將薄拿下而後快。
我在前文中說：“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有的讀者無法理解此話。其實，是大陸人都該知道毛共與後毛共的區別。毛澤東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控製是絕對的，所以他的特點是“窮折騰”，到後期完全是在窩裏反，專講“路線鬥爭”，專門對自己人動刀子：“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最恨的就是“和諧”（這徹底違反了他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的“鬥爭哲學”）。他就是無事也要窮折騰，無端興大獄，動不動危言聳聽，聲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把捧了他幾十年的馬屁精劉少奇打成“中國赫魯曉夫”，何況是據說是有真憑實據的暗殺計劃的林彪？即使是沒有“政變計劃”也要捏造出一個來。
但後毛共就再也沒有了這種絕對的權威與控製力，黨已經被毛折騰得五癆七傷，四分五裂，繼任者再無毛的權威，隻能當“箍桶匠”，拚命箍住遲早要散開的黨。其特點就是“不折騰”，專門粉飾太平，專講“和諧”，以“維穩”為“重中之重”。而所謂“維穩”，最主要的還是維持黨內的穩定。因此，無論黨內何等四分五裂，對外都必須打腫臉充胖子，死裝出精誠團結的模樣來，再也不敢提什麽“路線鬥爭”了。趙紫陽是以“分裂黨”為理由被整肅的最後一人。從那以後，黨魁都隻敢以刑事（貪腐）而非政治理由整肅政敵。就連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疾言厲色的話，也沒敢挑明了“我們和薄熙來的鬥爭是路線鬥爭”。
因此，若是薄熙來真有暗殺胡錦濤的計劃（虛擬語氣），胡有那個尿脬敢向黨外宣布麽？笑話！胡不過是個爭取熬到明年光榮退休的“維持會長”，敢公布這種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致命打擊的噩耗，從而戳破“黨的團結”神話，通告百姓黨已經分裂到性命交關的嚴重地步，以致連黨領袖都得提著腦袋過日子麽？小胡再傻，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他還是懂的。若薄真有暗殺計劃，他也隻敢頂多讓政治局委員知道，作為說服他們讚同嚴懲薄的有力理由，但連對一般的中央委員都未必敢泄露，對外宣傳絕對隻會按普通刑事（亦即不涉及篡黨奪權）老路去處理。
2）王立軍為何與薄熙來翻臉？據官方說，那是因為他向薄熙來匯報了海伍德（Neil Heywood）之死與薄的家屬有牽連，招致薄的強烈反彈。
這就怪了。須知海伍德案乃是結案，不是懸案，也就是說，那案子早就結了，case closed。海伍德是去年11月死在重慶的，死後官方先是說他飲酒過量，酒精中毒而死，但通知其家屬卻說成是心髒病發作。海伍德的遺體未經屍檢就火化了。既然是在重慶死的，又是涉外案件，當然這結論與處理方式一定會得到王立軍的批準。
最重要的是，海伍德死後，並未在英國引起什麽反響。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他的英國親戚，都認為是正常死亡，都沒有向中國政府提出深入調查的要求，遑論對中國政府施壓。相反，不經屍檢就火化的要求，正是家屬提出來的。據英國《衛報》，海伍德的親戚還駁斥了他死於非法行為的說法，認定他死於心髒病（Heywood's relatives had previously dismissed suggestions of foul play and blamed his death last November on a heart attack.），與他爹是一樣的死因。後來聽到海伍德是被謀殺的之後，他母親還極度震驚，聲稱完全沒想到（"I'm horrified. This has come as a total shock." ）
所以，經過王立軍批準、在去年11月就結了的案子，在毫無來自苦主（包括遺屬以及其祖國）的壓力的情況下，王卻又於今年1月間去主動重新啟動調查，並於1月28日向薄熙來匯報，說他相信海伍德是被毒死的，而穀開來與此有關。這種怪事要發生，其前提是王立軍乃是好萊塢電影上的司法英雄，毫無私心雜念，不顧一己安危，隻有為正義獻身的滿腔熱血。哪怕是蠢如絕代雙白，也不至於會相信偉大的“洋共”、尤其是其爛汙司法戰線中會有這種英雄吧？
基於同一理由，王立軍也不大可能被迫啟動對海伍德案的調查。海外有媒體說，中央曾催逼王立軍調查此案，而王正是為此被迫去重新調查該案的。此說似無可信度。
上麵已經說過，此案雖是涉外死亡案，但最關鍵的一條，是苦主方麵並無壓力。英國政府是遲至今年3月份才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重新調查該案的，而英國駐華使館雖然聲稱他們在本年初向中國當局 “轉告了對案件的某些推測”，但同時更聲明：“當時死者家人對案件的處理方式感到滿意，而且也沒有理由不相信警方的調查結果。”
這一條非常關鍵：連死者家屬都滿意，誰還有理由去懷疑警方調查結果？中央怎麽會皇帝不急太監急？要中央插手此案，除非作案人員中有人向中紀委自首。但若真是這樣，則中紀委根本就不會去催王立軍，隻會繞過他獨立調查，因為他本身就有涉案之嫌。所以，王迫於中央的壓力重新調查該案的可能性似可排除。
根據同一理由也可導出，海伍德案不可能是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決定倒薄的理由。誠然，王立軍到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後，有可能將該案和盤托出。但那七位曾到重慶為薄熙來抬轎的常委（尤其是遲至3月7日還特地到全國人大的重慶組去吹捧薄熙來的周永康，人家可是主管政法工作的）若決心保薄，完全可以以此作為拒絕理由，反指王立軍誣陷。即使他們同意重新調查海案，除非他們對薄已懷必去之心，否則絕不會僅僅根據一個叛國犯的一麵之詞，就同意免去薄熙來的重慶職務，並同意溫家寶在招待會上作那番發言，要重慶政府“反思”。更何況這種案件必然非常複雜，黑幕重重，徹底查明真相需要時間，因此，除非政治局大多數常委除薄的決心已在此前下定，否則不可能光是憑王的舉報，便迅速認定穀開來涉案，在短期內即向全國宣布，並加重對薄的處分。
（三）關於海伍德案的其他疑點
網上盛傳，海伍德是英國間諜機構MI6的雇員，但據《紐約時報》，海伍德的熟人說，這神話本身就是海伍德自己造出來的，其實他不過是個牛皮匠。一個認識他的中國事務專家說，海喜歡故作神秘，裝成是在許多重大事件幕後操作的情報官員，但他真正的唯一本錢，隻是他與薄家的關係罷了。在他是英國間諜的流言傳開後，他的一位朋友說，海伍德本人就喜歡想像自己生活在密謀中，不過他的大多數朋友都認為這不是事實，他隻是喜歡浪漫冒險，因此進入了誰也沒去過的領域，最終卻因為無力控製局勢發展，斷送了性命罷了。換言之，這隻是個某人喜歡扮演007，卻為此最終真的掉了腦袋的黑色幽默活劇。
值得注意的是海伍德的另一位朋友，我的洋本家蘆先生（Mr Reed）的證詞，洋老蘆曾在海伍德死前與他多次共進午餐。海伍德告訴他，他已經有一年沒見到薄熙來了，與薄瓜瓜也隻是有偶然聯係。海說，薄熙來的圈內人懷疑他對薄的影響，因此離間了他們的關係。他一度為此擔憂自己的安全，甚至考慮過離開中國，但這種擔憂不久就消退了，海伍德開始過上了與薄家無關的生活，雲雲。如果這些證詞可靠的話，那它們提示薄家似無立即除掉海伍德的緊迫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每日郵報》於13日登出的消息，聲稱海伍德的遺孀王露露希望從使館得到英國簽證，能夠帶兩個孩子逃到英國。據信，中國當局要求王在警方仍然調查她丈夫死亡案件期間不要離開中國，目前她家門口有軍人守衛，去看望王的訪客都被下令離開。王露露的朋友說，他們對王的安全感到非常擔憂，而王也擔心害死他丈夫的凶手有可能追殺她和孩子，雲雲。如果這報道可靠，則它說明苦主並不認同中央宣布的調查結果——已經失去自由的薄穀開來及其同夥怎麽還可能去幹這種事？
這當然不是說，海伍德不是穀開來謀殺的。不能排除王露露隻是想借此機會移居英國，因而危言聳聽。我的感覺是，此案因為涉外，若真是謀殺案，英方人員必定要旁聽法庭審理，因此，薄穀開來及其勤務員有望獲得近似西方的公平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當局不大可能為了倒薄就製造出個冤案來。我的看法是，即使薄穀開來真的暗殺了海伍德，此案也不大可能是導致薄熙來倒台的真實原因，隻不過是個官方借口罷了。上麵已經反複說過了，若是政治局那七名常委鐵了心要保薄，要成功壓下此案毫無困難。在中國，比這更黑萬倍的案件都壓下來了，一個叛國犯舉報的算什麽？
這一推測與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相符。3月14日，在中央宣布罷免薄熙來的重慶職務的前一天，溫家寶召開記者招待會為此“提前吹風”，實際上是給出了對中央為何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但他隻字未提海伍德案，說的卻是“路線鬥爭”，亦即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在此前談政改時，他還說：“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而在談王立軍事件時，他又偏離主題去講中共的“彎路史”，很明顯是影射薄試圖推行文革路線，而這才是拿下他的真正理由。
由此可見，政治局常委決定拿掉薄在前，刨出海伍德案作為口實在後，符合後毛共把政治案“做成”刑事案的一貫作法。
（四）“唱紅打黑”不是“路線鬥爭”內容
薄熙來倒台後，自由派同聲相慶，以為那是毛左遭受的重大挫敗，中國向左轉的危險極大地減小了，而向西式民主法治社會和平演變的希望大大增加，許多人因此寄望於胡溫或是下一屆領導習李就此啟動政治改革。反過來，海內外毛左哭聲震天，也是因為誤以為“右派”得勢了。
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簡單化。薄熙來並不真是“文革派”，而他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也絕不是他此次倒台的原因。
實際上，現代中共領導，無論是太子黨還是團派，對毛澤東都非常崇敬，有著一種難割難舍的錯綜感情。首先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沒有毛澤東以及他建立的極權製度（他們太無知，不知道那是斯大林的發明，卻把那套歸功於他們的偉大領袖），就沒有他們今日為所欲為的無限權力以及子子孫孫受用不盡的富貴榮華。其次是國內尤其是黨內風靡一切的成功崇拜、權勢崇拜、謀略（＝厚黑學）崇拜，決定了他們對毛澤東這千古一痞必然五體投地，哪怕是父母備受毛迫害的太子黨也是敬愛多於懷恨。這就是今上為何尚未登極時即去西柏坡朝聖，在“建國”60周年時的遊行隊伍中還要特地弄出個毛澤東方陣來。就衝這錯綜情結，指望現任中共領導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的中共領導同意否毛就是一廂情願。前段辛子陵弄出個“政治局決定”來，聲稱胡中央行將與毛切割，完全是騰笑天下。
所以，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對“唱紅”毫不反感，事實上，官方媒體大規模“紅化”，影視中充斥了大量“紅色垃圾經典”，恰是在胡錦濤上去後發生的。“打黑”對那夥毫無法治觀念與人權觀念的匪徒來說就更不在話下了。
總之，多數中央領導人對所謂“重慶模式”並無反感。就在上個月開兩會時，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還盛讚：“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幹部群眾，銳意進取，紮實奮鬥，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麵貌發生了新變化”，就連皇儲習近平本人，也曾在2010年年底親自光臨重慶調研，不但肯定了“唱紅”，更“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麵取得的成效”。政治局常委中，隻有胡錦濤與溫家寶不曾去重慶為薄熙來抬過轎，溫家寶可能倒真是出自內心反感，胡錦濤不去則絕無可能是意識形態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庸主的“持重”本性所致，覺得薄熙來過於張揚，大樹特樹其絕對權威，有違鄧小平確立的黨內潛規則。
所以，這次薄被拿下，根本就不是因為他在重慶搞什麽“唱紅打黑”。中央比誰都清楚，薄即使掌了權，也隻會在鐵腕治黨治國上效法毛澤東，頂多以暴力“為民作主”，搞點“國進民退”的“均貧富”，乃是某些小白激賞的“洋共”領袖，絕不會搞毛澤東那套愚昧治國，更不會在中國重演文革的暴民政治。正如普京並非斯大林的簡單拷貝那樣，薄熙來也絕不會是毛澤東的逼真複製品。兩者繼承前輩的，都是其意誌、魄力與權術，並不是在政策方針上作簡單模仿。溫家寶在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哭訴“彎路史”，其實是指東打西。薄上台當然要打破現有利益格局，但引起大佬們惶悚的也就僅僅在這點上。若認為中央與薄的鬥爭是反文革與文革之爭，那就是書生之見了。遺憾的是，就連張鳴先生，似乎也持此天真看法。
寫完上文後，我看到了《多維》網“獨家新聞”中的這段話：
“對於薄熙來在重慶進行的‘唱紅打黑’運動，自始至終中央都沒表示否定。表明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裏，如果撇清其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因素及運動式的處理方式，‘唱紅打黑’本身並無不妥之處。反而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後所麵臨的現實情況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唱紅’符合中共的基本屬性，既能繼續保持中共作為一個崇尚社會主義政黨的純潔性，又能對今天已經極度‘物質崇拜’的民眾進行道德教化。而‘打黑’則更是應民所願，對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黑暗麵進行清掃，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可持久性。”（【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4-13/58701990-2.html，下同）
眾所周知，毋庸置疑，多維有中共背景，實際上是中共用來在海外“吹風”的傳聲筒，代官方媒體說出不便直接說的話。這段話與我的獨立思索完全一致，由此可見以上分析確實說出了中共領導人的心思。
（五）倒薄實出於不得已的非常決策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我曾寫了篇文章在海外雜誌上發表，預言此事終將不了了之，理由是胡錦濤並非毛澤東、鄧小平式的大獨裁者，不但是弱主，而且是庸主，最大特色是對百姓凶狠，對大佬庸懦，典型的團幹部積極分子的作派。他公開宣布的國策是“不折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好“維持會長”即可。
當然，小胡也曾拿下方麵大員陳良宇，但據《明鏡》網披露，那其實是江澤民的決策。就算是胡的乾綱獨斷也罷，那是在他甫執政之時，非此不足以立威，無以令行禁止，但明年他的任期即將結束，又何苦去高調處理王案，把藏在壁櫥裏的骷髏刨出來，當眾細細翻檢那“建國”以來僅次於林副叛逃的最大的政治醜聞？這麽做，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沉重打擊，有礙於他在曆史上的“維持會長”地位，更不用說在即將卸任前還去毫無必要地開罪有關利益集團了。
然而令我跌破眼鏡的是，王立軍案非但沒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反而“老鼠拉木鍁——大頭在後”，狗扯羊腸，越扯越長，拉出無數好家夥來了。拉到現在，中央居然通過海外傳聲筒放風，說有可能處決薄熙來：
“有消息表明，中共已初步掌握了他數額驚人的海外資產，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目前有證據顯示其個人親自指示或參與了幾起涉及命案的刑事案件。此外，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根據中共高層對薄熙來以上‘罪責’的初步定調，這位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不僅政治生涯已經結束，甚至其生命也將因此終結。”（引文出處同前）
在我黨曆史上，還從無以刑法處死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先例，劉少奇、賀龍等人都是“被迫害致死”的，並非法庭處決，其妙處在於誰也不用負責，甚至可以賴到國民黨頭上去。而江青同誌雖給判了死緩，但後來還是減刑了，最後是她自己上吊死的。而如今不但以庸懦著稱於世，更以其表觀上的四分五裂、黨內大佬互相公開挑戰、互不相下吸引全球眼球的胡中央，卻居然有這魄力要去開這個先例了！
而且，這竟然就發生在現任黨魁即將卸任之際。誰都知道，十八大是黨領袖集體換班之際。現代中共黨內權力交接是唐代“推舉藩鎮”的現代版，與西方政黨選舉毫不一樣。正因為野心家們無法如西方那樣以製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去滿足其權力欲，隻能暗鬥，絕不可明爭，所以權力鬥爭更加暗流湧動，凶險四伏。於是在接近集體換班之際，行將卸任的黨魁都隻會竭盡全力壓住驚濤駭浪中的扁舟，避免翻船，可偏偏就在此敏感時刻，胡溫卻不怕引起黨內權力鬥爭公開化，白熱化，招致黨的分裂，去“從重從快”大辦薄案，甚至放風要處死他！
這說明什麽呢？我上次那個預言，是依據常理作出的。而它所以落空，正是因為事態發展已經完全超出了常理能預見的範圍，乃是所謂的“非常事件”（extraordinary event）。若不以非常手段快刀斬亂麻，就有可能引出全黨無法承受的嚴重後果。換言之，不處理或是從輕從緩處理薄案，給現任中央領導帶來的危險，要遠遠超出了從重從快處理的惡果。正因為此，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常委才能達成共識，不但先同意罷免薄的重慶職務，後又批準公布穀開來涉嫌殺人案，對薄實行“雙規”，繼而又在海外放風要以重大刑事罪名處死他。
由此可見，薄案性質極其嚴重，給中共統治帶來了強大的衝擊，構成了89年以來我黨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以致引起了中南海的絕大恐慌，迫使它不得不采取89年以來、甚至建黨以來僅見的非常措施。
這就是為何出現了上文列舉的一係列怪事，諸如黨政軍警各地紛紛宣誓效忠、《解放軍報》一再呼籲軍隊效忠中央、鐵腕封殺言路等等。這些怪現狀根本不能用薄家刑事犯罪的嚴重性來解釋。
我深信，中央行將公布的薄家的罪行都是真實的，毫無誇張之處，但我同樣深信，絕大多數政治局常委至少是一樣不幹淨，或許薄家比起他們來要自愧弗如也未可知。以為百姓會相信中央發此空前雷霆之怒，隻是因為薄案“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完全是對草民智力的放肆嘲弄。After all，即使中國人以其驚天動地的愚昧享譽全球，但如堅信“洋共上層是清廉的”、崇拜其“打黑英雄”的台灣小白一般愚昧的大陸人，還真是找不出來。
（六）我的假說
以上所說，是已知事實以及根據它們導出的推知事實。根據這些事實，可以提出一個假說來圓滿解釋它們。這假說並不一定就是事情真相，但在我看來，它符合事情真相的概率最高，舍此而取其他假說，就不能解釋上述怪事。為構建此假說，我采納了海外媒體發表的某些“內部消息”。
上引《多維獨家新聞》中列舉的薄熙來的一係列罪名中，我覺得真正令他倒台的原因是這條：“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
上半截是盡人皆知的廢話，耐人尋味的是下半截——它說的是“中央領導層”，而不是“中央領導人”。這就是說，大多數政治局常委都受到了薄的“挑戰和威脅”，以致他們都同意把薄從重從快做掉，而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胡錦濤那弱主根本不可能一意孤行。
那麽，薄怎麽個“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法？綜合海外媒體傳聞，薄熙來曾夥同周永康，使用竊聽裝置，對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汪洋、賀國強、吳邦國、李長春等很多領導人的私生活和經濟犯罪進行秘密調查，搜集證據，建立秘密檔案，準備在中共18大籌備期間發動突然襲擊，奪取中央領導權。這個計劃包括在必要的時候動用安全力量逮捕習近平，以及在2012年春節後進行輿論抹黑和攻擊，薄熙來還為此雇傭了200多記者和學者，雲雲。
竊以為，這些傳聞雖然驚世駭俗，但大體可信。這是因為：
第一，舍此不能解釋上述一係列咄咄怪事：諸如以軟弱分裂為其最突出特征的胡中央突然一改常態，雷厲風行，異常迅捷狠辣地作出反應，施以空前雷霆手段，不但將薄妻定為殺人犯，而且竟向海外放風要將薄熙來本人處決；封殺國內大批網站包括烏有之鄉；命令全國黨政軍各地各部門尤其是軍隊警特赤誠效忠，等等。
第二，它符合薄熙來的誌向、性格與能量。從薄在重慶的表演可以看出，此人野心之大，還不是黨國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可以滿足的。他要當的是毛澤東那樣的萬民擁戴、萬古流芳的“人民救星”。文革中他飽經磨難，備受歧視，甚至一度係獄，錘煉出他殘忍無情的性格，而因為他的太子黨背景，在黨政軍警特中有著廣泛的人脈。如果他確與周永康那中國貝利亞聯手，再加上槍筆兩杆子（後者如張宏良、孔慶東、司馬南乃至海外“民社黨”小嘍囉），其能量絕不容小覷。
第三，它瞄準了現政權最薄弱之處。薄熙來乃父薄一波搞陰謀詭計的天資甚高，當年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卻能單槍匹馬在山西打天下。閻錫山被他忽悠得拱手放權，出錢出力出人，讓他自主練“新軍”，最後養虎貽患，被他在短期內就把整個新軍以及山西幾十個縣都變成了共黨的本錢。正因為他有著這些汗馬功勞，毛澤東才在七大之前力排“紅區黨”異議，讓他作了中央委員。
薄熙來大有父風，絕非胡溫等庸人可及。他敏銳地察覺，改革開放造出的深重民怨將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源。他要像他的精神導師毛澤東那樣，不但要利用民心把他送上大位，而且將以撥亂反正、為民作主、殺富濟貧的人民大救星青史留名。這不是說薄熙來要亦步亦趨地機械模仿毛澤東，而是說他看準了“民心可用”，準備以“弱勢群體救星”的身份閃亮登場，做中國的普京。而這一手確實對現中央構成了致命威脅。
我在《薄熙來：夭折的中國普京？》中指出，江澤民、朱鎔基的改革與葉利欽的極為相似，都是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瘋狂掠奪，都造出了空前的貧富懸殊。普京正是利用這一點，上台後搞“國進民退”，使出流氓手段來，做翻了好幾個金融寡頭，從而贏得了廣大俄國人民的衷心讚頌，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得民心的總統。比較普京的做法與所謂“重慶模式”，不難看出兩者之間驚人的平行之處。
不難看出，這才是對現中央的致命威脅。王立軍案發前，毛左喉舌張宏良寫了一篇聲勢洶洶的檄文，指“改革”為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大規模掠奪：
“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打著產權改革的幌子，把數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劃歸極少數官員和親友所有，造成九千萬工人下崗，數百萬婦女被逼良為娼；是打著房地產改革的幌子，把從農民那裏幾塊錢一平米強占的土地，蓋成房子再以幾萬元一平米賣給市民；是打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國人和富人幾毛錢和一兩塊錢購買的股票，與普通股民十幾元錢購買的股票，強製在一個市場上按照一個價格買賣，讓極少數富豪從上億股民賬戶上直接劃走了十幾萬億現金資產；是打著法製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崗工人、拆遷戶和股民不受法律保護，法院拒絕接受這三類人的訴訟…… 如此改革，不僅人間有‘爭議乃至非議’，甚至連鬼神都感到震驚和憤怒，真正達到了人神共憤、天怒人怨的極端地步。”
任何一個敢於尊重客觀的人，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不能不承認這些話說的基本是事實。更有甚者，張宏良還指責，《人民被日報》2月份發表的《寧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文章，是“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是“1%對99%的政治宣戰”，是官僚集團繼朱鎔基所謂“改製”之後第二輪對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搶奪。張宣稱，官僚集團試圖瓜分總價值150萬億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萬多家地方國企，其具體盤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壟斷行業——123個大型國有企業中121個（隻有2個沒納入壟斷行業）——解決掉，隻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18大怎麽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
如果他說的確實是官僚集團的謀劃，那麽薄熙來在18大召開前以此發難，指責胡溫等人企圖再度大規模搶劫國家財產，同時拋出他們的貪腐犯罪事實，以薄既有的高度的黨心與民望，同夥周永康對警特機構的控製，再加上其廣泛太子黨人脈，不難一擊成功，一舉端掉現領導，並將他們打進秦城天牢。
這可不是危言聳聽，除了癡情深信“中共高層清廉”的台灣小白外，是個正常人都知道，政治局內誰的屁股裏沒有屎？比起來，薄三公子興許是最幹淨的也未可知（這不是懷疑薄將是揭發出來的中共史上最大的貪汙犯，而是與拿捏他的大員們相比而言）。
第四，它能圓滿解釋為何溫家寶最初對薄的指控與後來官方宣布的罪名不一致。前已述及，溫在記者招待會上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黨的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試圖重搞文革，勢必將讓國家再走上“彎路”。然而此後中央卻是以“殺人案”將薄雙規的，中共的海外喉舌還澄清，“唱紅打黑”沒錯。這種表麵上的矛盾，提示薄確有可能以黨內造反方式發難，而且其借口就是現領導打著“改革”的名義大規模搶劫全民財產。這在敬愛的黨中央看來，當然就是否定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就是要搞文革。隻是後來他們才意識到，這非但無法用為薄的罪名，而且隻能自暴其醜，因此隻好走“反腐”的輕車熟路把薄幹掉。
第五，它能完美解釋海內外毛左在事變前後的高度一致、高度亢奮的反常表現。事變前一段時間，毛左空前活躍，開足馬力，大肆攻擊改革開放，無恥吹捧薄熙來，不但張宏良寫出了聲討《人民被日報》以及其後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大義凜然的檄文，就連張木生也撰文指著溫家寶的鼻子罵。而事變後毛左則氣急敗壞，如喪考妣，哭聲震天動地，大罵“反革命政變”、“右派政變”，號召全國人民起來與“胡溫右派法西斯政權”作殊死鬥，堪稱“舉國盡孝子，紅歌應繼魏忠賢”。
以上是我提出“薄熙來試圖發動政變，一舉打掉現中央領導”的假說的理由。那麽，這個政變密謀是怎麽暴露出來的？
據國內報刊報道，王立軍在遼寧鐵嶺市公安局長的接班人穀鳳傑，因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已於上月被沈陽市於洪區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他獲刑者還包括王立軍原搭檔、鐵嶺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富曉東等多人。據海外媒體披露，穀鳳傑在被審查期間，向中紀委供出了王立軍的類似罪行。中紀委決定調查王立軍，致使王向薄求助，卻被薄拒絕，王這才嚇得逃入了美國領事館。
竊以為，此說或有可信成分，但仍然不能解釋王為何要采取這種極端手段——如果王隻是為了逃避中紀委調查，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巨大權力，舉家逃往國外。何必拋妻棄子鋌而走險？
我的猜測是，王向薄求助不假，薄也拒絕了。但王此前已知薄穀開來殺人案，於是便以此隱約威脅薄，其目的是諷示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若進去了，免不得要把這事兜出來，不料立即引起了薄的強烈反彈——那也是必然的，以薄驕狂的性格，豈能受人挾製？王素知薄熙來心狠手辣，情知闖了大禍，性命不保，於是逃入美領館避難。在被送到中央進行“休假式治療”後立即供出了薄的政變密謀，使得胡溫等人極度震驚，立即決定罷免薄的重慶職務，留在京中加以控製。
這就是溫為何要在記招會上大講“路線鬥爭”與“彎路史”。隻是後來王立軍又供出了海伍德案，常委們才意識到這才是整薄的最佳口實，並立即抓住它把案子做大做強，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王之所以要到後來才供出此案，是因為他深知那對他本人立功自贖毫無用處，敬愛的黨中央絕不會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太太涉嫌殺人就與他破臉，更不會因為他貪腐就把他做掉。相反，若是他例外的清廉，反倒要引起上司和同僚們的深度疑忌，因而不能自安其位。隻有台灣專出的驚天動地的小白，才連這起碼的大陸官場文化ABC都不懂。別說是官員，就連我那當大夫的朋友，因為拒絕榨取病人錢財，還險些被同事擠出了那個三甲醫院。直到他被迫與同事同流合汙，這才一團和氣，天下太平。
以上便是我對薄熙來案真相的一點管窺蠡測。它隻是個假說，可能全部或部分符合真情，但也可能完全與真情不符。勿過，檢驗此說有個方法，就是看周永康是否隨之倒黴。蓋周入夥是“政變說”成立的必要條件——沒個貝利亞參與，秘密調查政治局常委的貪腐罪行是無法操作的。
我可以肯定地作出的，隻不過是過去早就反複說過的幾個結論：
第一，斯大林的背時設計，隻適合管理一個“一元化”的階級關係單一的奴隸社會（略去官僚集團即可視為無階級社會），無法用於管理多元化的階級社會。因此，當社會從前者轉入後者時，黨內就必然要分化為不同利益集團，絕無可能保持過去的宗教式團結。在這種情況下還想保持一元化的精誠團結，完全是癡人說夢，緣木求魚。
第二，斯大林設計出來的政體的“合法性”（＝精神權威）全靠“個人崇拜＋恐怖”產生。然而兩者都無法傳代。這是因為有個人崇拜就有黨內恐怖，兩者其實是一回事：把黨魁捧為上帝的同時，也就使得他的同誌們喪失了人身安全，賦予了黨魁任意屠殺同僚的無限權力。因此，沒有哪家共產黨（北韓例外）可以把這優良傳統一代代傳下去，遲早要在大獨裁者死後放棄。而一旦放棄了它，敬愛的黨中央就立即變成連權位的安排與移交都沒個最起碼規矩的劣等土匪山寨，遲早要垮於內訌，並給全民帶來曆史上見所未見的巨大災難。
第三，戰無不勝光焰無際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有史以來顛覆一切官僚統治的最強大的精神武器，因而構成了中共那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官僚統治自爆的核地雷。毛主席他老人家哼哼教導過我們：
“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我曆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
薄熙來同誌就是身體力行了偉大領袖這一光輝教導的堅強的反帝反修戰士，而且我相信，隻要中共不與他們的偉大領袖徹底切割，並徹底清算其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結束竊民自肥的官僚統治，那麽，這樣的好戰士將在未來層出不窮，正是林思雲十年前撰文號召的“革命自有後來人”。
|
|
| 蘆笛：我看薄熙來案件 | 2012-04-18 20:52:19 | |
|
迷霧重重猜薄案
由於中共的黑箱操作，薄案甚至比林彪案件還難猜。可以說，在這個案例上（僅僅在這一點上，of course），胡中央比毛中央的透明度還要低。當年林立果同誌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的活動等等，還是向全國人民及時傳達了的。人民大眾都知道，林彪是為了暗殺毛主席陰謀破產才跑掉的。真假不論，這說法至少能完美解釋偉大領袖為何要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及其死黨拿下來，而如今敬愛的黨中央推出來的對為何整肅薄熙來的解釋，隻怕隻有台灣專出的愚而好自用的白癡才會 take at face value.
這是為什麽？這說明了現代中共中央領導是何等虛弱，對自己能夠穩住大局是何等缺乏信心。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歪？
毛這麽做，非但不必擔心會引起黨內動蕩，甚至刺激其他野心家起來效法，還深信這些罪狀將是一勞永逸結果政敵的WMD，拋出去就足可使對方身敗名裂，遺臭萬年，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隻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他那邊，實際效果也基本如此。然而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這是因為“謀害毛主席＝謀害上帝”，必然要引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而“謀害胡主席＝普通的homicide”，類似於普通的民間謀殺案，無非是幹掉一個60年代才入黨的積極分子罷了。借用孟子的話來說，便是“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這在奉暴力為天憲、堅信“狼羊律”的共產黨人看來完全是小菜一碟。而若光是奪了他的大位，那就更是不值一提了。薄就是發動了政變又怎麽的？共產黨人不是從來堅信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麽？隻要薄“代表了曆史潮流”，“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那他就算是踐踏了黨內的潛規則，動用非常乃至非法手段取得大位，照樣偉大光榮正確，是不是？
光從這小小的對比來看，任何客觀中立的觀察家，都不能不佩服斯大林同誌的洞察力與發明力。他發明的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原意為邪教崇拜，中文翻譯失真），確實是維持那極權製度高度穩定的最有效軟件。去除了這個軟件，則最高領導人便永遠處於野心家的瞄準鏡中。金家祖孫之所以能傳三代，靠的全是這玩意。若是胡錦濤有這三根救命毫毛，那也就用不著如此戰戰兢兢，遮遮掩掩了。可惜他沒有。因此，即使薄熙來倒台的原因確實是試圖發動政變，他也絕不敢以此作為薄的公開罪名，he simply cannot afford it，否則很可能促發黨內軍內大亂，反而促成他的倒台。所以，他隻能“外鬆內緊”，以別的罪名做翻平西王，而這恰是薄案的最突出的表觀特點——公開罪名和理由，與處理的嚴峻以及黨中央的極度恐慌之間，絕對不成比例。
那位說了，你憑什麽不相信群眾相信黨？為什麽不相信薄熙來之倒台確如中央所說，就是因為受到了薄穀開來謀殺案的連累？卻要懷疑其後有政變的背景？
我當然無法得知真相，而且，我也不像某些海外媒體那樣，聲稱有著國內高層的信息源。我隻能靠官方提供的信息作邏輯推理，而正如已故高華先生以其不朽的巨著《紅太陽》向世人昭示的那樣，隻要思維方法對頭，靠公開的官方信息照樣能相當準確地偵破曆史的真相。
從已知官方信息來看，目前可以確定的幾個事實是：
（一）薄熙來案件是89年以來中共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八九風波”有過之無不及。
它體現在：
1）黨政軍警各部門各地方連續反複向中央宣誓效忠。在曆史上，這種事隻在毛逝世與“八九風波”之後發生過。
2）《解放軍報》接連發表文章，承認“曆史經驗表明，每當黨和國家麵臨大事，每當改革發展處於關鍵時刻，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往往更加尖銳複雜，影響穩定的因素也明顯增多”，要全軍“堅決抵製各種錯誤思潮侵襲，不為噪音所擾，不為流言所惑，不為暗流所動，確保部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反複強調“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這種事，在我記憶中還沒出過。
3）鐵腕整肅懲治“傳播謠言”的網站與個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絡新聞協調局局長劉正榮、工業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長趙誌國於昨日（12日）宣布，3月中旬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會同通信、公安等部門清理的各類網絡謠言信息已達21萬多條，依法關閉的網站已達42家。如此大規模封殺言路的行動，在我記憶中隻有“八九風波”後有過，其時有位沈陽的肖某（？）因為“散布謠言”被判重刑。林彪事件後照樣謠言滿天飛，民間都說，林是被導彈打下來的，多數人相信的也是這個，還從未聽說有誰因散布這謠言倒了黴。
不僅如此，這次整肅還與六四後的整肅有個明顯區別——中央竟然“揮淚斬馬謖”，封殺了“烏有之鄉”。須知如今國內的自由派與毛左，頗有點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官僚集團看來，前者是不可信任的“野種”，後者是可以信賴的“嫡出”。連“嫡出”的喉舌都要封殺，說明這些人有可能卷入了平西王的奪權密謀。
以上三條，說明中南海處於極度驚恐中，而這絕不是罷免放縱家人卷入謀殺案的某高官可以引出來的衝擊效應。
（二）王立軍案難以自圓其說。
1）王立軍為何不顧一切逃入領館？迄今官方的解釋根本就毫無說服力。王並不是某些媒體上渲染的那個無頭腦的“彪子”。此人有勇有謀，膽大心細，否則也不會備受平西王的賞識了。而且，他身居高官，何以舍得在旦夕間視榮華富貴如敝屣，拋妻棄子，化裝逃入美國領館，申請政治避難？那隻可能是：
A、他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脅，而且還是immediate threat，也就是“危在旦夕”。
B、這危險不能以逃往北京解除。最安全的救命方案，是逃入領館。
C、他有相當把握美國會同意他政治避難。此為甲案。若被否決，則乙案就是通過領館——使館——外交部等薄熙來無法控製的中轉環節，直接向中央舉報，讓中央派人來將他護送出虎口。
D、他之所以敢於擬定甲乙案，並敢於自願走出領館，前往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是因為他深信他手中的幹貨足以使薄熙來倒台，而他能因立此大功而獲得中央赦免。
很明顯，官方所謂他掌握了穀開來謀殺案的證據或線索，去向薄熙來匯報，而薄熙來立即撤了他的職雲雲，並不能滿足上述A點與B點。而舉報穀開來謀殺之功，則不能滿足上述C點與D點。政治局常委中就算有巴不得薄熙來倒台的人，無非也就是一兩人而已（請牢牢記住，先後到重慶去為薄抬轎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七名之多，其中還包括了皇儲習近平），那些人會因為一個英國人死於非命就堅持原則，舍薄護王麽？由此可以導出下麵一點：
F、王立軍手上一定捏了足以製薄熙來於死命的“政治錯誤”，換言之，他拿到了薄針對大多數政治局常委的陰謀活動的證據，而這超出了後者的容忍限度，使得他們必欲將薄拿下而後快。
我在前文中說：“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有的讀者無法理解此話。其實，是大陸人都該知道毛共與後毛共的區別。毛澤東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控製是絕對的，所以他的特點是“窮折騰”，到後期完全是在窩裏反，專講“路線鬥爭”，專門對自己人動刀子：“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最恨的就是“和諧”（這徹底違反了他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的“鬥爭哲學”）。他就是無事也要窮折騰，無端興大獄，動不動危言聳聽，聲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把捧了他幾十年的馬屁精劉少奇打成“中國赫魯曉夫”，何況是據說是有真憑實據的暗殺計劃的林彪？即使是沒有“政變計劃”也要捏造出一個來。
但後毛共就再也沒有了這種絕對的權威與控製力，黨已經被毛折騰得五癆七傷，四分五裂，繼任者再無毛的權威，隻能當“箍桶匠”，拚命箍住遲早要散開的黨。其特點就是“不折騰”，專門粉飾太平，專講“和諧”，以“維穩”為“重中之重”。而所謂“維穩”，最主要的還是維持黨內的穩定。因此，無論黨內何等四分五裂，對外都必須打腫臉充胖子，死裝出精誠團結的模樣來，再也不敢提什麽“路線鬥爭”了。趙紫陽是以“分裂黨”為理由被整肅的最後一人。從那以後，黨魁都隻敢以刑事（貪腐）而非政治理由整肅政敵。就連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疾言厲色的話，也沒敢挑明了“我們和薄熙來的鬥爭是路線鬥爭”。
因此，若是薄熙來真有暗殺胡錦濤的計劃（虛擬語氣），胡有那個尿脬敢向黨外宣布麽？笑話！胡不過是個爭取熬到明年光榮退休的“維持會長”，敢公布這種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致命打擊的噩耗，從而戳破“黨的團結”神話，通告百姓黨已經分裂到性命交關的嚴重地步，以致連黨領袖都得提著腦袋過日子麽？小胡再傻，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他還是懂的。若薄真有暗殺計劃，他也隻敢頂多讓政治局委員知道，作為說服他們讚同嚴懲薄的有力理由，但連對一般的中央委員都未必敢泄露，對外宣傳絕對隻會按普通刑事（亦即不涉及篡黨奪權）老路去處理。
2）王立軍為何與薄熙來翻臉？據官方說，那是因為他向薄熙來匯報了海伍德（Neil Heywood）之死與薄的家屬有牽連，招致薄的強烈反彈。
這就怪了。須知海伍德案乃是結案，不是懸案，也就是說，那案子早就結了，case closed。海伍德是去年11月死在重慶的，死後官方先是說他飲酒過量，酒精中毒而死，但通知其家屬卻說成是心髒病發作。海伍德的遺體未經屍檢就火化了。既然是在重慶死的，又是涉外案件，當然這結論與處理方式一定會得到王立軍的批準。
最重要的是，海伍德死後，並未在英國引起什麽反響。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他的英國親戚，都認為是正常死亡，都沒有向中國政府提出深入調查的要求，遑論對中國政府施壓。相反，不經屍檢就火化的要求，正是家屬提出來的。據英國《衛報》，海伍德的親戚還駁斥了他死於非法行為的說法，認定他死於心髒病（Heywood's relatives had previously dismissed suggestions of foul play and blamed his death last November on a heart attack.），與他爹是一樣的死因。後來聽到海伍德是被謀殺的之後，他母親還極度震驚，聲稱完全沒想到（"I'm horrified. This has come as a total shock." ）
所以，經過王立軍批準、在去年11月就結了的案子，在毫無來自苦主（包括遺屬以及其祖國）的壓力的情況下，王卻又於今年1月間去主動重新啟動調查，並於1月28日向薄熙來匯報，說他相信海伍德是被毒死的，而穀開來與此有關。這種怪事要發生，其前提是王立軍乃是好萊塢電影上的司法英雄，毫無私心雜念，不顧一己安危，隻有為正義獻身的滿腔熱血。哪怕是蠢如絕代雙白，也不至於會相信偉大的“洋共”、尤其是其爛汙司法戰線中會有這種英雄吧？
基於同一理由，王立軍也不大可能被迫啟動對海伍德案的調查。海外有媒體說，中央曾催逼王立軍調查此案，而王正是為此被迫去重新調查該案的。此說似無可信度。
上麵已經說過，此案雖是涉外死亡案，但最關鍵的一條，是苦主方麵並無壓力。英國政府是遲至今年3月份才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重新調查該案的，而英國駐華使館雖然聲稱他們在本年初向中國當局 “轉告了對案件的某些推測”，但同時更聲明：“當時死者家人對案件的處理方式感到滿意，而且也沒有理由不相信警方的調查結果。”
這一條非常關鍵：連死者家屬都滿意，誰還有理由去懷疑警方調查結果？中央怎麽會皇帝不急太監急？要中央插手此案，除非作案人員中有人向中紀委自首。但若真是這樣，則中紀委根本就不會去催王立軍，隻會繞過他獨立調查，因為他本身就有涉案之嫌。所以，王迫於中央的壓力重新調查該案的可能性似可排除。
根據同一理由也可導出，海伍德案不可能是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決定倒薄的理由。誠然，王立軍到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後，有可能將該案和盤托出。但那七位曾到重慶為薄熙來抬轎的常委（尤其是遲至3月7日還特地到全國人大的重慶組去吹捧薄熙來的周永康，人家可是主管政法工作的）若決心保薄，完全可以以此作為拒絕理由，反指王立軍誣陷。即使他們同意重新調查海案，除非他們對薄已懷必去之心，否則絕不會僅僅根據一個叛國犯的一麵之詞，就同意免去薄熙來的重慶職務，並同意溫家寶在招待會上作那番發言，要重慶政府“反思”。更何況這種案件必然非常複雜，黑幕重重，徹底查明真相需要時間，因此，除非政治局大多數常委除薄的決心已在此前下定，否則不可能光是憑王的舉報，便迅速認定穀開來涉案，在短期內即向全國宣布，並加重對薄的處分。
（三）關於海伍德案的其他疑點
網上盛傳，海伍德是英國間諜機構MI6的雇員，但據《紐約時報》，海伍德的熟人說，這神話本身就是海伍德自己造出來的，其實他不過是個牛皮匠。一個認識他的中國事務專家說，海喜歡故作神秘，裝成是在許多重大事件幕後操作的情報官員，但他真正的唯一本錢，隻是他與薄家的關係罷了。在他是英國間諜的流言傳開後，他的一位朋友說，海伍德本人就喜歡想像自己生活在密謀中，不過他的大多數朋友都認為這不是事實，他隻是喜歡浪漫冒險，因此進入了誰也沒去過的領域，最終卻因為無力控製局勢發展，斷送了性命罷了。換言之，這隻是個某人喜歡扮演007，卻為此最終真的掉了腦袋的黑色幽默活劇。
值得注意的是海伍德的另一位朋友，我的洋本家蘆先生（Mr Reed）的證詞，洋老蘆曾在海伍德死前與他多次共進午餐。海伍德告訴他，他已經有一年沒見到薄熙來了，與薄瓜瓜也隻是有偶然聯係。海說，薄熙來的圈內人懷疑他對薄的影響，因此離間了他們的關係。他一度為此擔憂自己的安全，甚至考慮過離開中國，但這種擔憂不久就消退了，海伍德開始過上了與薄家無關的生活，雲雲。如果這些證詞可靠的話，那它們提示薄家似無立即除掉海伍德的緊迫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每日郵報》於13日登出的消息，聲稱海伍德的遺孀王露露希望從使館得到英國簽證，能夠帶兩個孩子逃到英國。據信，中國當局要求王在警方仍然調查她丈夫死亡案件期間不要離開中國，目前她家門口有軍人守衛，去看望王的訪客都被下令離開。王露露的朋友說，他們對王的安全感到非常擔憂，而王也擔心害死他丈夫的凶手有可能追殺她和孩子，雲雲。如果這報道可靠，則它說明苦主並不認同中央宣布的調查結果——已經失去自由的薄穀開來及其同夥怎麽還可能去幹這種事？
這當然不是說，海伍德不是穀開來謀殺的。不能排除王露露隻是想借此機會移居英國，因而危言聳聽。我的感覺是，此案因為涉外，若真是謀殺案，英方人員必定要旁聽法庭審理，因此，薄穀開來及其勤務員有望獲得近似西方的公平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當局不大可能為了倒薄就製造出個冤案來。我的看法是，即使薄穀開來真的暗殺了海伍德，此案也不大可能是導致薄熙來倒台的真實原因，隻不過是個官方借口罷了。上麵已經反複說過了，若是政治局那七名常委鐵了心要保薄，要成功壓下此案毫無困難。在中國，比這更黑萬倍的案件都壓下來了，一個叛國犯舉報的算什麽？
這一推測與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相符。3月14日，在中央宣布罷免薄熙來的重慶職務的前一天，溫家寶召開記者招待會為此“提前吹風”，實際上是給出了對中央為何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但他隻字未提海伍德案，說的卻是“路線鬥爭”，亦即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在此前談政改時，他還說：“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而在談王立軍事件時，他又偏離主題去講中共的“彎路史”，很明顯是影射薄試圖推行文革路線，而這才是拿下他的真正理由。
由此可見，政治局常委決定拿掉薄在前，刨出海伍德案作為口實在後，符合後毛共把政治案“做成”刑事案的一貫作法。
（四）“唱紅打黑”不是“路線鬥爭”內容
薄熙來倒台後，自由派同聲相慶，以為那是毛左遭受的重大挫敗，中國向左轉的危險極大地減小了，而向西式民主法治社會和平演變的希望大大增加，許多人因此寄望於胡溫或是下一屆領導習李就此啟動政治改革。反過來，海內外毛左哭聲震天，也是因為誤以為“右派”得勢了。
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簡單化。薄熙來並不真是“文革派”，而他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也絕不是他此次倒台的原因。
實際上，現代中共領導，無論是太子黨還是團派，對毛澤東都非常崇敬，有著一種難割難舍的錯綜感情。首先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沒有毛澤東以及他建立的極權製度（他們太無知，不知道那是斯大林的發明，卻把那套歸功於他們的偉大領袖），就沒有他們今日為所欲為的無限權力以及子子孫孫受用不盡的富貴榮華。其次是國內尤其是黨內風靡一切的成功崇拜、權勢崇拜、謀略（＝厚黑學）崇拜，決定了他們對毛澤東這千古一痞必然五體投地，哪怕是父母備受毛迫害的太子黨也是敬愛多於懷恨。這就是今上為何尚未登極時即去西柏坡朝聖，在“建國”60周年時的遊行隊伍中還要特地弄出個毛澤東方陣來。就衝這錯綜情結，指望現任中共領導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的中共領導同意否毛就是一廂情願。前段辛子陵弄出個“政治局決定”來，聲稱胡中央行將與毛切割，完全是騰笑天下。
所以，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對“唱紅”毫不反感，事實上，官方媒體大規模“紅化”，影視中充斥了大量“紅色垃圾經典”，恰是在胡錦濤上去後發生的。“打黑”對那夥毫無法治觀念與人權觀念的匪徒來說就更不在話下了。
總之，多數中央領導人對所謂“重慶模式”並無反感。就在上個月開兩會時，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還盛讚：“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幹部群眾，銳意進取，紮實奮鬥，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麵貌發生了新變化”，就連皇儲習近平本人，也曾在2010年年底親自光臨重慶調研，不但肯定了“唱紅”，更“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麵取得的成效”。政治局常委中，隻有胡錦濤與溫家寶不曾去重慶為薄熙來抬過轎，溫家寶可能倒真是出自內心反感，胡錦濤不去則絕無可能是意識形態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庸主的“持重”本性所致，覺得薄熙來過於張揚，大樹特樹其絕對權威，有違鄧小平確立的黨內潛規則。
所以，這次薄被拿下，根本就不是因為他在重慶搞什麽“唱紅打黑”。中央比誰都清楚，薄即使掌了權，也隻會在鐵腕治黨治國上效法毛澤東，頂多以暴力“為民作主”，搞點“國進民退”的“均貧富”，乃是某些小白激賞的“洋共”領袖，絕不會搞毛澤東那套愚昧治國，更不會在中國重演文革的暴民政治。正如普京並非斯大林的簡單拷貝那樣，薄熙來也絕不會是毛澤東的逼真複製品。兩者繼承前輩的，都是其意誌、魄力與權術，並不是在政策方針上作簡單模仿。溫家寶在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哭訴“彎路史”，其實是指東打西。薄上台當然要打破現有利益格局，但引起大佬們惶悚的也就僅僅在這點上。若認為中央與薄的鬥爭是反文革與文革之爭，那就是書生之見了。遺憾的是，就連張鳴先生，似乎也持此天真看法。
寫完上文後，我看到了《多維》網“獨家新聞”中的這段話：
“對於薄熙來在重慶進行的‘唱紅打黑’運動，自始至終中央都沒表示否定。表明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裏，如果撇清其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因素及運動式的處理方式，‘唱紅打黑’本身並無不妥之處。反而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後所麵臨的現實情況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唱紅’符合中共的基本屬性，既能繼續保持中共作為一個崇尚社會主義政黨的純潔性，又能對今天已經極度‘物質崇拜’的民眾進行道德教化。而‘打黑’則更是應民所願，對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黑暗麵進行清掃，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可持久性。”（【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4-13/58701990-2.html，下同）
眾所周知，毋庸置疑，多維有中共背景，實際上是中共用來在海外“吹風”的傳聲筒，代官方媒體說出不便直接說的話。這段話與我的獨立思索完全一致，由此可見以上分析確實說出了中共領導人的心思。
（五）倒薄實出於不得已的非常決策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我曾寫了篇文章在海外雜誌上發表，預言此事終將不了了之，理由是胡錦濤並非毛澤東、鄧小平式的大獨裁者，不但是弱主，而且是庸主，最大特色是對百姓凶狠，對大佬庸懦，典型的團幹部積極分子的作派。他公開宣布的國策是“不折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好“維持會長”即可。
當然，小胡也曾拿下方麵大員陳良宇，但據《明鏡》網披露，那其實是江澤民的決策。就算是胡的乾綱獨斷也罷，那是在他甫執政之時，非此不足以立威，無以令行禁止，但明年他的任期即將結束，又何苦去高調處理王案，把藏在壁櫥裏的骷髏刨出來，當眾細細翻檢那“建國”以來僅次於林副叛逃的最大的政治醜聞？這麽做，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沉重打擊，有礙於他在曆史上的“維持會長”地位，更不用說在即將卸任前還去毫無必要地開罪有關利益集團了。
然而令我跌破眼鏡的是，王立軍案非但沒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反而“老鼠拉木鍁——大頭在後”，狗扯羊腸，越扯越長，拉出無數好家夥來了。拉到現在，中央居然通過海外傳聲筒放風，說有可能處決薄熙來：
“有消息表明，中共已初步掌握了他數額驚人的海外資產，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目前有證據顯示其個人親自指示或參與了幾起涉及命案的刑事案件。此外，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根據中共高層對薄熙來以上‘罪責’的初步定調，這位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不僅政治生涯已經結束，甚至其生命也將因此終結。”（引文出處同前）
在我黨曆史上，還從無以刑法處死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先例，劉少奇、賀龍等人都是“被迫害致死”的，並非法庭處決，其妙處在於誰也不用負責，甚至可以賴到國民黨頭上去。而江青同誌雖給判了死緩，但後來還是減刑了，最後是她自己上吊死的。而如今不但以庸懦著稱於世，更以其表觀上的四分五裂、黨內大佬互相公開挑戰、互不相下吸引全球眼球的胡中央，卻居然有這魄力要去開這個先例了！
而且，這竟然就發生在現任黨魁即將卸任之際。誰都知道，十八大是黨領袖集體換班之際。現代中共黨內權力交接是唐代“推舉藩鎮”的現代版，與西方政黨選舉毫不一樣。正因為野心家們無法如西方那樣以製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去滿足其權力欲，隻能暗鬥，絕不可明爭，所以權力鬥爭更加暗流湧動，凶險四伏。於是在接近集體換班之際，行將卸任的黨魁都隻會竭盡全力壓住驚濤駭浪中的扁舟，避免翻船，可偏偏就在此敏感時刻，胡溫卻不怕引起黨內權力鬥爭公開化，白熱化，招致黨的分裂，去“從重從快”大辦薄案，甚至放風要處死他！
這說明什麽呢？我上次那個預言，是依據常理作出的。而它所以落空，正是因為事態發展已經完全超出了常理能預見的範圍，乃是所謂的“非常事件”（extraordinary event）。若不以非常手段快刀斬亂麻，就有可能引出全黨無法承受的嚴重後果。換言之，不處理或是從輕從緩處理薄案，給現任中央領導帶來的危險，要遠遠超出了從重從快處理的惡果。正因為此，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常委才能達成共識，不但先同意罷免薄的重慶職務，後又批準公布穀開來涉嫌殺人案，對薄實行“雙規”，繼而又在海外放風要以重大刑事罪名處死他。
由此可見，薄案性質極其嚴重，給中共統治帶來了強大的衝擊，構成了89年以來我黨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以致引起了中南海的絕大恐慌，迫使它不得不采取89年以來、甚至建黨以來僅見的非常措施。
這就是為何出現了上文列舉的一係列怪事，諸如黨政軍警各地紛紛宣誓效忠、《解放軍報》一再呼籲軍隊效忠中央、鐵腕封殺言路等等。這些怪現狀根本不能用薄家刑事犯罪的嚴重性來解釋。
我深信，中央行將公布的薄家的罪行都是真實的，毫無誇張之處，但我同樣深信，絕大多數政治局常委至少是一樣不幹淨，或許薄家比起他們來要自愧弗如也未可知。以為百姓會相信中央發此空前雷霆之怒，隻是因為薄案“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完全是對草民智力的放肆嘲弄。After all，即使中國人以其驚天動地的愚昧享譽全球，但如堅信“洋共上層是清廉的”、崇拜其“打黑英雄”的台灣小白一般愚昧的大陸人，還真是找不出來。
（六）我的假說
以上所說，是已知事實以及根據它們導出的推知事實。根據這些事實，可以提出一個假說來圓滿解釋它們。這假說並不一定就是事情真相，但在我看來，它符合事情真相的概率最高，舍此而取其他假說，就不能解釋上述怪事。為構建此假說，我采納了海外媒體發表的某些“內部消息”。
上引《多維獨家新聞》中列舉的薄熙來的一係列罪名中，我覺得真正令他倒台的原因是這條：“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
上半截是盡人皆知的廢話，耐人尋味的是下半截——它說的是“中央領導層”，而不是“中央領導人”。這就是說，大多數政治局常委都受到了薄的“挑戰和威脅”，以致他們都同意把薄從重從快做掉，而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胡錦濤那弱主根本不可能一意孤行。
那麽，薄怎麽個“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法？綜合海外媒體傳聞，薄熙來曾夥同周永康，使用竊聽裝置，對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汪洋、賀國強、吳邦國、李長春等很多領導人的私生活和經濟犯罪進行秘密調查，搜集證據，建立秘密檔案，準備在中共18大籌備期間發動突然襲擊，奪取中央領導權。這個計劃包括在必要的時候動用安全力量逮捕習近平，以及在2012年春節後進行輿論抹黑和攻擊，薄熙來還為此雇傭了200多記者和學者，雲雲。
竊以為，這些傳聞雖然驚世駭俗，但大體可信。這是因為：
第一，舍此不能解釋上述一係列咄咄怪事：諸如以軟弱分裂為其最突出特征的胡中央突然一改常態，雷厲風行，異常迅捷狠辣地作出反應，施以空前雷霆手段，不但將薄妻定為殺人犯，而且竟向海外放風要將薄熙來本人處決；封殺國內大批網站包括烏有之鄉；命令全國黨政軍各地各部門尤其是軍隊警特赤誠效忠，等等。
第二，它符合薄熙來的誌向、性格與能量。從薄在重慶的表演可以看出，此人野心之大，還不是黨國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可以滿足的。他要當的是毛澤東那樣的萬民擁戴、萬古流芳的“人民救星”。文革中他飽經磨難，備受歧視，甚至一度係獄，錘煉出他殘忍無情的性格，而因為他的太子黨背景，在黨政軍警特中有著廣泛的人脈。如果他確與周永康那中國貝利亞聯手，再加上槍筆兩杆子（後者如張宏良、孔慶東、司馬南乃至海外“民社黨”小嘍囉），其能量絕不容小覷。
第三，它瞄準了現政權最薄弱之處。薄熙來乃父薄一波搞陰謀詭計的天資甚高，當年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卻能單槍匹馬在山西打天下。閻錫山被他忽悠得拱手放權，出錢出力出人，讓他自主練“新軍”，最後養虎貽患，被他在短期內就把整個新軍以及山西幾十個縣都變成了共黨的本錢。正因為他有著這些汗馬功勞，毛澤東才在七大之前力排“紅區黨”異議，讓他作了中央委員。
薄熙來大有父風，絕非胡溫等庸人可及。他敏銳地察覺，改革開放造出的深重民怨將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源。他要像他的精神導師毛澤東那樣，不但要利用民心把他送上大位，而且將以撥亂反正、為民作主、殺富濟貧的人民大救星青史留名。這不是說薄熙來要亦步亦趨地機械模仿毛澤東，而是說他看準了“民心可用”，準備以“弱勢群體救星”的身份閃亮登場，做中國的普京。而這一手確實對現中央構成了致命威脅。
我在《薄熙來：夭折的中國普京？》中指出，江澤民、朱鎔基的改革與葉利欽的極為相似，都是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瘋狂掠奪，都造出了空前的貧富懸殊。普京正是利用這一點，上台後搞“國進民退”，使出流氓手段來，做翻了好幾個金融寡頭，從而贏得了廣大俄國人民的衷心讚頌，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得民心的總統。比較普京的做法與所謂“重慶模式”，不難看出兩者之間驚人的平行之處。
不難看出，這才是對現中央的致命威脅。王立軍案發前，毛左喉舌張宏良寫了一篇聲勢洶洶的檄文，指“改革”為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大規模掠奪：
“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打著產權改革的幌子，把數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劃歸極少數官員和親友所有，造成九千萬工人下崗，數百萬婦女被逼良為娼；是打著房地產改革的幌子，把從農民那裏幾塊錢一平米強占的土地，蓋成房子再以幾萬元一平米賣給市民；是打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國人和富人幾毛錢和一兩塊錢購買的股票，與普通股民十幾元錢購買的股票，強製在一個市場上按照一個價格買賣，讓極少數富豪從上億股民賬戶上直接劃走了十幾萬億現金資產；是打著法製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崗工人、拆遷戶和股民不受法律保護，法院拒絕接受這三類人的訴訟…… 如此改革，不僅人間有‘爭議乃至非議’，甚至連鬼神都感到震驚和憤怒，真正達到了人神共憤、天怒人怨的極端地步。”
任何一個敢於尊重客觀的人，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不能不承認這些話說的基本是事實。更有甚者，張宏良還指責，《人民被日報》2月份發表的《寧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文章，是“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是“1%對99%的政治宣戰”，是官僚集團繼朱鎔基所謂“改製”之後第二輪對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搶奪。張宣稱，官僚集團試圖瓜分總價值150萬億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萬多家地方國企，其具體盤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壟斷行業——123個大型國有企業中121個（隻有2個沒納入壟斷行業）——解決掉，隻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18大怎麽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
如果他說的確實是官僚集團的謀劃，那麽薄熙來在18大召開前以此發難，指責胡溫等人企圖再度大規模搶劫國家財產，同時拋出他們的貪腐犯罪事實，以薄既有的高度的黨心與民望，同夥周永康對警特機構的控製，再加上其廣泛太子黨人脈，不難一擊成功，一舉端掉現領導，並將他們打進秦城天牢。
這可不是危言聳聽，除了癡情深信“中共高層清廉”的台灣小白外，是個正常人都知道，政治局內誰的屁股裏沒有屎？比起來，薄三公子興許是最幹淨的也未可知（這不是懷疑薄將是揭發出來的中共史上最大的貪汙犯，而是與拿捏他的大員們相比而言）。
第四，它能圓滿解釋為何溫家寶最初對薄的指控與後來官方宣布的罪名不一致。前已述及，溫在記者招待會上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黨的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試圖重搞文革，勢必將讓國家再走上“彎路”。然而此後中央卻是以“殺人案”將薄雙規的，中共的海外喉舌還澄清，“唱紅打黑”沒錯。這種表麵上的矛盾，提示薄確有可能以黨內造反方式發難，而且其借口就是現領導打著“改革”的名義大規模搶劫全民財產。這在敬愛的黨中央看來，當然就是否定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就是要搞文革。隻是後來他們才意識到，這非但無法用為薄的罪名，而且隻能自暴其醜，因此隻好走“反腐”的輕車熟路把薄幹掉。
第五，它能完美解釋海內外毛左在事變前後的高度一致、高度亢奮的反常表現。事變前一段時間，毛左空前活躍，開足馬力，大肆攻擊改革開放，無恥吹捧薄熙來，不但張宏良寫出了聲討《人民被日報》以及其後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大義凜然的檄文，就連張木生也撰文指著溫家寶的鼻子罵。而事變後毛左則氣急敗壞，如喪考妣，哭聲震天動地，大罵“反革命政變”、“右派政變”，號召全國人民起來與“胡溫右派法西斯政權”作殊死鬥，堪稱“舉國盡孝子，紅歌應繼魏忠賢”。
以上是我提出“薄熙來試圖發動政變，一舉打掉現中央領導”的假說的理由。那麽，這個政變密謀是怎麽暴露出來的？
據國內報刊報道，王立軍在遼寧鐵嶺市公安局長的接班人穀鳳傑，因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已於上月被沈陽市於洪區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他獲刑者還包括王立軍原搭檔、鐵嶺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富曉東等多人。據海外媒體披露，穀鳳傑在被審查期間，向中紀委供出了王立軍的類似罪行。中紀委決定調查王立軍，致使王向薄求助，卻被薄拒絕，王這才嚇得逃入了美國領事館。
竊以為，此說或有可信成分，但仍然不能解釋王為何要采取這種極端手段——如果王隻是為了逃避中紀委調查，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巨大權力，舉家逃往國外。何必拋妻棄子鋌而走險？
我的猜測是，王向薄求助不假，薄也拒絕了。但王此前已知薄穀開來殺人案，於是便以此隱約威脅薄，其目的是諷示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若進去了，免不得要把這事兜出來，不料立即引起了薄的強烈反彈——那也是必然的，以薄驕狂的性格，豈能受人挾製？王素知薄熙來心狠手辣，情知闖了大禍，性命不保，於是逃入美領館避難。在被送到中央進行“休假式治療”後立即供出了薄的政變密謀，使得胡溫等人極度震驚，立即決定罷免薄的重慶職務，留在京中加以控製。
這就是溫為何要在記招會上大講“路線鬥爭”與“彎路史”。隻是後來王立軍又供出了海伍德案，常委們才意識到這才是整薄的最佳口實，並立即抓住它把案子做大做強，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王之所以要到後來才供出此案，是因為他深知那對他本人立功自贖毫無用處，敬愛的黨中央絕不會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太太涉嫌殺人就與他破臉，更不會因為他貪腐就把他做掉。相反，若是他例外的清廉，反倒要引起上司和同僚們的深度疑忌，因而不能自安其位。隻有台灣專出的驚天動地的小白，才連這起碼的大陸官場文化ABC都不懂。別說是官員，就連我那當大夫的朋友，因為拒絕榨取病人錢財，還險些被同事擠出了那個三甲醫院。直到他被迫與同事同流合汙，這才一團和氣，天下太平。
以上便是我對薄熙來案真相的一點管窺蠡測。它隻是個假說，可能全部或部分符合真情，但也可能完全與真情不符。勿過，檢驗此說有個方法，就是看周永康是否隨之倒黴。蓋周入夥是“政變說”成立的必要條件——沒個貝利亞參與，秘密調查政治局常委的貪腐罪行是無法操作的。
我可以肯定地作出的，隻不過是過去早就反複說過的幾個結論：
第一，斯大林的背時設計，隻適合管理一個“一元化”的階級關係單一的奴隸社會（略去官僚集團即可視為無階級社會），無法用於管理多元化的階級社會。因此，當社會從前者轉入後者時，黨內就必然要分化為不同利益集團，絕無可能保持過去的宗教式團結。在這種情況下還想保持一元化的精誠團結，完全是癡人說夢，緣木求魚。
第二，斯大林設計出來的政體的“合法性”（＝精神權威）全靠“個人崇拜＋恐怖”產生。然而兩者都無法傳代。這是因為有個人崇拜就有黨內恐怖，兩者其實是一回事：把黨魁捧為上帝的同時，也就使得他的同誌們喪失了人身安全，賦予了黨魁任意屠殺同僚的無限權力。因此，沒有哪家共產黨（北韓例外）可以把這優良傳統一代代傳下去，遲早要在大獨裁者死後放棄。而一旦放棄了它，敬愛的黨中央就立即變成連權位的安排與移交都沒個最起碼規矩的劣等土匪山寨，遲早要垮於內訌，並給全民帶來曆史上見所未見的巨大災難。
第三，戰無不勝光焰無際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有史以來顛覆一切官僚統治的最強大的精神武器，因而構成了中共那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官僚統治自爆的核地雷。毛主席他老人家哼哼教導過我們：
“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我曆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
薄熙來同誌就是身體力行了偉大領袖這一光輝教導的堅強的反帝反修戰士，而且我相信，隻要中共不與他們的偉大領袖徹底切割，並徹底清算其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結束竊民自肥的官僚統治，那麽，這樣的好戰士將在未來層出不窮，正是林思雲十年前撰文號召的“革命自有後來人”。
|
|
| 蘆笛：我看薄熙來案件 | 2012-04-18 20:52:19 | |
|
迷霧重重猜薄案
由於中共的黑箱操作，薄案甚至比林彪案件還難猜。可以說，在這個案例上（僅僅在這一點上，of course），胡中央比毛中央的透明度還要低。當年林立果同誌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的活動等等，還是向全國人民及時傳達了的。人民大眾都知道，林彪是為了暗殺毛主席陰謀破產才跑掉的。真假不論，這說法至少能完美解釋偉大領袖為何要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及其死黨拿下來，而如今敬愛的黨中央推出來的對為何整肅薄熙來的解釋，隻怕隻有台灣專出的愚而好自用的白癡才會 take at face value.
這是為什麽？這說明了現代中共中央領導是何等虛弱，對自己能夠穩住大局是何等缺乏信心。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歪？
毛這麽做，非但不必擔心會引起黨內動蕩，甚至刺激其他野心家起來效法，還深信這些罪狀將是一勞永逸結果政敵的WMD，拋出去就足可使對方身敗名裂，遺臭萬年，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隻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他那邊，實際效果也基本如此。然而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這是因為“謀害毛主席＝謀害上帝”，必然要引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而“謀害胡主席＝普通的homicide”，類似於普通的民間謀殺案，無非是幹掉一個60年代才入黨的積極分子罷了。借用孟子的話來說，便是“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這在奉暴力為天憲、堅信“狼羊律”的共產黨人看來完全是小菜一碟。而若光是奪了他的大位，那就更是不值一提了。薄就是發動了政變又怎麽的？共產黨人不是從來堅信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麽？隻要薄“代表了曆史潮流”，“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那他就算是踐踏了黨內的潛規則，動用非常乃至非法手段取得大位，照樣偉大光榮正確，是不是？
光從這小小的對比來看，任何客觀中立的觀察家，都不能不佩服斯大林同誌的洞察力與發明力。他發明的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原意為邪教崇拜，中文翻譯失真），確實是維持那極權製度高度穩定的最有效軟件。去除了這個軟件，則最高領導人便永遠處於野心家的瞄準鏡中。金家祖孫之所以能傳三代，靠的全是這玩意。若是胡錦濤有這三根救命毫毛，那也就用不著如此戰戰兢兢，遮遮掩掩了。可惜他沒有。因此，即使薄熙來倒台的原因確實是試圖發動政變，他也絕不敢以此作為薄的公開罪名，he simply cannot afford it，否則很可能促發黨內軍內大亂，反而促成他的倒台。所以，他隻能“外鬆內緊”，以別的罪名做翻平西王，而這恰是薄案的最突出的表觀特點——公開罪名和理由，與處理的嚴峻以及黨中央的極度恐慌之間，絕對不成比例。
那位說了，你憑什麽不相信群眾相信黨？為什麽不相信薄熙來之倒台確如中央所說，就是因為受到了薄穀開來謀殺案的連累？卻要懷疑其後有政變的背景？
我當然無法得知真相，而且，我也不像某些海外媒體那樣，聲稱有著國內高層的信息源。我隻能靠官方提供的信息作邏輯推理，而正如已故高華先生以其不朽的巨著《紅太陽》向世人昭示的那樣，隻要思維方法對頭，靠公開的官方信息照樣能相當準確地偵破曆史的真相。
從已知官方信息來看，目前可以確定的幾個事實是：
（一）薄熙來案件是89年以來中共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八九風波”有過之無不及。
它體現在：
1）黨政軍警各部門各地方連續反複向中央宣誓效忠。在曆史上，這種事隻在毛逝世與“八九風波”之後發生過。
2）《解放軍報》接連發表文章，承認“曆史經驗表明，每當黨和國家麵臨大事，每當改革發展處於關鍵時刻，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往往更加尖銳複雜，影響穩定的因素也明顯增多”，要全軍“堅決抵製各種錯誤思潮侵襲，不為噪音所擾，不為流言所惑，不為暗流所動，確保部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反複強調“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這種事，在我記憶中還沒出過。
3）鐵腕整肅懲治“傳播謠言”的網站與個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絡新聞協調局局長劉正榮、工業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長趙誌國於昨日（12日）宣布，3月中旬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會同通信、公安等部門清理的各類網絡謠言信息已達21萬多條，依法關閉的網站已達42家。如此大規模封殺言路的行動，在我記憶中隻有“八九風波”後有過，其時有位沈陽的肖某（？）因為“散布謠言”被判重刑。林彪事件後照樣謠言滿天飛，民間都說，林是被導彈打下來的，多數人相信的也是這個，還從未聽說有誰因散布這謠言倒了黴。
不僅如此，這次整肅還與六四後的整肅有個明顯區別——中央竟然“揮淚斬馬謖”，封殺了“烏有之鄉”。須知如今國內的自由派與毛左，頗有點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官僚集團看來，前者是不可信任的“野種”，後者是可以信賴的“嫡出”。連“嫡出”的喉舌都要封殺，說明這些人有可能卷入了平西王的奪權密謀。
以上三條，說明中南海處於極度驚恐中，而這絕不是罷免放縱家人卷入謀殺案的某高官可以引出來的衝擊效應。
（二）王立軍案難以自圓其說。
1）王立軍為何不顧一切逃入領館？迄今官方的解釋根本就毫無說服力。王並不是某些媒體上渲染的那個無頭腦的“彪子”。此人有勇有謀，膽大心細，否則也不會備受平西王的賞識了。而且，他身居高官，何以舍得在旦夕間視榮華富貴如敝屣，拋妻棄子，化裝逃入美國領館，申請政治避難？那隻可能是：
A、他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脅，而且還是immediate threat，也就是“危在旦夕”。
B、這危險不能以逃往北京解除。最安全的救命方案，是逃入領館。
C、他有相當把握美國會同意他政治避難。此為甲案。若被否決，則乙案就是通過領館——使館——外交部等薄熙來無法控製的中轉環節，直接向中央舉報，讓中央派人來將他護送出虎口。
D、他之所以敢於擬定甲乙案，並敢於自願走出領館，前往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是因為他深信他手中的幹貨足以使薄熙來倒台，而他能因立此大功而獲得中央赦免。
很明顯，官方所謂他掌握了穀開來謀殺案的證據或線索，去向薄熙來匯報，而薄熙來立即撤了他的職雲雲，並不能滿足上述A點與B點。而舉報穀開來謀殺之功，則不能滿足上述C點與D點。政治局常委中就算有巴不得薄熙來倒台的人，無非也就是一兩人而已（請牢牢記住，先後到重慶去為薄抬轎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七名之多，其中還包括了皇儲習近平），那些人會因為一個英國人死於非命就堅持原則，舍薄護王麽？由此可以導出下麵一點：
F、王立軍手上一定捏了足以製薄熙來於死命的“政治錯誤”，換言之，他拿到了薄針對大多數政治局常委的陰謀活動的證據，而這超出了後者的容忍限度，使得他們必欲將薄拿下而後快。
我在前文中說：“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有的讀者無法理解此話。其實，是大陸人都該知道毛共與後毛共的區別。毛澤東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控製是絕對的，所以他的特點是“窮折騰”，到後期完全是在窩裏反，專講“路線鬥爭”，專門對自己人動刀子：“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最恨的就是“和諧”（這徹底違反了他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的“鬥爭哲學”）。他就是無事也要窮折騰，無端興大獄，動不動危言聳聽，聲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把捧了他幾十年的馬屁精劉少奇打成“中國赫魯曉夫”，何況是據說是有真憑實據的暗殺計劃的林彪？即使是沒有“政變計劃”也要捏造出一個來。
但後毛共就再也沒有了這種絕對的權威與控製力，黨已經被毛折騰得五癆七傷，四分五裂，繼任者再無毛的權威，隻能當“箍桶匠”，拚命箍住遲早要散開的黨。其特點就是“不折騰”，專門粉飾太平，專講“和諧”，以“維穩”為“重中之重”。而所謂“維穩”，最主要的還是維持黨內的穩定。因此，無論黨內何等四分五裂，對外都必須打腫臉充胖子，死裝出精誠團結的模樣來，再也不敢提什麽“路線鬥爭”了。趙紫陽是以“分裂黨”為理由被整肅的最後一人。從那以後，黨魁都隻敢以刑事（貪腐）而非政治理由整肅政敵。就連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疾言厲色的話，也沒敢挑明了“我們和薄熙來的鬥爭是路線鬥爭”。
因此，若是薄熙來真有暗殺胡錦濤的計劃（虛擬語氣），胡有那個尿脬敢向黨外宣布麽？笑話！胡不過是個爭取熬到明年光榮退休的“維持會長”，敢公布這種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致命打擊的噩耗，從而戳破“黨的團結”神話，通告百姓黨已經分裂到性命交關的嚴重地步，以致連黨領袖都得提著腦袋過日子麽？小胡再傻，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他還是懂的。若薄真有暗殺計劃，他也隻敢頂多讓政治局委員知道，作為說服他們讚同嚴懲薄的有力理由，但連對一般的中央委員都未必敢泄露，對外宣傳絕對隻會按普通刑事（亦即不涉及篡黨奪權）老路去處理。
2）王立軍為何與薄熙來翻臉？據官方說，那是因為他向薄熙來匯報了海伍德（Neil Heywood）之死與薄的家屬有牽連，招致薄的強烈反彈。
這就怪了。須知海伍德案乃是結案，不是懸案，也就是說，那案子早就結了，case closed。海伍德是去年11月死在重慶的，死後官方先是說他飲酒過量，酒精中毒而死，但通知其家屬卻說成是心髒病發作。海伍德的遺體未經屍檢就火化了。既然是在重慶死的，又是涉外案件，當然這結論與處理方式一定會得到王立軍的批準。
最重要的是，海伍德死後，並未在英國引起什麽反響。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他的英國親戚，都認為是正常死亡，都沒有向中國政府提出深入調查的要求，遑論對中國政府施壓。相反，不經屍檢就火化的要求，正是家屬提出來的。據英國《衛報》，海伍德的親戚還駁斥了他死於非法行為的說法，認定他死於心髒病（Heywood's relatives had previously dismissed suggestions of foul play and blamed his death last November on a heart attack.），與他爹是一樣的死因。後來聽到海伍德是被謀殺的之後，他母親還極度震驚，聲稱完全沒想到（"I'm horrified. This has come as a total shock." ）
所以，經過王立軍批準、在去年11月就結了的案子，在毫無來自苦主（包括遺屬以及其祖國）的壓力的情況下，王卻又於今年1月間去主動重新啟動調查，並於1月28日向薄熙來匯報，說他相信海伍德是被毒死的，而穀開來與此有關。這種怪事要發生，其前提是王立軍乃是好萊塢電影上的司法英雄，毫無私心雜念，不顧一己安危，隻有為正義獻身的滿腔熱血。哪怕是蠢如絕代雙白，也不至於會相信偉大的“洋共”、尤其是其爛汙司法戰線中會有這種英雄吧？
基於同一理由，王立軍也不大可能被迫啟動對海伍德案的調查。海外有媒體說，中央曾催逼王立軍調查此案，而王正是為此被迫去重新調查該案的。此說似無可信度。
上麵已經說過，此案雖是涉外死亡案，但最關鍵的一條，是苦主方麵並無壓力。英國政府是遲至今年3月份才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重新調查該案的，而英國駐華使館雖然聲稱他們在本年初向中國當局 “轉告了對案件的某些推測”，但同時更聲明：“當時死者家人對案件的處理方式感到滿意，而且也沒有理由不相信警方的調查結果。”
這一條非常關鍵：連死者家屬都滿意，誰還有理由去懷疑警方調查結果？中央怎麽會皇帝不急太監急？要中央插手此案，除非作案人員中有人向中紀委自首。但若真是這樣，則中紀委根本就不會去催王立軍，隻會繞過他獨立調查，因為他本身就有涉案之嫌。所以，王迫於中央的壓力重新調查該案的可能性似可排除。
根據同一理由也可導出，海伍德案不可能是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決定倒薄的理由。誠然，王立軍到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後，有可能將該案和盤托出。但那七位曾到重慶為薄熙來抬轎的常委（尤其是遲至3月7日還特地到全國人大的重慶組去吹捧薄熙來的周永康，人家可是主管政法工作的）若決心保薄，完全可以以此作為拒絕理由，反指王立軍誣陷。即使他們同意重新調查海案，除非他們對薄已懷必去之心，否則絕不會僅僅根據一個叛國犯的一麵之詞，就同意免去薄熙來的重慶職務，並同意溫家寶在招待會上作那番發言，要重慶政府“反思”。更何況這種案件必然非常複雜，黑幕重重，徹底查明真相需要時間，因此，除非政治局大多數常委除薄的決心已在此前下定，否則不可能光是憑王的舉報，便迅速認定穀開來涉案，在短期內即向全國宣布，並加重對薄的處分。
（三）關於海伍德案的其他疑點
網上盛傳，海伍德是英國間諜機構MI6的雇員，但據《紐約時報》，海伍德的熟人說，這神話本身就是海伍德自己造出來的，其實他不過是個牛皮匠。一個認識他的中國事務專家說，海喜歡故作神秘，裝成是在許多重大事件幕後操作的情報官員，但他真正的唯一本錢，隻是他與薄家的關係罷了。在他是英國間諜的流言傳開後，他的一位朋友說，海伍德本人就喜歡想像自己生活在密謀中，不過他的大多數朋友都認為這不是事實，他隻是喜歡浪漫冒險，因此進入了誰也沒去過的領域，最終卻因為無力控製局勢發展，斷送了性命罷了。換言之，這隻是個某人喜歡扮演007，卻為此最終真的掉了腦袋的黑色幽默活劇。
值得注意的是海伍德的另一位朋友，我的洋本家蘆先生（Mr Reed）的證詞，洋老蘆曾在海伍德死前與他多次共進午餐。海伍德告訴他，他已經有一年沒見到薄熙來了，與薄瓜瓜也隻是有偶然聯係。海說，薄熙來的圈內人懷疑他對薄的影響，因此離間了他們的關係。他一度為此擔憂自己的安全，甚至考慮過離開中國，但這種擔憂不久就消退了，海伍德開始過上了與薄家無關的生活，雲雲。如果這些證詞可靠的話，那它們提示薄家似無立即除掉海伍德的緊迫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每日郵報》於13日登出的消息，聲稱海伍德的遺孀王露露希望從使館得到英國簽證，能夠帶兩個孩子逃到英國。據信，中國當局要求王在警方仍然調查她丈夫死亡案件期間不要離開中國，目前她家門口有軍人守衛，去看望王的訪客都被下令離開。王露露的朋友說，他們對王的安全感到非常擔憂，而王也擔心害死他丈夫的凶手有可能追殺她和孩子，雲雲。如果這報道可靠，則它說明苦主並不認同中央宣布的調查結果——已經失去自由的薄穀開來及其同夥怎麽還可能去幹這種事？
這當然不是說，海伍德不是穀開來謀殺的。不能排除王露露隻是想借此機會移居英國，因而危言聳聽。我的感覺是，此案因為涉外，若真是謀殺案，英方人員必定要旁聽法庭審理，因此，薄穀開來及其勤務員有望獲得近似西方的公平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當局不大可能為了倒薄就製造出個冤案來。我的看法是，即使薄穀開來真的暗殺了海伍德，此案也不大可能是導致薄熙來倒台的真實原因，隻不過是個官方借口罷了。上麵已經反複說過了，若是政治局那七名常委鐵了心要保薄，要成功壓下此案毫無困難。在中國，比這更黑萬倍的案件都壓下來了，一個叛國犯舉報的算什麽？
這一推測與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相符。3月14日，在中央宣布罷免薄熙來的重慶職務的前一天，溫家寶召開記者招待會為此“提前吹風”，實際上是給出了對中央為何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但他隻字未提海伍德案，說的卻是“路線鬥爭”，亦即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在此前談政改時，他還說：“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而在談王立軍事件時，他又偏離主題去講中共的“彎路史”，很明顯是影射薄試圖推行文革路線，而這才是拿下他的真正理由。
由此可見，政治局常委決定拿掉薄在前，刨出海伍德案作為口實在後，符合後毛共把政治案“做成”刑事案的一貫作法。
（四）“唱紅打黑”不是“路線鬥爭”內容
薄熙來倒台後，自由派同聲相慶，以為那是毛左遭受的重大挫敗，中國向左轉的危險極大地減小了，而向西式民主法治社會和平演變的希望大大增加，許多人因此寄望於胡溫或是下一屆領導習李就此啟動政治改革。反過來，海內外毛左哭聲震天，也是因為誤以為“右派”得勢了。
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簡單化。薄熙來並不真是“文革派”，而他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也絕不是他此次倒台的原因。
實際上，現代中共領導，無論是太子黨還是團派，對毛澤東都非常崇敬，有著一種難割難舍的錯綜感情。首先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沒有毛澤東以及他建立的極權製度（他們太無知，不知道那是斯大林的發明，卻把那套歸功於他們的偉大領袖），就沒有他們今日為所欲為的無限權力以及子子孫孫受用不盡的富貴榮華。其次是國內尤其是黨內風靡一切的成功崇拜、權勢崇拜、謀略（＝厚黑學）崇拜，決定了他們對毛澤東這千古一痞必然五體投地，哪怕是父母備受毛迫害的太子黨也是敬愛多於懷恨。這就是今上為何尚未登極時即去西柏坡朝聖，在“建國”60周年時的遊行隊伍中還要特地弄出個毛澤東方陣來。就衝這錯綜情結，指望現任中共領導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的中共領導同意否毛就是一廂情願。前段辛子陵弄出個“政治局決定”來，聲稱胡中央行將與毛切割，完全是騰笑天下。
所以，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對“唱紅”毫不反感，事實上，官方媒體大規模“紅化”，影視中充斥了大量“紅色垃圾經典”，恰是在胡錦濤上去後發生的。“打黑”對那夥毫無法治觀念與人權觀念的匪徒來說就更不在話下了。
總之，多數中央領導人對所謂“重慶模式”並無反感。就在上個月開兩會時，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還盛讚：“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幹部群眾，銳意進取，紮實奮鬥，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麵貌發生了新變化”，就連皇儲習近平本人，也曾在2010年年底親自光臨重慶調研，不但肯定了“唱紅”，更“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麵取得的成效”。政治局常委中，隻有胡錦濤與溫家寶不曾去重慶為薄熙來抬過轎，溫家寶可能倒真是出自內心反感，胡錦濤不去則絕無可能是意識形態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庸主的“持重”本性所致，覺得薄熙來過於張揚，大樹特樹其絕對權威，有違鄧小平確立的黨內潛規則。
所以，這次薄被拿下，根本就不是因為他在重慶搞什麽“唱紅打黑”。中央比誰都清楚，薄即使掌了權，也隻會在鐵腕治黨治國上效法毛澤東，頂多以暴力“為民作主”，搞點“國進民退”的“均貧富”，乃是某些小白激賞的“洋共”領袖，絕不會搞毛澤東那套愚昧治國，更不會在中國重演文革的暴民政治。正如普京並非斯大林的簡單拷貝那樣，薄熙來也絕不會是毛澤東的逼真複製品。兩者繼承前輩的，都是其意誌、魄力與權術，並不是在政策方針上作簡單模仿。溫家寶在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哭訴“彎路史”，其實是指東打西。薄上台當然要打破現有利益格局，但引起大佬們惶悚的也就僅僅在這點上。若認為中央與薄的鬥爭是反文革與文革之爭，那就是書生之見了。遺憾的是，就連張鳴先生，似乎也持此天真看法。
寫完上文後，我看到了《多維》網“獨家新聞”中的這段話：
“對於薄熙來在重慶進行的‘唱紅打黑’運動，自始至終中央都沒表示否定。表明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裏，如果撇清其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因素及運動式的處理方式，‘唱紅打黑’本身並無不妥之處。反而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後所麵臨的現實情況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唱紅’符合中共的基本屬性，既能繼續保持中共作為一個崇尚社會主義政黨的純潔性，又能對今天已經極度‘物質崇拜’的民眾進行道德教化。而‘打黑’則更是應民所願，對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黑暗麵進行清掃，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可持久性。”（【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4-13/58701990-2.html，下同）
眾所周知，毋庸置疑，多維有中共背景，實際上是中共用來在海外“吹風”的傳聲筒，代官方媒體說出不便直接說的話。這段話與我的獨立思索完全一致，由此可見以上分析確實說出了中共領導人的心思。
（五）倒薄實出於不得已的非常決策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我曾寫了篇文章在海外雜誌上發表，預言此事終將不了了之，理由是胡錦濤並非毛澤東、鄧小平式的大獨裁者，不但是弱主，而且是庸主，最大特色是對百姓凶狠，對大佬庸懦，典型的團幹部積極分子的作派。他公開宣布的國策是“不折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好“維持會長”即可。
當然，小胡也曾拿下方麵大員陳良宇，但據《明鏡》網披露，那其實是江澤民的決策。就算是胡的乾綱獨斷也罷，那是在他甫執政之時，非此不足以立威，無以令行禁止，但明年他的任期即將結束，又何苦去高調處理王案，把藏在壁櫥裏的骷髏刨出來，當眾細細翻檢那“建國”以來僅次於林副叛逃的最大的政治醜聞？這麽做，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沉重打擊，有礙於他在曆史上的“維持會長”地位，更不用說在即將卸任前還去毫無必要地開罪有關利益集團了。
然而令我跌破眼鏡的是，王立軍案非但沒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反而“老鼠拉木鍁——大頭在後”，狗扯羊腸，越扯越長，拉出無數好家夥來了。拉到現在，中央居然通過海外傳聲筒放風，說有可能處決薄熙來：
“有消息表明，中共已初步掌握了他數額驚人的海外資產，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目前有證據顯示其個人親自指示或參與了幾起涉及命案的刑事案件。此外，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根據中共高層對薄熙來以上‘罪責’的初步定調，這位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不僅政治生涯已經結束，甚至其生命也將因此終結。”（引文出處同前）
在我黨曆史上，還從無以刑法處死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先例，劉少奇、賀龍等人都是“被迫害致死”的，並非法庭處決，其妙處在於誰也不用負責，甚至可以賴到國民黨頭上去。而江青同誌雖給判了死緩，但後來還是減刑了，最後是她自己上吊死的。而如今不但以庸懦著稱於世，更以其表觀上的四分五裂、黨內大佬互相公開挑戰、互不相下吸引全球眼球的胡中央，卻居然有這魄力要去開這個先例了！
而且，這竟然就發生在現任黨魁即將卸任之際。誰都知道，十八大是黨領袖集體換班之際。現代中共黨內權力交接是唐代“推舉藩鎮”的現代版，與西方政黨選舉毫不一樣。正因為野心家們無法如西方那樣以製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去滿足其權力欲，隻能暗鬥，絕不可明爭，所以權力鬥爭更加暗流湧動，凶險四伏。於是在接近集體換班之際，行將卸任的黨魁都隻會竭盡全力壓住驚濤駭浪中的扁舟，避免翻船，可偏偏就在此敏感時刻，胡溫卻不怕引起黨內權力鬥爭公開化，白熱化，招致黨的分裂，去“從重從快”大辦薄案，甚至放風要處死他！
這說明什麽呢？我上次那個預言，是依據常理作出的。而它所以落空，正是因為事態發展已經完全超出了常理能預見的範圍，乃是所謂的“非常事件”（extraordinary event）。若不以非常手段快刀斬亂麻，就有可能引出全黨無法承受的嚴重後果。換言之，不處理或是從輕從緩處理薄案，給現任中央領導帶來的危險，要遠遠超出了從重從快處理的惡果。正因為此，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常委才能達成共識，不但先同意罷免薄的重慶職務，後又批準公布穀開來涉嫌殺人案，對薄實行“雙規”，繼而又在海外放風要以重大刑事罪名處死他。
由此可見，薄案性質極其嚴重，給中共統治帶來了強大的衝擊，構成了89年以來我黨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以致引起了中南海的絕大恐慌，迫使它不得不采取89年以來、甚至建黨以來僅見的非常措施。
這就是為何出現了上文列舉的一係列怪事，諸如黨政軍警各地紛紛宣誓效忠、《解放軍報》一再呼籲軍隊效忠中央、鐵腕封殺言路等等。這些怪現狀根本不能用薄家刑事犯罪的嚴重性來解釋。
我深信，中央行將公布的薄家的罪行都是真實的，毫無誇張之處，但我同樣深信，絕大多數政治局常委至少是一樣不幹淨，或許薄家比起他們來要自愧弗如也未可知。以為百姓會相信中央發此空前雷霆之怒，隻是因為薄案“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完全是對草民智力的放肆嘲弄。After all，即使中國人以其驚天動地的愚昧享譽全球，但如堅信“洋共上層是清廉的”、崇拜其“打黑英雄”的台灣小白一般愚昧的大陸人，還真是找不出來。
（六）我的假說
以上所說，是已知事實以及根據它們導出的推知事實。根據這些事實，可以提出一個假說來圓滿解釋它們。這假說並不一定就是事情真相，但在我看來，它符合事情真相的概率最高，舍此而取其他假說，就不能解釋上述怪事。為構建此假說，我采納了海外媒體發表的某些“內部消息”。
上引《多維獨家新聞》中列舉的薄熙來的一係列罪名中，我覺得真正令他倒台的原因是這條：“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
上半截是盡人皆知的廢話，耐人尋味的是下半截——它說的是“中央領導層”，而不是“中央領導人”。這就是說，大多數政治局常委都受到了薄的“挑戰和威脅”，以致他們都同意把薄從重從快做掉，而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胡錦濤那弱主根本不可能一意孤行。
那麽，薄怎麽個“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法？綜合海外媒體傳聞，薄熙來曾夥同周永康，使用竊聽裝置，對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汪洋、賀國強、吳邦國、李長春等很多領導人的私生活和經濟犯罪進行秘密調查，搜集證據，建立秘密檔案，準備在中共18大籌備期間發動突然襲擊，奪取中央領導權。這個計劃包括在必要的時候動用安全力量逮捕習近平，以及在2012年春節後進行輿論抹黑和攻擊，薄熙來還為此雇傭了200多記者和學者，雲雲。
竊以為，這些傳聞雖然驚世駭俗，但大體可信。這是因為：
第一，舍此不能解釋上述一係列咄咄怪事：諸如以軟弱分裂為其最突出特征的胡中央突然一改常態，雷厲風行，異常迅捷狠辣地作出反應，施以空前雷霆手段，不但將薄妻定為殺人犯，而且竟向海外放風要將薄熙來本人處決；封殺國內大批網站包括烏有之鄉；命令全國黨政軍各地各部門尤其是軍隊警特赤誠效忠，等等。
第二，它符合薄熙來的誌向、性格與能量。從薄在重慶的表演可以看出，此人野心之大，還不是黨國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可以滿足的。他要當的是毛澤東那樣的萬民擁戴、萬古流芳的“人民救星”。文革中他飽經磨難，備受歧視，甚至一度係獄，錘煉出他殘忍無情的性格，而因為他的太子黨背景，在黨政軍警特中有著廣泛的人脈。如果他確與周永康那中國貝利亞聯手，再加上槍筆兩杆子（後者如張宏良、孔慶東、司馬南乃至海外“民社黨”小嘍囉），其能量絕不容小覷。
第三，它瞄準了現政權最薄弱之處。薄熙來乃父薄一波搞陰謀詭計的天資甚高，當年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卻能單槍匹馬在山西打天下。閻錫山被他忽悠得拱手放權，出錢出力出人，讓他自主練“新軍”，最後養虎貽患，被他在短期內就把整個新軍以及山西幾十個縣都變成了共黨的本錢。正因為他有著這些汗馬功勞，毛澤東才在七大之前力排“紅區黨”異議，讓他作了中央委員。
薄熙來大有父風，絕非胡溫等庸人可及。他敏銳地察覺，改革開放造出的深重民怨將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源。他要像他的精神導師毛澤東那樣，不但要利用民心把他送上大位，而且將以撥亂反正、為民作主、殺富濟貧的人民大救星青史留名。這不是說薄熙來要亦步亦趨地機械模仿毛澤東，而是說他看準了“民心可用”，準備以“弱勢群體救星”的身份閃亮登場，做中國的普京。而這一手確實對現中央構成了致命威脅。
我在《薄熙來：夭折的中國普京？》中指出，江澤民、朱鎔基的改革與葉利欽的極為相似，都是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瘋狂掠奪，都造出了空前的貧富懸殊。普京正是利用這一點，上台後搞“國進民退”，使出流氓手段來，做翻了好幾個金融寡頭，從而贏得了廣大俄國人民的衷心讚頌，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得民心的總統。比較普京的做法與所謂“重慶模式”，不難看出兩者之間驚人的平行之處。
不難看出，這才是對現中央的致命威脅。王立軍案發前，毛左喉舌張宏良寫了一篇聲勢洶洶的檄文，指“改革”為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大規模掠奪：
“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打著產權改革的幌子，把數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劃歸極少數官員和親友所有，造成九千萬工人下崗，數百萬婦女被逼良為娼；是打著房地產改革的幌子，把從農民那裏幾塊錢一平米強占的土地，蓋成房子再以幾萬元一平米賣給市民；是打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國人和富人幾毛錢和一兩塊錢購買的股票，與普通股民十幾元錢購買的股票，強製在一個市場上按照一個價格買賣，讓極少數富豪從上億股民賬戶上直接劃走了十幾萬億現金資產；是打著法製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崗工人、拆遷戶和股民不受法律保護，法院拒絕接受這三類人的訴訟…… 如此改革，不僅人間有‘爭議乃至非議’，甚至連鬼神都感到震驚和憤怒，真正達到了人神共憤、天怒人怨的極端地步。”
任何一個敢於尊重客觀的人，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不能不承認這些話說的基本是事實。更有甚者，張宏良還指責，《人民被日報》2月份發表的《寧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文章，是“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是“1%對99%的政治宣戰”，是官僚集團繼朱鎔基所謂“改製”之後第二輪對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搶奪。張宣稱，官僚集團試圖瓜分總價值150萬億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萬多家地方國企，其具體盤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壟斷行業——123個大型國有企業中121個（隻有2個沒納入壟斷行業）——解決掉，隻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18大怎麽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
如果他說的確實是官僚集團的謀劃，那麽薄熙來在18大召開前以此發難，指責胡溫等人企圖再度大規模搶劫國家財產，同時拋出他們的貪腐犯罪事實，以薄既有的高度的黨心與民望，同夥周永康對警特機構的控製，再加上其廣泛太子黨人脈，不難一擊成功，一舉端掉現領導，並將他們打進秦城天牢。
這可不是危言聳聽，除了癡情深信“中共高層清廉”的台灣小白外，是個正常人都知道，政治局內誰的屁股裏沒有屎？比起來，薄三公子興許是最幹淨的也未可知（這不是懷疑薄將是揭發出來的中共史上最大的貪汙犯，而是與拿捏他的大員們相比而言）。
第四，它能圓滿解釋為何溫家寶最初對薄的指控與後來官方宣布的罪名不一致。前已述及，溫在記者招待會上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黨的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試圖重搞文革，勢必將讓國家再走上“彎路”。然而此後中央卻是以“殺人案”將薄雙規的，中共的海外喉舌還澄清，“唱紅打黑”沒錯。這種表麵上的矛盾，提示薄確有可能以黨內造反方式發難，而且其借口就是現領導打著“改革”的名義大規模搶劫全民財產。這在敬愛的黨中央看來，當然就是否定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就是要搞文革。隻是後來他們才意識到，這非但無法用為薄的罪名，而且隻能自暴其醜，因此隻好走“反腐”的輕車熟路把薄幹掉。
第五，它能完美解釋海內外毛左在事變前後的高度一致、高度亢奮的反常表現。事變前一段時間，毛左空前活躍，開足馬力，大肆攻擊改革開放，無恥吹捧薄熙來，不但張宏良寫出了聲討《人民被日報》以及其後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大義凜然的檄文，就連張木生也撰文指著溫家寶的鼻子罵。而事變後毛左則氣急敗壞，如喪考妣，哭聲震天動地，大罵“反革命政變”、“右派政變”，號召全國人民起來與“胡溫右派法西斯政權”作殊死鬥，堪稱“舉國盡孝子，紅歌應繼魏忠賢”。
以上是我提出“薄熙來試圖發動政變，一舉打掉現中央領導”的假說的理由。那麽，這個政變密謀是怎麽暴露出來的？
據國內報刊報道，王立軍在遼寧鐵嶺市公安局長的接班人穀鳳傑，因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已於上月被沈陽市於洪區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他獲刑者還包括王立軍原搭檔、鐵嶺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富曉東等多人。據海外媒體披露，穀鳳傑在被審查期間，向中紀委供出了王立軍的類似罪行。中紀委決定調查王立軍，致使王向薄求助，卻被薄拒絕，王這才嚇得逃入了美國領事館。
竊以為，此說或有可信成分，但仍然不能解釋王為何要采取這種極端手段——如果王隻是為了逃避中紀委調查，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巨大權力，舉家逃往國外。何必拋妻棄子鋌而走險？
我的猜測是，王向薄求助不假，薄也拒絕了。但王此前已知薄穀開來殺人案，於是便以此隱約威脅薄，其目的是諷示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若進去了，免不得要把這事兜出來，不料立即引起了薄的強烈反彈——那也是必然的，以薄驕狂的性格，豈能受人挾製？王素知薄熙來心狠手辣，情知闖了大禍，性命不保，於是逃入美領館避難。在被送到中央進行“休假式治療”後立即供出了薄的政變密謀，使得胡溫等人極度震驚，立即決定罷免薄的重慶職務，留在京中加以控製。
這就是溫為何要在記招會上大講“路線鬥爭”與“彎路史”。隻是後來王立軍又供出了海伍德案，常委們才意識到這才是整薄的最佳口實，並立即抓住它把案子做大做強，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王之所以要到後來才供出此案，是因為他深知那對他本人立功自贖毫無用處，敬愛的黨中央絕不會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太太涉嫌殺人就與他破臉，更不會因為他貪腐就把他做掉。相反，若是他例外的清廉，反倒要引起上司和同僚們的深度疑忌，因而不能自安其位。隻有台灣專出的驚天動地的小白，才連這起碼的大陸官場文化ABC都不懂。別說是官員，就連我那當大夫的朋友，因為拒絕榨取病人錢財，還險些被同事擠出了那個三甲醫院。直到他被迫與同事同流合汙，這才一團和氣，天下太平。
以上便是我對薄熙來案真相的一點管窺蠡測。它隻是個假說，可能全部或部分符合真情，但也可能完全與真情不符。勿過，檢驗此說有個方法，就是看周永康是否隨之倒黴。蓋周入夥是“政變說”成立的必要條件——沒個貝利亞參與，秘密調查政治局常委的貪腐罪行是無法操作的。
我可以肯定地作出的，隻不過是過去早就反複說過的幾個結論：
第一，斯大林的背時設計，隻適合管理一個“一元化”的階級關係單一的奴隸社會（略去官僚集團即可視為無階級社會），無法用於管理多元化的階級社會。因此，當社會從前者轉入後者時，黨內就必然要分化為不同利益集團，絕無可能保持過去的宗教式團結。在這種情況下還想保持一元化的精誠團結，完全是癡人說夢，緣木求魚。
第二，斯大林設計出來的政體的“合法性”（＝精神權威）全靠“個人崇拜＋恐怖”產生。然而兩者都無法傳代。這是因為有個人崇拜就有黨內恐怖，兩者其實是一回事：把黨魁捧為上帝的同時，也就使得他的同誌們喪失了人身安全，賦予了黨魁任意屠殺同僚的無限權力。因此，沒有哪家共產黨（北韓例外）可以把這優良傳統一代代傳下去，遲早要在大獨裁者死後放棄。而一旦放棄了它，敬愛的黨中央就立即變成連權位的安排與移交都沒個最起碼規矩的劣等土匪山寨，遲早要垮於內訌，並給全民帶來曆史上見所未見的巨大災難。
第三，戰無不勝光焰無際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有史以來顛覆一切官僚統治的最強大的精神武器，因而構成了中共那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官僚統治自爆的核地雷。毛主席他老人家哼哼教導過我們：
“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我曆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
薄熙來同誌就是身體力行了偉大領袖這一光輝教導的堅強的反帝反修戰士，而且我相信，隻要中共不與他們的偉大領袖徹底切割，並徹底清算其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結束竊民自肥的官僚統治，那麽，這樣的好戰士將在未來層出不窮，正是林思雲十年前撰文號召的“革命自有後來人”。
|
|
迷霧重重猜薄案 由於中共的黑箱操作，薄案甚至比林彪案件還難猜。可以說，在這個案例上（僅僅在這一點上，of course），胡中央比毛中央的透明度還要低。當年林立果同誌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的活動等等，還是向全國人民及時傳達了的。人民大眾都知道，林彪是為了暗殺毛主席陰謀破產才跑掉的。真假不論，這說法至少能完美解釋偉大領袖為何要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及其死黨拿下來，而如今敬愛的黨中央推出來的對為何整肅薄熙來的解釋，隻怕隻有台灣專出的愚而好自用的白癡才會 take at face value.
這是為什麽？這說明了現代中共中央領導是何等虛弱，對自己能夠穩住大局是何等缺乏信心。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歪？
毛這麽做，非但不必擔心會引起黨內動蕩，甚至刺激其他野心家起來效法，還深信這些罪狀將是一勞永逸結果政敵的WMD，拋出去就足可使對方身敗名裂，遺臭萬年，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隻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他那邊，實際效果也基本如此。然而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這是因為“謀害毛主席＝謀害上帝”，必然要引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而“謀害胡主席＝普通的homicide”，類似於普通的民間謀殺案，無非是幹掉一個60年代才入黨的積極分子罷了。借用孟子的話來說，便是“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這在奉暴力為天憲、堅信“狼羊律”的共產黨人看來完全是小菜一碟。而若光是奪了他的大位，那就更是不值一提了。薄就是發動了政變又怎麽的？共產黨人不是從來堅信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麽？隻要薄“代表了曆史潮流”，“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那他就算是踐踏了黨內的潛規則，動用非常乃至非法手段取得大位，照樣偉大光榮正確，是不是？
光從這小小的對比來看，任何客觀中立的觀察家，都不能不佩服斯大林同誌的洞察力與發明力。他發明的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原意為邪教崇拜，中文翻譯失真），確實是維持那極權製度高度穩定的最有效軟件。去除了這個軟件，則最高領導人便永遠處於野心家的瞄準鏡中。金家祖孫之所以能傳三代，靠的全是這玩意。若是胡錦濤有這三根救命毫毛，那也就用不著如此戰戰兢兢，遮遮掩掩了。可惜他沒有。因此，即使薄熙來倒台的原因確實是試圖發動政變，他也絕不敢以此作為薄的公開罪名，he simply cannot afford it，否則很可能促發黨內軍內大亂，反而促成他的倒台。所以，他隻能“外鬆內緊”，以別的罪名做翻平西王，而這恰是薄案的最突出的表觀特點——公開罪名和理由，與處理的嚴峻以及黨中央的極度恐慌之間，絕對不成比例。
那位說了，你憑什麽不相信群眾相信黨？為什麽不相信薄熙來之倒台確如中央所說，就是因為受到了薄穀開來謀殺案的連累？卻要懷疑其後有政變的背景？
我當然無法得知真相，而且，我也不像某些海外媒體那樣，聲稱有著國內高層的信息源。我隻能靠官方提供的信息作邏輯推理，而正如已故高華先生以其不朽的巨著《紅太陽》向世人昭示的那樣，隻要思維方法對頭，靠公開的官方信息照樣能相當準確地偵破曆史的真相。
從已知官方信息來看，目前可以確定的幾個事實是：
（一）薄熙來案件是89年以來中共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八九風波”有過之無不及。
它體現在：
1）黨政軍警各部門各地方連續反複向中央宣誓效忠。在曆史上，這種事隻在毛逝世與“八九風波”之後發生過。
2）《解放軍報》接連發表文章，承認“曆史經驗表明，每當黨和國家麵臨大事，每當改革發展處於關鍵時刻，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往往更加尖銳複雜，影響穩定的因素也明顯增多”，要全軍“堅決抵製各種錯誤思潮侵襲，不為噪音所擾，不為流言所惑，不為暗流所動，確保部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反複強調“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始終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這種事，在我記憶中還沒出過。
3）鐵腕整肅懲治“傳播謠言”的網站與個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絡新聞協調局局長劉正榮、工業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長趙誌國於昨日（12日）宣布，3月中旬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會同通信、公安等部門清理的各類網絡謠言信息已達21萬多條，依法關閉的網站已達42家。如此大規模封殺言路的行動，在我記憶中隻有“八九風波”後有過，其時有位沈陽的肖某（？）因為“散布謠言”被判重刑。林彪事件後照樣謠言滿天飛，民間都說，林是被導彈打下來的，多數人相信的也是這個，還從未聽說有誰因散布這謠言倒了黴。
不僅如此，這次整肅還與六四後的整肅有個明顯區別——中央竟然“揮淚斬馬謖”，封殺了“烏有之鄉”。須知如今國內的自由派與毛左，頗有點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官僚集團看來，前者是不可信任的“野種”，後者是可以信賴的“嫡出”。連“嫡出”的喉舌都要封殺，說明這些人有可能卷入了平西王的奪權密謀。
以上三條，說明中南海處於極度驚恐中，而這絕不是罷免放縱家人卷入謀殺案的某高官可以引出來的衝擊效應。
（二）王立軍案難以自圓其說。
1）王立軍為何不顧一切逃入領館？迄今官方的解釋根本就毫無說服力。王並不是某些媒體上渲染的那個無頭腦的“彪子”。此人有勇有謀，膽大心細，否則也不會備受平西王的賞識了。而且，他身居高官，何以舍得在旦夕間視榮華富貴如敝屣，拋妻棄子，化裝逃入美國領館，申請政治避難？那隻可能是：
A、他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脅，而且還是immediate threat，也就是“危在旦夕”。
B、這危險不能以逃往北京解除。最安全的救命方案，是逃入領館。
C、他有相當把握美國會同意他政治避難。此為甲案。若被否決，則乙案就是通過領館——使館——外交部等薄熙來無法控製的中轉環節，直接向中央舉報，讓中央派人來將他護送出虎口。
D、他之所以敢於擬定甲乙案，並敢於自願走出領館，前往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是因為他深信他手中的幹貨足以使薄熙來倒台，而他能因立此大功而獲得中央赦免。
很明顯，官方所謂他掌握了穀開來謀殺案的證據或線索，去向薄熙來匯報，而薄熙來立即撤了他的職雲雲，並不能滿足上述A點與B點。而舉報穀開來謀殺之功，則不能滿足上述C點與D點。政治局常委中就算有巴不得薄熙來倒台的人，無非也就是一兩人而已（請牢牢記住，先後到重慶去為薄抬轎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七名之多，其中還包括了皇儲習近平），那些人會因為一個英國人死於非命就堅持原則，舍薄護王麽？由此可以導出下麵一點：
F、王立軍手上一定捏了足以製薄熙來於死命的“政治錯誤”，換言之，他拿到了薄針對大多數政治局常委的陰謀活動的證據，而這超出了後者的容忍限度，使得他們必欲將薄拿下而後快。
我在前文中說：“毛澤東不怕承認其權力鬥爭對手試圖發動政變，甚至敢將‘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頭上，還通過中央紅頭文件傳達到每個人那兒，而胡錦濤則根本不敢這麽做。”“如今哪怕黨內真有人策劃暗殺胡錦濤，胡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絕不敢聲張出去，遑論如毛那樣將此作為徹底結果政敵的手段。”
有的讀者無法理解此話。其實，是大陸人都該知道毛共與後毛共的區別。毛澤東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控製是絕對的，所以他的特點是“窮折騰”，到後期完全是在窩裏反，專講“路線鬥爭”，專門對自己人動刀子：“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最恨的就是“和諧”（這徹底違反了他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的“鬥爭哲學”）。他就是無事也要窮折騰，無端興大獄，動不動危言聳聽，聲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把捧了他幾十年的馬屁精劉少奇打成“中國赫魯曉夫”，何況是據說是有真憑實據的暗殺計劃的林彪？即使是沒有“政變計劃”也要捏造出一個來。
但後毛共就再也沒有了這種絕對的權威與控製力，黨已經被毛折騰得五癆七傷，四分五裂，繼任者再無毛的權威，隻能當“箍桶匠”，拚命箍住遲早要散開的黨。其特點就是“不折騰”，專門粉飾太平，專講“和諧”，以“維穩”為“重中之重”。而所謂“維穩”，最主要的還是維持黨內的穩定。因此，無論黨內何等四分五裂，對外都必須打腫臉充胖子，死裝出精誠團結的模樣來，再也不敢提什麽“路線鬥爭”了。趙紫陽是以“分裂黨”為理由被整肅的最後一人。從那以後，黨魁都隻敢以刑事（貪腐）而非政治理由整肅政敵。就連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疾言厲色的話，也沒敢挑明了“我們和薄熙來的鬥爭是路線鬥爭”。
因此，若是薄熙來真有暗殺胡錦濤的計劃（虛擬語氣），胡有那個尿脬敢向黨外宣布麽？笑話！胡不過是個爭取熬到明年光榮退休的“維持會長”，敢公布這種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致命打擊的噩耗，從而戳破“黨的團結”神話，通告百姓黨已經分裂到性命交關的嚴重地步，以致連黨領袖都得提著腦袋過日子麽？小胡再傻，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他還是懂的。若薄真有暗殺計劃，他也隻敢頂多讓政治局委員知道，作為說服他們讚同嚴懲薄的有力理由，但連對一般的中央委員都未必敢泄露，對外宣傳絕對隻會按普通刑事（亦即不涉及篡黨奪權）老路去處理。
2）王立軍為何與薄熙來翻臉？據官方說，那是因為他向薄熙來匯報了海伍德（Neil Heywood）之死與薄的家屬有牽連，招致薄的強烈反彈。
這就怪了。須知海伍德案乃是結案，不是懸案，也就是說，那案子早就結了，case closed。海伍德是去年11月死在重慶的，死後官方先是說他飲酒過量，酒精中毒而死，但通知其家屬卻說成是心髒病發作。海伍德的遺體未經屍檢就火化了。既然是在重慶死的，又是涉外案件，當然這結論與處理方式一定會得到王立軍的批準。
最重要的是，海伍德死後，並未在英國引起什麽反響。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他的英國親戚，都認為是正常死亡，都沒有向中國政府提出深入調查的要求，遑論對中國政府施壓。相反，不經屍檢就火化的要求，正是家屬提出來的。據英國《衛報》，海伍德的親戚還駁斥了他死於非法行為的說法，認定他死於心髒病（Heywood's relatives had previously dismissed suggestions of foul play and blamed his death last November on a heart attack.），與他爹是一樣的死因。後來聽到海伍德是被謀殺的之後，他母親還極度震驚，聲稱完全沒想到（"I'm horrified. This has come as a total shock." ）
所以，經過王立軍批準、在去年11月就結了的案子，在毫無來自苦主（包括遺屬以及其祖國）的壓力的情況下，王卻又於今年1月間去主動重新啟動調查，並於1月28日向薄熙來匯報，說他相信海伍德是被毒死的，而穀開來與此有關。這種怪事要發生，其前提是王立軍乃是好萊塢電影上的司法英雄，毫無私心雜念，不顧一己安危，隻有為正義獻身的滿腔熱血。哪怕是蠢如絕代雙白，也不至於會相信偉大的“洋共”、尤其是其爛汙司法戰線中會有這種英雄吧？
基於同一理由，王立軍也不大可能被迫啟動對海伍德案的調查。海外有媒體說，中央曾催逼王立軍調查此案，而王正是為此被迫去重新調查該案的。此說似無可信度。
上麵已經說過，此案雖是涉外死亡案，但最關鍵的一條，是苦主方麵並無壓力。英國政府是遲至今年3月份才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重新調查該案的，而英國駐華使館雖然聲稱他們在本年初向中國當局 “轉告了對案件的某些推測”，但同時更聲明：“當時死者家人對案件的處理方式感到滿意，而且也沒有理由不相信警方的調查結果。”
這一條非常關鍵：連死者家屬都滿意，誰還有理由去懷疑警方調查結果？中央怎麽會皇帝不急太監急？要中央插手此案，除非作案人員中有人向中紀委自首。但若真是這樣，則中紀委根本就不會去催王立軍，隻會繞過他獨立調查，因為他本身就有涉案之嫌。所以，王迫於中央的壓力重新調查該案的可能性似可排除。
根據同一理由也可導出，海伍德案不可能是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決定倒薄的理由。誠然，王立軍到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療”後，有可能將該案和盤托出。但那七位曾到重慶為薄熙來抬轎的常委（尤其是遲至3月7日還特地到全國人大的重慶組去吹捧薄熙來的周永康，人家可是主管政法工作的）若決心保薄，完全可以以此作為拒絕理由，反指王立軍誣陷。即使他們同意重新調查海案，除非他們對薄已懷必去之心，否則絕不會僅僅根據一個叛國犯的一麵之詞，就同意免去薄熙來的重慶職務，並同意溫家寶在招待會上作那番發言，要重慶政府“反思”。更何況這種案件必然非常複雜，黑幕重重，徹底查明真相需要時間，因此，除非政治局大多數常委除薄的決心已在此前下定，否則不可能光是憑王的舉報，便迅速認定穀開來涉案，在短期內即向全國宣布，並加重對薄的處分。
（三）關於海伍德案的其他疑點
網上盛傳，海伍德是英國間諜機構MI6的雇員，但據《紐約時報》，海伍德的熟人說，這神話本身就是海伍德自己造出來的，其實他不過是個牛皮匠。一個認識他的中國事務專家說，海喜歡故作神秘，裝成是在許多重大事件幕後操作的情報官員，但他真正的唯一本錢，隻是他與薄家的關係罷了。在他是英國間諜的流言傳開後，他的一位朋友說，海伍德本人就喜歡想像自己生活在密謀中，不過他的大多數朋友都認為這不是事實，他隻是喜歡浪漫冒險，因此進入了誰也沒去過的領域，最終卻因為無力控製局勢發展，斷送了性命罷了。換言之，這隻是個某人喜歡扮演007，卻為此最終真的掉了腦袋的黑色幽默活劇。
值得注意的是海伍德的另一位朋友，我的洋本家蘆先生（Mr Reed）的證詞，洋老蘆曾在海伍德死前與他多次共進午餐。海伍德告訴他，他已經有一年沒見到薄熙來了，與薄瓜瓜也隻是有偶然聯係。海說，薄熙來的圈內人懷疑他對薄的影響，因此離間了他們的關係。他一度為此擔憂自己的安全，甚至考慮過離開中國，但這種擔憂不久就消退了，海伍德開始過上了與薄家無關的生活，雲雲。如果這些證詞可靠的話，那它們提示薄家似無立即除掉海伍德的緊迫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每日郵報》於13日登出的消息，聲稱海伍德的遺孀王露露希望從使館得到英國簽證，能夠帶兩個孩子逃到英國。據信，中國當局要求王在警方仍然調查她丈夫死亡案件期間不要離開中國，目前她家門口有軍人守衛，去看望王的訪客都被下令離開。王露露的朋友說，他們對王的安全感到非常擔憂，而王也擔心害死他丈夫的凶手有可能追殺她和孩子，雲雲。如果這報道可靠，則它說明苦主並不認同中央宣布的調查結果——已經失去自由的薄穀開來及其同夥怎麽還可能去幹這種事？
這當然不是說，海伍德不是穀開來謀殺的。不能排除王露露隻是想借此機會移居英國，因而危言聳聽。我的感覺是，此案因為涉外，若真是謀殺案，英方人員必定要旁聽法庭審理，因此，薄穀開來及其勤務員有望獲得近似西方的公平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當局不大可能為了倒薄就製造出個冤案來。我的看法是，即使薄穀開來真的暗殺了海伍德，此案也不大可能是導致薄熙來倒台的真實原因，隻不過是個官方借口罷了。上麵已經反複說過了，若是政治局那七名常委鐵了心要保薄，要成功壓下此案毫無困難。在中國，比這更黑萬倍的案件都壓下來了，一個叛國犯舉報的算什麽？
這一推測與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相符。3月14日，在中央宣布罷免薄熙來的重慶職務的前一天，溫家寶召開記者招待會為此“提前吹風”，實際上是給出了對中央為何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但他隻字未提海伍德案，說的卻是“路線鬥爭”，亦即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在此前談政改時，他還說：“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而在談王立軍事件時，他又偏離主題去講中共的“彎路史”，很明顯是影射薄試圖推行文革路線，而這才是拿下他的真正理由。
由此可見，政治局常委決定拿掉薄在前，刨出海伍德案作為口實在後，符合後毛共把政治案“做成”刑事案的一貫作法。
（四）“唱紅打黑”不是“路線鬥爭”內容
薄熙來倒台後，自由派同聲相慶，以為那是毛左遭受的重大挫敗，中國向左轉的危險極大地減小了，而向西式民主法治社會和平演變的希望大大增加，許多人因此寄望於胡溫或是下一屆領導習李就此啟動政治改革。反過來，海內外毛左哭聲震天，也是因為誤以為“右派”得勢了。
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簡單化。薄熙來並不真是“文革派”，而他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也絕不是他此次倒台的原因。
實際上，現代中共領導，無論是太子黨還是團派，對毛澤東都非常崇敬，有著一種難割難舍的錯綜感情。首先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沒有毛澤東以及他建立的極權製度（他們太無知，不知道那是斯大林的發明，卻把那套歸功於他們的偉大領袖），就沒有他們今日為所欲為的無限權力以及子子孫孫受用不盡的富貴榮華。其次是國內尤其是黨內風靡一切的成功崇拜、權勢崇拜、謀略（＝厚黑學）崇拜，決定了他們對毛澤東這千古一痞必然五體投地，哪怕是父母備受毛迫害的太子黨也是敬愛多於懷恨。這就是今上為何尚未登極時即去西柏坡朝聖，在“建國”60周年時的遊行隊伍中還要特地弄出個毛澤東方陣來。就衝這錯綜情結，指望現任中共領導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的中共領導同意否毛就是一廂情願。前段辛子陵弄出個“政治局決定”來，聲稱胡中央行將與毛切割，完全是騰笑天下。
所以，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對“唱紅”毫不反感，事實上，官方媒體大規模“紅化”，影視中充斥了大量“紅色垃圾經典”，恰是在胡錦濤上去後發生的。“打黑”對那夥毫無法治觀念與人權觀念的匪徒來說就更不在話下了。
總之，多數中央領導人對所謂“重慶模式”並無反感。就在上個月開兩會時，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還盛讚：“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幹部群眾，銳意進取，紮實奮鬥，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麵貌發生了新變化”，就連皇儲習近平本人，也曾在2010年年底親自光臨重慶調研，不但肯定了“唱紅”，更“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麵取得的成效”。政治局常委中，隻有胡錦濤與溫家寶不曾去重慶為薄熙來抬過轎，溫家寶可能倒真是出自內心反感，胡錦濤不去則絕無可能是意識形態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庸主的“持重”本性所致，覺得薄熙來過於張揚，大樹特樹其絕對權威，有違鄧小平確立的黨內潛規則。
所以，這次薄被拿下，根本就不是因為他在重慶搞什麽“唱紅打黑”。中央比誰都清楚，薄即使掌了權，也隻會在鐵腕治黨治國上效法毛澤東，頂多以暴力“為民作主”，搞點“國進民退”的“均貧富”，乃是某些小白激賞的“洋共”領袖，絕不會搞毛澤東那套愚昧治國，更不會在中國重演文革的暴民政治。正如普京並非斯大林的簡單拷貝那樣，薄熙來也絕不會是毛澤東的逼真複製品。兩者繼承前輩的，都是其意誌、魄力與權術，並不是在政策方針上作簡單模仿。溫家寶在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哭訴“彎路史”，其實是指東打西。薄上台當然要打破現有利益格局，但引起大佬們惶悚的也就僅僅在這點上。若認為中央與薄的鬥爭是反文革與文革之爭，那就是書生之見了。遺憾的是，就連張鳴先生，似乎也持此天真看法。
寫完上文後，我看到了《多維》網“獨家新聞”中的這段話：
“對於薄熙來在重慶進行的‘唱紅打黑’運動，自始至終中央都沒表示否定。表明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裏，如果撇清其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因素及運動式的處理方式，‘唱紅打黑’本身並無不妥之處。反而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後所麵臨的現實情況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唱紅’符合中共的基本屬性，既能繼續保持中共作為一個崇尚社會主義政黨的純潔性，又能對今天已經極度‘物質崇拜’的民眾進行道德教化。而‘打黑’則更是應民所願，對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黑暗麵進行清掃，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可持久性。”（【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4-13/58701990-2.html，下同）
眾所周知，毋庸置疑，多維有中共背景，實際上是中共用來在海外“吹風”的傳聲筒，代官方媒體說出不便直接說的話。這段話與我的獨立思索完全一致，由此可見以上分析確實說出了中共領導人的心思。
（五）倒薄實出於不得已的非常決策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我曾寫了篇文章在海外雜誌上發表，預言此事終將不了了之，理由是胡錦濤並非毛澤東、鄧小平式的大獨裁者，不但是弱主，而且是庸主，最大特色是對百姓凶狠，對大佬庸懦，典型的團幹部積極分子的作派。他公開宣布的國策是“不折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好“維持會長”即可。
當然，小胡也曾拿下方麵大員陳良宇，但據《明鏡》網披露，那其實是江澤民的決策。就算是胡的乾綱獨斷也罷，那是在他甫執政之時，非此不足以立威，無以令行禁止，但明年他的任期即將結束，又何苦去高調處理王案，把藏在壁櫥裏的骷髏刨出來，當眾細細翻檢那“建國”以來僅次於林副叛逃的最大的政治醜聞？這麽做，必然給黨的威信帶來沉重打擊，有礙於他在曆史上的“維持會長”地位，更不用說在即將卸任前還去毫無必要地開罪有關利益集團了。
然而令我跌破眼鏡的是，王立軍案非但沒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反而“老鼠拉木鍁——大頭在後”，狗扯羊腸，越扯越長，拉出無數好家夥來了。拉到現在，中央居然通過海外傳聲筒放風，說有可能處決薄熙來：
“有消息表明，中共已初步掌握了他數額驚人的海外資產，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目前有證據顯示其個人親自指示或參與了幾起涉及命案的刑事案件。此外，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根據中共高層對薄熙來以上‘罪責’的初步定調，這位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不僅政治生涯已經結束，甚至其生命也將因此終結。”（引文出處同前）
在我黨曆史上，還從無以刑法處死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先例，劉少奇、賀龍等人都是“被迫害致死”的，並非法庭處決，其妙處在於誰也不用負責，甚至可以賴到國民黨頭上去。而江青同誌雖給判了死緩，但後來還是減刑了，最後是她自己上吊死的。而如今不但以庸懦著稱於世，更以其表觀上的四分五裂、黨內大佬互相公開挑戰、互不相下吸引全球眼球的胡中央，卻居然有這魄力要去開這個先例了！
而且，這竟然就發生在現任黨魁即將卸任之際。誰都知道，十八大是黨領袖集體換班之際。現代中共黨內權力交接是唐代“推舉藩鎮”的現代版，與西方政黨選舉毫不一樣。正因為野心家們無法如西方那樣以製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去滿足其權力欲，隻能暗鬥，絕不可明爭，所以權力鬥爭更加暗流湧動，凶險四伏。於是在接近集體換班之際，行將卸任的黨魁都隻會竭盡全力壓住驚濤駭浪中的扁舟，避免翻船，可偏偏就在此敏感時刻，胡溫卻不怕引起黨內權力鬥爭公開化，白熱化，招致黨的分裂，去“從重從快”大辦薄案，甚至放風要處死他！
這說明什麽呢？我上次那個預言，是依據常理作出的。而它所以落空，正是因為事態發展已經完全超出了常理能預見的範圍，乃是所謂的“非常事件”（extraordinary event）。若不以非常手段快刀斬亂麻，就有可能引出全黨無法承受的嚴重後果。換言之，不處理或是從輕從緩處理薄案，給現任中央領導帶來的危險，要遠遠超出了從重從快處理的惡果。正因為此，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常委才能達成共識，不但先同意罷免薄的重慶職務，後又批準公布穀開來涉嫌殺人案，對薄實行“雙規”，繼而又在海外放風要以重大刑事罪名處死他。
由此可見，薄案性質極其嚴重，給中共統治帶來了強大的衝擊，構成了89年以來我黨遇到的最大的統治危機，以致引起了中南海的絕大恐慌，迫使它不得不采取89年以來、甚至建黨以來僅見的非常措施。
這就是為何出現了上文列舉的一係列怪事，諸如黨政軍警各地紛紛宣誓效忠、《解放軍報》一再呼籲軍隊效忠中央、鐵腕封殺言路等等。這些怪現狀根本不能用薄家刑事犯罪的嚴重性來解釋。
我深信，中央行將公布的薄家的罪行都是真實的，毫無誇張之處，但我同樣深信，絕大多數政治局常委至少是一樣不幹淨，或許薄家比起他們來要自愧弗如也未可知。以為百姓會相信中央發此空前雷霆之怒，隻是因為薄案“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曆史上最大的貪腐案件”，完全是對草民智力的放肆嘲弄。After all，即使中國人以其驚天動地的愚昧享譽全球，但如堅信“洋共上層是清廉的”、崇拜其“打黑英雄”的台灣小白一般愚昧的大陸人，還真是找不出來。
（六）我的假說 以上所說，是已知事實以及根據它們導出的推知事實。根據這些事實，可以提出一個假說來圓滿解釋它們。這假說並不一定就是事情真相，但在我看來，它符合事情真相的概率最高，舍此而取其他假說，就不能解釋上述怪事。為構建此假說，我采納了海外媒體發表的某些“內部消息”。
上引《多維獨家新聞》中列舉的薄熙來的一係列罪名中，我覺得真正令他倒台的原因是這條：“個人‘狂妄自大’蔑視中央權威，甚至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
上半截是盡人皆知的廢話，耐人尋味的是下半截——它說的是“中央領導層”，而不是“中央領導人”。這就是說，大多數政治局常委都受到了薄的“挑戰和威脅”，以致他們都同意把薄從重從快做掉，而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胡錦濤那弱主根本不可能一意孤行。
那麽，薄怎麽個“挑戰和威脅中央領導層”法？綜合海外媒體傳聞，薄熙來曾夥同周永康，使用竊聽裝置，對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汪洋、賀國強、吳邦國、李長春等很多領導人的私生活和經濟犯罪進行秘密調查，搜集證據，建立秘密檔案，準備在中共18大籌備期間發動突然襲擊，奪取中央領導權。這個計劃包括在必要的時候動用安全力量逮捕習近平，以及在2012年春節後進行輿論抹黑和攻擊，薄熙來還為此雇傭了200多記者和學者，雲雲。
竊以為，這些傳聞雖然驚世駭俗，但大體可信。這是因為：
第一，舍此不能解釋上述一係列咄咄怪事：諸如以軟弱分裂為其最突出特征的胡中央突然一改常態，雷厲風行，異常迅捷狠辣地作出反應，施以空前雷霆手段，不但將薄妻定為殺人犯，而且竟向海外放風要將薄熙來本人處決；封殺國內大批網站包括烏有之鄉；命令全國黨政軍各地各部門尤其是軍隊警特赤誠效忠，等等。
第二，它符合薄熙來的誌向、性格與能量。從薄在重慶的表演可以看出，此人野心之大，還不是黨國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可以滿足的。他要當的是毛澤東那樣的萬民擁戴、萬古流芳的“人民救星”。文革中他飽經磨難，備受歧視，甚至一度係獄，錘煉出他殘忍無情的性格，而因為他的太子黨背景，在黨政軍警特中有著廣泛的人脈。如果他確與周永康那中國貝利亞聯手，再加上槍筆兩杆子（後者如張宏良、孔慶東、司馬南乃至海外“民社黨”小嘍囉），其能量絕不容小覷。
第三，它瞄準了現政權最薄弱之處。薄熙來乃父薄一波搞陰謀詭計的天資甚高，當年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卻能單槍匹馬在山西打天下。閻錫山被他忽悠得拱手放權，出錢出力出人，讓他自主練“新軍”，最後養虎貽患，被他在短期內就把整個新軍以及山西幾十個縣都變成了共黨的本錢。正因為他有著這些汗馬功勞，毛澤東才在七大之前力排“紅區黨”異議，讓他作了中央委員。
薄熙來大有父風，絕非胡溫等庸人可及。他敏銳地察覺，改革開放造出的深重民怨將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源。他要像他的精神導師毛澤東那樣，不但要利用民心把他送上大位，而且將以撥亂反正、為民作主、殺富濟貧的人民大救星青史留名。這不是說薄熙來要亦步亦趨地機械模仿毛澤東，而是說他看準了“民心可用”，準備以“弱勢群體救星”的身份閃亮登場，做中國的普京。而這一手確實對現中央構成了致命威脅。
我在《薄熙來：夭折的中國普京？》中指出，江澤民、朱鎔基的改革與葉利欽的極為相似，都是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瘋狂掠奪，都造出了空前的貧富懸殊。普京正是利用這一點，上台後搞“國進民退”，使出流氓手段來，做翻了好幾個金融寡頭，從而贏得了廣大俄國人民的衷心讚頌，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得民心的總統。比較普京的做法與所謂“重慶模式”，不難看出兩者之間驚人的平行之處。
不難看出，這才是對現中央的致命威脅。王立軍案發前，毛左喉舌張宏良寫了一篇聲勢洶洶的檄文，指“改革”為官僚集團對全民財產的大規模掠奪：
“當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打著產權改革的幌子，把數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劃歸極少數官員和親友所有，造成九千萬工人下崗，數百萬婦女被逼良為娼；是打著房地產改革的幌子，把從農民那裏幾塊錢一平米強占的土地，蓋成房子再以幾萬元一平米賣給市民；是打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國人和富人幾毛錢和一兩塊錢購買的股票，與普通股民十幾元錢購買的股票，強製在一個市場上按照一個價格買賣，讓極少數富豪從上億股民賬戶上直接劃走了十幾萬億現金資產；是打著法製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崗工人、拆遷戶和股民不受法律保護，法院拒絕接受這三類人的訴訟…… 如此改革，不僅人間有‘爭議乃至非議’，甚至連鬼神都感到震驚和憤怒，真正達到了人神共憤、天怒人怨的極端地步。”
任何一個敢於尊重客觀的人，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不能不承認這些話說的基本是事實。更有甚者，張宏良還指責，《人民被日報》2月份發表的《寧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文章，是“駭人聽聞的政治謊言”，是“1%對99%的政治宣戰”，是官僚集團繼朱鎔基所謂“改製”之後第二輪對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搶奪。張宣稱，官僚集團試圖瓜分總價值150萬億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萬多家地方國企，其具體盤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壟斷行業——123個大型國有企業中121個（隻有2個沒納入壟斷行業）——解決掉，隻要最後100多個大型國有企業落入外資和私人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18大怎麽變化，都將永遠是資本的天下。”
如果他說的確實是官僚集團的謀劃，那麽薄熙來在18大召開前以此發難，指責胡溫等人企圖再度大規模搶劫國家財產，同時拋出他們的貪腐犯罪事實，以薄既有的高度的黨心與民望，同夥周永康對警特機構的控製，再加上其廣泛太子黨人脈，不難一擊成功，一舉端掉現領導，並將他們打進秦城天牢。
這可不是危言聳聽，除了癡情深信“中共高層清廉”的台灣小白外，是個正常人都知道，政治局內誰的屁股裏沒有屎？比起來，薄三公子興許是最幹淨的也未可知（這不是懷疑薄將是揭發出來的中共史上最大的貪汙犯，而是與拿捏他的大員們相比而言）。
第四，它能圓滿解釋為何溫家寶最初對薄的指控與後來官方宣布的罪名不一致。前已述及，溫在記者招待會上含蓄指責，薄熙來違反了黨的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試圖重搞文革，勢必將讓國家再走上“彎路”。然而此後中央卻是以“殺人案”將薄雙規的，中共的海外喉舌還澄清，“唱紅打黑”沒錯。這種表麵上的矛盾，提示薄確有可能以黨內造反方式發難，而且其借口就是現領導打著“改革”的名義大規模搶劫全民財產。這在敬愛的黨中央看來，當然就是否定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就是要搞文革。隻是後來他們才意識到，這非但無法用為薄的罪名，而且隻能自暴其醜，因此隻好走“反腐”的輕車熟路把薄幹掉。
第五，它能完美解釋海內外毛左在事變前後的高度一致、高度亢奮的反常表現。事變前一段時間，毛左空前活躍，開足馬力，大肆攻擊改革開放，無恥吹捧薄熙來，不但張宏良寫出了聲討《人民被日報》以及其後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大義凜然的檄文，就連張木生也撰文指著溫家寶的鼻子罵。而事變後毛左則氣急敗壞，如喪考妣，哭聲震天動地，大罵“反革命政變”、“右派政變”，號召全國人民起來與“胡溫右派法西斯政權”作殊死鬥，堪稱“舉國盡孝子，紅歌應繼魏忠賢”。
以上是我提出“薄熙來試圖發動政變，一舉打掉現中央領導”的假說的理由。那麽，這個政變密謀是怎麽暴露出來的？
據國內報刊報道，王立軍在遼寧鐵嶺市公安局長的接班人穀鳳傑，因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已於上月被沈陽市於洪區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他獲刑者還包括王立軍原搭檔、鐵嶺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富曉東等多人。據海外媒體披露，穀鳳傑在被審查期間，向中紀委供出了王立軍的類似罪行。中紀委決定調查王立軍，致使王向薄求助，卻被薄拒絕，王這才嚇得逃入了美國領事館。
竊以為，此說或有可信成分，但仍然不能解釋王為何要采取這種極端手段——如果王隻是為了逃避中紀委調查，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巨大權力，舉家逃往國外。何必拋妻棄子鋌而走險？
我的猜測是，王向薄求助不假，薄也拒絕了。但王此前已知薄穀開來殺人案，於是便以此隱約威脅薄，其目的是諷示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若進去了，免不得要把這事兜出來，不料立即引起了薄的強烈反彈——那也是必然的，以薄驕狂的性格，豈能受人挾製？王素知薄熙來心狠手辣，情知闖了大禍，性命不保，於是逃入美領館避難。在被送到中央進行“休假式治療”後立即供出了薄的政變密謀，使得胡溫等人極度震驚，立即決定罷免薄的重慶職務，留在京中加以控製。
這就是溫為何要在記招會上大講“路線鬥爭”與“彎路史”。隻是後來王立軍又供出了海伍德案，常委們才意識到這才是整薄的最佳口實，並立即抓住它把案子做大做強，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王之所以要到後來才供出此案，是因為他深知那對他本人立功自贖毫無用處，敬愛的黨中央絕不會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太太涉嫌殺人就與他破臉，更不會因為他貪腐就把他做掉。相反，若是他例外的清廉，反倒要引起上司和同僚們的深度疑忌，因而不能自安其位。隻有台灣專出的驚天動地的小白，才連這起碼的大陸官場文化ABC都不懂。別說是官員，就連我那當大夫的朋友，因為拒絕榨取病人錢財，還險些被同事擠出了那個三甲醫院。直到他被迫與同事同流合汙，這才一團和氣，天下太平。
以上便是我對薄熙來案真相的一點管窺蠡測。它隻是個假說，可能全部或部分符合真情，但也可能完全與真情不符。勿過，檢驗此說有個方法，就是看周永康是否隨之倒黴。蓋周入夥是“政變說”成立的必要條件——沒個貝利亞參與，秘密調查政治局常委的貪腐罪行是無法操作的。
我可以肯定地作出的，隻不過是過去早就反複說過的幾個結論：
第一，斯大林的背時設計，隻適合管理一個“一元化”的階級關係單一的奴隸社會（略去官僚集團即可視為無階級社會），無法用於管理多元化的階級社會。因此，當社會從前者轉入後者時，黨內就必然要分化為不同利益集團，絕無可能保持過去的宗教式團結。在這種情況下還想保持一元化的精誠團結，完全是癡人說夢，緣木求魚。
第二，斯大林設計出來的政體的“合法性”（＝精神權威）全靠“個人崇拜＋恐怖”產生。然而兩者都無法傳代。這是因為有個人崇拜就有黨內恐怖，兩者其實是一回事：把黨魁捧為上帝的同時，也就使得他的同誌們喪失了人身安全，賦予了黨魁任意屠殺同僚的無限權力。因此，沒有哪家共產黨（北韓例外）可以把這優良傳統一代代傳下去，遲早要在大獨裁者死後放棄。而一旦放棄了它，敬愛的黨中央就立即變成連權位的安排與移交都沒個最起碼規矩的劣等土匪山寨，遲早要垮於內訌，並給全民帶來曆史上見所未見的巨大災難。
第三，戰無不勝光焰無際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有史以來顛覆一切官僚統治的最強大的精神武器，因而構成了中共那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官僚統治自爆的核地雷。毛主席他老人家哼哼教導過我們：
“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我曆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
薄熙來同誌就是身體力行了偉大領袖這一光輝教導的堅強的反帝反修戰士，而且我相信，
隻要中共不與他們的偉大領袖徹底切割，並徹底清算其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結束竊民自肥的官僚統治，那麽，這樣的好戰士將在未來層出不窮，正是林思雲十年前撰文號召的“革命自有後來人”。
